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普洱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跌宕起伏”的普洱茶之路”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西双版纳在清代中期，普洱茶的产量就多达4000吨。据《云茶大典》记载，这段历史时期，江外古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贸易主要是通过糯扎渡过澜沧江，运达宁洱，在宁洱集散转运各地。那时，宁洱是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一个仅有贡品往来的土邦)的边境城市，进入车里的路径是从景东经镇沅到宁洱。
普洱既是府制，管理着西双版纳，又是贸易重镇，交易普洱茶的重要市场，因此以“普洱”来命名，并被后世所接受。
普洱茶贸易的发展，以易武为中心的倚邦、蛮砖、攸乐、莽枝、革登等六大古茶山茶叶远销国内外，在西双版纳还有澜沧江下游西岸以今勐海为中心的南糯、勐宋、布朗山、巴达等六大古茶山及普洱景迈、宁洱、景东、景谷、澜沧及临沧今双江、永德、凤庆、云县等沿澜沧江中下游广大区域都成为历史上普洱茶主要生产区域和近代普洱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清末民初，由于西方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加剧，战乱频繁，茶马古道及茶叶销路中断，普洱茶逐渐走向衰落。至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疾病的流行，普洱茶一蹶不振。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满山茶树头光光，茶农茶工泪汪汪，两手空空无出路，卖儿鬻女去逃荒”，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普洱茶的衰落景象。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普洱茶的年产量已经由历史上最高的两万多担下降到一两千担。这时，普洱茶已经空有其名，成为历史名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省人民政府致力于抓茶叶发展，垦复老茶园，大力发展新茶园，并重点发展云南大叶种红茶及绿茶，以满足国际茶叶市场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从1973年起，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开始自营出口普洱茶、红茶。为满足外销市场对普洱茶的需求，首先在昆明茶厂试制成功了现代普洱茶。
香港回归前夕，一些港商担心回归后政策发生变化，急于变卖房屋移居国外，因而翻出了历年存放在仓库里的普洱茶，几十年、上百年的陈年普洱茶开始被人们发掘，普洱茶的价值才得以被重新发现。上世纪末随台湾、广东而后云南掀起的普洱茶热和普洱茶文化活动的开展，使得云南普洱茶迅速进入成长期，普洱茶又成为人们喜爱饮用的茶品，也成为了喜爱收藏的能喝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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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普洱茶的运销之路：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千百年来由一条条的古山道、古驿道互相联接、延伸、发展形成的，主要路段还用青石块、青石板铺设。道路在历史上主要由马帮承担运输任务，运输的物资以茶叶最为大宗，因此称之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不仅是普洱茶运销之路、普洱茶文化传播之路。同时也是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
西双版纳是云南茶马古道的起点区域，普洱茶由西双版纳经茶马古道运销海内外。云南茶马古道主干线有两条：
其中一条是唐代就已开通的一条古道，清代进入繁荣时期，中途分支较多，如从丽江经四川进西藏，从大理经永平博南古道出保山进缅甸，等等。1973年，滇藏公路修通，普洱茶由汽车大量运进西藏。这就是滇藏茶马古道主干线：西双版纳思茅(普洱)景东大理丽江中旬(香格里拉)德钦西藏芒康拉萨。
还有一条是滇南官马大道：西双版纳思茅(普洱)墨江玉溪昆明曲靖(或昭通)出省转运北京。这条茶马古道以运输普洱贡茶为主，全程于清初开通，清末部分中断。官马大道中途也有许多分支，如从元江往东到达石屏(明末以来到西双版纳从事普洱茶生产、经营的多为石屏人)，也可再由石屏经蒙自到达越南。20世纪50年代，昆洛公路通车后，滇南官马大道逐渐成为历史遗迹。
云南茶马古道还有多条支线，这些支线与主干线共同构成普洱茶运输网络。其中，以西双版纳为起点的茶马古道支线主要有：西双版纳老挝越南香港或南洋诸国；西双版纳江城越南莱州香港或南洋诸国；西双版纳江城墨江(汇入官马大道)；西双版纳缅甸仰光东南亚各国；西双版纳缅甸仰光印度锡金西藏等等。
在西双版纳境内，清代初期，茶马古道是从倚邦、曼庄、易武等茶山往西经攸乐，再经勐养、普文到思茅。清代中后期，随着七子饼茶生产的繁荣，易武成为茶马古道运输的中心。清道光25年(公元1845年)，普洱府组织西双版纳的茶商及百姓，用大青石铺设了从易武经曼洒、倚邦、勐旺到思茅的茶马古道，全长240公里，宽1.2～1.6米不等，方便了普洱茶的运销。
民国时期，随着勐海制茶业的崛起，茶马古道的运输逐渐以勐海为中心，有东南西北四条线路，东线由勐海镇往东经景洪至思茅；南线由勐海镇南下经打洛到达缅甸景栋；西线由勐海镇往西经澜沧、孟连出境到缅句；北线由勐海镇经勐阿、勐往至思茅。其中，东线、北线到达思茅、普洱后。或往西北经景东、大理、丽江到西藏，或继续北上至昆明中转，将普洱茶销往西藏或香港等地；西线、南线到达缅甸后再转销香港及东南亚、南亚各国。1921年还开通了由勐海经缅、印至西藏的马帮、汽车、火车、轮船联运线路。
古代普洱茶的运销之路——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千百年来由一条条的古山道、古驿道互相联接、延伸、发展形成的，主要路段还用青石块、青石板铺设。道路在历史上主要由马帮承担运输任务，运输的物资以茶叶最为大宗，因此称之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不仅是普洱茶运销之路、普洱茶文化传播之路。同时也是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
西双版纳是云南茶马古道的起点区域，普洱茶由西双版纳经茶马古道运销海内外。云南茶马古道主干线有两条：
其中一条是唐代就已开通的一条古道，清代进入繁荣时期，中途分支较多，如从丽江经四川进西藏，从大理经永平博南古道出保山进缅甸，等等。1973年，滇藏公路修通，普洱茶由汽车大量运进西藏。这就是滇藏茶马古道主干线：西双版纳思茅(普洱)景东大理丽江中旬(香格里拉)德钦西藏芒康拉萨。
还有一条是滇南官马大道：西双版纳思茅(普洱)墨江玉溪昆明曲靖(或昭通)出省转运北京。这条茶马古道以运输普洱贡茶为主，全程于清初开通，清末部分中断。官马大道中途也有许多分支，如从元江往东到达石屏(明末以来到西双版纳从事普洱茶生产、经营的多为石屏人)，也可再由石屏经蒙自到达越南。20世纪50年代，昆洛公路通车后，滇南官马大道逐渐成为历史遗迹。
云南茶马古道还有多条支线，这些支线与主干线共同构成普洱茶运输网络。其中，以西双版纳为起点的茶马古道支线主要有：西双版纳老挝越南香港或南洋诸国；西双版纳江城越南莱州香港或南洋诸国；西双版纳江城墨江(汇入官马大道)；西双版纳缅甸仰光东南亚各国；西双版纳缅甸仰光印度锡金西藏；等等。
在西双版纳境内，清代初期，茶马古道是从倚邦、曼庄、易武等茶山往西经攸乐，再经勐养、普文到思茅。清代中后期，随着七子饼茶生产的繁荣，易武成为茶马古道运输的中心。清道光25年(公元1845年)，普洱府组织西双版纳的茶商及百姓，用大青石铺设了从易武经曼洒、倚邦、勐旺到思茅的茶马古道，全长240公里，宽1.2～1.6米不等，方便了普洱茶的运销。
民国时期，随着勐海制茶业的崛起，茶马古道的运输逐渐以勐海为中心，有东南西北四条线路，东线由勐海镇往东经景洪至思茅；南线由勐海镇南下经打洛到达缅甸景栋；西线由勐海镇往西经澜沧、孟连出境到缅句；北线由勐海镇经勐阿、勐往至思茅。其中，东线、北线到达思茅、普洱后。或往西北经景东、大理、丽江到西藏，或继续北上至昆明中转，将普洱茶销往西藏或香港等地；西线、南线到达缅甸后再转销香港及东南亚、南亚各国。1921年还开通了由勐海经缅、印至西藏的马帮、汽车、火车、轮船联运线路。
普洱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以唐代以后，特别是清朝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普洱通往昆明、西藏、澜沧、打洛、缅旬等地的茶马道，也是普洱物资交流、进行贸易的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普洱茶业的发展和普洱茶区商品交易的繁荣。在今普洱县境内，仍保留有三处较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址：一是位于同心乡那柯里村的茶马古道;二是位于凤阳乡民主村的茶庵塘古道遗址，长约2公里左右的山石古道，在一片半原始森林中盘山径仄而上。那山石上深印的马啼印，向人们诉说着昔日以茶易马的艰险;沿古道而上，人们可以去体味，去追寻径仄愁回马，峰危畏如去的意境。三是位于磨黑镇孔雀坪的孔雀坪地古道遗址，长约10余公里，那昔日林立的马店，山石古道上清晰可见的马蹄印，向人们说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的兴盛。
山间铃响马帮来，是50年代前的真实写照。在车辆如梭的今天，马帮已不再有，山林是听不到清脆的马铃响了。茶马古道显得更加寂静。但回荡动听的马铃声和赶马人的山歌依然记忆忧新：三月里来，三月三，赶着骡马进茶山，普洱茶好人人爱，驮起茶叶到远方。
茶“涨”茶“落”： 普洱茶回归茶的本质之路
茶“涨”之后茶“落”，普洱茶经过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冒险游戏，逐渐从一个道具长大还原成茶叶了。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磨练，普洱茶逐渐走上了茶叶的本质之路。
无论何种茶叶，不过就是一种乔木的叶子，一种用来饮用解渴的饮品而已，至多加上一点附加的保健功能。这是茶叶的本质，如果将这个本质遗忘，而将之作为一个金钱游戏的道具，那么茶“涨”并非真是针对茶的，茶“落”必然导致很多的期待者失望。茶叶不再被用来饮用的时候正是茶叶的悲剧开始酝酿的时候。试想，将本质遗忘，而将茶叶作为一个符号，一个文物，一个古董一样的收藏起来，这真的有意义吗？
普洱茶的普及之路应该是大家都喜欢饮用，经常饮用，而且也承担得起价位的一条大众化的出路，即便其中有一些高档品牌，也应该还是以被饮用为准则。茶叶毕竟不是古董，珍藏期、保值期实际上一定是有一个限度的。无论现在人们怎样的倡导“越陈越香”，这只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一定要相信，无论是何种“食物”，一定有一个可以入口的时间界限，在超越这个界限后再使用要么已经变质，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好处，要是茶，可能连味道都没有了，这样的长时间保存不就是一个概念吗？
当然了，要是只有几个人存茶，藏茶，要是能长时间保存，因为其稀有的缘故是可以有巨大的增值可能。要是大家都存茶，也保存了太久的时间，但是却没有了任何的饮用价值，这个茶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量出现老茶的时候老茶就成为垃圾了。所以，茶“落”实际上最大的好处是让大家在认可普洱茶以后开始让大家都喝得起，这才是茶的还原、回归。
茶并非硬通货，只是一种普通的树叶经过加工以后的饮品，要想长久保存，要求的条件其实是很高的，比如温度，湿度，通风，保持不被各种异味污染等等，大部分的藏家因为炒作匆匆入市，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也不具备专业的藏茶条件，盲目介入的结果只是成为那些专业藏家的追随者，最后会成为受害者。
故此，我个人举手欢迎这一次的茶价回落。
普洱茶作为一种常规饮品需要达到的真正效果是让全民闻其声，也知其味，还能够长期的饮其液。不要成为一个“贡品”一样的有价无市。
我的想像中，普洱应该成为一种“新茶”，未必一定要长时间存放，重要的是让普洱新茶也具有老茶的滋养和品性。这是各路专家要攻关的课题。
只有不断的“茶涨茶落”，才能持续的常饮常新。击掌，庆祝云南普洱茶终于因为价格的回落返回茶叶的本质之路。
勐海到昆明 阮殿蓉的普洱茶创富之路
功夫茶具
在2002年的广州茶博会上，云南普洱茶商人王霞的公司制作的“普洱茶王”拍卖出天价，震惊了全国，也释放出普洱财富抢夺战的信号，这可能算是普洱茶吸引大批民间投资者进入普洱茶市场的一个契机。在许多普洱茶商的印象中，从此之后，第一批以茶为生、靠茶“发家”的民营企业家才逐渐冒出头来。
被动进入茶行业从“不亏钱就是好厂长”到创办自己的普洱茶品牌，阮殿蓉可以说见证了云南普洱茶业的兴衰，并且一直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懂茶、很少喝茶，甚至分不清红茶绿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中外合资的云南振思铁合金矿业有限公司中方代表、第一副总经理的阮殿蓉，被州政府的一纸调令，于1998年11月安排到了勐海茶厂做厂长。
“当时的勐海茶厂是一个常年亏损的老国有企业，如何扭亏为盈，成为我进入勐海茶厂的第一要务。”面对百废待兴的企业，阮殿蓉提出了三个理念：重建勐海茶厂的企业文化、重塑勐海茶厂的企业形象、重铸勐海茶厂的企业精神。
“初到勐海茶厂时，整个茶厂的生产规模为7500吨，实际产量为3000吨左右，以滇红、滇绿为主，当时的普洱茶产量只有600吨到800吨，只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阮殿蓉面对的现实是，全厂账面上只有8000元，欠茶农的茶款达1590多万元，乡村的收购单基本都是白条。无奈，阮殿蓉带领三个人，利用12天的时间，跑遍了勐海茶厂的东北、西北、华南市场。这一跑让她发现了勐海茶厂的怪现象：“红茶及绿茶每生产1公斤要亏损1到2元，产量却很大，普洱茶略有盈利，却生产得少，出现供不应求。”
经过一番考察，阮殿蓉立即停止生产滞销的红茶、绿茶，并将红茶、绿茶车间改造成普洱茶车间，为此后勐海茶厂扭亏为盈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阮殿蓉看来，勐海茶厂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制茶企业，生产了不少号称“茶中之茶”的普洱茶精品。也就是说，茶厂本身并不缺乏一流技术人才。于是，为了能将一些传统制茶工艺传承下来，阮殿蓉返聘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制茶师傅传经送宝，并请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台湾著名普洱茶文化专家邓时海教授授课。此外，阮殿蓉不仅组织人撰写以勐海茶厂为主线的第一本云南普洱茶专著《普洱茶记》，而且在云南电视台做了专题宣传片《普洱茶香勐海之上》，从文化上大大提高了勐海茶厂的知名度。终于在2001年，勐海茶厂在她手中扭亏为盈，并在当年实现了10年以来最好的业绩。
在昆建立自己的茶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1月，阮殿蓉断然辞去了勐海茶厂厂长一职，离开勐海茶厂。阮殿蓉来到昆明，“照我的想法，在昆明我可以更加从容地去挑选一项工作，宁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可是，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法律诉讼工作后，我仍然难以割舍对普洱茶的追求。”本着对普洱茶行业发展前景的看好，阮殿蓉在那年的6月，在昆明创办了云南六大茶山有限公司。
“当时昆明的茶叶行业，并不像今天这么成熟，能叫得响的企业都没有几家，更不要说是民营的。”阮殿蓉回忆，除了昆明茶厂、云南茶厂等国企，民营企业就只有海湾茶厂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
然而正是因为当时茶叶行业并不景气，才让阮殿蓉自创的品牌得到了“六大茶山”这个名字。“六大茶山”就是普洱茶极品的产地，清代遗存的“金瓜贡茶”、光绪年间生产的“普洱茶王”福元昌圆茶、同庆号老圆茶、鼎兴圆茶、末代紧茶等茶中精品，无一不产在六大茶山上。
为让自己的企业拥有六大茶山传承下来的内涵，阮殿蓉针对“江南六大茶山”和“江北六大茶山”之说，采集了易武山、南糯山、邦崴山、攸乐山、班章山和倚邦山上的上等茶，生产出系列野生茶饼及三十余种纯正普洱茶，其中“佛海银毫饼”和“六山春尖饼”两个产品2002年一面市，即被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授予“普洱茶国际名优产品金奖”，为广大茶人所瞩目，也让“云南六大茶山有限公司”崭露头角。
为了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销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开了经营部，而在那个年代这也算是云南茶叶企业所迈出的向外发展的第一步。
为了扩大再生产，阮殿蓉于2005年投资1000万的六大茶山勐海茶厂开工建设、2006年六大茶山宜良茶厂开业、2007年3月投资1.2亿建设的六大茶山凤庆茶厂正式投产。
然而在云南茶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少数企业围绕收藏主题恶意炒作哄抬普洱茶价格，使得普洱茶在2007年遭遇了强烈寒流，价格也从年初的市场高位大幅下跌。“半年的时间，公司利润也大幅缩水，经销商也从300余家一下变成了100多家。”阮殿蓉说。不过，她始终坚持走品牌发展的道路，坚持以质取胜，从源头的原料茶叶基地建设，到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以及终端的销售、售后服务，均高标准、严要求，规范经营管理。
“现在产值也恢复到了几千万，经销商也增加到200余家。”阮殿蓉坚信，是自己稳扎稳打的作风让六大茶山从普洱茶市场低潮中挺了过来，而整个行业也会有更成熟的发展。
茶艺表演
文化茶商的财富观研究普洱茶与茶文化，做生意，出书，在昆明的普洱茶界，并不乏这样的文化茶商。张明春就是这样的茶商，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茶商，他并没有期望普洱茶带给他多大的财富，普洱茶对他来说就是兴趣。无心插柳的茶企
1994年的一个傍晚，张明春与好友吃完饭本打算去打牌。他们进了一家茶室，刚巧里面的一个资深茶文化学者正准备开始冲泡和讲解茶品。张明春因此坐下来听一听，一听就是5个小时，那一天之后，就“陷”了进去。
张明春依旧念念不忘当日的茶香、茶韵，“茶文化的魅力之大、内容之丰，源远流长、深不可测。”自此，张明春便开始大量研究茶文化书籍、茶类、茶具、茶友……慢慢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余发烧友。
张明春觉得既然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已经投入到了茶上，倒不如自己开一家茶馆。于是，2000年，位于宝海公园旁边的葳盛茶艺馆开张了，慢慢的，茶馆运转上了轨道。随着对普洱茶的深入了解，张明春开始对许多经销商的茶品都不满意，他觉得经销别人生产的茶品，自己就不能保证品质，许多云南普洱茶的好处也还有待挖掘。因此，张明春2004年正式注册了葳盛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普洱茶产品。
靠文化汇聚物质财富云南的茶叶企业，已经从1998年的五六百家，发展到今天的上万家。但是张明春认为，这其中深挖茶文化、将盈利与茶精神传播统一起来的却不多。
可以说，张明春的“卖茶经”是选择了一条和多数茶企不同的路数。“人家讲普洱茶的生产量是用火车皮，我们将只讲片。”计量单位的不同，代表了张明春做茶的理念——贵精不贵多。张明春说，他的茶企不讲宽，只讲厚，只要把普洱茶的根找对挖深，加以推广，树立起品牌，自然能靠文化汇聚物质财富。
所以，张明春从不认可自己是“茶商”，张明春说，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把公司做上市的野心，只要经济收入能够满足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稳步发展就够了。比起谋划公司扩张，张明春老师更多的时间，则用在普洱茶文化的研究、交流和推广上，张明春已经以个人名义出版了几本书。
普洱茶业恢复并非一年能做到张明春印象中，整个云南的普洱茶热，是从2004年后才开始的，直到2007年下半年达到顶峰。1988年云茶原料也曾出现过一次抢购风，张明春说那时应该是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省外尤其是沿海省市的商人出口茶叶的速度加快，故寻到云南来收购。但动作过大，随后许多云南的国营制茶厂因原料积压而陷入被动，云茶也就安静了下去。
十几年过去后，随着云南普洱茶在广东等地的大受欢迎，茶行业内的民营茶企由少变多，云南茶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云南普洱茶才再度成为茶界宠儿。但与此同时，一些良莠不齐的企业、商人也自然进入市场，受其中巨大的利益所驱使，炒茶的人也开始出现。
“我2006年接受采访时，就说过普洱茶本身不是个神话。”张明春说，但无奈的是，那时云南普洱茶却正在人为地朝着“伪神话”飞奔。
不过，张明春还是愿意客观地回望2007年，炒茶让刚刚兴起的云南普洱茶业受到了致命打击，但同时也让这个茶种家喻户晓。炒茶的人沉寂下去了，但喝茶的人并没有走。经历了2008、2009两年的蛰伏，云南普洱茶今年已经开始现出生机。张明春说，当然这还是要理智地来看。2007年至今，这个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和普通消费者已经基本恢复了理性，但张明春认为，理性是不够的，只有做到理智选择，才能带动普洱茶恢复发展，回到正轨上。而今年全国性的气候原因导致茶叶减产，正是这样一个契机。张明春分析，全国其他的茶叶产地因为减产导致绿茶之类的茶种价格都接近翻番，而普洱茶同样也减产了，但因为它饮陈茶的特性，却刚好给几年前市场上积压的那些普洱茶存货重入市场的机会，从而保证货源。因为其他茶种量少价高，就有可能使一部分消费者转而尝试普洱茶。
今年是否算是回暖在张明春看来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重拾理智的普洱茶业想要复原并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年就能做到。
中国的丝“茶”之路
茶叶的历史往往与文化、与宗教、与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混杂在一起。
按陆羽在《茶经》中的说法，“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将饮茶的最早年代追溯到了传说时代。不过文字记录的中国最早的茶事发生在西汉时代，那时的文献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话。东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说武王克殷以后，巴人纳贡的贡品中有茶和蜂蜜等。
著名汉学家梅维恒在他的《茶的真实历史》中，对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茶传统发出质疑。他认为，茶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让人联想起阿萨姆奶茶）、缅甸、老挝及云南等地，起初一直被中原人视为南蛮之物，并不受待见；直到唐朝陆羽写《茶经》，才奠定了茶的地位，成为雅品。
1998年在苏门答腊岛附件打捞发现的“黑石号”沉船，验证了梅维恒的说法。这艘船是唐朝826年左右从中国驶往阿拉伯的商船，满载唐朝物品。众多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写有“荼盏子”三个字，也就是那时人们还将后来的“茶”称为“荼”。荼，在《诗经》中是“苦草”的意思，当时对茶的概念是南方的苦药草。应该是陆羽，为了推广茶，才将荼字一横抹去，造出一个新的茶字。梅维恒认为茶的广泛被接受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茶与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道、佛以茶传播学术思想，以茶传布道法佛规。其中又以佛教与茶的关系最为密切，佛教的禅宗坐禅时以茶为饮，在清净中修行。佛教禅宗在唐代普及发展以后，许多平常人为修行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茶，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寺院，一般都参与茶叶生产，许多名茶都出自佛僧之手，这为茶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考证，我们习惯所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当然，无论茶的起源在哪里，真正将茶由野生植物变成人工种植的农作物，并使其商业化的是中国。世界各地“茶”的发音，都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沿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不仅有丝绸、瓷器，还有大量的茶叶。人们推断，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茶叶已由丝绸之路销往西域，这个说法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作依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商人已将茶叶由丝绸之路运达蒙古边境，同土耳其人以茶易物。
到了唐代，与回纥大规模的“茶马互市”活动，将大量中国茶叶输往西亚和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有学者建议将“丝绸之路”改称为“丝茶之路”，因为到后来，茶叶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丝绸。而且茶叶的西进之路，在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战争，使美国走向独立；在亚欧大陆，也引起了一场战争，使大清帝国走向衰落，说茶叶是“一片改变世界的叶子”一点也不为过。
茶叶刚开始输入到欧洲时,既有欢迎者,也有抵制者,它的普及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17世纪荷兰著名医师尼克拉斯·迪鲁库恩是第一个热情推广饮茶的西方人。他在《医学论》一书中,着力描述了茶的药用效果,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茶可以疗病,可以使人长寿。
在德国,传教士却激烈反对饮茶,说中国人之所以面黄肌瘦,就是太爱饮茶的缘故。在瑞典,人们起初对茶和咖啡的引入都抱怀疑态度,不敢贸然享用。于是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用两个死囚作试验,以免除死刑作条件。两个死囚还是一对双胞胎,一人饮茶,一人喝咖啡,结果都很安全,饮茶的那位还居然活到了83岁。这样一来,茶饮渐渐在西方得到了普及。
所以说,西方人对茶的接纳,最初主要不是由文化的角度,而是将茶饮作为药饮来认识,这对茶叶向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为了寻求使体魄更强健的妙方,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选准了茶。英国人饮茶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这与凯瑟琳皇后的大力倡导有很大关系。凯瑟琳皇后嫁到英国时,将葡萄牙的中国红茶带到了皇宫,她自己喜好饮茶,还着力宣传茶的功用,说饮茶使她体态健美。
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午餐至晚餐时间间隔太长,于是贵族阶层开始在下午增加一次简单的加餐:吃点心和饮茶。很快这种做法就传播开来,这就是至今还颇为流行的午后茶。据调查,英国人每天消费的饮料,茶要占到37%,而咖啡只有10%。
到今天，全世界茶叶的消费量依然超过咖啡、可可、酒精及各种碳酸饮料的总和。地处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是世界上进口绿茶最多的国家，人均年消费量达1公斤。摩洛哥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由于禁酒的原因，茶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饮料。一般人每天要喝三次茶，多的达十多次。摩洛哥人招待宾客，都敬献甜茶，酒会后通常要再饮三道茶。他们最爱绿茶中的珠茶，甚至以珠茶作为一个南部城市的代名。
“居不可一日无茶”，如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均非虚言。
茶叶之路：复兴之路正在延伸
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商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这一条新的国际商道，由中国东南地区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繁荣热闹了两个多世纪后，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悄然复苏并走上复兴的征程。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１６９３年的一个寒冷冬天，一百多个蓝眼睛黄头发，长相怪异的人出现在大清京师北京城的街道上。他们牵着骆驼、赶着马车，一个个神情疲惫，可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亮光。这队人马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很快人们弄清楚了这是俄国彼得大帝向康熙朝派出的商队。这一年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五年，这一条约也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无数条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平等条约。
不久，中俄之间一条便捷的商路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从坐落在贝加尔湖南岸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城出发南行，越过边界经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通向北京的道路。这一商道的出现，催生和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中国呼和浩特、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科布多等等。
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着名作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
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支路：一条向东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河南，另一条直向南插，经山西过黄河直插汉口。两条路都没有在中原停留，而是分为更多的支线，流向福建、上海、杭州等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支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张网眼细密的大网，覆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的货物用车和船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一路向北运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据文献记载，１７７７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额达６００万两白银；到１８４３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仅茶叶一项就达１２万箱；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中俄贸易占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４０％－６０％。
相对与俄国政府派出官商参与中俄贸易的做法，将固守疆土作为最高施政目标的大清皇帝们显然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远赴他国经商有辱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利用与蒙古草原连接的地理优势在茶叶之路上活跃起来。在２００多年间，旅蒙商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足迹。
茶叶之路曾经的重要节点之一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
遗落在草原深处的记忆繁荣热闹了２００多年的茶叶之路，自１９世纪开始滑向悲情岁月。邓九刚说，由于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在与清政府贸易中处于长期巨额逆差，在此刺激下，英国不仅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开拓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种植茶叶。而在此之前，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已经从中国聘请茶师前往俄国开辟茶园。
此外，随着中俄之间海运的扩大，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１９０５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南方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风光两个多世纪的茶叶之路逐渐废弛，成为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茶叶之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北方半荒漠的草原上很难找到昔日繁盛的踪迹。
如今，向年轻的呼和浩特人打听，恐怕很少还会有人知道，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经是着名的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一座名播四海的商城，一座颇具特色的万驼之城。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拥有骆驼最多时达１６万峰。
茶叶之路沿线的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有很多村庄的名字都是当年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三义元等等。但如今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商人或工人，对于茶叶之路更是了解甚少。
历史上作为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之一的二连浩特，如今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当年位于这里的伊林驿站，与散落在草原上的所有驿站一样，承载并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此后便隐没在草原的风沙中，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发现了陈列在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林驿站老照片，并根据老人的回忆，找到了当年埋藏在伊林驿站库房菜窖中的水晶石和酒瓶等，确定了伊林驿站遗址具体位置，并建成博物馆。
全球化时代：国际古商道复兴之路在延伸驼铃远逝，古道悠悠，曾经的商道已经湮没在荒草的深处，当年的驼铃已经消逝在西风残阳中。但是随着茶叶之路的开通和繁荣而催生的许多新兴城市至今还矗立在蒙古高原的大地上。比如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等，今天都是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十分活跃的城市。近年来，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俄蒙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苏醒，并期待借全球化浪潮之力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孛乌兰娜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的中国，茶叶之路已被人遗忘。但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很多人除了恰克图，还知道中国的归化、晋中、张家口、汉口等地名。
１９５６年，随着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铁路的开通，消失百年的茶叶之路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古老的商道又重新复活。如今在昼夜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随处可以看到满载俄罗斯木材、蒙古国矿产品和中国蔬菜、水果、日用品的火车、汽车来往不息。有人笑谈：过去的茶叶之路如今成了木材之路和蔬菜之路了。
二连浩特口岸目前承担着约三分之二的中蒙贸易过货任务。２０１１年，经二连浩特口岸开展的中蒙贸易货物运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３０万吨。
如今连通中俄蒙之间的道路基本上与茶叶之路相重叠，不同的是运输工具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境内河运和驼队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在俄罗斯境内，狗拉雪橇也已不见踪影。邓九刚说，从东到西我国有三条铁路线在不同的地段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铁路的网络早已突破国界线的束缚把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成了一片。
２００８年，作为昔日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今日中国对俄蒙开放前沿阵地的二连浩特市提出构建以天津港－－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构想，得到沿线地区的一致认可。陆桥沿线地区在资源开发加工、通关合作、国际联运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开拓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随着经济合作走廊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升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福建省南平市、湖南省益阳市、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７个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共同率先发起，并有湖北咸宁市等１６个中俄蒙城市共同组建的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式成立。这个联盟旨在抚古寓今，不断赋予茶叶之路新的内涵，扩大这一古商道的现实影响力，促进沿线城市互动、互补、互助、互惠发展。
蒙古国色楞格省副省长色布仁巴图说：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的成立为中俄蒙三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通过恢复多年前的珍贵文化遗产来相互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开启新的经济走廊。
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二连浩特市正在筹建茶叶电子交易平台，还将建设中俄蒙三国企业间的矿产品电子销售平台，力促中俄蒙经贸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在茶叶之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俄罗斯留下了大量遗存，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旅游资源。早在１９９９年，俄罗斯国际旅行社就开辟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的茶叶之路旅游线。目前，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计划打造一条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的长线旅游线路。
毫无疑问，茶叶之路的历史如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延续，古老商道的复兴之路正向远方延伸
茶马之路的佐证
通关文牒是官府颁发的、人们通过关卡时所需的官方文书，是一种通行证式的执照类文书。洛阳民俗博物馆现存之通关文牒，为研究商人的活动范围、驿道的设置和管理、商品流通路线以及茶马之路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依据。
1商人通关凭证
何为通关文牒?简单来说，就是官府颁发的、人们通过关卡时所需的官方文书，是一种通行证式的执照类文书。近年来，洛阳民俗博物馆共收藏了清康熙年间的通关文牒3份，均是官府颁发给商人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份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的通关文牒
(钦加二品顶戴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
为须要事
旨：互通有无，负骗陌命。坑灭生理，虎喙孤商。资本为利，抛家宿店，飡(cān)风披星，离乡别井。□地临艰辛，□□经纪靠父母。异乡栓客，举目无亲，任凭发卖。可怜生作他乡孤客，死作异地游魂。告垂怜众提司：以押解山西省太谷县李家里王俊卿人带布匹、绸缎、茶叶货。骆驼十二条，骡马十五匹。乞众革恩加羁□，依像放行。
(画像)攒典吏
(印章)康熙四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桑巴河、槐家滩、牛□、半里坡、黑□□、□伦峪、白家、凤凰岭、黑□里。
我们看到，这份长53厘米、宽45厘米的通关文牒为花草纹边框套印。印章文字不清，应是布政使司关防之印。时间下边有准字朱批，左侧手书诸地名关卡，每处地名均有朱批，表示该关卡已放行通过。
此牒画像为线描手绘，画像之人较为年轻，秃顶，上额有皱纹，右脸颊下侧有一撮毛发是显著特征;有微微笑意，着高领中式斜襟衣衫。此画像应是依像放行的商队首领王俊卿。
下面，让我们再看一份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的通关文牒
(钦加二品顶戴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
为须要事
旨：互通有无，负骗陌命。坑灭生理，虎喙孤商。资本为利，抛家宿店，飡风披星，离乡别井。□地临艰辛，□□经纪靠父母。异乡栓客，举目无亲，任凭发卖。可怜生作他乡孤客，死作异地游魂。告垂怜众提司：以押解山东省菏泽县吴家里李银中人带土布、茶、丝绸货。骆驼拾伍条，骡马叁拾肆匹，乞众革恩加羁□，依像放行。
(画像)攒典吏
(印章)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已准桃花里高家里刘家敖段林沟
从这两份通关文牒可以看出，其格式相同，只有人工填字部分的内容有所不同。其中，旨：互通有无死作异地游魂部分为一段圣旨，应是康熙皇帝为经商管理所颁发的，但颁旨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证;其所经过的主要路段和关卡均有朱批，应为官府查验证件、收取关税的场所，并有官兵把守。
2商贸活动见证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由于年代久远，如今我们想弄清古人经商的具体情况十分不易。但是，我们可以抓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通关文牒。因为作为古人通关凭证，通关文牒可以说记录了他们途经之地的全程。
鉴于此，上述两份通关文牒就成了我们研究晋商等商人的活动范围、驿道的设置和管理等内容的重要依据。王支援说，清代前期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尤其以山西晋商最为著名，这与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及重视驿道交通有关。
在清代，由于专制体制，政府常在比较重要的驿道上设置关卡及税关以征收税银，收取的税银多上缴中央财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弥补地方财政之缺口，各省也常各自设一些税关。这些税关大多设在省内非主要驿道之上，且须上报朝廷批准后才能执行。
然而，遍查清代山西的关驿名称，上述两份通关文牒中出现的关卡无一能找到。所以，这些关卡应为地方政府设立的关卡，或是设于官道之外的民路上的关卡。王支援说，清代的驿道分为大驿次冲和偏僻三种。其中，大驿是主要的驿道，由朝廷官员把守;而次冲和偏僻则是官道的延伸和补充，属于民路。民路虽道路崎岖，但由于部分商队为了节省时间或金钱，便选择难走的民路。
3印证茶马之路
通过通关文牒中商队所携带的货物及路线，可以推测这些商队的贸易应与当时著名的茶马之路有关。茶马之路历经元、明两代，至清代已非常成熟。在晋商的努力拓展下，已形成自南方经中原达蒙古、新疆等地的商业贸易通道。由于这条通道是晋商开拓的，山西自然是其中枢之地。
王支援表示，茶马之路作为晋商壮大成清代重要商业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它的开拓与汉唐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中外贸易交流乃至文化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通关文牒中描述了商人路途的艰难吃的是用汤水浸泡的饭、夜宿于孤店、背井离乡、远离父母、遇到困难异常无助、任凭发卖，这些都是当时商队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各关卡官兵的严厉检查与盘剥，更增加了路途的艰辛。因此，这些通关文牒描述的现实，不仅反映了晋商成长的艰难过程，而且印证了茶马之路的存在与晋商文化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