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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藏茶产于雅安”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藏茶产于雅安”相关知识！
中国藏茶自唐朝有记录以来，已是千年古茶。藏茶是少数民族中近三百万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又称为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藏茶属于最典型的黑茶，它的颜色呈深褐色，又是全发酵茶。藏茶的中心产地从古自今都在四川雅安。雅安原为西康省省会，称雅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地理学上称“雨极”)。雅安境内的高山自古出名茶，传说2000多年前，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收集野茶，种下七株仙茶，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因此，雅安可以说是全世界“茶”的诞生地，是茶叶的鼻祖。
雅安藏茶历史悠久，因产于雅安，唐宋以来畅销藏茶而得名，自古以来与藏民族以及我国西北部蒙、维、回、羌等民族同胞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雅安为西藏及周边藏民聚居区生产小叶种全发酵砖茶，雅安藏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称黑茶、乌茶、边茶、边销茶、四川南边茶、四川南路边茶、大茶、雅茶等，民族同胞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深切感悟和体会。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明史·茶法》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即藏茶、边茶，天全即雅安市天全县。
到了唐宋时期，雅州出产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南边陲运往西藏，形成初具规模的“南路边茶”。中央政府曾用茶来换取西藏的战马，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管理“茶马互市”的官方机构叫“茶马司”，雅安境内遗留的古遗茶马司还有六个，历史记载中以雅州、碉门(今雅安天全)和黎州(今雅安汉源)最著名。
《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宋以来，朝廷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明史·茶法》：宋太祖“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雅(今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宋熙宁七年在雅设茶马司，位于今名山新店。
雅安作为藏茶生产中心和茶马交易的集散地，集中了从四川泸州、宜宾、灌县、重庆等地和一部分云南的原料茶重新整合，规模空前壮大。运送藏茶入藏的马帮在古雅州集结时，最多达到三千壮丁，两千驮马。每年都有15000匹以上甚至多达20000匹马在雅安成交。
雅安作为茶马贸易的中心，又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所以“茶马互市”的政策法令都以雅安首发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年份，雅州碉门茶马司又改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说明雅安在“茶马贸易”及藏茶的运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4，2005年连续两届广交会上，雅安市茶企业定单和购买意向、合作意向不断传来，这说明藏茶正以她独特的魅力被世人所知，也是她优秀品质获得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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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边茶与川藏茶马古道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茶文化始于雅安
公元前53年，蜀农吴理真在蒙顶山首开人工植茶先河，由此而发展到全国和世界，吴理真因此被称为茶祖，世界茶文化也由此发源。
茶马古道同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西部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商贸通道。它肇始于唐代茶马互市，但千百年来，其功能延伸已远远超出单纯贸易范围。历史上，茶马古道前端起始有两条路线:一条在云南，一条在四川。四川茶马古道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由南北两条支线通向西藏地区。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的简单以物易物，到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如今，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新店镇的长春村仍然保留着一座古建筑，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兴盛场面。它就是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的茶马司。据了解，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是宋以来专管茶政机构所在地。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府路统领，办理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六组老街边，至今还保留了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仓库。据了解，该仓库正是当时储存边茶的仓库。现在该建筑只存梁柱，但从整体结构来看，仍可见当时的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大。在新建成的雅安市博物馆中，专门陈列了茶马古道主题。这是民国时天增公茶号遗址上原址拆下的砖瓦复原而成的。事实上，雅安不仅有全国独有的茶号遗址，而且不止一处。
雅安茶马古道还有着特有的背夫文化。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这些交通网络中，唯独只有雅安是以人力运送方式为主的一条古道。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说劳，多少贫民辛苦状，为从肩上数茶包。白发老人十岁童，淫淋雨汗满云中，若叫富贵说休养，也应开门怕晓风。这是清朝诗人所写的《过相岭见负茶有感》，字字珠玑，记录着大相岭的古道背夫艰辛的历史。
藏茶之美
在中国六大茶叶家族中，绿茶作为历史名茶，清幽的绿色吸引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红茶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和影响力，缔造了休闲文化，黑茶散发的却是神秘另类的美，没有精致的外形，没有清高的香气，和粗糙连在一起，和原始连在一起，却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四川藏茶是黑茶的始祖，近年来从雪域高原走到民间，由于具有适合存储的特性，品尝和收藏人数逐步增多，成为升值潜力较大的一种茶叶类别。
藏茶，来自雪域高原的千年古茶，其茶韵来自感受强烈异域文化的美感。打开一幅幅历史画面，没有一种茶可以像藏茶那种充当政治筹码的角色、扮演连接中原与西藏文化的角色和起到以物易物的作用。说到藏茶，眼前出现唐朝文成公主入藏的情景;茶马古道规模空前的马队艰难前行，马帮餐风露宿的苦，爬山涉水的艰辛，让人感怀不已;佛教寺院法典盛会把藏茶作为圣物供奉;眼前又出现19世纪英国抢夺西藏茶叶市场的惊险场面。藏茶融合宗教文化、历史渊源、民族融合，蕴藏深远的文化内涵。藏茶曲折的历史注定其味道是丰厚的，内敛的，也是圣洁的。
第一次出现在眼前的藏茶，观茶汤、赏茶色、品茶味都有与众不同的感受。
眼前这个竹蔑长条康砖藏茶，单看包装外形就被那种气势镇住了，两边有五彩布的花纹图案装饰，外形厚重朴实，具有民族特色，打开土黄色的纸质包装，看到被藏民视为生命一样宝贵的藏茶。如果是精品藏茶包装，藏文化气息就更加浓郁了，那藏文，那布达拉宫，那唐卡，还有十一世班禅大师的题诗等等，华丽高贵，神秘悠远。从长长的竹篾里拿出一块藏茶，拿起工具一点点的撬开，眼前看到一团黝黑的东西，茶叶和红苔紧紧挨在一起，仿佛看到时间在风中穿越。撬开的时候，屏住呼吸，听到一片片剥落的声音，仿佛踩着千年树林里的枯枝败叶，耳边仿佛又听到发酵的声音，长年累月，无声无息，微生物群在不断滋长。为了更好的发酵，藏茶不能只精选嫩芽，有梗有叶的骨架让其有发酵的空隙。或许从藏茶出现之始，它就依赖久远漫长的时间沉淀，和野蛮荒原之地连在一起，充满生命的张力和呼吸。为了长途跋涉的运输，为了方便存储，它塑造成一块块硬硬的冰冷的砖头一样的形状，神秘就是藏茶外形给人的感觉。
拿起藏茶一闻，隐约飘来原始又近乎来自荒野的味道，没有经过华丽修饰，没有经过加工的感觉。藏茶是全发酵茶，在漫长的发酵过程中，随着岁月的累积，色泽越来越透亮。用茶炉煲煮，溶解在茶汤中各种成分依然在持续发酵，其颜色在泡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茶汤由淡红逐渐变成透红，直至波光潋滟。藏茶两大品牌之金尖藏茶由于茶梗和红苔成分多于茶叶，茶色变色更明显，而康砖藏茶茶叶多有茶梗，茶汤则是琥珀金汤，先黄后红。单看茶色，发酵的特性让我们看到茶色神奇的变化。
对于藏民来说是生命之茶，藏茶是唯一一种与生命连在一起的茶，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健康之茶，养生之茶。
藏茶来自于四川雅安蒙顶山，俗称世界茶文化圣山，雅安俗称雨城，多雨日照不足，由于地理和光照原因，茶多糖含量高于茶多酚，藏茶入口非常温和、醇厚，舌尖还有少许的甘甜，没有一丝一毫的涩味，还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尤其是暖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写到：真茶性冷，唯蒙山茶温而主疾。藏茶能浓饮多饮而不醉也不会失眠。绿茶茶性寒凉，不能空腹饮，因含咖啡因，晚上喝容易失眠，还要新鲜储存，和精贵的绿茶相比，藏茶可以空腹喝，可以晚上喝，甚至可以隔夜喝，要求极低，其味道不涩不苦，滑润温绵，幽香陈韵，就像一个人历尽风霜雪雨的艰辛，经过岁月沉淀的过滤，已经到达高远的境界，对于世事，不争不抢不夺，把深沉内敛的力量蕴藏在体内，只有品藏茶才能给我们这种厚重苍劲的感受。
由于制作工艺复杂，藏茶香气非常复杂，香气持久。涓滴品尝，舌尖尝到一股陈香的味道，还混杂干果、鲜花的香味，又尝到一股药香的味道，隐隐约约还有吃中药的感觉，介乎于似药不似药的感觉，很独特的一种口感。藏茶，是一种有益于身心的保健之茶，属于先发酵后成型，是深度发酵茶，在生产、储藏、熬煮过程中持续发酵，在反复发酵的过程中，刺激性物质已醇化，而且采自海拨1000米的雨极高山的全株茶，花、苔、果、叶、梗五种材料混合发酵，含有大量膳食纤维素和微量元素，去油脂、降血脂、降血糖，对于人体健康非常有益。在缺氧强辐射的高原地带，缺水果蔬菜，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藏茶维系藏民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千百年来陪伴藏民度过无数的岁月，藏族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在藏民眼中，茶是血，是肉，是生命。自古以来，中医有以茶入药之说，茶最早进藏，首先体现其药用价值，俗话说老茶如药，古老藏茶已有药味的感觉了。
藏茶植根于藏民生活中，已经和日常生活、宗教生活融为一体，在藏茶里加奶，加酥油，加糖，已经形成延续了上千年的习惯，藏茶是酥油茶的重要元素之一，早在唐朝运送茶叶到新疆等地，西北人喝茶喜欢加盐、加糖、加蜂蜜，加奶等调料。藏茶没有强烈的个性，茶性温和，极具包容性，能够融合不同的东西，适合调饮。现在人们流行做成藏茶调适的花果茶，让藏茶从神坛走向民间，更好贴近市场，走向大众。例如在藏茶里增加茉莉、玫瑰、桂花、菊花、薰衣草等各种干花，藏茶的醇厚与干花的清新融为一体，增加茶的香气，淡化藏茶的陈味。观茶色，由绿变红，由浅入深，闻茶香，醇厚中弥漫淡雅清新气息，感茶效，或瘦身养神或保健养颜。茉莉藏茶，在红色的茶汤里看到漂浮着洁白的茉莉花，干花散开，有些还做成小茶包，则看不到干花，只闻到其香气，也充满淡淡的神秘感。如果把藏茶熬制成清茶，加冰加糖加少许的柠檬，成为夏日饮品;在藏茶里增加陈皮、干桔皮，起到化痰、顺气的作用。在国外，还有人尝试在藏茶里增加水果，然后冰镇，果香纯美，又是另外一番风味。
出自千年雪域高原的藏茶，充满晶莹剔透之美，充满原始神秘之气。藏茶没有绿茶的美轮美奂，没有红茶的悠闲优雅，它的美感之处在于它的独特香气、滋味，及特定历史经历形成沧桑、苍凉、厚重、醇和的神韵，更在于可贵的药效，这是它持久的吸引力，这是其他茶类所无法比拟的。随着越来越多人把藏茶当做养生和颐养性情的妙品，藏茶必定被原来越多品尝人士接受。藏茶，在历史上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在现代社会，不单是物质的产品，还传递文化精神，充满人文光彩。
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 重走茶马古道
李锡东介绍长卷
21日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全国多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新朋旧友一相逢，话题不断，高潮迭起。
蒋秀英：再次来雅安重走茶马古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是雅安的老朋友了。为写作《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她曾经来雅考察。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走出国门，有了英文版本。不少喜欢茶马古道的人专程去甘孜州找她，询问茶马古道怎么走。
蒋秀英这次到雅安，除了和茶马古道专家们聚首，还将为即将再版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增补一些材料。
蒋秀英回忆，当初考察时，位于名山县新店镇的茶马司比较破旧，现在已经有所修整。所以，她拍摄了现在的茶马司照片，准备补充在再版的书当中。
在22日的实地考察中，蒋秀英和众多专家们参观了雅安博物馆、雨城区某藏茶茶厂、荥经县的姜家大院、开善寺、茶马古道新文段和新添古镇。
李锡东：13米长卷再现古道艰险研讨会上，当一条长13米、宽35厘米的画卷被两边的工作人员缓缓展开时，台下的嘉宾们发出了阵阵惊叹。
汉源县党研室的李锡东介绍，画卷记录了茶马古道汉源段从大相岭开始，途经飞越岭，一直到泸定约100公里的崇山峻岭，除了再现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镇等历史遗存外，还刻画了形态各异的背夫，背负茶包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情形。
这幅画卷是由汉源县文体局文化股股长陆仁泽的女儿陆小路所画。李锡东回忆，半年之前，他就开始为画作整理创作素材。陆小路先根据素材，用碳素笔画出65张单幅图画，然后拼接成的一幅图画。呈现在专家学者面前的图片是经过拍照影印后的效果。
李锡东说，希望通过长卷让众嘉宾直观地看到茶马古道汉源段的情况。以后，画卷或将在汉源县做成文化墙，让来往的客人直观了解茶马古道汉源段。
任新建：厘清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新建在研讨会上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研讨会集中了专家、学者和领导，对深入研究文化内涵、保护和开发茶马古道，进一步研究开启思考都有建设性意义。
任新建表示，自己以前走过茶马古道，也做过一些调研。他觉得茶马古道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人类为交换而开辟的通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局面。
任新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遗产受损，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路线较为清晰，研究起来现实价值较大。所以，近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热逐渐兴起。
目前，研究茶马古道的目的是纠正不合史料的部分，厘清茶马古道的历史功能和现在功能。
雅安福窝茶道馆“吃茶去”
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人称茶文化圣山，茶祖吴理真在此植茶，蒙顶山成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和茶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渌水曲已远去，蒙顶山茶依然飘香天下茶人雅安吃茶去
2012年2月28日，成都茶馆年会刚结束，舒曼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往雅安赶。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对于雅安，舒曼并不陌生。2004年8月，他曾到雅安参加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回去后，在他主编的《吃茶去》（原名《河北茶文化》）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雅安茶会散记》，对源远流长的蒙顶山茶文化赞叹不已。
文化强国，茶道先行。舒曼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在他看来，出好茶的地方，必定有不同一般的茶馆。雅安人吴理真就在蒙顶山种植下茶树，蒙顶山留下了大量的茶文化遗迹。一座蒙顶山，就是一部世界茶文化史。
舒曼告诉我们，蒙顶山茶和蒙顶山茶文化在中国影响甚广，在他的家乡华北平原也有它们的踪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反映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小说，也写到了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副茶联。书中在描写茶铺的场景时写到邢家茶铺只有半里多路，韩燕来几分钟就走到了。多日不来这里，处处觉着生疏变样，连吊着的那两块蒙山顶上茶，扬子江心水的油漆招牌，也仿佛脱落了颜色。
舒曼从蒙顶山回到市区，已是华灯初放。到了雅安，自然要找最好的地方吃茶去。雅安最好的品茶所在，自然要数福窝了。
在名山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勇、雅安市茶业协会副会长陈书谦、雅安吉祥茶业董事长梅树华以及笔者的陪同下，舒曼来到了福窝茶道馆。
福窝窝主王挺先生已在门口迎候。
在福窝茶道馆，舒曼不仅品尝了蒙顶山茶和雅安藏茶，而且还大快朵颐的饱尝了一顿文化大餐，福窝私坊菜茶宴，着实感受了一把舌尖上的福窝，不亦快哉。
舒曼一行对福窝茶道馆赞不绝口，连声称赞福窝茶道馆不仅是一个吃茶去的好地方，还是一个把品茗、餐饮和文化结合得淋漓尽致的绝佳场所。
不久，舒曼给笔者等人寄来了他的新作《雅安蒙顶山问茶记》，里面对福窝茶道馆有精彩的描写。
福窝茶道馆，装修精致考究，古色古香。入福进窝，有好茶品，有好宴享，福分真是不浅。当喝惯了蒙顶山茶的消费者首次品尝以蒙顶山茶入肴的茶宴时，立刻会被眼前美轮美奂的茶肴深深吸引住。敏锐的福窝主人嗅到了蒙山茶宴和文化餐饮的广阔市场空间。
茶兴正浓，茶语正欢，主题不离如何写好蒙顶山茶文化这篇大文章，话语间也延伸出有关蒙顶山的传说以及青衣江河神之女妹嬉下凡助吴理真植茶的民间神话。最后，大家把话题一转，建议福窝主人利用蒙顶山茶文化资源做好茶宴的文章，以求一菜一景一典故的升华，更希望福窝能够成为雅安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把雅安的历史泡进茶里，一盏甘露、一个故事，清香一口口的品尝，做事一串串地延伸。茶盏容量虽小，却把公元前53年到今天的历史装下。
舒曼走了，新加坡茶艺联谊会会长李自强来了、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也来了、中央电视台茶文化摄制组来了、日本电视台中国茶道摄制组来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也来了2012年11月4日，以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茶学青年科学家论坛在雅安举行，与会嘉宾更是蜂拥而至，入窝而来，品茶论道，不亦乐乎！
天下茶人纷至沓来，福窝茶道馆俨然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下茶窝，恰如福窝茶道馆廊道上一幅四字书法群贤毕至！
明朝嘉靖年间，陕西泾阳茶商刘义兴入川开办茶厂，历经400多年。该厂几经更名，现雅安茶厂已整体迁出，茶厂遗址成了雅安市博物馆。福窝茶道馆与雅安市博物馆比邻而居，而雅安博物馆最具魅力的展馆就是以雅安为源头的川藏茶马古道。雅安博物馆与福窝茶道馆如同双子座，矗立在青衣江畔，相得益彰。
福窝茶道馆是雅安首家尊尚茶道会所，经营面积1800余平方米，建筑风格为三层中式阁楼，以茶文化和汉文化为基调，走进福窝茶道馆，汉风古韵扑面而来。
从雅安孝子说起茶文化起源
雅安乃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说起茶文化，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吴理真，雅安名山人，家住蒙山之麓，《四川通志》卷四十记：汉时名山县西十五里的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吴理真父早逝，家境贫寒，母亲积劳成疾。他是个孝子，每当雄鸡报晓，便带上工具，登上蒙顶，割草拾柴，换米糊口，为母亲治病。一日，吴理真拾好柴，口干得直冒火，顺手揪了一把万年青(野生茶树)叶子，放在口里慢慢咀嚼，口渴渐止，困乏渐消，精神倍增，颇感奇异。又摘了些带回家中用开水冲泡，让老母喝下，果有效果。连服数日，病情好转，续饮月余，身体康复。乡亲们病了，他热情地用这种叶子泡水给他们饮用，效果也很好。可惜这种树不多，所生长的叶子远远不能满足治病救人的需要，他决心培育出更多的茶树。
为了采摘茶种籽，吴理真跑遍了三十八蒙峰。他把茶籽捡回家，用沙土拌和后放入篾筐中，上面盖以谷草，使茶籽不会霉变和冻坏。为了选择播种茶籽的地方，吴理真翻越蒙顶的山山岭岭，对野生茶树的生长环境进行分析研究，认定蒙顶五峰之间和菱角弯一带最适宜茶树生长。这里雨量充沛，土质肥厚，终年云遮雾绕，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产茶叶内含物质极为丰富，加上精湛的制作工艺，使蒙山茶具有独特的品质，在我国茶叶史上独树一帜，经久不衰。
吴理真为了种茶，在荒山野岭搭棚造屋，掘井取水，开垦荒地，播种茶籽，管理茶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可以想象，吴理真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行动，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经过了多少次失败。功夫不负有心人，吴理真用勤劳和智慧浇灌出了株株嫩绿茁壮的茶树，他成功了。吴理真把茶叶熬成汤，施舍邻里，普济世人，许多人祛疾去病，不少人健体强身。他以植茶为民众的精神谱写了我国人工种茶最早的历史。
藏茶怎么用合适
对于藏族人来说“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今天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是怎么诠释这句话的。
饮用藏茶而言，无需懂藏俗，但通过藏茶粗略了解神秘的藏地文化将大有裨益。有一句藏族谚语特别震撼：“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在藏区，不懂茶难以懂民俗。不过了解藏俗再喝藏茶，也让都市人通过一杯茶了解到藏族对藏茶的崇敬之情。比如端上一杯茶时，用无名指沾上一点弹向空中，再弹向前端，最后再弹向地面，这是信仰中的敬天、敬地，敬父母仪式，以示感激之情。
藏族人日常饮茶讲究长幼有序、主客有序，在公众场合，讲究尊卑有序。在家中，煮好茶必先斟献于父母、长辈。对于尊敬的客人，主人要当面用清水将碗再洗一遍，揩干，然后再斟茶捧献于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喝一口，主人会立即又为其斟满，除非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作为客人，在杯中留一小部分茶水，是表示还希望继续喝下去，如一饮而尽，则表示不喝了。
藏族婚丧嫁娶都必用茶。订婚时，嫁妆中都得有茶，茶的多少成为女家财富的象征。婚宴中更离不了茶和酒。生了孩子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和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客人进屋先给婴儿献哈达，祝福吉祥，随即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和敬意。孩子满月出门拜佛前，要先将家中茶锅上的锅烟子抹点在婴儿鼻上，据说这样就不会被魔鬼看到。藏族葬俗要作七七四十九天法事，每日要以酥油茶款待作法事的僧人和来客。
亲朋好友、邻居生病或出行，人们也要送上一壶滚烫的酥油茶，前往看望或送行。
寺庙中饮茶更有严格的规矩，集体饮茶时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坐下，由司茶者依序给每人斟满一碗，喝完后将碗略向前伸，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者不能出声，不能东倒西歪。
“熬茶”是西藏宗教活动的一种特有形式，熬茶者有政府官员，也有富商，清代每任驻藏大臣均要定期向三大寺“熬茶”。“熬茶”者有亲自前往的，也有折款交给寺庙由寺庙代办的。这种集体饮茶和“熬茶”，给每个僧人分配的茶要平均，如果锅内有剩余而又不够每人一碗，则宁可倒掉，也不让部分人多吃多占。
四川雅安 茶马古道辉煌的起点
四川雅安，以雅鱼、雅女、雅雨知名；而雅安还有一享誉中华的物产，论影响，远在前三者之上，那就是——茶。
有着传奇色彩的茶马古道出发地在哪里？——雅安是其中之一。雅安产的砖茶称为边茶，数百上千年来经人背马驮翻越二郎山或小相岭进入藏区直至印度、尼泊尔，交换马匹、药材等，既是贸易大宗，也是安定边疆的必须。
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移栽野生茶树于今日雅安名山县的蒙顶山，开创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吴氏被尊为茶祖，雅安即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
自唐代起祭天祀祖的皇茶产自哪里？——雅安。唐天宝年间始以蒙顶山茶极品，作为祭祀天地祖宗和圣人的贡品，连皇上也没有资格享用。蒙顶山茶的皇茶身份一直沿袭到清代皇权没落之时。
古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说，誉雅安蒙顶山茶为茶中极品。诗人白居易晚年忆及一生钟爱：“茶中故旧是蒙山。”虽然现在雅安茶的名气逊于东南省份的名品，但好品质自是有人识。在上海召开的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却在行家品后得到“不下于四大名茶”的评价。
雅安茶中精品历来是皇家祭祖贡品，产量极少，因此世人少有了解；加之雅安偏于西蜀，相对闭塞，因为历史原因落后于当代市场竞争。但是，论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雅安都是最佳茶产地；更因少有工业污染，茶之品质纯净，虽江南佳茗也不让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