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一味的形成与江西禅宗茶文化

发布时间 : 202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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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茶文化如同整个的中国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神皆汇于其中,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精深、独绝的境界。而茶对佛门禅宗的重要性及二者渊源又远远超过儒道二家。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最早是作药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茶主要用来佐餐和解渴。约在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才产生了饮茶之风。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并练就出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也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由此可见,无论是饮茶风气的形成盛行,还是茶道精神的发展深化,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了佛教茶文化,才有了中国茶文化品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和内蕴的深化。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中国化的过程中,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的禅宗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佛教学派,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而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因而,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禅宗于五代、宋初达于鼎盛,标志是五家禅的相继成立。据说禅宗初祖达摩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歧、黄龙二宗皆直接诞生于江西。五叶的另外两枝云门宗和法眼宗,虽不是创建于江西,却也与江西关系密切。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在与禅宗密切联系的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它的农禅制度为佛教茶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门下的历代禅师也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广为人知的茶禅一味(亦称禅茶一味)法语的形成和流布即与江西禅宗息息相关。本文拟就江西禅宗对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奠定、精神内涵的精化以及在日本、朝鲜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论述。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百丈清规》一经产生,就迅速向周边禅院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北宋真宗时,杨亿向朝廷呈进,从此《百丈清规》取得合法地位,向全国佛寺推行。原本《百丈清规》早已散佚,但其基本内容,可根据现存资料略知大要。《宋高僧传》卷10《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所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卷10《百丈规绳颂》,《敕修百丈清规》卷8所附杨亿《古清规序》等都可窥知大略。《百丈清规》在流行过程中,伴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禅寺僧众的增加,禅事活动的日益复杂,也不断增删修改。在百丈清规的基础上,寺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生产、活动、修行制度。茶事活动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茶与修行的天然联系,饮茶在禅寺中非常重要而讲究。寺院专设有茶堂,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清茶。法堂西北角设置有茶鼓,每天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便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诸寮舍司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的,称为茶头。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丛林规则,每天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平时全寺众僧饮茶叫普茶;新住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点汤的仪式,还有专以茶汤开筵的,谓之茶汤会。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佛教节日、朝廷御赐法衣、名号时,往往要举行盛大的茶宴。茶宴也有一套固定和较为讲究的仪式。仅举最为著名的径山茶宴便可窥其一斑。

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高峰,这里山峦重迭,古木参天,白云缭绕,溪水淙淙,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还有鼓楼、大铜钟、龙井泉等名胜古迹,可谓山明水秀茶佳。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宋开禧年间,宁宗皇帝曾御锡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但饮茶之风甚盛,而且每年春季,经常举行茶宴,坐谈佛经,径山茶宴有一套甚为讲究的仪式。茶宴进行时,先由主持法师亲自调茶,以表敬意,尔后由茶僧一一奉献给应邀赴宴的僧侣和宾客品饮,这便是献茶。僧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嗅茶香,再捧碗观色,接着再是启口啧、啧、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论茶品,称赞主人品行高,茶叶好。随后的话题,当然还是颂经念佛,谈事叙谊。(陈观沧、姚国坤《茶禅一味》,见《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茶在禅院中如此重要,禅院必定重视种植茶树、采摘茶叶。《五灯会元》中记载有一首江西庐山归宗寺志芝庵主的诗云:茶芽蓖蔌初离焙,笋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办,得闲谁管板头低。可见在唐时僧人种茶、制茶已成为寺院的一件大事了。唐宋时各大佛寺无不设有茶场,专门种茶、制茶。

自古高山出好茶,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多处于环境清幽的名山之中。我国的许多名茶最初都产于寺院。如碧螺春茶,产于江苏洞庭山碧萝峰,茶汤清澈嫩绿,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首先制作的。福建乌龙茶则源于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生产的最佳。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生产一种野茶,经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明代僧人大方所制之茶远近闻名,人称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绿茶的前身。相传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茶具紫砂陶壶也是明代江苏宜兴金沙寺的一位老僧创制的。

江西的茶叶生产尤为旺盛。分宁双井茶、瑞州黄柏茶、永修云居山茶、洪州西山的罗汉茶等等,都号称绝品。欧阳修(今江西永丰人)《归田录》卷二记述双井茶:自景(公元1024年)公元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遂为草茶第一。庐山云雾茶在唐代已经出名,白居易在喝了此茶后,以诗赞曰:匡庐云雾窟,云蒸翠茶复。春来幽香似,岩泉蕊独浓。他还在香炉峰下草堂之北开辟茶园,亲自种茶。唐末五代时的诗僧齐己,游庐山东林寺后写诗赞美庐山茶香:树影残阳寺,茶香古石楼。对江西佛教传播有开辟之功的慧远禅师在东林寺传扬佛法,建立庐山丛林,众多的僧人在他领导下既品茶也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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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一味”:日本茶道源于中国的禅宗


诞生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中国传播的初始阶段,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其中所保留的大量的原始印度文化元素,使其无法为中国社会所接受。随着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禅宗的诞生,佛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禅宗的影响力,并未局限于中国文化体系内,它还借助日本遣唐使回国之机,以及中国僧侣弘法传道的方式,进入日本社会,最终造就了带有日本文化特质的佛教信仰体系和日本茶道。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饮茶本身也很富于禅理精神和禅趣,它每个步骤的清静精洁就好像清芬飘度、妙香流溢的佛事。以“茶禅一味”闻名的日本茶道,其创造和体现出的意境便是这种禅理与掸趣。茶道是日本人民创造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来源于我国的禅宗。禅宗茶文化具有佛家“苦”,“集”、“灭”、“道”四谛法则的特点,讲究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道家从茶中追寻一种空灵虚无、“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境;儒家则希望冀从茶中培养一点超脱的品质。但道家和儒家却不及禅宗来得彻底,虽说三家都在茶中求一个“静”字,求豁达与理智,但道人们却过于疏散,而儒士们又大多红尘难了,难以摆脱世俗炎凉与人间的烦恼,禅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却执着得多,完全能够超脱现实生活的桎梏,在茶中追寻豁达、理智方面走得更远,故“茶道”二字应是由禅僧首先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禅宗是日本茶道的母体,是源。

观日本茶道,可以发现其饮茶方式与我国唐宋时期佛教寺院中的茶宴、点茶、茶室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进一步说明日本茶道是源于禅宗的。在唐代,日本传教高僧最澄于唐德宗二十八年(公元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学佛教,次年回国时带回茶籽,同时也带回了中国佛院的饮茶方法,这是中国茶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806年,日本另一位高僧定海法师来我国学佛,归国后大力推行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在朝廷内专门设立“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日本人民有“拿来主义”之优点,又善于创新,在我国茶文化的熏陶下,对茶的饮用和制作方法加以提高,为后来日本风行的茶道奠定了基础。南宋时,日本禅宗领袖荣西曾两次来中国,到过浙江天台、四明、天重等佛教圣地,对佛教尤其是禅宗造诣很深,被宋孝宗赠予“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大力提倡饮茶养生之道,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曰:“饮茶消食,频饮茶则气力强。”“茶是养生之仙药,迎年之妙术。”他把中国佛院中的饮茶方法引进到日本,并制定了日本的饮茶仪式,形成了具有日本独到风格的茶道。另一位日本高僧南浦绍明也曾于宋代到中国学佛,他就学于杭州净慈寺,同时也学习了中国的茶礼,归国时将中国的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为后人合并抄为《茶道经》,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即是来源于其中。(西部文静《茶与禅》)。日本茶道正是这样在中国禅宗的向外传播和影响下得以形成,所以有“茶禅一味”的说法。

由此而言,禅宗不仅是日本茶道的精神之源,也是我们藉以理解日本茶道的必经之路。以禅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不仅为我们深入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新的窗口,也使我们能以更为客观、冷静、审慎的态度,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茶禅一味


由于坐禅需要,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为茶文化在中国和全世界传达作出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茶禅一味;理念。

佛教在中国兴起以后。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南天竺僧达摩,自称为南天竺禅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来中国。当时南朝佛教重义理,达摩在南朝难以立足,促到南方传达禅学,南方禅教逐渐发展起来。禅宗主张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就是说,心里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方法实际与道家打座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接近,有利于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在中国传到第五代弘忍,门徒达五千多人。弘忍想选继承人,门人推崇神秀,神秀作偈语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说:佛门门口,还没入门,再去想来。有一位舂米的行者慧能出来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从空无的观点看,当然十分完全于是慧能成为第六世中国禅宗传人。神秀不让,慧能逃到南方,从此禅宗分为南北两派,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人指出一条寻求解除苦恼的方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作个自由自在佛教信徒,所以知识阶段的文人墨客也推崇起佛教来。而这样一来,佛与茶终于找到相通之处。

唐代茶文化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中国激进文化相协调,从而在茶文化发展中相互配合。

归纳起来,佛教对中国茶文化传达贡献有四:

一)推动了饮茶之风流行 

唐·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欲,投钱取饮。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为提神,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协助消化,整日打座,容易积食,打座可以助消化;三是使人不思淫欲。禅理与茶道是否相通姑且不论,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僧人清闲,有时间品茶,禅宗修练的需要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无论如休,这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

二)为发展茶树栽培、茶叶加工做出贡献

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曾以自各之茶执行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陆羽的师傅也是亲自种茶的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寺僧人便广植茶树,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山植茶传承不断。又如宋代著名产茶盛地建溪,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三步一寺,五步一刹,建茶的兴起首先是南唐僧人们努力,后来才引起朝廷注意。陆羽、皎然所居之浙江湖州杼山,同样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唐代寺院经济很发达,有土地,有佃户,寺院又多在深山云雾之间,正是宜于植茶的地方,僧人有饮茶爱好,一院之中百千僧众,都想饮茶,香客施主来临,也想喝杯好茶解除一路劳苦。所以寺院植茶是顺理成章的事。推动茶文化发展要有物质基础,首先要研究茶的生产制作,这方面佛教僧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发明了饮茶意境 

所谓;茶禅一味;也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相近,也并非说茶理即禅理。

禅宗主张;自心是佛;无一物而能建立。即然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也不存在除;心识;这外,天地宇宙一切皆无,填上一个;茶;不是与禅宗本意相悖吗?其实,一切宗教原本就是骗人的真谈到教义,不必过于认真。今人所重视的宗教外衣后面所反映了思想、观点有无可取之处。

禅宗的有无观,与庄子的相对论十分相近,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不过是劝人心胸豁达些,真靠坐禅把世上的东西和烦恼都变得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从这点说,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发明,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结合起来。这方面,陆羽挚友僧人皎然作出了杰出贡献。皎然虽削发为僧,但爱作诗好饮茶,号称;诗僧;又是一个;茶僧;出身于没落世家,幼年还俗,专心学诗,曾作《诗式》五卷,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把禅学、诗学、儒学思想三位一体来理解的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 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碗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故意去破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静心;自悟;禅宗主旨。姣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若按印度佛教的原义,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也无济于事,只有干坐着等死罢了但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把事情都看淡些就是大彻大悟;茶中得以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祥僧们追求静悟方面执着很多,所以中国;茶道;二字首选由禅僧提出。这样,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调度。有人认为宋以后《百丈清规》中有了佛教茶仪的具体仪式规定从此才有;茶道;其实,程式掩盖了精神,便不是道;

四)对中国茶道向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熟悉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把茶种带到日本的日本留学僧最澄。于公元805年将茶种带回日本,种于比睿山麓,而第一位把中国禅宗茶理带到日本的僧人,即宋代从中国学成归去的荣西禅师(11411215不过,荣西的茶学菱《吃茶养生记》主要内容是从养生角度出发,介绍茶乃养生妙药,延龄仙术并传授我国宋代制茶方法及泡茶技术,并自此有了茶禅一味;说法,可见还是把茶与禅一同看待。这一切都说明,向海外传播中国茶文化方面,佛家作出重要贡献。

禅茶一味


禅茶一味,般若空性:即是禅茶,外境、心境、人境

外境,不外乎周围的环境。身处在闹市,或是茶馆,人身煕杂,品的是茶,外境却是嘈杂,不能说不好,却是下品,体的是浊世浮生。而竹林、方外,不是说不好,只是不到境界,不过是浪费时间,和一壶茶。

心境,一个人的境界,他心中是什么境界,他品出来的就是什么茶,一个莽夫品出来,只是一杯大碗茶,消暑解渴。一个大师,是禅意。茶叶的品相到茶水冲泡、茶叶的浮沉,都是禅,却不可说。不同人的参禅,意也不同。

人境,是和你一起品茶的那个人是谁。和不同的人,境也不同。和寻常人相伴,品的是茶,参的是生活、琐碎。和道合的人相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心领神会。参的也不是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通透。和大师,或是有修性、修心的人,参的才是禅。

茶道,也是禅道,三者兼具,才是禅茶。

禅茶一味的意思

禅茶一味,“茶禅一味”“茶即禅”品茶如参禅。茶的寓意是放下,人生如旅,奔波的人,忙碌的人,放下手里的活,小憩片刻,享受闲适,暗合禅意的放下,故谓之茶禅一味。饮茶因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向有“茶中带禅、茶禅一味”之说。

其一曰“苦”;其二曰“静”;其三曰“凡”;其四曰“放”。

禅和茶在佛教当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喝茶讲禅,茶道又与禅相结合,所谓禅茶一味,就是要通过茶去领悟禅的定义。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方云禅画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有人解释禅茶的结缘,说“茶具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以及茶具不发之功,这固然是有理有据。但我想茶之所以成为和尚之家风,主要还是因为禅茶一味的缘故吧!

茶性苦,品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而佛家核心教义“四谛”之首即“苦谛”,人生有八苦,苦海无边。而习佛法,修心养性正是求得回头是岸,苦尽甘来。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大彻大悟,而品茗可以产生与禅内在真谛相通的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茶性“静”,茶道讲究“和静怡真”,由“静”达到洁净身心,涤除尘凡的境界。

茶性“凡”,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侧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透悟大道。

茶性“放”,人生的苦恼,皆因“放不下”,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半日光阴,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放松一下囚禁困锁的自然心性。“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和四大皆空的出家人,不是同样的心境吗?

“佛法存于茶汤”所言诚然。禅与茶,味味一味,融合得没有精神与物质之别,真可谓百和妙殊,恰融一体。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不知茶味。禅与茶,天生因缘,任何典故证实似乎都很多余。

茶中有禅?茶中何以有禅?根源在心中有禅!其实,茶中岂止有禅,茶中还有道、有儒,更有佛、道、儒的柔合。品茶是行禅的重要方式,茶茗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

须知饮茶也如同坐禅一样,冷暖自知,禅道自悟。饮酒多为酩酊大醉,饮茶却能似醉非醉,化天地入茶道。很显然,在自然的“茶道”中,本身就已涵盖了参禅悟道的因素理会功能。故“禅茶一味”也。

禅茶一味道悟人生

苦中有甘是暗味。苦尽甘来是真味。好茶总是先涩后香,人生总是苦中藏乐。先甜者,往往后苦,先苦者往往后甜。富不过三代,与茶之道也有想通之处。富一代历尽千辛万苦,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练就了过人的机智敏感,方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浪潮中趋吉避凶。因为来之不易,所以万般珍惜。有些富二代、富三代,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因为他们坐享其成、不愿吃苦,没有在苦的煎熬中练就真本事,又不懂珍惜,故守不住富一代的财富,终是大浪淘沙,财富散尽。

茶中有大道,悟茶通人生。细细品茶,神清气爽,返璞归真,超凡脱俗,渐入佳境,可以通神,而穷宇宙之理。

人生之路,处处充满荆棘,各种诱惑无处不在,红尘俗世,我们经历彷徨,经历苦闷,经历无助与焦躁,难免乱花渐欲迷人眼,所为浩多愧,不与初心期。余生不想悔恨度过,既然选择了开始,路途虽远,风雨交加,红尘任相衮,终不点初心。

人生不过百年,俯仰之间已过半。人生这一战场,我们征战无数,却越来越不知道为何而战,纷扰尘事,诱惑太多,勿忘时时拂拭心灵,掸去尘埃,不为外撼,不以物移,但了此心,自然无惑,求得生命本真。

禅茶一味下一句

禅茶一味;般若空性

禅茶一味自在心的下联

上联:禅茶一味自在心;下联:水酒三千清凉梦

上联:禅茶一味自在心;下联:诗酒平生从容骨

上联:禅茶一味自在心;下联:水月十分快活人

禅茶一味书法

禅茶为何一味?


禅茶为何一味?

去年的元旦我是在广西南宁的一处寺庙中度过的。我去寺庙的主因不是因为要学习佛法,而是去考察当地一家茶行所热销的一款“禅茶”的基地和制作环境。通过参观考察,我发现原本一款出自寺庙周边普通环境中生产出来的茶叶,却只是因为标上了“禅茶”的字样就立马价格飙升了数倍,并且还有点供不应求。这种利用禅茶概念来抬高茶叶售价的行为触动了我对茶叶合理售价的思考,也促使我对茶企合理利润、消费者需求满足和企业良性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禅,是佛教“禅宗”修行的法门,也是哲学“智慧”一词泛化的表述。古时候的中国寺庙都主张一种自食其力的修行态度,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寺庙大多都有种茶、制茶的习惯,除了寺庙自用以外也对外进行一些布施。这些高山古寺独特环境孕育出的茶叶加上和尚高超的制茶技术,品质比普通农家制作的茶叶要好很多,所以人们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寺庙生产的茶叶品质好的认知。

茶叶中富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长期素食的和尚在饮茶过程中得到了来自茶叶的营养补充。除了营养价值以外,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还具有醒脑、提神的功效,用茶叶饮料来补充营养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困乏,这也是茶叶成为和尚“伴手礼”去布施信众的一个缘由。茶叶茶叶的内在物质在反复冲泡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导致人们在饮茶过程中会得到不同的味觉感受。再结合泡茶时茶叶在泡茶器皿中的沉、浮、翻、滚,把泡茶、品茶、观茶和人生境况进行比拟,于是“禅茶”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禅茶”在味觉感受里,在哲理提炼中,再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润泽,于是在消费者眼里“禅茶”便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人生境界。

无论是“禅”、“禅茶”或者饮茶过程中的“禅修”,其中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企业需要追求利润,但是不能获取不当的利益,更不能利用消费者的“盲区”去赚取不义之财。

企业通过什么来实现利润?当然是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在消费者愿意为需求满足而支付报酬的时候自然就赚取了利益。传统商业通过制造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现代商业则是通过引导消费者需求满足来实现价值交换。相比之下,现代的商业理念显得更科学合理,也更具有发展空间。企业要取得良性健康的发展显然需要遵循现代的商业逻辑和理念,如果还在盗用一些所谓传统文化的概念去“忽悠”消费者,明显是不符合“禅”的标准的,更不能达到“禅茶”所代表的人生境界。

但愿中国的茶叶企业真正能做到“禅茶一味”,把茶叶做成智慧物质的代表。

茶禅一味的起始


我们常说“禅茶一味”,茶和佛教之间渊源是天然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的印证。虽然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开始东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它还尚未形成规模,“中国化”的程度也不高,流布的范围和影响都非常有限,加上当时饮茶之俗也没有形成风气,因此,当时两者接触的机会也并不太多。

到了魏晋时期,当佛教在玄学的影响下开始“中国化”的同时,饮茶之风也开始形成气候,于是茶与佛教从此便开始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说的《茶经》人物,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位高僧——“武康小山寺释法瑶”。

关于他与茶的事迹,陆羽引用《释道该说〈续名僧传〉》说:“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原注:悬车,喻日入之候,指垂老时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马’,亦此意。)饭所饮茶。

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南朝宋的僧人释法瑶俗姓杨(严格地说“姓杨氏”的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杨”是氏而不是姓。姓遗留自母系社会,氏是封地的名称),山西人。在宋文帝元嘉中期(大约公元439年)渡过长江,来到现今浙江德清的小山寺,当时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常常以茶代饭,后来受到皇帝礼遇,受邀前往京城,当时是79岁。

读了这么久《茶经·七之事》里的故事,不难发现其中错漏之处实在不少,关于法瑶这一节也不例外。先说“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这句,不管你怎么给它断句,这句话总是读不通。

结合上下文考察,估计是在引用的过程中漏了两句,大致的意思应该是,法瑶过江后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就叫沈台真),这个人就请他去武康的小山寺。接下来的“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也很叫人怀疑,永明已经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了,如果法瑶南渡时所谓的“年垂悬车”有60岁的话,那么到了“永明中”就该有110岁了,这和“年七十九”相差得可不小啊。因此,这个“永明中”应该是刘宋孝武帝的“大明中”才比较准确,大概是公元461年左右,还是按“年垂悬车”是60岁左右去算法,“大明中”,法瑶该是88岁,这和“年七十九”相差得已经不大了。这样看来,倒可以反过来,推算出“年垂悬车”大概就是50岁左右了(或者说是40岁~60岁之间)!

在进一步搜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零零散散地又找到几处关于法瑶的一些介绍。说法瑶是有名的涅槃师(涅槃师是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的佛教学者),主张渐悟。景平年中(公元423年),他曾游学兖豫,遍通众经,尝听东阿慧静讲涅槃学,复述所讲,为慧静所称许。后应请住吴兴武康小山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宋孝武帝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礼请他到建康与主张顿悟(与渐悟相对)的道猷(道生的弟子)一同住在新安寺,以示顿悟、渐悟二说各有胜义。在《宋书·王僧达传》中也提到了法瑶。说孝武帝在一年内升迁了王僧达5次,他都不满意,他在做吴郡太守的时候,还命令主簿顾旷带人从法瑶那里抢了“数百万”的钱财。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永明中”为“大明中”之误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还是要解释一下,《宋书》上记载的法瑶加了个姓,叫“竺法瑶”,仿佛跟我们上面说的“释法瑶”不是一个人。事实上,两个名字说的都是一个人,首先,从常理上看,在同一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的两个高僧不太可能会是重名的。另外,关于中国僧人的姓氏,是到了东晋时期的释道安后,才统一以“释”为姓,在此之前,由于传道的僧人多为外国人。因此,僧人来自哪国,汉人就以他的国家做他的姓,来自天竺(古印度,今克什米尔一带)的就姓竺,来自安息(即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的就姓安,来自月支(古阿富汗)的就姓支,来自康居(今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带)的就姓康。受到中国文化中子随父姓的影响,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收下的徒弟也都跟着他们姓。法瑶那个时代恰恰是“释”姓开始大规模取代其他姓氏的时期,两种姓氏并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引文出现了几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妨碍我们去认识高僧茶人法瑶。还是拿《释道该说〈续名僧传〉》来说,《茶经》上引用的那段话中,“饭所饮茶”一句其实跟上下文并没有什么转承或者联接的关系,怎么看都叫人觉得那是多余的一笔(当然,也不能排除《茶经》在引用原文的过程中又遗漏了一部分)。

但是,恰恰是这“多余”的一笔,开启了“茶禅一味”的大门,让我们发现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僧侣茶人。既然没有那一笔,话仍然能说得通,甚至说得更顺畅,那么加上了这看上去前后不搭界一句话,无疑就将整段的中心移到了这块“多余”的地方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性的思维,要理解和说明一个道理,就通过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去把握,而不在生活之外作理智分析。那么,牵强一点说,加上“多余”的一笔,是不是也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法瑶能活到79岁,能成为“渐悟”的得道高僧在79岁仍然思路清晰,能从众多僧侣中脱颖而出被皇帝邀请京城去搞佛法活动都跟饮茶有关呢?

我们都知道,寺庙对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改进和规模扩大曾起到过极大的作用。作为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僧侣茶人,法瑶理所应当受到我们的追怀。鲁迅说他从来不怕以最坏的想法去想中国人,我们则往往不愿意以一丁点的不好去想佛门中的僧侣们,对于得道的高僧更是高山仰止。

“茶禅一味”与开悟顿悟的相通


茶如果只像开水一样,仅是解渴;如果只像咖啡一样,仅是提神,断不能由单纯的物质成为文化的载体。在禅林公案中,茶与佛教的开悟顿悟相通达,终于发生了根木性的转变。

1、“吃茶去”中禅意深

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茶禅一味”作为固定词组的成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禅林法语与“吃茶去”的佛家机锋语有着内在的联系。“吃茶去”出自唐代名僧从谂,由于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赵州主张“任运随缘,不涉言路。”学人问:“如何是赵州一句?”他说:“老僧半句也无。”关于“吃茶去”这一公案,《五灯会元》卷四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人新到赵州禅院,赵州从谂禅师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僧,答曰:“不曾。”师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唤院主,院主应诺,师仍云“吃茶去!”

赵州三称“吃茶去”,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据说,一落入妄想分辨,就与本性不相应了。茶与禅渊源深长,“茶禅一味”的精练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意。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其巨大贡献是自不待言:而“吃茶去’,三个字,并非提示那提神生津、营养丰富的茶是僧侣们的最理想的平和饮料,而是在讲述佛教的观念,暗藏了许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

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这对禅宗,对茶文化,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头戏。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肃穆的茶礼、茶宴等,具有高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因而它对茶文化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全面兴盛及禅悟之法的流行。

2、饮茶与开悟

自从谂禅师开启以茶入悟的法门之后,丛林中多沿用赵州的方法打念头,除妄想。例如,杨歧方会,一而云:“更不再勘,且坐吃茶”,再而云:“败将不斩,且坐吃茶,”三而云:“柱杖不在,且坐吃茶。”又如,僧问雪峰义存禅师:“古人道,不将语默对,来审将甚么对?”义存答:“吃茶去。”再如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拈起茶盏。

还有,人称“百丈(道恒)有三诀:吃茶、珍重、歇、”(均载《五灯会元》)清代康熙年间,著名法师祖珍和尚为僧徒开讲说:“此是死人做的,不是活人做的白云恁么说了,你若不会,则你俱是真死人也,立在这里更有什么用处,各各归寮吃茶去。”(《石堂揭语》)。

清代杨悼《游牟山资福寺呈霞胤师》诗云:“赵州茶热人人醉,卧听空林木叶飞。”至今杭州龙井附近,悬有古楹联:“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曰归可缓,试闲吟陌上花来。”总之,饮茶不仅可以止渴解睡,还是引导进入空灵虚境的手段。无怪乎,中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1989年9月9日为《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题诗曰: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也题诗:“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

在禅宗眼里,任何事物都与道相通。“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永嘉大师禅宗集证道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六)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悟”字,如一味追求俗世行为,就会“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就正如求佛保佑的人,也是以一定的功利为目的,从而经常会成为悟的束缚。禅宗强调自悟自性,也就是对本性真心的自悟。

3、“茶禅一味”的禅式理解

显然,禅师论禅,是要排斥法执、我执,以便自悟本性。执,即束缚。就如“吃茶去”,如拘泥于此三字,死钻牛角尖有可能成为人们理解上即“悟道”的束缚。因此禅宗是要人们做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坛经》)的精神境界。禅茶的深厚基础,缘真实体验的深刻性。正是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点。所谓“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都与茶及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茶事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平常而自然的境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须是工夫不断,“悟头始出。”虽然“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但此体验本身即得来不易,必工夫不断,方可有悟。进而言之,悟虽可得,亦随时可失,所以说“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这就全然是一个保持境界的事了。禅宗的茶事活动之所以日益讲究,甚至将其化为一个艺术境界,奥妙全在于此。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早已从具体实际生活上升到超脱物我的一种“悟”,从而具备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茶的醒脑提神的药用功能,对禅宗的坐禅修持的证道法,倒有解释的用场,但对慧能以后禅宗那种“见性成佛”,不靠禅定的那种顺乎自然的境界,则很难解释得通。说到底“吃茶去”,是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的破除执著的特殊方法,是要去除人们的执著,一任自心。

为了使人“妄心不起”,就执著坐禅,这岂不是将人作为死物一般。须知“道须通流”,心若住而不动就是心被束缚。在禅宗看来,悟道成佛完全不须故意做作,要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见道。长庆慧禅师,二十余年坐破七个蒲团,仍未见性,直到一天偶一卷帘,才忽然大悟,即作颂口:“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人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头打。”一旦豁然贯通靠的却是解去坐禅的束缚。因而真正深通禅机者,往往一切听之自然,自在无碍。“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慧能所以强调“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外再无什么“道心”。就这点而言禅宗的确表现了“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世俗精神。

而茶正好应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却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有了它,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茶之为物,在禅宗看来,真可悟道见性,因它是物又超越物,如“吃茶去”,就是悟道方式的机锋;又因它有法而又超越法,自在无碍,不须强索。正如临济义玄所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这正是禅宗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无不体现在禅宗的茶文化中。

江西的黄龙慧南禅师,即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宗的开山祖师,他就曾以“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了?”“我手何似佛手了?”“我脚何似驴脚了?”这三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提问,标榜为“黄龙三关”,而且“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借以“接引”僧众。这位黄龙宗的开山祖师,在郑重地总结“三关”的“自颂诗”中,特别地突出了“赵州茶”。据((五灯会元》载:“师自颂曰:‘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其实自赵州从谂禅师发明“吃茶法”这一偈语后,“赵州茶”也成为禅门径直使用的典故。

从谂是南泉愿禅师的弟子,江西马祖道一禅师的徒孙,当时即名扬天下,人称“赵州眼光,爆破四天下”(《五灯会元?浮杯和尚条》)其时,“赵州茶”与“吃茶去”早已成为人们热知的“赵州关”。黄龙慧南禅师的“三关”当不会与“赵州关无关吧。前者与后者都是以茶连接的。其实从谂禅师曾留下许多著名禅案。如“大道透长安”、“无”、“庭前柏树子”等等。然至今仍传颂入口的不就是“吃茶去”吗。可见它是渗透了“茶禅一味”的文化意义,才穿透历史时空而被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所接受的。

禅茶,一味如真!


茶和禅的关系从来都是十分密切的。茶最早的时候就是作为一种能帮助人修心静思的饮品出现,以茶助禅,进而有了“禅茶一味”的说法。

禅是东方古老文化理论精髓之一,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品茶悟禅自古有之。

茶禅一体,禅似近,味觉,姿色,禅似乎更远,远在茶的似有若无,似无又有。

常言道:凡事自有存在的道理,莫需自惊自扰。一直很喜欢这句话,一则因其朴实无华;二则因其意味深远,且诠释了儒、道、禅的博大精深。根,在地下相交;叶,在蓝天相拥,唯身,矗立浮尘间,历尽风雨,洗尽铅华,方能成材。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或物,或事,或人,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陌上红尘,君行其中,贵在拥有“厚德载物”的担当,“大智若愚”的品性。

人生若得偶闲时,杯盏清茗伴知音。

时想,人生之幸,人生之乐,莫过于:若得闲时,邀聚三两知友,席地对坐,围炉品茶香,畅谈美文,阔论人生,完全沉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然意境里。素清人生,若拥此雅致与闲逸,美极!足矣!想到此景,此遇,忽然顿悟了那句俗语:“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亦能醉人”。

“缘聚缘散缘如水,花开花落花如梦”。纷扰人生,如流往事。应多一些简单,少一些复杂,用恬淡雅致的情怀生活,用宽容与理解的心境处世,将人生过的淡味真切。

茶至无味仍余香,人若无妄心自清。

品茶,乃至品人生,要的是平实简约,雅致纯清。游走浮生,凡事要看清,看淡,且行且珍惜。意境如茶,浓时不骄,淡时而有余味,心境如禅,般若清栏,自若自清。禅在茶的余味里得道,茶在禅意里衍生。禅茶一味,亦是人生滋味,淡久生香。

茶禅一味的寺院茶道


寺院茶道的兴起,最初起源于僧人们的坐禅。僧人们坐禅时晚上不吃斋,又需要清醒的头脑、集中精力,所以饮茶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而茶道的发源地是中国。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寺院中还未有饮茶之风。

饮茶最初为药用,是民间的产物,而后经陆羽对其进行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种茶、采茶、煮茶、品茶的方法,并赋予茶艺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才形成最初的茶道。也许因为陆羽曾是僧人,后来交往中的好友也有许多僧人,如曾收养过陆羽的积公禅师,还有陆羽最交心的朋友诗僧皎然(他们在陆羽对茶道的研究上都给予了很多的帮助),陆羽的茶道逐渐传入寺院。反过来,由于寺院特殊的生活习惯,陆羽的茶道也渐渐被许多僧人所接受。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少眠。’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浙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幅。

有常伯熊者,又因陆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可见,自寺院茶道兴起之后,饮茶之风从南方传到北方,沿街都是茶馆。无论民间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好饮茶。

饮茶对于僧人,即可提神,又可领悟佛性。茶的俭朴,让人矜守俭德,不去贪图享乐;茶道的专注,让人的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茶水的清香,让人尤如喝进了大自然的精华,换来脑清意爽,生出缕缕佛国美景。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茶禅一味”。

寺院茶道也称寺院茶礼,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寺院专设“茶堂”、“茶寮”作为以茶礼宾的礼物,专门配备“茶头”,施茶僧职位,用以接待、礼敬宾客。寺院大量用茶以供养三宝(佛、法、僧),并以茶招待香客。寺院在职事变更上,都要举行饮茶仪式,且有一定的规则程序。寺院茶礼有极为周祥的规定:有安排茶事的专职人员、茶事的固定程式、严格的等级、不同的规模运用于不同的场合。茶礼构成佛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名刹出名茶,自古有之。名刹多位于名山,名山多在深山云雾之中,即有野生之茶树,也宜于一般茶树的种植,如武夷岩茶就极负盛名。许多寺院都自种自饮,还可用来招待香客,为之解除疲乏。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就曾以自种之茶招待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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