宋代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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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饮茶十分普及，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皇帝嗜茶，文人士大夫嗜茶，僧侣嗜茶，平民百姓也普遍饮茶，饮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所谓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饮茶兴盛突出表现在茶馆的兴盛上。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饮茶大盛，汴梁（开封〉、临安〖杭州）大街小巷，茶肆茗坊数量众多，服务形式多样，功能日趋复杂，分工层次明确，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概括地说，宋代茶叶消费数量多，影响大，茶叶生产、茶叶市场、茶税茶利、军事国防、民族关系均与之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促进了茶叶生产
虽然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茶叶消费能力、数量、质量千变万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茶叶消费水平比唐五代时有较大提高，消费数量有所增加，对茶叶生产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1.推动了茶区拓展，增加了茶叶产量
需求刺激生产。正是由于旺盛的消费需求，才使茶叶生产大发展。宋代产茶地区除云南外，包括15个省市，总计112个府州军，除其中10个军是在唐代州郡中分割出来的夕卜，实际产茶州府军为102个，这还不包括《茶经》所载唐代产茶而宋代暂时尚未找到资料证明的润州、费州、韶州、象州4个州。宋代茶叶产量估算约为140万担，比唐五代时最高产量80万担增长了60万担，增幅为75先。由此可概见茶叶消费对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在福建表现得尤为明显。陆羽《茶经，八之出》对福建茶区着墨不多，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说：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人宋后建茶异军突起，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当时的情况是，唐及唐以前，以蜀茶为重，待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人们连篇累牍地用最美好的文字赞美建茶，并以品饮建茶为自豪，掀起了一股消费建茶的狂潮。惟兹茗饮为可喜的直接后果是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繋新而趋时之好，故殊绝品之始得自出于蓁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茶叶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榷东南茶时，茶须悉送六榷务系之，分配给福建的岁课额是39.3万余斤。到元丰七年（1084）王子京为福建转运使，再榷福建茶时，建州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两共320余万斤，是榷东南茶时的8倍以上。而珍品建州北苑茶，初每岁不过产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如果没有消费者人竞贵之的狂热追捧，是不会有建安之茶散天下者不少的火热局面，同样也就不可能有包括建州在内的整个福建茶产的大发展。尤其是北苑茶中的绝品，茶刚采摘，售者巳担簦挈囊于其门，或先期而散留金钱，或茶才人笪而争酬所直，以致出现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的情况。
2.刺激了茶叶相关技术的进步
宋代对茶树栽培和管理、茶叶采摘和焙制、茶叶贮藏和饮用均非常重视，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技术水平比唐五代时期也有显着提高之处。这与茶叶消费，尤其是市场消费不无关系。如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即主要是茶树对外界环境的要求认知更加详细，更加具体，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畲》、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赵佶《大观茶论，地产》等茶着中。关于茶树品种，唐代陆羽《茶经》是从茶树生长环境和茶叶外形、颜色等来加以区别。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则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白叶茶、柑叶茶、早茶、细叶茶、稽茶、晚茶、丛茶等7种茶树的品种及性状。赵佶《大观茶论，白茶》则专门论述了白茶这一特殊品种。关于茶树繁殖，宋代创造的多子密植法为后世所继承。关于茶园管理，宋代已十分注意除草和施肥。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畲》引《建安志》说得很具体，云：开畲，茶园恶草，每遇夏曰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集除草、松土、肥园于一体。同时还介绍了利用桐木与茶套种之法，起到为茶夏挡阳光，冬避严寒的作用。关于茶叶采摘和焙制技术，宋代采秋茶的现象逐渐增多，甚至还有冬天采茶的记载，对采茶的时间、方式比唐五代更加重视，要求更严和考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采茶》、黄儒《品茶要录采造过时》、赵汝砺《北苑别录采茶》、赵佶《大观茶论采择》均提出了详细要求。采茶之后，必须进行拣茶，以便挑择肥嫩之叶，去除病伤芽叶与老叶等，以提高茶质。这道单独工序为唐五代所没有，而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茶病》、黄儒《品茶要录白合盗叶》、赵汝砺《北苑别录拣茶》、赵佶《大观茶论采择》均有详细记载。拣茶之后进人制茶阶段。最能代表宋代制茶水平的是团饼茶的生产，尤以建州为代表。宋代制茶工序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是蒸和焙这二种。茶拣后仔细洗濯干净后再蒸，蒸熟后经冷水淋洗后即研。研前先压，即榨茶，又叫压黄〈只适于建茶〉。研茶后即造茶，把茶匀人各茶模压成各色茶饼，然后用火烘干，即过黄，最后进行包装收藏。整个制茶过程技术精湛，要求甚高。赵汝砺《北苑别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佶《大观茶论》、庄绰《鸡肋编》卷下均有大量记载。至于宋代煎泡茶叶的技艺有了新的发展。其冲点法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是唐代煎煮技艺的发展，同时又为明代冲泡技术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宋代茶技还东传日本，成为日本诸派抹茶茶道的源头。宋代点茶技艺、点茶程序、分茶技艺、斗茶技艺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3.提高了茶叶质量，许多名茶脱颖而出。
北苑茶之所以深受消费者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合浮费者对髙档茶的消费需求。这种茶原料优等，要求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为茶病：对茶叶采摘、拣选、蒸搾、研制、烘焙、包装，每一道工序都要求相当精细，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独特的制茶工艺，把龙凤夯制作工艺推进到无以复加的顶峰。所谓乌蒂、白合，茶之力病。不去乌蒂，则色黄黑而恶。不去白合，则茶苦涩。蒸芽必熟，弃膏必尽。蒸未熟，则草木气存；去膏未尽，则色浊而钟重；受烟则香夺，压黄则味失，此皆茶之病。《大观茶论》也说：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宜，研膏惟熟，焙火相良，概括了制作龙凤茶工序中应注意的技艺。由于宋代到茶尤其是北苑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只求质量，不计成本，所产茶均为珍品，品质优良，堪称极品，成为各方争抢的奇货宝物。人们以品茶为荣，以赠建茶为敬，这种风气在社会上层中特别有市场，因而对双井、日铸、顾渚、蒙山等名茶生产也带来了一定毚响。消费市场对名优茶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茶叶采制工艺精益求精，促进了茶叶品质的提高，各地名茶因而脱颖而出，天下郡国，所出茶货，品类至繁据统计，宋代有名茶293种，比唐五代时期的148种多近一倍。名茶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反映了消费需求对茶叶生产的影响，是人们饮茶求精求优心态和行为的反映和必然结果。
4.促使茶类结构发生变化
宋代茶类以团饼茶为主导，不仅最负盛名的茶类是团饼茶，而且斗茶的原料是团饼茶，因而在众多史料中大多唯团饼茶制作工艺、斗茶标准为准则。如北苑茶制造有搾茶工序，制出的茶为白色，因而白茶就被评为好茶。赵佶认为，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蔡襄也说：茶色贵白。这两人均是宋代最负盛名的茶艺专家，他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范仲淹所作《采歌茶歌》广受欢迎，诗中写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襄看后不以为然，不客气地说：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遂建议把绿字改为玉字，翠字改为素字。这实际上是以北苑茶标准评定优劣。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不但评价茶汤优劣的标准在变，专尚团饼茶的消费习惯也在逐渐消失，草茶比例增多，声名大振，成为与高档团饼茶媲美的茶叶，受到消费者欢迎。尤其是景佑（1034~1038年）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后制作尤精，本来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但双井后来居上，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似乎奠定了腊茶与草茶并驾齐驱的局面。腊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两浙的说法即可揣其大略。双井茶，从欧阳修《双井茶》诗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斤茶，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及扬休诗句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赐云龙同，即可知士大夫以饮双井草茶为荣，认为其茶品质与最名贵的北苑密云龙不相上下。由于草茶崛起，饼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散茶份量日益加重。唐朝岁贡特盛的阳羡茶，原为团茶，人宋后巳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饼散过渡是宋代茶类发展的基本趋势，南宋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不蒸之茶即散茶，明代说：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这是饮茶习俗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
二、促进了茶叶市场的繁荣
虽然不同阶层的茶叶消费对茶叶市场的影响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消费对市场的拉动和贡献相当明显。从市场体系看，宋代全国茶叶市场网络体系在唐五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茶叶初级市场增多，中级市场集散周转功能强化，承销市场广阔，周边及海外市场拓展，各级各类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强化。究其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消费对市场的刺激。需求创造市场，决定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没有需求就无所谓市场，需求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宋代表现得相当明显。宋代茶叶市场体系的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发表过的《宋代茶叶市场体系的发展》《中国茶叶》2005年第1期）一文，这里不再重复。
三、官府获得了丰厚的茶利
主要有茶税、岁课、茶息，通商时为茶税、茶租。官府获取茶利以茶叶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背后支撑动力是消费需求的存在及旺衰。虽然榷茶制体制下，难免存在茶商与官方争利的现象，但主导茶利分配及流向的仍是官府，官府有利可图，否则就无法解释官府为何费心劳力来组织控制茶叶贸易了。官府认识到，由于茶叶消费数量庞大，茶叶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有着极为诱人的利益存在。刘承规说：山泽之饶，茶茗居最，宰相李纲说：摘山煮海者，天下之利源，而国家经费所赖以给足也，谁掌握了茶盐之利，谁就占据了主动权，茶盐之利在州县，则州县丰饶，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有些地方的主要收人就是茶，国家榷茶盐，大率淮浙之课在盐，江乡之利在茶。从大局看，茶、盐地位旗鼓相当，所谓茶、盐等也，茶盐，国之利权。假之方镇，则以供军；收之公上，则以裕国。对茶利，宋朝赖是以济，尤其在国势抢攘如此，州县匿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难方多的情况下，有犒师养兵修缮戎器之费，赖此干运，以济难危。茶利对宋朝贡献极大，成为官府重要财政收人。用周必大的话说，国家利润，鹾茗居半，可见某地位举足轻重。当然盐利占第一位，茶利次之。汪圣铎研究，榷茶收人约为全宋岁人数的百分之一至五，漆侠说得更具体一些，认为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人为五千九百四十余万贯，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而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人的百分之四，六和七，二。这么多茶利用在何处？绝大部分用以养兵。《历代兵制》卷八《宋》说：自皇佑〈1049-1054年）一岁之人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宝元间1038~1040年）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政收人，十中八九赡军。神宗〔1068~1085年在位）时陈襄指出，治平二年1064天下财人约6000余万缗，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分，这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茶利。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宋代茶利绝大部分用以养兵，当无大错。
从茶利征收总数也可概见官府获利之丰。宋初平江南后，岁约400万贯，嘉佑二年〈1035〉最少，岁课128万贯，内实钱86万贯，子钱46.9万贯。真宗、徽宗时榷茶收入较多，岁课约300-500万贯，南宋前期曾达600万贯，几乎是唐代茶利的10倍。大观三年〔1109〉蔡京将茶利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嘉佑1056-1063〉以前，岁课均赋茶户，岁输不过三十八万缗有奇，谓之茶租钱，当然收人有所减少，但如果加上茶税收人806032贯，仍有1175104贯，比通商前此二项之和1094093贯尚有较大增加。如果仅从租钱变息钱看，崇宁（1102-1106）以后，岁人之息，骤至二百万缗，视嘉佑益五倍矣，政和（1111~1118）改茶法，岁收息至四百余万缗。此外，蜀茶收人同样骤增，其始岁课三十万。李稷为提举，增至五十万缗。其后岁益至百万缗，绍兴十四年（1144）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茶马司富甲于天下―。官府除少量年份茶利为茶商所侵夺外，获利甚丰，这当然与官府立法太重，取利太多的残酷搾取有关，但也与市场消费增加密不可分。
四、提高军事国防实力
由于茶叶需求旺盛，人们在消费茶叶的同时，官府获得了大量茶利，其中很大部分用于军事边防。李新《上皇帝万言书》说：户部之计，茶利岁人，不訾边防之用，仰此以为喉吻之哺，从官府的出发点来看，茶利岁人首先属于政治目的。宋朝边防形势严峻，茶利岁人应满足边防之用为要务，因而在盐池之坏未复的情况下，国用尤急於茶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有犒师养兵修缮戎器之费，赖此干运，以济难危及岁仰茶利以佐军费是客观实情。如宋神宗〔1068-1085年在位）时经营熙河，急需大量金钱，而榷川茶取得的茶利，对支撑西北防务具有决定作用。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并非夸大其辞，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白。南宋时，赵开治蜀，茶利成为抗金的坚强后盾。赵开广泛开展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收到良好效果，赵开馈垧者十年，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到绍熙年间〈1190~1194〕，仅成都利州路岁人茶钱249.3万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由于茶利直接济军，关系非同异常，北宋专门置发运使以总六路赋人，其职以制置茶盐酒税为事，军诸国用多所仰给，明确规定把军储作为首要任务。这一规定非同寻常的举动，显示了茶利对军需国防的重要作用。榷茶之设也是利用少数民族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消费心理和饮食需求，设榷场售茶以助军需。真宗时〈998-1022年在位〉，河北转运使索湘会内殿崇班阎自新建议，请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收其利以资军用。南宋后，更是把金朝极为欢迎的腊茶运往榷场牟利，以补军费之不足。（绍兴）十二年〔1142〉，兴榷场，遂取腊茶为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人海之禁。西北地区面向西夏的榷场也是售茶牟利。田况所奏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安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欧阳修所说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均说明了这一特点。被宋朝奉为国策的茶马贸易政策，不用说其战略思想是充分利用蕃部所欲，大抵惟茶为急，恃茶马为命的特有消费需求，实现以茶易马，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整体考虑。所以当宋朝收复熙河时，面对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乏茶与之为市的被动局面，迅速作出反应，就近榷四川茶运往西北地区市马，换取大批战马，成为宋朝解决军马特别是良马的一条最重要途径。至于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虽诸蕃马多驽，无甚军事价值，但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达到靠军事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固边目的，也是相当深远战略考虑的政策。实现之一战略构想的重要基础是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当然，官府还主动利用交引制引导商人向边地输送军事物资，以茶偿价，从而达到巩固边防的重要目的。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於西北，利尝至数倍的局面，是官府着眼于增强边防实力，主动饶利茶商，用以解决军需的一项重要手段。雍熙〈984-987〉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并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这种方法嗣后推广。
乾兴〈1022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984-987年）法给券，以茶偿之气至和三年〔1056年、改辇钱帛于河北边防，以现钱和籴，惟人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刍、豆、粮、粟均为军需必需，军队日不可缺。交引制施行的前提是茶商必须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但这又须以茶叶销售为中心，茶叶消费水平提高，茶叶销售渠道畅通，茶商才会人中提茶，否则必然难以为继。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茶叶消费市场的广阔，交弓I制实行时间较长，对军需国防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天圣三年0025年）夷简评价道：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于茶叶消费大有关系。
五、成为民族融合的粘合剂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虽然曾有过分裂和战争，但各民族的友好交往和融合是主流。要达到这一点，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络、经济往来必不可少。两宋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均一如汉族饮茶成风，辽金中华茶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突的茶礼和饮茶技艺。而这些饮食习俗之所以得以保持，其中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得到照顾。无论是通过赏赐还是贸易，茶叶这一少数民族消食去脂保健的必需之物，源源不断地得以输人。二是各民族的经济联系不能断绝。通过榷场贸易、茶马贸易，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曰益密切。正是由于宋朝产茶，各少数民族又迫切需要茶，因而经济文化往来和联系更加密切，共同开发祖国的边疆地区，为统一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如西夏元昊发动对宋的战争，茶叶贸易停止，西夏人民迫切需要的茶叶无法得到，激起人民反对，他们发出了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元昊赶快与宋议和，停止战争。宋辽榷场贸易中，茶为重要输出物。为了促使市场繁荣，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采取鼓励政策，诏雄州，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金国统治者认为，茶仅是出于宋地的草芽，实乃无用之物也，但问题是金国饮茶盛及一时，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因而几次禁茶却无甚效果。自造茶质量又差，价格也高，根本推销不出去，比起作榷茶本钱的宋朝腊茶不可同日而语，富者瀹建茗，尤其是婚礼中必不可少，因而私茶泛滥成灾。就这样，金国人以这种方式也要维持嗜茶已久的消费习俗。西南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羁縻政策下，茶叶消费有保证，因而使黎州地区直到南宋前期基本上保持了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和平局面。其中朝贡次数最多的邛部川素效顺，扞卫边陲，成为宋朝的依靠力量。可见，各民族以茶为纽带，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茶对民族团结的贡献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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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成都平原的茶叶消费与茶马贸易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一天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建窑对宋代斗茶的影响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
宋，就是最早的极简！
宋人喜好斗茶及使用黑釉瓷茶盏，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风格的反映。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其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追求。加之宋人崇尚以茶养生，受理学思潮的熏陶，重视人的内省，通过人内心的沉思，达到人心里的进化。而庄严肃穆、如面壁参禅式的斗茶，恰好反映了宋代重视内省功夫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素质。故而也就受到帝王的喜好。
上行下效，促使建窑黑釉瓷茶盏大量生产，更多的瓷窑烧造黑釉瓷茶盏。而兔毫盏便是建窑黑釉瓷茶盏中的代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当时文人墨客对黑釉兔毫盏的记录中也可看出：蔡襄《茶录》下篇：茶色白，宜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然其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喜共紫瓯今宜酌，慕君潇洒有余情。
建窑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在北宋晚期至南宋鼎盛一时，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这与建盏自身的特性、斗茶的需要以及当时上层社会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它在宋朝的兴盛也在情理之中。《中国陶瓷》：斗茶的风习，始于宋初，徽宗朝为盛，南渡以后衰歇。此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宋代建窑黑瓷的突然兴起与宋代上层社会饮茶、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
就北宋和南宋两代，建窑黑釉器的生产工艺精湛，影响颇为深远。宋代闽北和闽东的大批瓷窑都纷纷追慕效仿，像南平、建瓯、松溪、蒲城、崇安等地，都烧制过建窑风格的黑釉瓷器。它的影响还远及江西、四川、浙江、山西等地。江西吉州窑的鹤鸽斑是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可与建窑兔毫盏齐名，为时人争购，为后人珍藏。
总之，受当时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影响，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非常讲究，同唐朝的质朴相反，违背了茶圣陆羽的初衷。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外观和造型，而且更看重其质地，由前朝的陶或瓷，发展为玉、金、银或漆器，并相沿成风，日趋奢侈。
至明代初年，废团茶而代之以散茶，冲泡散茶的饮茶法代替了碾末而饮的点茶法，斗茶之风也渐趋消失，曾经盛行一时的建窑黑釉盏，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黑釉盏中的珍品兔毫盏，由于其烧制技术要求较高，伴随着斗茶文化的衰落，也随之日渐减少，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茶叶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角色，一般指社会活动或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关系与情境内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社会赋予其特定的职责功能与义务。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茶指的是茶实体以及对茶的品饮过程，如以茶待客、茶修身指的就是狭义的茶。广义的茶与广义的茶文化相等同，内容涵盖广泛，茶树栽培、茶的制作加工、茶具、茶的品饮、与茶有关的文学艺术等等皆在此列。下面我们来看看广义的茶所具有的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一般指社会活动或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关系与情境内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社会赋予其特定的职责功能与义务。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茶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
第一，雅俗共赏的休闲方式载体。贡茶制的出现虽给茶民带来了一定负担，但同时也推动了名茶的开发与制作技艺的提升，并由此产生了民间的品茶与斗茶现象，至宋时这一现象蔚为壮观，保存下来的诸多画作、诗作对此都有反映。从街头巷尾的茶馆艺人至文人墨客再至达官贵人，无不参与其中。如盛行于宋的分茶（又称茶百戏、茶戏等）名家就有宋徽宗赵佶、大诗人陆游、着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
第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茶的诗词数量巨大，且不乏上乘之作。仅陆游所作茶诗就有300多首。乾隆帝诗作《观采茶作歌》中的第一句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也被后人广为传诵。与茶相关的画作在中国传统画作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南宋刘松年的《撵茶图》、元代赵原的《陆羽烹茶图》、赵孟頫的《斗茶图》、明代唐寅的《品茶图》等均是珍贵的社会文化史料与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第三，皇权皇威的传达者。贡茶制源于西周之初，从那时起，茶就与皇权有了某种内在联系。自唐代始，在上贡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贡茶院，专门负责为皇室精选优质茶。五代时，皇帝向臣子赐茶渐成制度。被赐人群主要分为四大类：大臣、将士、僧道和庶民、四方少数民族部落，以此来显示皇权之高贵，皇威之浩荡。
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
第一，社会文化的传承者。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茶元素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下来的茶的大量加工技术方法、茶具制作技艺、茶的品饮方式、茶图书、书法、绘画、歌舞等等，不仅活生生地再现了传统茶文化的特色，而且有益于现代茶文化的开拓创新，从而使茶文化本身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载体，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前行。饮用茶饮料之风的迅速蔓延就是很好一例。
第二，社会交际关系的推动者。茶正在向国饮的角色转变，并已经成为向国外领导人、国际友人传达友谊的重要馈赠品，是商界馈赠、招待应酬的必备之物。同时，茶也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交流心得、增进感情的重要润滑剂。
第三，生活标签展示者。传统社会中，茶的品饮人群可分为宫廷、文士、雅术、民俗四大类。可见，饮茶并非某一类人群的专利。所以，茶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身份的标签，它们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但不论哪个阶层、哪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喜欢品味茶，也喜欢品味生活，钟情喝茶，乐观生活。
第四，人口素质的呵护者。茶的主要可利用成份为茶多酚及其衍生物，广泛应用于制药、保健、化妆品、食品及饮料之中。经科学研究发现，茶具有醒神、健脑、化浊降脂、减少电磁波辐射危害、解毒利尿、延缓衰老等功效。茶自古喻意清淡、高雅，中国茶道更是内涵丰富，静、雅、和三字道出了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联系：内心修养需静，文化诉求要雅，社会关系要和。这关乎的是人的精神文明素质。所以，茶是现代中国社会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五，经济发展推动者。产茶区多为远离都市的偏僻山区，那里的百姓多以茶为生。茶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也是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撑之一。2009年全国茶园面积2800万亩，产量128万吨，产值约为900亿元。以茶为原料的各类饮料发展迅速，2009年我国消费茶饮料600万吨，按100:1的比例，约用去6万吨中低档茶。相比日本每年以茶多酚开发出的各种产品200亿美元的产值，还有巨大的开发利用空间。
第六，民族风俗的言说者。各民族风俗的差异也体现在茶俗的不同之上，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喜竹筒茶，湖南城步苗族喜虫茶，云南大理的白族喜三道茶，藏族喜酥油茶，蒙古族喜盐奶茶等等。茶在不同民族的婚丧嫁娶中的使用也都有着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寓意。如回族禁酒，各类节日礼仪中均以茶为敬。藏族把茶叶作为婚姻的珍贵礼品，把色泽红润的茶汤作为婚姻美满的象征。
需提及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茶的这些社会角色的把握与运用还存在着诸多误区。在精品茶中，有为了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存在着过分采摘单一嫩芽的现象，如行业过度发展单一嫩芽茶加工，这不但使绿茶原香降低，营养成份减少，也遏制了绿茶技术的创新，更是对茶的精神实质的违背。饮茶有益健康，但许多人饮茶方式是错误的。如喝冷茶浓茶、饭后立即饮茶、喝冲泡次数过多的茶等等，这些不但无益身体健康，反而会给身体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普及茶饮与普及茶文化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
宋代茶叶交易的“怪象”
茶叶专卖始于唐，专卖就是寓税于价，国家在老百姓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获取了隐蔽的税收收入。
受唐代飞钱的启发，宋代在专卖事业中普遍使用交引、交钞之类的有价证券。以盐茶为例，每当商人向政府申请批发盐茶用于零售经销，或者直接在京师交纳现金获取专卖权时，都会经过领取凭证的过程。宋人把这种凭证统称为文券，具体名称为交引或交钞。
同时，宋代开始使用称为会子和交子的纸币。纸币和交引、交钞一样，不仅携带便利，而且还兼有汇票的作用。
正如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引发交易和投机一样，宋代大量使用盐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也同样会引发交易和投机。在当时社会上有价证券交引、交钞的持有者大多是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盈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也会选择将交引、交钞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直接兑换成货币。
宋代与唐朝相似，市面上流通的常常是两种以上不同币材的货币，如唐代铜钱和绢帛兼行，宋代则是铜钱和纸币(交子、会子)并用。交引、交钞的流通和货币的多样性，使中国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经营有价证券买卖和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迅速从兼营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宋代应运而生的交引铺、兑便铺，便是这一类专业店铺。兑便铺经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业务从中赚取兑换差价。交引铺则以盐引、茶引为经营对象，低进高出赚取交易差价。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南通街区有价证券交引铺的交易盛况时说：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梦梁录》也记载，南宋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多是金银盐钞交易之铺户，前列金银器及现钱，谓之看垛钱交引铺以现钱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涨跌适时转售给专营商人，赚取买卖差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者如出一辙。
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宋代饮茶之风大兴,这使得茶叶的大量生产成为必需。李觏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潘)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又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2]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已经普遍化、平民化了，而且当时人们对茶树的生物特征的认识大为提高。赵汝砺云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菱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茶园户、茶农根据茶树喜疏松、肥沃土地的特性，注意对茶树耘治和施肥，以利于茶树的栽培和产量的提髙。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产茶。而临安府的茶叶产量在东南诸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辖9县有6县产茶,其中名茶就有余杭径山寺之龙井茶以及西湖龙井产地所出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等。
南宋时期，临安府茶叶生产已属商品化生产，其生产形态多样，类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这些农户中不仅有个体小农，还有部分地主。南宋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封建政府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农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生产。临安府所辖各县多丘陵山地，宜于农户广泛栽种茶树，而且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髙于粮食作物，从亊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所以不f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副业。
第二类是茶叶生产专业户茶园户。茶园户中的一部分是由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转化而来的。由于生产茶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着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茶叶生产也由副业的地位上升到了主业。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经济地位亦较悬殊。小的茶园户或称之为茶农，除在采茶繁忙季节外，一般不雇工。规模较大的茶园则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是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通过茶园以榨取茶租。这里也就产生了部分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这是农业生产中封建租佃关系在茶叶生产中的反映和表现。其二是雇工经营。有的茶园主招雇人工进行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与加工;也有的茶园主将部分茶叶分配给小作坊主加工，然后向他们收取制品，付给一定的报酬。茶园主主要是依靠剥削茶工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而起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显然是货币关系，与封建租佃制关系不同。
第三类是寺院经营的茶园。寺院种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寺院占有大量山地园林;二是寺院大量僧侣为茶叶生产、加工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宋代寺院拥有雄厚的资本，寺院比一般农户占有更多的田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工商业在宋代特别发达，经营工商业易于获取巨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寺院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日益活跃。当时两浙地区寺院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据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断。这些都使得临安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现象。《咸淳临安志》就有寺院经营茶园的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
寺院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焙制都由专门寺僧承担。小寺院古地较少，资本不足，产量不多，所产茶叶多半用于自己消费,其茶叶商品率不髙。至于占地较多、资本雄厚的大寺院和中等寺院，其用于自己消费和献佛馈赠的茶叶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用来供应市场,其茶叶商品率较髙。即使在茶法严密的情况下，寺院茶园所产茶叶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走私到市场中去。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防。茶叶生产成为大中寺院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以上,对南宋临安府存在的三种茶叶生产类型做了横向的剖析。其实，上述茶叶生产者是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茶叶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才能最终投放到市场。茶叶采摘是制茶工序的开始，它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质量。唐人陆羽的《茶经》对茶叶的采摘已十分重视。指出，采摘之时，须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间，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只待天气晴朗的早展乘露而采。宋人则更加讲究，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資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采茶时还要注意操作要领和技巧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则多温易损。W宋代采摘秋茶反映出当时茶园已由粗放管理向精耕细作管理转化了。
茶叶采摘后，晴择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W选择肥嫩茶芽，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冻害和病虫害茶叶、老叶及残破之叶，称为捡茶。捡茶之后便进人制茶阶段。宋代茶叶按其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腊茶和草茶两类。腊茶即片茶，指为团跨者，草茶又分为散茶和末茶等。但宋代的茶叶加工方法未能统一,各地对茶叶的加工各行其是，先进与落后的加工技术同时在各地出现。
宋代茶叶的焙制方法基本承袭唐代。唐代的团、饼，宋代称片茶。其制作大致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几个程序。在片茶的制作技术和工艺上，宋代有很大突破。一是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人则更重视蒸和焙。因此，宋代蒸茶便是制茶的重要程序之一其操作要领是:把洗净的茶芽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淸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色赤而不胶。二是捣，，的工序,唐时用杵臼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效率低。南宋临安地区则普遍用水力研磨加工茶叶。用水磨研茶，较之用杵臼的人工捣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茶叶的成本必然降低而质量更有保证。三是团、饼的拍制艺术，尤其是饰面,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精致至极。这样的精品当然价值昂贵。南宋时一夸之直(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1](二这也只有帝王才消受得起。因此南宋时期制作更多的是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散茶、末茶，散茶和末茶在局部地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临安地区就以出产草茶为主，它矽加工技术比蜡茶要简易得多。蒸而不捣者为散茶，捣而不拍者为末茶。余杭径山寺的龙井茶就有蒸、碾、焙、干、研、末的,称为抹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除蒸淸散茶外还出现了炒青散茶。据日本资料记载，光宗赵佯绍熙元年(1190年)，荣西和尚来我国留学，将釜熬茶制法引进日本，这说明宋朝当时已有炒青制法。当然这种焙制方法还未普及，当时临安府仍以蒸清散茶和末茶为主。
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宋代茶叶政治属性的探讨
几千年前，茶被发现并作为药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茶的用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外科学家关于茶对人体医疗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茶莫大的兴趣。然而，茶的这些用途，都属于商品功能或物理功能的范畴，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对宋代茶的政治属性作一探索。
积贫 积弱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但是在北方，散布在辽河流域及今热河一带钓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散布在今甘肃至陕西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散布在今东北境内的女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权，接着又有蒙古族奴隶主集团的兴起。这些政权，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疆域，实现野心勃勃的黄梁美梦，在政治上不断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
宋太祖在统一国家建立王朝以看，总结了中晚唐以来宦官擅权，潘镇割据导致泱泱大唐覆灭的教训，在执政的第二年就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驻在国内要冲之地，专力防范农民起义，而在边境仅驻守可资防范的部队，这种麻痹轻敌的错误战略，给伺机而动的辽国等以可乘之机。同时，北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丝毫不肯放松和让步，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烟四起。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战役开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为中国中世纪史上懦弱无能的政府，史称“积贫积弱”王朝。
绢、铜钱、茶叶
宋代的北疆，相继建立的西夏等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频频向宋发动军事进攻，迫使宋加强战备，增强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拮据和战马短缺成为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两大难题就成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开始以绢、铜钱、茶叶折支马价。但是一匹绢值为一贯，一匹马值为三十贯，用绢买马显然是朝廷难以负担的。每年消耗铜资源铸造的铜钱既使全部买马也就只能购买几万匹。况且，“有司言，戎人的钱，销铸为器(兵器)”，在军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产茶五六千万斤，全国人口最多是为四千余万，茶叶人均占有量为一斤多，(编者注：现在我国人均年消费茶叶约为六两，当时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有充沛的货源用以外销。当时茶叶是国家专卖，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几百万贯，“国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为为中央财政提供几万匹马的马价。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茶马，是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茶与马的比值，随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等因素常有涨落，另外，马有骏驽之分，茶有优次之别。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博马由北宋年平均约2万匹降至约5000匹。
仁宗时西夏发动对宋战争，茶马互市停止，使西夏“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停战议和的原因之一。
再从宋对外贸易来看，《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四年(1130)，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问不以茶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迁)……渝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佐证不以茶易马，已危及国家安全。
从以上对绢、铜钱、茶叶博马的利弊分析，可以认为，以茶博马是最理想的举措。
战马羁縻马
榷茶博马是宋代的边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认为“榷茶所获利不多”，与神宗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在神宗亲自主持下，于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宜，岁以2万匹为额。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正式实施。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
《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买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其他多分配内地部队。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还是茶叶这张牌，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抬属性。
探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
探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
几千年前，茶被发现并作为药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茶的用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外科学家关于茶对人体医疗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茶莫大的兴趣。然而，茶的这些用途，都属于商品功能或物理功能的范畴，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对宋代茶的政治属性作一探索。
积贫积弱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但是在北方，散布在辽河流域及今热河一带钓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散布在今甘肃至陕西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散布在今东北境内的女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权，接着又有蒙古族奴隶主集团的兴起。这些政权，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疆域，实现野心勃勃的黄梁美梦，在政治上不断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
宋太祖在统一国家建立王朝以看，总结了中晚唐以来宦官擅权，潘镇割据导致泱泱大唐覆灭的教训，在执政的第二年就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驻在国内要冲之地，专力防范农民起义，而在边境仅驻守可资防范的部队，这种麻痹轻敌的错误战略，给伺机而动的辽国等以可乘之机。同时，北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丝毫不肯放松和让步，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烟四起。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战役开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为中国中世纪史上懦弱无能的政府，史称积贫积弱王朝。
绢、铜钱、茶叶
宋代的北疆，相继建立的西夏等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频频向宋发动军事进攻，迫使宋加强战备，增强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拮据和战马短缺成为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两大难题就成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开始以绢、铜钱、茶叶折支马价。但是一匹绢值为一贯，一匹马值为三十贯，用绢买马显然是朝廷难以负担的。每年消耗铜资源铸造的铜钱既使全部买马也就只能购买几万匹。况且，有司言，戎人的钱，销铸为器（兵器），在军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产茶五六千万斤，全国人口最多是为四千余万，茶叶人均占有量为一斤多，（编者注：现在我国人均年消费茶叶约为六两，当时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有充沛的货源用以外销。当时茶叶是国家专卖，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几百万贯，国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为为中央财政提供几万匹马的马价。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茶马，是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茶与马的比值，随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等因素常有涨落，另外，马有骏驽之分，茶有优次之别。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博马由北宋年平均约２万匹降至约50００匹。
仁宗时西夏发动对宋战争，茶马互市停止，使西夏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停战议和的原因之一。
再从宋对外贸易来看，《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四年（1130），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问不以茶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迁）渝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佐证不以茶易马，已危及国家安全。
从以上对绢、铜钱、茶叶博马的利弊分析，可以认为，以茶博马是最理想的举措。
战马羁縻马
榷茶博马是宋代的边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认为榷茶所获利不多，与神宗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在神宗亲自主持下，于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宜，岁以２万匹为额。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正式实施。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
《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买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其他多分配内地部队。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还是茶叶这张牌，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