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茶叶战争

发布时间 : 2022-03-13
明朝茶叶战争 茶叶引起的战争 四场茶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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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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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茶叶战争》一杯茶里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这个颇富争议的词是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生造出来的(卜正民等《鸦片政权》),因此,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贸易战争(中国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亦然);还有学者视其为白银战争(弗兰克《白银资本》、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等。周重林和太俊林则称其为茶叶战争。

茶叶、鸦片与白银周重林和太俊林所着的《茶叶战争》检讨了我们习焉不察却又至为关键的一些历史细节,重在讨论近代历史中的茶叶和饮茶的文化意味和历史关系,它的旨趣是,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么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茶叶、鸦片与白银这三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最大主题,由于欧洲(后来还有美国)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他们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而且中国喜欢用白银交易,白银因此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欧洲各国的严重入超。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于是从印度购入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才扭转了由中国说了算的世界贸易格局。

从上述三角贸易关系可见,茶叶在其中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一判断的依据,可以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化中看出来: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首次颁布鸦片禁令,又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种鸦片,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一再禁止鸦片入口,但屡禁不止,中国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往英国,造成清朝银贵钱贱的局面,中国只好用传统的以茶制夷的策略对付英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到达广州禁烟,与英国的贸易需求冲突,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要用鸦片来换得中国的大把白银才买得起茶叶,所以英国不惜付诸武力,目的就是保证继续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向中国购买茶叶,否则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挣银子来买中国的茶叶了。

茶叶创造了英国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被中国拒绝,两年后,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仍被中国拒绝,英国再次以武力开道,法国后来加入,结果是中国再次惨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了。

此后,中国的国产鸦片逐渐增多,到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甚至还有部分出口(到缅甸等地),而英国则在同一时期自己种出了茶叶,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属印度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还开始反过来向西藏倾销茶叶,这时候,英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是一场茶叶战争。讽刺的是,在英国大肆走私、中国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777-1839)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鸦片、种植罂粟,却被皇帝和高官痛批,而在中国被迫鸦片贸易合法化之时,英国却在国内立法禁烟。

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麦克法兰《绿色黄金(1737.60,32.00,1.88%)》、周宁《鸦片帝国》),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可以漂洋过海打过来(西北内陆也有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中国也可以漂洋过海打过去,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全面接纳中国国产的鸦片。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打不过人家。

以茶读史:理解历史的新视角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Fortune,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关于本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关注我们!

茶叶与美国独立战争


北美本土不产茶叶,所需茶叶全部靠进口。19世纪以前,北美主要从英国转进中国茶叶。到了1770年代,觉醒了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掌握进口中国茶的主动权,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激烈斗争,并发展成争取独立的一项中心内容。1773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并颁布《茶叶法》,除加征殖民地茶叶税外,还欲独占北美13州的茶叶输入权。消息传开,激怒了北美人民的反抗情绪,纷纷奋起抗争。

1773年9月,英国政府支持把50万磅茶叶从伦敦运往北美。当英国船队驶进北美波士顿港口后,愤怒的当地群众警告对方不得卸货,必须原船返回。12月16日,当地群众要求遭到无理拒绝后,忍无可忍的人们登上英国装茶叶的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342箱茶叶统统倒入大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波士顿倒茶事件”。它成了一根导火索,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后来称“这一事件为意义最为深远的运动”。10年后,美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英国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

1903年,我国清末著名改良家梁启超在美国参观“波士顿倒茶事件”遗址后,不禁感慨良多,赋诗一首,曰:“雀舌入海鹰起陆,铜表摩裟一美谈。猛忆故乡百年恨,鸦烟烟满白鹅潭。”(原题《雀舌入海鹰起陆——茶与美国独立》)

茶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在上海科技馆演讲时说,“美国与中国的纽带,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

1784年,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艘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正是这次远航,“中国皇后号”开启了中美贸易交流的先河。

美国在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当时与中国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但北美地区的商品都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进中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中国购买茶叶后,由广州出口到英国,再由英国辗转运到波士顿卖掉,随后他们再将新英格兰地区出产的人参(中国人称“花旗参”)运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取了大量利润。美国一直希望冲破垄断,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

谁都不曾想到,就是这些中国茶叶,居然在北美引发出一场独立的狂潮!

1773年12月16日,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茶叶党”成员,秘密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货船,将成箱的茶叶倒在大海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上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从此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国家。这场从1775年至1783年进行的战争,最终以英国在北美殖民统治的破产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告终。

历史上晋商茶叶战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上)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从战略上牵制、抗击、削弱了日军,支援了苏、美等盟国,而且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为盟军提供了许多物资,比如茶叶、桐油,同时,通过出口换来了宝贵的外汇、军火等战略物资,以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

茶叶在抗战前均为大宗出口产业,浙江太湖平原蚕丝产地沦陷后,受日寇统制,影响出口,但茶叶因为产区多在中西部地区,因此还能保持大量的出口,为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茶叶出产地带,如祁红茶产于安徽的祁门,宁红茶产于江西的宁州(修水县),温红茶产于浙江的温州、平阳、青田、泰顺、瑞安,湖红茶产于湖南、湖北,建红茶产于福建,徽州茶产于婺源、歙县、休宁、绩溪等地,平水茶产于浙江的绍兴、上虞、新昌、嵊县等地,湖州茶产于浙江的安吉、长兴、吴兴、孝丰等地,以上统称“洋庄茶”(即外销茶,又名厂箱茶)。武夷山的红茶、杭州的龙井茶、洞庭的碧螺春茶、黄山的云雾茶、新安的松萝茶、云南的普洱茶、六安的瓜片茶等统称为“店庄茶”(内地茶叶店所售的内销茶叶),产地分别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公司,专门负责茶叶的进出口业务,先由该会评定市价,而后将全国茶产全部收购,集中于香港,以便分配输出。此制度设施后收效很大,因此虽然在战争时期,交通时有阻碍,而茶叶的输出反而比1938年和1937年有一定的增加。如1939年,茶叶总输出额为33054085元,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1938年8月份的输出,竟达6823434元之多。同时,1939年,浙江、江西、安徽国统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突破往年的纪录。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仅休宁、婺源、歙县三处,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出口11万箱,不仅产量比往年有增加,输出数量以地区而论,也超过了往年的数目。

苏联本是茶叶主要销售区,在1939年的销售量比往年更多。抗战爆发后,货物出口都在香港,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因为广州沦陷了,转口业已经转道到温州、广州湾等地。据统计,1939年转往苏联的茶叶,共值1500万元之巨,比往年增加了2至3倍。

为了扩充植茶,改进茶技,增加生产,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4省为茶区。经该公司分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后,决定先在云南划一茶叶实验区,成立“云南茶叶改进所”,在愿宁(今宁洱县)设立制茶检验厂,将云南的普洱茶改为生产红茶和绿茶,向海外各地区推销。

云南茶叶改进所成立以后,富滇、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合组成立贷款团,1939年暂定国币100万元,实施各项改进计划。至于运输交通,政府开始修理愿保支路,以接通滇缅路而利运输。茶技人员,由各战区的茶农、茶工调往,此事不但有利于增大华茶出口,且寓救济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难民于生产事业中,为此,赈委会也拨款10万元协助其进行。

福建、江西、安徽、浙江4省,为管理本省茶业生产起见,均设立了茶产管理处,分别对本省的茶叶生产销售进行改进,并作通盘的计划,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废除了中介商人的盘剥;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三是派人监督制茶;四是管理茶叶的运输;五是办理茶叶出口;六是统筹茶件运输。

对于各省茶叶,如符合外销的,各省茶产管理处均指定区域集中,装外轮运送到香港,交富华公司销售。富华公司则特设浙茶、闽茶、皖茶、赣茶等部门,专门负责运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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