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一味意义。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农禅并重 普茶的意义”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农禅并重 普茶的意义”相关知识！
普茶仪式由唐代百丈禅师首创，当时僧侣“农禅并重”，即一边修行，—边从事种茶等农业生产，十分辛苦。新年之际，僧众会聚一堂，品尝自己生产的茶叶，共贺新春是一大乐趣。在佛教史上有名的径山茶宴先由住持法师亲自调茶，以表敬意，尔后命近侍一一奉献给赴宴僧们品饮，这便是献茶，僧人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香，再举碗观色，接着是启口“啧、啧”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证茶品，称赞主人品行；随后的话题少不了论佛颂经，谈事叙谊。
在长期的农禅生活中，品茶变成一种修行方式。临济宗的禅师往往教化弟子在吃茶中悟禅。赵州禅师即是主张禅茶一味的代表。据《五灯会元》载：“师（赵州禅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禅宗祖师认为，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拟议即乖，因此，当禅子向禅师提出问题时，禅师往往以摸不着头脑的禅语或是棒喝截断弟子的妄想执著，使他们在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瞬间而悟道。赵州和尚让弟子吃茶去，就为斩断弟子的分别妄心，意在让弟子在品茶中体悟禅意，从而促使弟子悟道。
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后来被禅宗祖师运用来作为指导弟子修行的方法，演习为禅宗所提倡的“日用是道”的思想。后来的禅师认为，生活处处皆是道场，所谓运水搬柴、穿衣吃饭，屙屎放屁无不是禅，都成为弟子悟道的因缘。
古代的禅宗高僧将吃茶融入禅修实践中去。便形成了“禅茶一味”的说法。古代高僧之所以将吃茶升华为修行的重要方法，在于禅与茶的本有相似之处。佛教重视坐禅修行，敛心静坐，沉思静虑，专注一境，从而开发智慧，体悟大道。在长期的坐禅过程中，要求僧人清心寡欲，少食少眠，克服昏沉、散乱、掉举等无明烦恼，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茶正可以起到减少僧人昏沉、散乱、掉举等烦恼的作用。
正因为茶有助于禅宗学徒的修行，所以，丛林中的普茶除了起到僧众共聚娱乐的功能之外，还在于让僧人多警醒自己的修行。近代高僧虚云和尚在《除夕普茶示众》中就谈到品茶对修行的警示作用。虚云和尚说：“你我有缘，侥幸今日同在云门，平安过年。这是佛祖菩萨的加庇，龙天的护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我们自己平安过年，不可忘记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们不可贪图欢乐，要格外的省慎，深自忏悔，精进修持，自利利他，广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进；年轻的人，亦不可悠忽度日。须知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总要及早努力，了脱生死，方为上计。”
这段话是虚云和尚在云门寺吃普茶时对僧众的开示。虚云和尚认为僧众能够聚在一起过年，是佛菩萨护佑的结果，是僧众福德因缘的感召。在过年之时，不能只管自己过得安乐，要想到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众生。同时警醒自己的修行，检讨自己的过错、忏悔自己的业障，不断精进用功，做到自利利他。时常想到生命的无常，尽早努力，了生脱死。
虚云和尚还认为，吃茶是修道的一种方式。在品茶过程中去品味禅的意境，促进明心见性，是禅者吃茶的目的之一。虚云和尚在《除夕普茶示众》中说：“天下相传‘云门饼’、‘赵州茶。’现在诸位正在吃茶吃饼，会么？如若未会，当体取吃茶的是谁，吃饼的是谁。大抵古人念念合，步步步无生。一经点醒，当下即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动，念念生灭，覆障太厚，如何点法，他亦不化。所以诸位总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真心。古人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现在吃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无二途处，就是衲僧本分事，纵然超脱了这些见解，犹在鬼窟里作活计。大家仔细，放下身心，莫随节令转，直下参去。”
虚云和尚有许多关于茶的诗歌，阐述了茶与修行的密切关系。虚云和尚诗中说：“春光富足野人家，不问优昙问苦茶。”他不谈茶本身，却将茶寓予了另一层含义。意思是，就算“本地风光”已然富足，还是要主动品尝进而享受生命中的“苦茶”，以检验自己的心性。虚云和尚在诗中又说：“山中忙碌有生涯，采罢山椒又采茶，此外别无玄妙事，春风一夜长灵芽。”诗句又将采茶的劳作升华为悟禅的情趣。如《和刘宽涵居士句三首》曰：“曹溪水净无余味，客至赵州唤吃茶。五香本具人皆共，嚼碎虚空任吐渣。”溪水茗茶本无味，唯人自造其香罢了，世间一切日常都因人而有。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泯灭表相上的是非判断，使人通达圆觉本性。
虚云和尚不仅在茶诗中以茶喻禅，还经常在随缘开示中以茶作为悟禅的开示。有僧问：疑情不起时如何？师云：吃茶去。乃云：尝议当初老赵州，年年此日卖风流。山僧拈出重烹炼，烘热红炉飞雪球。
古代的普茶有一定的仪式，在《金山规约》里曾有记载：维那临上殿时，预命一位悦众师在堂内照应，摆放桌子、座位、茶叶以及香花灯果等。大众师的普茶，皆须预备装好。普佛下殿时，维那在殿云：“外寮诸师，请至禅堂吃普茶。”大众回堂候外寮师到齐，维那预先请班首知客和僧值陪候和尚。悦众鸣引磐，迎请和尚进堂，问讯至座。维那云：“大众师顶礼和尚。”尚云：“不为礼。”办事人散茶点。待至吃毕，维那招呼：“大众师送和尚回方丈。”和尚云：“免礼。”维那又云：“外寮师将手巾取出来，吃不了的点心带回去慢慢吃。”然后大众依次离开禅堂回寮房。
普茶成为佛教丛林每年固定聚会活动，长期以来一直广为流行。普茶不仅成为佛教的一种文化，更成为禅者品茶悟道的修行方式之一。从普茶中感悟人生，体悟禅意，是普茶主要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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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即是茶 茶即是禅
禅的精神在于悟，茶的精神在于雅。悟的反面是迷，雅的反面是俗。由迷到悟是一个长期参悟的过程，由俗到雅也是一个持久修养的过程。迷者迷于贪嗔痴，悟者悟于戒定慧。贪嗔痴乃人生修养必除之三毒，戒定慧乃人生成就必修之三学。
人生执三毒而不觉，是为迷失之人生;人生修三学而恒觉，是为觉悟之人生。人生执三毒而迷，不离日用事;人生修三学而觉，亦不离日用事。人生在日用事中迷，人生亦在日用事中觉。迷失与觉悟，同在一件事情上起作用，同在当下一念之间的迷惑与觉照。禅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养形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强化当下之觉照，实现从迷到悟、从俗到雅的转化。一念迷失，禅是禅，茶是茶;清者清，浊者浊;雅是雅，俗是俗。一念觉悟，禅即是茶，茶即是禅;清化浊，浊变清;雅化俗，俗变雅。
禅花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特殊的社会化育功能。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观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之修养功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将禅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上，最为恰当;既理事圆融，又雅俗同归，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实和操作的现实意义。
茶禅不能合一，茶为茶，禅为禅！
茶是一种有益的饮品，以茶入膳更能体现食之百味。茶类隐，酒类侠。茶的性格更加一波三折辗转反侧，其曲折间更见幽暗之心;茶是有阶级性的，百姓有百姓的喝法，显贵有显贵的乐趣，究其细理，可以无穷尽。
如今正是喝新茶时节，关于新茶的言辞，最优美的算是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大部分人都是用茶“喉吻润”，无非是一种饮品，从中吹毛求疵是少数嗜茶者的专利。
四月新茶首推龙井，而明前龙井愈发珍贵，但如今市场鱼龙混杂，明前龙井可遇不可求。春寒料峭时，仿制的西湖龙井和别号碧螺春大摇大摆入市，真正的好茶需要守规矩必等长成了才出闺阁，稍显姿色的伪品急急出笼，抢一个显眼的位子，先下手为强。而五月又是铁观音的天下，那时的铁观音有观音韵，有明亮的色彩，不品者难以描述其中滋味。新茶在这个春日，一个个轮番而至，它们的脚步轻盈，需要细细分辨。
很多人喝茶是为了保健，事实上，茶不过是一种有益的饮品，它所有的益处不是治病，也不能治病。书上所列举的许多功效是对的，但是想从茶身上获得益处的人，必须长期喝，天天喝。还有重要的一点，在一定的时间，用适宜的方法来喝，好的水，好的器具，好的环境，还有平和的心情。
茶并不神奇，茶只是用短暂的生命，在瞬间发出光泽与柔情，当我们需要暂时歇息片刻时，帮我们调整气息，平气抑躁，渐入一种平和的观人看事的境界。更多时候，茶浸泡在我们中间。说到茶道，那是精神上的一种境界，很高，你也许能看到，但极少人能到达。人说茶禅合一，其实茶禅不能合一，茶为茶，禅为禅，同者平和，无欲。茶助禅思，禅呢?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
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
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
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
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
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茶马古道历史意义
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4、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茶禅中的意境
茶在中国的历史记载，自神农尝百草开始就广为中国人知晓，佛教东传后，修行的僧人更发现茶可提神，对于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便有僧人开始将茶道与佛道结合。
唐、宋以后饮茶的习惯在各个大、小寺庙里风行，古书记载唐宋的寺院里设有“茶堂”或“茶寮”，僧人们在此讨论佛理、禅道及饮茶，并在茶堂外悬挂“茶鼓”，击鼓以招僧众饮茶论佛理，《宋诗钞》陈造的“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贴切地描写了茶鼓下寺院的意境，形成了特有的「茶禅文化」。而唐朝赵州禅师有名的“赵州吃茶去”禅门公案，正是茶禅生活的表现。
茶的精神渗透了宫廷和社会，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
其实回归原本，生活是种感觉，泡茶、品茶也是种感觉，所以泡茶并无坊间几分钟、水温几度的制式条规，而是讲求心要沉淀、专注于茶本身，泡茶者中途不言，掌壶、倒水动作轻柔，如对万物的掌握；品茶者采少喝、多品的方式喝茶，也就是慢吞吞、细细品，呈现一种文雅、放松的“茶禅”意境。
茶禅的意境可说是贴近自然的，端看“茶”中文一字结构，发现“人”在草木之间，才能平衡发展“茶”，很有在原野大自然之感，而人在安和、放下、轻松、享受的环境下，说话就会轻柔、柔顺，待人处事也就进退得宜。
茶本是药(茶性本寒)，并不适合大口畅饮，喝到饱的豪迈，更偏重于细微处的感受，如同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也是君子，淡淡品尝，更显其优雅。
人对万物要尊敬，对茶树则需感恩，茶经过“炒、煎、煮、泡”后，才能成为一壶好茶；茶就是道人，茶道衍生茶德，我们感恩做茶、采茶农人，及雨露、土壤、天地，饮茶者饮水思源，关怀环境，不知不觉中也有了茶德。
现代人烦恼多，人际关系处理不够圆滑，佛家常道：求圆满不执着，而烦恼就是种执着，禅在破执着，将我执抛弃，配合别人，融入群体之中，放弃原本所学，掏空、学习新知，练习慈悲与包容，专注客观就不会有太多烦恼。
喝茶的三重境界：茶即禅，禅亦茶
佛教中一直都有这样的修炼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宋代学士苏东坡曾说过“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可谓一语中的，茶即是禅，禅亦为茶，佛教之修炼境界也可为喝茶之境界：“喝茶是茶，喝茶不是茶，喝茶还是茶”。
品茶
第一种境界是“喝茶是茶”。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虽然茶起源于神农氏还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揭示了茶来源于普通百姓日常劳动的事实。可以断定，当初中国人将茶作为饮品，主要是由于茶能解渴甚至药用等本身之特性;茶最早也流行于民间，并由民间逐步流向王公贵族阶层。总之，茶为饮者之始，茶只是茶，并无后人所赋于的种种哲理与玄妙，这也算是喝茶最朴素的境界了。
今日人们口渴之际端杯即饮，漫长的商业谈判和政治商谈之中举杯随饮，无聊之际闲坐茶楼小饮打发时间，都算是喝茶之朴素境界，此时人们并不太在意如何冲泡和茶之味道。
意境
第二种境界是“喝茶不是茶”。
茶流入王公贵族之后，喝茶被赋于了各种哲理和思想，人们喝的已经不再是茶。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茶道、茶艺、茶文化即是“喝茶不是茶”的典型表现。
就如茶道，人们认识不一，有最简单的“以茶水待客之道”之说，也有如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先生认为的“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之谈，还有周作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之论。不管论述简单复杂，凡事一旦上升为道，就会被赋予一种超乎寻常的哲理与玄妙，一以言之，即是“茶以载道”。
因此，时空不同，所载之道也即不同了，譬如中国茶道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道家强调“天人和一”;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和、敬、清、寂”，要求人们通过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朝鲜茶道则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要求人们处事不偏不倚，不枉不正，都充分体现了“喝茶不是茶”的特点。
今日茶之流行于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原因应在于“茶可载道”，通俗的说是茶是可以任人强奸和意淫的。商人眼里喝茶是制造金钱，文人眼里喝茶是创作，政客眼里喝茶是谋权，僧人眼里喝茶是求禅，道家弟子则喝出“重生、贵生、养生”之念。
茶具
第三种境界是“喝茶还是茶”。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破喝茶之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这与佛教之禅相似，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所谓茶道、茶艺、茶文化，透过浮华背后还是原本之茶也。只是此时之茶，已然与朴素境界之喝茶有本质之飞跃，就如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一样，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已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月明星朗，纵俗务繁杂，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解放被囚禁已久的行性。
一人品茗，一杯茶，一个世界，就这样静静地品，慢慢地尝，想着陶渊明世外桃源的生活，感恩的心思随着微笑浮上来，满口醇香。若是好友闲暇时坐在一起品茗，闲谈着身边大小事情，或好或坏，都在这一盏茶间，可谓“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所谓“能所双泯，物我两忘”，回归自然，如是而已。这些所谓喝茶之境界：“喝茶是茶，喝茶不是茶，喝茶还是茶”。也是人间可称得上修来的福气啊！
茶叶在河姆渡文化中的意义
记得小时候学习历史，比山顶洞人还古老的河姆渡是人类文化的开端。溯源一方地名，可知那里沉积的文化底蕴。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探寻河姆渡文化与茶的故事。
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由重达数百吨的三块巨石叠成，仿佛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高大门楼、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横置的巨石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象征着7000年前的文明，竖着的巨石上有沙孟海书写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站在标志性建筑旁的河姆渡口，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江南岸，环立成黄墓山、浪干山、晾网山等，姚江在石拱小洞桥处打了个大湾，显得江面宽绰、水波不兴，北岸河姆渡口泊着船只。人们迷于这山水风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遗址标志建筑旁的黄墓渡茶亭碑。
这里是河姆渡遗址，何以出现黄墓渡名称?
这里是黄墓渡又是实实在在的。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方位依然。复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黄墓渡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施茶，长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桑果之盛，江有鱼虾贝蚌藻之丰”，贸易兴隆。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为使茶亭永久有人专管落实，碑文记述了“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还记载：老渡产按老碑所记，不再重复;又写有一爿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两丘渡产的土名、方位，写得十分明确，面积有4亩6分。
考察茶亭，阅读碑文，了解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原来称黄墓市，因汉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说起汉黄公，还有掌故。据《史记》与《后汉书》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广，齐国人，曾隐居夏里修道，故号称夏黄公。秦末避乱，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同隐于陕西商山。因四人年龄都80有余，须眉皓白，被称为“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刘邦想废掉柔弱无能的太子刘盈，另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子房)计，使刘盈作书，卑辞厚礼迎来商山四皓。一天宫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见，觉得奇怪而问：“四人何为者?”四人言对，各言姓名，刘邦于是大为惊疑。宴毕，他便对戚夫人说：“四人者吾求不得，今从吾儿游，为之辅，羽翼已成，太子难易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皇权即为吕太后所掌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乡。据《慈溪县志》等文献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古人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黄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内涵，为一批文人所咏诵。有一首古诗写商山四皓中张良计上吕后当的史实：“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雌吕用。异者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称黄墓渡，与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相关，俗至百姓口头相传成谐音谓河姆渡。在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绎为河姆渡也有创意。渡口紧临河江，地名带“河”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阴风阵阵，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协调，与诗人夸张“覆船真可与翁邻”那种心情终究不同，沉船为渡船人所忌。宁波一带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岭等。于是，在口碑相传中，把黄墓渡俗称河姆渡，前后传承密切，显得通俗易懂。
对于有7000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遗址来说，地名插入2000多年前黄公墓的掌故，还只是其中一段岁月，要了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先人称呼所在地的名称，已难以查考。但当时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权制开始转向农耕的父系社会，人们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妈妈的关系更为诚笃，“姆”又是“妈”，至今浙东方言还有把母亲称为“阿姆”的。从这一点上讲，母系社会的遗址名称带有“姆”字更为确切。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的山麓河畔称为“河姆渡”也不无可能。
当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灿烂的历史扬名世界。那里人工栽培的水稻，干栏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艺术震惊世界，博物馆里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等原始茶的遗存，已引起农史学家、茶文化人士的关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馆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充实和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涵。
茶人吴觉农介绍
吴觉农(1897—1989年)，原名荣堂，后更名“觉农”，曾用笔名有咏唐、池尹天、施克刚等，浙江上虞人。 就像他更名“觉农”一样，为了祖国的农业，特别是茶业，吴觉农先生奋斗了一生。
他早年在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就读时，对茶叶发生兴趣。1916年农校毕业后，留校做了三年助教。1919年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官费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业试验场学习。经过三年的学习和研究，吴觉农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以足够的事实，论证了茶树原产于中国。
抗战胜利后，吴觉农回到上海，与朋友一起经营出口茶叶，同时推行机械制茶，从台湾购来一套茶叶精制机械，在杭州办起了之江制茶厂。
1949年5月，吴觉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成立茶叶专业公司的建议。得到支持后，他积极筹备，亲自兼任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迅速签订对外贸合同，组织收购和加工茶叶，大力订制制茶机械，在各主要茶区相继建立各种类型的机制茶厂，为茶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吴觉农认为，振兴茶业，必须造就大量高等专业科技人才。1939年他在香港时就和复旦大学商议开办茶叶系科，1940年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在重庆创建。1941年，他又率一批青年人，从重庆来到福建武夷山，办起了中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他亲任所长。
吴觉农还十分注重茶叶史料的搜集和研究，20世纪40年代他组织中国茶叶研究社集体翻译出版了美国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20世纪60年代起相继发表了《湖南茶业史话》、《四川茶业史话》，1979年起，历时五年，主持编写了《茶经述评》，后来又出版了《地方志茶叶史料》一书。
吴觉农先生为中国茶叶事业奋斗了一生。陆定一在《茶经述评》序言中对吴觉农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