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文化的圣地在妙西杼山”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浙江湖州市西南13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名唤“杼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相传夏王杼曾巡狩至此，山故而得名。这里，留下了鲍照、江淹、谢灵运、颜真卿等众多名人的足迹。“杼山多幽绝，胜事盈跬步。”这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发出的由衷赞美。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的作者，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和唐代高僧皎然先后长眠于此。杼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茶文化的圣地。
悠悠岁月，漫漫长河。站在茶圣墓前，翻开尘封千年的《茶经》，仿佛叩开沉淀深厚的历史大门。穿过悠悠的时光隧道，历史深处走来银须飘飘的茶圣，他把盏问茶，仰首低颔，品味茶的清韵；他问语苍天，深吟浅唱，探究茶的精妙。沧海桑田，流淌的是渺渺茶韵，茫茫尘世，升腾的是悠悠茶香……
1200多年前的盛唐末期，湖北竟陵湖边的一个弃儿，被龙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收养，后为其取名陆羽。
年轻的陆羽立下宏愿，要写一部前无古人的茶学经典。他身背行囊，离开家乡，游走天下。为考察茶事，他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藤鞋，起早贪黑，跋山涉水，独行山野，采茶觅泉，评茶品水，以茶民为友，以茶叶相伴。他行万里路，品万峰茶，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
不久，他来到了湖州，来到了妙西杼山，来到了古刹妙喜寺。在这里，陆羽遇见了一代诗僧、寺庙住持皎然。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茗斗茶，共论禅理，切磋茶艺，倡导和推广“陆氏茶品饮法”。
杼山，这块茶文化的福地，也给了陆羽无穷的写作源泉。他闭门谢客，潜心研究，集六年之功，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对茶的起源、茶的功效、茶的特征和栽培、茶的加工和煮饮技艺，以及茶的产地，唐以前有关茶的诗赋和茶事典故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堪称一部茶学百科全书。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是《茶经》开宗明义的一句话，也是整部《茶经》的灵魂。茶，出自深山幽谷，本性洁不可污。饮茶之人，自然应是“精行俭德”之人；懂茶之人，一定是“精行俭德”之人；爱茶之人，更一定是“精行俭德”之人。陆羽在这里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浓缩在一碗茶汤之中，把自然界的造化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文化。
岁月沉淀，淡定的陆羽带着他的千古茶事，渐渐遁入时空的深处，回炫出一个绵延千年的背影。小小一叶茶，却从此融会着“精行俭德”的古老遗风，昂然地承载起深远丰赡的文化内涵，激励着后世的人们追逐一种“纯粹如茶，雅致如茶”的精神境界。
茶的境界，是文人士族们面对人生沉浮时最贴心的精神安慰。白居易一生官途坎坷，心灵困苦，“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无一系，浩浩如虚舟”。在饮茶中他得到生命的感悟，获得精神的解脱。欧阳修为官41年，贬谪外放12次。“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他与茶为伴，忘怀得失，操守始终如一。郑板桥为官清廉，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他向往的是“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宁愿回家过着“白菜青盐粘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的清贫生活。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这是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名句。上世纪20年代，以共产党员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先生相识，他们一起同座饮茶，谈革命，论时局，畅谈中国的未来。饮茶，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0多年过去了，来北京参加建国大业的柳亚子也许认为自己对革命有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关照，也许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在昆明湖边发起了牢骚，动起了归隐之心。毛泽东想起了粤海品茶，想起了渝州索句，一位领袖和一位名士就这样开始了诗的唱和。“饮茶粤海未能忘”，这是一种多么难忘的友谊。昔日饮茶勾起的美好回忆，成了沟通两人情感世界的桥梁。“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毛泽东不忘旧友的高尚品德和春风大雅的宽广胸襟，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有些牢骚的名士。“躬耕原不恋吴江”，当初的牢骚化作满腔激情，投入到建国大业中去。
据载，1975年的深秋，周总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突然提出要喝安徽产的六安瓜片！当工作人员把觅得的六安瓜片热茶捧到他的面前时，总理的双眸顿时一亮，两道浓眉也随之舒展开来，瘦削的脸颊在掠过一抹微笑的同时，更流露出一副欣慰无比的神色。
小小的六安瓜片，凝结了周恩来和叶挺的深厚友谊。1939年的早春，周恩来从重庆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镇，叶挺将军以新四军军长身份招待他的，便是当地盛产的传统名茶——六安瓜片。皖南事变，叶挺蒙冤五载出狱，两人在山城重庆促膝茗话，喝的是周恩来特地让人觅购的六安瓜片。不料重庆茗叙，竟成永诀。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是六安瓜片，喝到了它，犹如见到了昔日的战友。如此深邃的临终茶思，怎能不让人动容！
茶，我们绿色的心灵家园。从这方家园汩汩流淌出来的，是和美、宁静、明廉、纯洁、谦恭的美德。因为有了茶，我们这个民族才更加聪慧，更加文明，才更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是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东西都将随波而逝，而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和着那柔和恬淡的茶色，将永不泯灭！那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守望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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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贡茶院传承茶文化的茶乡圣地
长兴是茶圣陆羽的第二故乡，古代许多文人墨客都涉足紫笋茶原产地顾渚山，留下了许多诗篇和摩崖石刻，成为中华茶文化遗产。“紫笋”也因陆羽《茶经》“紫者上，笋者上”而得名。如今，大唐贡茶院作为第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茶厂已然成为传承和传播茶文化的最好载体。
高琳是大唐贡茶院的一名导游，她告诉我们,大唐贡茶院为仿唐建筑，气势恢宏，集观光、品茗、休闲为一体，自然景观与文化内涵相得益彰。面对高大雄伟的陆羽铜像，她内心的那份敬畏与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他手上拿着的是最好的茶叶，他的神态就是在撰写《茶经》时揣摩时的神态。”
现在，大唐贡茶院每年要接待近18万名游客，这也为周边农家乐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客源。“在没开农家乐之前我们也就是在企业里上班，现在，收入一般有40～50万元。”谢产琴一家正在对农家乐进行扩建，软硬件设施均得到相应提升。
目前，水口茶文化景区已有农家乐325家，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百万人次。对于景区的管理，水口茶文化景区管理办主任张宇华深有感触，“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景区转转，包括整体卫生、摊位、停车位等。”
在和张宇华的交流中我们发现，虽然管理景区工作看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细碎，由于景区工作的特殊性，周末和节假日休息似乎成为一种奢侈。“包括除夕、大年初一，我们都要上班的。2013年，我们早上比较早，5点半就上班了。2014年，时间作了调整，早上城管6点半到，其他工作人员7点前到。”对张宇华来说，2014年是繁忙的一年，也是喜悦的一年，这一年，水口茶文化景区荣获了国家级4A景区的称号。这让张宇华心里既高兴，又备感压力，“为了打造更好的旅游环境，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宋代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史中的位置
关于茶文化史的分期，关剑平在他的《茶与中国文化》中认为茶史的发展不以王朝的更迭为转移已经为历史本身所证明。所以他将茶文化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史前期，这个时期缺乏文字记录;二是从战国后期到秦汉的酝酿期，秦灭蜀以后，蜀的饮茶风俗先向长江中下游传播，为下一阶段的茶文化发展做准备，但是无法通过文献描述出这一时期茶文化的整体状况;三是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中心持续至唐代前期的成立期，这个时期有关茶的文献开始不断出现，茶在这个时期开始与道家、儒家的思想发生联系，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开始萌芽;四是唐代中后期至五代的兴盛期，这一时期，陆羽《茶经》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巩固与最终确立;五是以两宋为中心的极致期，这个时期的茶文化有其显著的特色;六是以元代为中心到明代前期的转型期，这个阶段，为下一个炒青叶茶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七是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前期的复兴期，饮茶方式在这一时期转变完成，散茶饮用在当时全面流行，饮茶因此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八是清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化期。
印度茶文化历史,英国在印度茶文化历史上的角色
印度茶文化概述
印度与中国争夺世界最大茶叶生产国的称号。在印度地理上和种族多样的次大陆，有超过10万个茶园雇用数百万茶叶工人。茶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如此之深，所产生的百万吨左右的茶中有70％是由自己的人消费的。
印度的地形由次大陆在气候和地理方面的重大差异来界定其茶区。印度三大茶区分别是阿萨姆邦，大吉岭和尼尔吉里。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部茂密茂密的丛林和大吉岭地区，该地区与喜马拉雅山脉相撞并横跨高山脊和深山谷。相比之下，尼尔吉里位于印度最南端的茶区。Nilgiri（蓝山）山脉拥有高海拔的山脉，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丛林，茶园茁壮成长。
在印度种植和生产的茶叶与其人口和地理位置差别很大。印度的每个茶叶产区为茶叶种植提供了一个不同而又完美的气候，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通过其茶文化来探索次大陆的途径。
阿萨姆茶文化历史
阿萨姆邦是印度最大的茶叶种植地区，也是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这里是印度本土野生茶树品种Camilliasinensisassamica的所在地。
1815年发现了这种天然茶树，这对英国殖民的印度的英国贸易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当时，英国人确实对茶叶嗜酒，并依靠中国的茶叶出口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以及与荷兰的航运和贸易竞争使得英国人继续保持成功的茶叶贸易越来越困难。
据说英国探险家和植物学家罗伯特布鲁斯于1823年证实了印度本土茶树的发现。罗伯特的兄弟查尔斯布鲁斯在他的兄弟去世后接手了研究。布鲁斯探索了在该地区种植的野生阿萨姆茶树，并了解到当地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茶叶作为食品和饮料。到19世纪30年代，布鲁斯想出了这些植物如何进行繁殖和培育，以创建最终成为英国主导的印度茶产业。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英国人发明了机器来帮助用更少的劳动来加速茶叶生产过程。现在正在用8000台机器替代机器来处理原本手动轧制的茶叶，慢慢地烧煤，并且搁置几个小时晾干，这些机器可以完成50万人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英国人拥有茶园和资源，将英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从1820年的每年1英镑增加到1880年的4英镑以上。更重要的是，印度红茶现在正在发展中使中国绿茶成为世界上消费量最高的茶叶。
阿萨姆地区主要以生产红茶而闻名，这里生产了一些绿茶和白茶，但它们并不为人所知。阿萨姆红茶具有爽口，大胆的风味，可以自己饮用，但也可以很好地融入牛奶和糖。由于其浓郁而浓郁的风味，阿萨姆经常被用于早餐茶混合物，这些混合物受到了英国和世界各地其他文化的欢迎。
虽然发现了阿萨姆邦的土着茶树，但英国人也试图将中国的茶叶和种子偷运到印度。许多人怀疑印度本土的茶树能否与来自中国茶树的优质茶叶竞争。英国人最终成功地走私种子，并在大吉岭高海拔，凉爽，多雨和崎岖的高山上种植中国品种茶树-茶花（Camelliasinensissinensis）。印度的这一部分反映了中国茶树丛生长良好的环境。
大吉岭茶文化历史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大吉岭的茶叶在中国和印度本土的茶树品种（甚至是两者兼而有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领导的政府继续派出资源发展茶业这部分印度。虽然该地区茶园数量增加，茶园数量增加，茶叶产量增加，但它从未达到阿萨姆邦的茶产量。到目前为止，大吉岭的产量仅占印度总茶产量的1％。大吉岭经常被称为茶的“香槟”。像法国的反复无常的葡萄一样，大吉岭的茶叶作物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天气，土壤条件以及丛林种植的独特而多变的山地地形。像法国的香槟标签一样，必须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茶园种植，栽培，生产，加工和加工茶叶，称为大吉岭茶。
尼尔吉里茶文化历史
在大吉岭兴起的同样中国茶树种子被送到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邦的尼尔吉里（蓝山）山进行试验性种植。高海拔地区虽然没有大吉岭那么严重，但是它是相似的，所以它证明了一个肥沃的茶叶生长地区。
虽然增长区域和茶庄的规模与大吉岭相似，但尼尔吉里茶本身从未获得过阿萨姆邦和大吉岭茶所声称的茶叶的威望或价格。尼尔吉里的茶大部分注定要进入东欧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是比英格兰和美洲小的饮茶国。这些国家也没有像其他全球消费者那样要求茶品质相同，因此尼尔吉里茶的生产质量受到影响。快速推进150多年，尼尔吉里的分销范围和质量经历了巨大的改进。现在尼尔吉里约占印度总茶叶产量的25％，其中约50％出口到英国和欧洲。
虽然尼尔吉里的高海拔地区与大吉岭相似，但地形和气候不那么极端，有更多的降雨和热带天气。它毗邻印度洋而不是希拉亚，因此该地区遍布茂密的森林，热带丛林，清凉的薄雾山谷，阳光明媚的高原，以及由众多溪流和河流喂养的草原。
该地区拥有两个国家公园和四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构成了印度最大的Nilgiri生物圈保护区。在公园和蜜饯之外，尼尔吉里大多是种植园区。该地区70％以上的地区都致力于茶园。印度种植的一些最着名的香料可以在这里找到：豆蔻，肉桂，丁香，肉豆蔻，胡椒和香草。
尼尔吉里的季风季节，具有明显的干湿期，为茶叶的生长和采摘制定了时间表。热带气候允许全年采摘和生产，但最好的尼尔吉里茶是在11月和3月之间收获的茶。中国茶树品种已适应其热带环境，生产出丰富深色，浓郁叶片的丰盛灌木，使茶色泽浓郁，风味浓郁。茶种植于柏树和桉树以及各种香料中，这些都影响茶的香味。与大吉岭相比，这是一种高产作物。味道和产量比大吉岭和阿萨姆更可靠。
没有目睹其茶文化，你就无法访问印度。Masalachai（五香茶）是几乎在印度每个角落消费的饮料。虽然它在各处都消耗殆尽，但根据该地区，城镇或准备它的人的习俗，才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调味和准备。尽管十年前一种“拿铁咖啡”的概念仅仅在西方消费者中流行起来，但用牛奶和糖酿造的茶一直是印度人生活的一种方式，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可能会持续一百多年。印度在茶水中加入牛奶、糖、薑、胡椒和各種香料，如豆蔻、桂皮、丁香等，这种茶更由印度裔人传入美国。
北京茶文化：在老北京喝茶
当我们谈论老北京的饮茶时，我们应该从茶叶和茶馆的历史开始。
北京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大运河建成后，用小船将茶叶带到北京并在街上出售，逐渐饮茶开始流行。
北京茶文化：对茉莉花茶喜爱从唐代到今天，茶叶一直是北京最着名的茶叶品种，深受北京茶饮爱好者的喜爱。茉莉花茶是用茉莉花调味绿茶叶制成的。
由于两个原因，茉莉花茶在北京很受欢迎。一个是过去的交通运输很慢。在清明节周围采摘的新茶叶含有水分。在他们去北京一个多月的路上，天气变得更加温暖和温暖。密封包装中的水分会带走一些茶叶的清新香气。
经过深思熟虑，北京茶商想出了一个用茉莉花调味茶叶的好主意。用茉莉花调味的茶叶具有非常好的香气。另一个原因是，在过去，北京居民喝水很好。来自大多数水井的水味道苦涩和涩。它破坏了它里面的任何茶叶。一位名叫陈古秋的茶商用茶叶在热水中加入一些干燥的茉莉花，而且这种混合物不再苦涩和涩味。自来水出现在清末。虽然自来水的质量更好，但它仍然是硬水。它不能使茶的味道更好。北京居民也习惯了茉莉花茶。他们认为茉莉花茶是所有茶叶品种中最好的。
北京的茶馆文化，茶故事北京皇室和贵族家庭的饮用水来自北京西北山区的泉水，或来自城市中有“甜”水的几口水井。他们可以喝更好品种的茶，如西湖的“龙井”，捐赠湖的“春绿蜗牛”，六安的“甜瓜切片”和福建省的“铁观音”。
北京长期以来人口众多。居民的构成很复杂。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茶有不同的要求。曾经有各种茶馆，它们的数量曾经是中国最大的。
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元朝的北京。他们在明朝发展很快，在清朝看到了他们的鼎盛时期。
在清朝和共和国时期，城市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茶馆。他们分为“大茶馆”，“纯茶馆”，“讲故事的茶馆”，“国际象棋茶馆”，“葡萄酒茶馆”和“野生茶馆”。
“大茶馆”类别的大多数顾客是政府官员，商人，信件人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在那里喝茶作为一种社交活动。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比在家里或公会场所更自由;另一个原因是茶馆的成本低于餐馆的成本。
在旧北京，前门街上有八个着名的茶馆：“天泉”，“天仁”和“天启”;在天安桥附近的“天惠”，“天府”，“天德”和“天一”附近的福城门，北新桥的“天寿”，大多数都在街边有一家大型商店，后面有一个庭院。人们可以喝茶。
大茶馆里有一个印有徽章的巨大红色黄铜水壶。它高近2米，宽1米，有一个叫“飞龙洒水”的嘴，还有一个名为“神圣守护天空”的手柄。水壶的总腰带超过三米。在炉子下面放一个燃烧木炭的炉子，以保持水沸腾。水壶也用作广告。每个茶馆都将其视为家庭财富。
许多学者会在茶馆里举办“诗歌聚会”，“笔聚会”和“谜语聚会”。他们给茶馆带来了良好的文化品味，吸引了许多对文化感兴趣的茶饮者。
“纯茶馆”的主要业务是在没有茶点伴奏的情况下出售茶叶。那些属于“纯茶馆”的人很安静，没有讲故事和音乐。挂在他们入口前面的是涂漆的胡须，上面写着他们所服务的茶叶品牌，明亮的红色流苏附在板上。这些茶馆的大多数顾客都是闲人，包括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谈论鸟类或只是闲聊。有些人来到那里谈论商业交流信息或寻找工作。
在一个“讲故事的茶馆里，顾客们听着讲述一杯茶的故事。这类人具有北京特有的特征。最着名的茶馆是位于沂Lane巷附近的“广清轩”，安门门和东华门门外的“东岳轩”。故事讲述者和顾客都有着精致的品味。没有成功的故事讲述者敢于在这些茶馆工作，因为当他们犯了错误时，顾客会指出它。
茶馆通常在下午和晚上营业。它的主人会邀请一些艺人在他的茶馆里表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故事讲述者。他们会讲述从“三国演义”，“朝圣之旅”，“神化”和“僧侣传说”等小说中采用的故事。在茶馆关闭的时候，他们会在故事的关键时刻围绕他们的叙述整理故事：“来找出结果下一步客户急于找出故事的结果。所以。他们会在第二天来。客户向茶馆老板支付了茶叶以及讲故事者的服务费用。有时茶馆老板会邀请歌剧演唱者或民间声乐艺术家表演。每集结束后，一名男子会从观众那里收钱。
那些属于“国际象棋茶馆”的人是国际象棋游戏或文化主题讨论的地方。传统上，国际象棋和茶饮在中国密切相关。在清朝期间，什刹海周围的一些象棋茶馆专门为学者和法院官员服务。凉爽的微风从湖中进来（通过窗户。在晴朗的日子里，远处可以看到绿色的山脉。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中，茶变得更加愉悦。这些茶馆的大多数椅子都是用竹子或藤制成的。顾客可能会在那里度过一整天喝茶和下棋。
在共和国时期，随着法院官员的消失，国际象棋茶馆遭到拒绝和退化。低档的国际象棋茶馆集中在天桥地区，大部分顾客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国际象棋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国际象棋可以由所有社会阶层，低或高的人玩。普通人中有许多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这些国际象棋茶馆有简单粗糙的家具。棋盘是由砖块或木桩支撑的方形木板。客户在喝茶的同时下棋。这样的茶馆只收取茶叶。大多数顾客在下午来到他们身边并在黄昏时离开。生意很萧条。
葡萄酒茶馆出售茶叶和葡萄酒。他们只有茶点伴随着葡萄酒和茶。当顾客想吃点东西时，老板会派一名服务员在市场上买一些肉和蔬菜，让茶馆厨房为顾客做饭。顾客会支付烹饪费用。顾客会从茶馆买一些葡萄酒来搭配菜肴。
一些葡萄酒茶馆没有为顾客做饭。他们只卖茶和酒。一些小贩会支撑一个摊位出售煮熟的羊头和驴肉和牛肉。喝茶的人会买一些肉，然后把它带进茶馆，伴随着葡萄酒。
一些葡萄酒茶馆没有为顾客做饭。他们只卖茶和酒。一些小贩会支撑一个摊位出售煮熟的羊头和驴肉和牛肉。喝茶的人会买一些肉，然后把它带进茶馆，伴随着葡萄酒。
野生茶馆主要发现;郊区。野生意味着自然环境。随着周围的农田，他们的客户可以享受宁静和愉快的自然风光。野生茶馆大多是茅草屋，竹竿上有芦苇遮阳篷。茶馆周围是树木和花卉植物。城市居民将有一碗厚厚的苦茶，当他们离开城市郊游时与当地农民聊天。他们看到的是田野里的庄稼和晴朗天空下的绿色山脉，他们听到的是蝉鸣声，青蛙的呱呱叫声和狗叫声。
时间变了，茶馆逐渐消失并逐渐消失。但是，由于茶爱好者的口头和书面记录，北京的茶文化得以保存。
茶文化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是在公元八世纪时，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以及西藏本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1，而在这之前，公元六世纪时，茶便随着藏王与唐王朝的联姻而进入了藏区，唐朝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记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藏王室对内地的茶已有十分深入的了解。藏族民众大量饮茶的记载在宋代已出现，如《新安志》卷下《洪尚书》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千百年来在这个全民信仰喇嘛教，并有着独特的白然环境及饮食结构的地区，茶早已成为藏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他们的饮茶习俗及茶文化现象与内地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介绍了作者进入藏区寺院、牧民中考察藏茶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并对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1、道孚县及灵雀寺概况隶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位于川西北海拔2900-5000米的高原，90%以上的居民都是藏胞，道孚在唐代属吐蕃。这里气候较恶劣。冬寒夏凉，耕地有限，藏胞以逐草而居的牧业为主，在邻近县城一带也有一部份半农半牧民。离县城七十余公里的玉科区为纯牧区，4000余米的白日山使该地区一年中有八个月因冰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我们进入藏胞家中，帐房中看到，产自四川雅安、灌县、天全等地的康砖茶、金尖砖茶是每户大量贮存着的必备品，在牧区，帐房内地灶上的火终日不息，熬煮着砖茶水，藏民多围坐火旁饮用加入牛奶、酥油的茶水，其饮用量可高达每人每日3900ml。在每个藏民家庭除了茶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悬挂的喇嘛教领袖的肖像，以及一些宗教摆设、用品，可见藏传佛教已进入了每个藏民家庭。位于县城的灵雀寺建于清代，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伙却吉、昂翁彭措所建，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一个属庙，现有入寺喇嘛三百余人。我们在灵雀寺的厨房中看到两口直径2.5米、深1.5米大铜锅，这是专用来烧茶水的，年青的专职茶水喇嘛每日不断熬煮“甲处”(茶水)供僧侣饮用。寺院举行念大经和法会期间，这两口锅要熬煮供二干余人饮用的茶。寺庙建有贮存砖茶的专用仓库，一个比孔(仓库)可容纳一千五百驮(每驮100市斤左右)茶叶。
2、茶在藏胞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由于藏胞多食牛羊肉类及奶制品，缺少蔬菜，所以用茶去脂，补充维生素。这个观点忽略了茶在藏胞中的神圣地位，我们从下述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藏族的禁忌与道德规范中规定，向客人敬茶时，禁忌拿脏碗使用，禁忌将手指放在碗口上，禁忌用一只手端碗，斟茶后，还要将手先在裙裤上擦一下，然后双手捧上，请客人饮用2。同时，茶在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可作为“神物”去求得，可见藏胞将茶看得比汉民更为神圣，已成为他们圣洁庄严的象征。
茶在汉族的佛、道教派里，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工具。但在藏传佛教中，茶已完全成为了“圣物”，神灵的恩赐。在“色拉寺调查”中看到，寺庙所有佛事活动中，所需物品的清单中排列第一位的总是茶，寺庙向穷人施舍的第一物品也是茶3。我们在灵雀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僧侣们以虔诚之心，双手捧饮寺庙款待的茶。在诵经的大殿，成百身披红色袈裟的诵经喇嘛，面对热气升腾的奶茶，诵经膜拜，此种规仪早已超出一般生理需求。
我们在灵雀寺还了解到，茶甚至成为喇嘛升迁的重要条件。在灵雀寺的经学组织有三个扎仑，它的制度十分严密，其中有一个呷热扎仑，这个扎仑的主要职能是在喇嘛中定资历。呷热扎仑的喇嘛必须在西藏拉萨学经满三年，同时要取得命名为“名打娃”的学位。而要获得“名打娃”学位，必须是在西藏寺庙里给全孔村的喇嘛熬过茶的。由此看来，寺院将茶作为自身锻炼与提高的象征。第三个扎仑叫雀热扎仑，雀热的任务是讲经和对经学的辩论，具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熟习经典、能言善辩的喇嘛才能参加。寺院规定，如需退出雀热，必须给全扎仑的雀热喇嘛熬一次茶才能退出。在这里，茶又成为喇嘛们寄托圣洁感情与怀念的物品。
在藏区，茶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小的日用品，而寺院内的茶具则更披上了圣洁、至上的色彩，那些向宗喀巴供奉茶水的玉制、银制、金制茶碗，熬煮茶的雕花大铜锅已成为灵雀寺的宝物，而从这宝物之中倾出的茶水更成为前来祈祷的藏民们所渴望得到的“神水”。
喇嘛庙中的奉茶、饮茶活动是与诵经活动融为一体的佛事活动，来自于神灵赐予的茶将成千上万藏民联系在一起。寺院给茶赋予了至高的神秘的色彩，而茶也帮助寺院将藏族百姓臣服于神灵之下。这种规模大，极其庄严的茶事活动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功能需求，与唐代文人士大夫煮茗于山野，独斟于青灯形成强烈的反差。藏传佛教将茶作为灵物、汉族僧俗将茶当作修身养性之物，获得现实之中的自我完善，而藏民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祈祷于未来，这种差别与藏区更接近佛教发源地，还保留着佛教原始形态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藏民族与汉民族通过茶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精神世界。
藏民族的饮茶习惯与汉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茶的选择上，干百年来，藏胞坚持使用的是便于运输，便于贮藏，价格便宜的砖茶，这与藏区恶劣的气候和相对落后的交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沏茶方面，严酷的环境使他们无法去追求水的甜美、纯净，冲泡的温度和火候，他们改沏、泡茶为熬茶，再加上牛奶和酥油，变单纯饮料为食品，这种饮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行为，喝奶茶、酥油茶等在寺院是集体围坐喝饮至天明，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们热衷于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严酷的自然条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形成了藏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现象，这种更贴近大自然的质朴、粗犷、尚群体的茶俗，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求通过它获得现实的精神力量的“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人民为中国茶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1.陈麟书等：《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P155,1986a
2.熊坤新：《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中国藏学》(16)4；32,1991。
3.宋赞良；《色拉寺调查(续)》，《中国藏学》(16)4；152-167,1991。
茶在英国的风靡,贵族茶文化兴起
英国各阶层人士都喜爱饮料。茶，几乎可称为英国的民族饮料。他喜爱现煮的浓茶，并放一二块糖，加少许冷牛奶。那么英国贵族茶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下面就英国贵族茶文化兴起做一介绍。
茶在英国的风靡，归功于1662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萨。她每天下午招待闺中密友在自己卧室里喝茶聊天的习惯，很快在上流社会女性团体中流传开来。茶水虽然好喝，但是当时红茶要在海上漂流至少12个月才会到达欧洲，而且中国人那时候从来就没有把
英国贵族茶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因为，这长达300多年不变的吸引力，并不仅仅来自茶叶，它更来自于对优雅生活方式的向往，来自于对美的爱慕，来自于喝茶时那坐的、用的、摆的、穿的、戴的、聊的、环绕着的，优雅、美丽、精致、贵重的一切。
16世纪，英国上层社会开始在家中兴建茶室。茶室通常设在女主人的卧房或画室，茶桌四周总是环绕着精美的艺术品或大量东方风格的家具及装饰品。
在当代伦敦，仍可以轻易找到贵族气氛浓厚的传统豪华茶室，价格不菲，宾客盈门，流行程度有增无减。以上就是关于英国贵族茶文化兴起的介绍
游武夷山，探茶文化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素有碧水丹山美誉的武夷山，奇峰耸立，碧水潺潺，翠竹丛生，云海磅礴。除了绝妙的景色，这里还蕴藏着悠远的人文历史文化，特别是茶文化。幽幽山谷中飘香的武夷岩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凭其独特的岩韵，深邃的文化底蕴，早在17世纪就远销欧美。
山水钟灵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民众在此劳作生息，逐步形成了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族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此外，朱子理学在这里发祥、传播，使得武夷山成为研究东方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武夷山集山岳、河川风景于一身，山绕水转，水贯山行。一叶轻巧的竹筏载着四方游客，顺九曲溪而下，漂过浅滩、深潭，同时将两岸屹然耸立的高峰，陡峭的石崖，一一收入眼底。一溪贯群山，两岸列岩岫。奇、秀、美、古兼而有之的武夷山因人文与自然特色和谐统一，在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红袍
来到武夷山，除秀水奇峰，不可不看的还有大红袍。武夷山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而王中之王就是大红袍。它的四棵母树生长在武夷山天心九龙窠的悬崖峭壁上，两旁岩壁矗立，日照时间不长，温度适宜，四季都能得到细泉的滋润，由枯叶、苔藓等植物腐烂形成的有机物，为茶树补充了养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使得大红袍香气馥郁，回味甘爽，冲至九泡仍不脱原茶真味桂花香。大红袍是武夷山茶文化的著名旅游景点，每天数以千计的游客都要来到这里，亲睹这几棵茶树的芳容。
大红袍母树于明末清初发现并采制距今已有350年的历史。数百年来盛名不衰，关于它的美丽传说也不少。其中之一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秀才在武夷山脚下病倒，村民们采摘大红袍，治好他的了病。秀才高中状元后，为了报答神茶的救命之恩，回到武夷山脱下皇上恩赐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从此，便得名大红袍。
大红袍茶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的产量极少。九龙窠的这四棵茶树年产量仅8两左右，非普通百姓所能享用。古时采摘大红袍，需焚香礼拜，设坛诵经，使用特制器具，由名茶师制作。如今在市面上售卖的都是二代大红袍，也就是通过嫁接而生长的茶叶，并且分为多个等级。武夷山一带生产的乌龙茶总称武夷岩茶，它属半发酵茶，集红茶、绿茶功效于一身。大红袍名居武夷岩茶五大名丛之首，其他还有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半天鹞。这些茶树在武夷山风景区也都能看到。
武夷茶博园
走入武夷山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茶店、茶馆。除旅游业，茶业是这里百姓赖以生存的另一支柱产业。种茶、制茶、贩茶、品茶，茶与武夷山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将茶文化传播得更深广久远，武夷山市政府斥资1.9亿元人民币于2008年建成了一座茶博园，集中展示武夷茶的历史、传说和制作工艺。
茶博园占地10.3万平方米，首先进入眼帘的是茶魂广场。广场中心是武夷三圣的雕像，他们是：神农、彭祖、武夷君。两侧环立的是历代与武夷茶有着不解之缘的十四位名人：唐代的陆羽、孙樵、徐夤；宋代的范仲淹、苏轼、朱熹、白玉蟾；元代的高兴、杜本；明代的陈铎、释超全；清代的董天工；近现代的连横、吴觉农。
茶博园内还有岩茶史话园区。它分为远古的记忆、汉晋遗存、盛唐佳话、两宋风采、元代御茶园、明代散茶、清代乌龙茶、民国茶业科研基地、当代武夷茶的新崛起9个区域。与武夷茶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和诗词歌赋等都在这里以石刻、石雕的手法，集中展现。
印象大红袍
除了好山、好水、好茶，还有一出好戏在武夷山等着每一位访客来欣赏。《印象大红袍》是一部讲述茶文化的歌舞剧，由著名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共同组成的印象铁三角所打造。它耗资1.5亿，花费两年的时间编排制作，参演的俊男美女多达300人。整个演出场景分为梯田、茶楼、平地、水域四个区域，优美的山水风光和楼阁、草木融为一体。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观众都是转着看演出。因为观众坐席具有全球首创的三百六十度旋转功能。在70分钟左右的演出过程中，看台会旋转十多圈。演出分为盛唐笙歌、竹林群舞、神话传说、炒茶表演、竹筏漫游五个篇章，将武夷山的文化精髓都浓缩在一起。从民间有关大王峰和玉女峰的传说，到名茶大红袍的由来，从古人咏茶到现代茶坊老板说茶，再到从茶工艺制作的展示，通过丰富的舞台色彩，优美的歌舞，逐一呈现，引人入胜。
《印象大红袍》去年3月1日正式演出以来，取得了强烈的反响。武夷山市旅游局局长季和宾在受访时指出，到访武夷山的游客去年上升到了635万，实现旅游收入106亿。这部大戏的制作成本三年内就可收回。它也是文化旅游的成功探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有了变化，单有好山好水还不够，还要能让每个游客都体验到文化底蕴。
佛教在浙江茶叶和茶文化中的影响
浙江社会科学消息，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
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
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综上所述，可将浙茶的功效归纳成三方面，一是消食、止渴、却昏、少眠等，这是山茶叶木身所决定的自然药用功能；二是延年、益寿、养生等，这是在道教思想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精神功效；三是参禅、悟道，这是饮茶习俗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社会赋子它的心理功效，是需要自身去体悟的。正是由于这些外在的、内在的缘份，浙江茶叶才得以在佛教中人放异彩，并在这过程中受到佛教的渲染日益发展起来。
二、佛教推动浙茶的发展浙江茶叶品种众多，名茶层出不穷，有许多更是备受皇家青睐，成为历朝贡品。浙茶的发展态势固然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兴起，为浙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遍响中国各地。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林木葱郁，泉水清澈，石雾缭绕，烟雾弥漫，湿度极人，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宋代的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谈到：“……撅土赤坟，撅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认为名山谷岗，上地肥沃湿润，最适合种茶。同时，自唐以后，寺院经济日渐发达。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拥有大批的田产。据《嘉定赤城志》载，天台、临海、黄岩、仙居，宁海五县，民田总数为2628283亩，其中寺观田为135449亩，占了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山地通过这些田产，寺院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一方面，寺院还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开办借贷业务，谋取暴利。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僧尼的上层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空闲、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
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一定数量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拥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开辟，其中有名的桃花山，“离县约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颇肥美，半属普陀僧开垦。”，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同样既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咸淳临交志》石：“茶，岁负见旧志载，钱糖宝石庵产者也，名宝石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产者也，名自石茶……，又宝严院垂石亭办采茶……，又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赠送。”长兴县寺院则生产紫笋茶，“草茶极品，惟双井顾诸，亦不过各有数亩……，二顾诸在长兴县，所谓古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
此外，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僧侣们还承担了焙制茶叶的下作，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如杭之龙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们对茶园的精心管理和经营，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日益提高，各类名茶相继诞生。
其次，寺僧们研究茶学，以茶为题材作诗文，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才子、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遗留了许多与茶有关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如《饮茶歌送郑容》、《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居士晟》，《顾诸行》等，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更是对顾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绘，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积极的作用。明朝文人诗僧游莫干山，对莫干山茶也有较多的记述。其中诗僧释圆信在一首诗中写道：“帘卷春风啼晚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低头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对茶之深情厚感表露无遗。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最大的应属陆羽。他虽非僧人，但从小生活在寺庙，并且与僧人交往密切。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其中对茶的起源、产地，栽茶、采茶、制茶的过程，以及饮茶、品茶的历史，茶具的选用等等，都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称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观茶说》，分十二道工序详细论述了制茶工艺。在《茶经》、《大观茶说》等等的影响下，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遍及全国茶叶不仅成了进贡、赏赐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学士、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趋于雅化，一方面，饮茶的茶具文人化，对茶叶、茶具、茶水、饮茶环境愈益讲究，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
同时，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激发文思，参禅悟道，而日也是风雅聚会，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不仅如此，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茶叶生产，在这种环境下，浙茶成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国清寺内就设有“茶堂”，并设有“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则记载实际上也说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虽仪式繁复，但层次分明。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俗。
当时，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参加的茶宴，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同时，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设茶饮以待，僧人一饮，过路商客也这般，久而久之，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各种茶庵、茶肆、茶寮也应运而生景。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顺济庵、鲍义亭、浮卢庵等。《梦粱录》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形式多样。
此外，中国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是商贩们做生意和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时机。在这些节日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们还组织专门的茶汤会，《都城纪胜》石：“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在这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有助于社会的开放和协调。总而言之，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人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广阔的发展市场，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
可见，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平民阶层接触频繁，因此，其影响面非常广。他们积极参与栽茶、制茶、饮茶，更使饮茶习俗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不仅吸引了统治阶级、士大夫的参与，并且很快波及到民间。唐朝时，已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之说，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兴盛，并在中国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
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西藏的传播西藏地区，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乏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备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大，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局面，统一了半岛，此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学习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耳濡目染，慢慢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广到了民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态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影。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是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时日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风气，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混乱，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西禅师，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第一次“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土山，带回天台山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上天台山学法，回国时又带回了茶籽，然而，荣西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茶籽传入日本，而是其对日本饮茶的推广及对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对饮茶习俗和其功效也颇有心得，故“1124年，将军实朝患病，荣西闻之，乃献茶于将军。”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中也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这些都使饮茶习俗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十阶层特别是在禅院，由于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便自然而然地将佛教思想和观念融入到饮茶中去。
因此，饮茶在那里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了佛教茶礼的内容。荣西在自己推广饮茶的同时，还将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
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下列一段记载：“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团、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木朝不吾及，因子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使众僧服之。”由此推断，明惠上人在荣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了饮茶。自此，饮茶之风山上层贵族、禅僧之间逐渐普及到了民众，荣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此外，日本茶道礼仪也源于浙江，具体地讲，是源于浙江余杭径山寺，径山寺是唐宋时浙江有名的寺院，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至1207年）宗皇帝曾御赐名为“径山兴盛万寿寺”。自宋至元，一直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仅茶叶品质极佳，饮茶之风盛行，径山茶宴更是天下茶客无不知晓。所谓茶宴，是僧徒、香客、施主共同参加的一种饮茶活动，先有住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山茶僧一一献茶给赴宴的僧客，僧客接茶后，先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之后才开始围座论经。这种充满静穆气氛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日本佛僧前来，他们回国时也将径山茶宴特有的程序礼仪带回了日本
首先仍要提到荣西禅师，在其二度赴华时，“曾被宋朝皇帝召至京城临安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并在径山寺举行了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由此可见，荣西禅师曾亲眼目睹过径山茶礼，因而，在他推广日本饮茶习俗和著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此茶礼的影响。但真正将这种茶礼原型传到日本的是另一位僧侣南浦绍明（天应国师），他曾入宋拜径山虚堂禅师学法，回国时，“携带台子（泡茶时搁置茶道具的棚架）及七部茶典归国”。台子、茶典从物质理论两方面确定了日本的茶式以后，虽然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发展了茶道内涵，但这种茶式仍是日本茶道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一般程序礼仪是与浙江茶文化密切相关，是源于浙江的。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彼此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