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茶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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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又称香花茶、熏花茶、香片等。 它以精制加工而成的茶叶(又称茶坯)，配 以香花窨制而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茶叶 品类。
我国的花茶生产，历史久远。据唐代 陆羽《茶经》载，唐代煮茶时就有加茱萸、 葱、姜、枣、桔皮等同烹的做法。北宋蔡襄 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中，也 写到在贡茶中有掺“龙脑”以增加香气的做法。这虽还不能称为花茶，但可以说是花 茶生产的原型。开始正式生产花茶，一般 认为始于南宋。对此，施岳的《步月吟荣 莉》和赵希鹄的《调燮类编》中都有记载。 明代开始，花茶生产有所发展。清代咸丰 年间(公元1851～1961年)，福建的福州已 成为花茶的窨制中心。1939年起，江苏的 苏州发展成为另一花茶制造中心。
当代，随着国内外对花茶需量的剧增，花茶生产 发展更快。目前，我国的花茶产区遍及福 建、江苏、浙江、臟、安徽、广东、四川、江 西、台湾、广西、云南等省区。此外，湖北、 河南、山东、贵州等省，亦有少量生产。这 些花茶，主销我国长江以北各省(区)，尤以 北京、天津两大城市销量最大。日本、美国 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人们，也喜欢饮我国 的花茶。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花茶里，可 以闻到春天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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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雨花茶历史文化
雨花茶也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为南京特产。提起雨花茶，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晶莹圆润的雨花石。南京中华门外著名的雨花台原称“聚宝山”，相传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讲到妙处天降宝花，落花如雨，因此得名“雨花台”。而产于雨花台的茶也因此而得名。
“雨花茶”在我国茶名中实为罕见，但其生产历史十分悠久。约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代，南京百姓就有饮早茶的习俗。陆羽在《茶经》中记述了一个名为《广陵耆老传》的故事。讲的是晋元帝时，有一个老婆婆，每天清晨提着一壶茶沿街叫卖，老百姓们都争先恐后地买她的“雨花茶”来喝，奇怪的是，老婆婆从一大早叫卖到晚上，壶中茶汤竟然丝毫不减。老婆婆把卖茶所得的钱全部分给穷人，孤苦贫穷的人得到帮助，都很感激她。这个消息被当地的官吏们知道了，派人把老婆婆抓了起来，关进大牢。第二天一早打开牢门，老婆婆竟然不见踪影。后来，雨花台一带就开始遍布蓊郁碧绿的茶园。
南京空气湿润，山峦起伏，适宜茶树生长。至清朝，南京种茶范围已扩大到长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有关部门重新开始雨花茶的研制工作，并在1959年春创制成功。以后，雨花茶又在各届名茶评比会中获奖，以其清雅的茶名、独特的品质在我国绿茶中一枝独秀，颇具魅力。
巴蜀茶文化的悠久历史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但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中国的饮茶历史文化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和品茶技艺。本文旨在简单叙述饮茶方式和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著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
纵观饮茶风习的演变，尽管千姿百态，但是若以茶与佐料、饮茶环境等为基点，则当今茶之饮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讲究清雅怡和的饮茶习俗：茶叶冲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凉后），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我国江南的绿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闽粤一带的乌龙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属此列。
二是讲求兼有佐料风味的饮茶习俗：其特点是烹茶时添加各种佐料。如边陲的酥油茶、盐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欧美的牛乳红茶、柠檬红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风味。
三是讲求多种享受的饮茶风俗：即指饮茶者除品茶外，还备以美点，伴以歌舞、音乐、书画、戏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馆。
其外，应生活节奏的加快，出现了茶的现代变体：速溶茶、冰茶、液体茶以及各类袋泡茶，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化务实之精髓。虽不能称为品，却不能否认这是茶的发展趋势之一。
茶之饮，最早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有陆羽茶经等等对其方式精益求精，以及少数民族的种种异样喝法，都不离其宗；大概宛如诗的雅与风，都值得有心人细细玩味。至若有为雅而茶，大概是当今茶艺馆繁盛的原因之一，又或为道而茶，比如强调和敬清寂，大家见仁见智吧。
宜宾早茶历史文化
在宜宾，茶树漫山遍野，茶歌也贯穿采茶人的生活。每到茶叶采摘季，漫步于宜宾各区县的茶山头，总能听到淳朴的茶农们自编自唱的采茶歌，他们寄情于茶，喻茶感事，让人透过歌声，就能感受到他们丰收的喜悦。
宜宾现存有100多首（个）茶歌、茶谚、茶传说，是宜宾茶文化得以保存的民间文学形式，它们流于口传，曾在各区县农村流行，多为采茶人即兴演唱。
茶歌有《月亮出来茶籽生》《采茶采得口儿干》《采五更茶》《采姐妹茶》《采增广茶》等，内容有如屏山的《儿茶歌》：“侧儿根满坡生，我是家婆的亲外孙。我从家婆门前过，家婆喊我屋头坐。倒碗茶，冷冰冰；端盘菜，几根根……”还有“手采茶叶口唱歌，一箩茶叶一箩歌；妹儿山上采春芽，阿哥炒茶等妹喝……”等。
宜宾茶谚、茶对联有：“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等等。
宜宾还有一些与茶相关的传说故事。如筠连县联合苗族乡的《茶小伙与盐姑娘》的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向往；珙县孝儿双田村的《玉香茶》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恶徒的憎恨；还有江安县《酽茶解毒》的故事以及屏山县《药王的传说》等等。这些扎根于民间的茶歌和茶故事，反映的虽是茶农们琐碎的生活，却透露出了采茶人浓郁的生活氛围和场景，相传甚久，影响深远。
市井见于茶歌、茶谚和茶的传说，文人则载于茶诗。历史上众多文人雅士留连宜宾山川名胜，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词歌赋和咏酒饮茶名篇。“西来雪浪如庖烹，两涯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苹风起縠纹生。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诗《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对引人入胜的宜宾茶文化赋予了深刻的人文意蕴。
南宋诗人陆游对戎州也是情有独钟，他自诩“戎州陆羽”，可见其对戎州茶的嗜好和研究造诣。
福建白茶的历史文化
福建白茶，素为茶中珍品，历史悠久，其清雅芳名的出现，迄今已有八百八十余年了。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大观"年间，书以年号名）中，有一节专论白茶曰：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
关于福建白茶的历史究竟起于何时？茶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白茶起于北宋，其主要依据是"白茶"最早出现在《大观茶论》、《东溪试茶录》（文中说建安七种茶树品种中名列第一的是"白叶茶"）中；也有认为是始于明代或清代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茶叶制作方法上来加以区别茶类的，因白茶的生产过程只经过"萎凋与干燥"两道工序。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茶叶生产历史上最早的茶叶不是绿茶而是白茶。其理由是：中国先民最初发现茶叶的药用价值后，为了保存起来备用，必须把鲜嫩的茶芽叶晒干或焙干，这就是中国茶叶史上"白茶"的诞生。
《大观茶论》里说的白茶，是早期产于福建北苑御焙茶山上的野生白茶。其制作方法，仍然是经过蒸、压而成团茶，同现今的白茶制法并不相同。而白茶制造的历史据《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叶专家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约始自150多年前，首先由福鼎县创制的。当时的白毫银针是采自菜茶茶树，约在1857年自福鼎发现大白茶后，于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政和县在1880年发现大白茶，1889年开始制银针，至1922年才制造白牡丹。白牡丹原创制于水吉（当时属建瓯县，现属建阳县），何时开始，尚待考证，似在福鼎制白茶之后与政和制白茶之间。可以说，白茶制造历史先由福鼎开始，以后传到水吉，再传到政和。以制茶种类说，先有白毫银针，后有白牡丹、贡眉、寿眉；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
历史悠久的巴蜀茶文化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但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倚邦的历史文化
倚邦茶山包括原倚邦区的一乡和二乡，1988年改称象明乡，辖倚邦、曼拱、曼庄、新坡、安乐，(即牛滚塘、龙谷、大河边8个村公所)，原一乡以倚邦街为中心包括有熠崆、架布、曼松、曼昆大桥头等12个自然村，二乡包括曼拱(弓)寨、芭蕉林、大河边、茹茹塘、路得等7个自然村，共约19个自然村组成倚邦茶山。
倚邦街座落在一条山梁子上，东连曼拱西接革登和莽枝茶山，从倚邦西南到帽崆约20公里，从嶍崆到攸乐山有60公里。从倚邦街南下30公里左右便是现在象明乡乡政府所在地一大河边。
倚邦街的正街从东至西长约250米，宽约1216米，东边街头的东北向有石屏街，东南向有曼松街，西边街头沿西北向有出普文、思茅、普洱的茶古马道，西南向有出易武和景洪版纳的茶马古道。沿正街两旁，茶叶兴盛时有过200户人家，曾茶号林立，逢街交易、人气旺盛、人喧马嘶，有过历史的辉煌。据考证，嘉靖、道光年间是倚邦普洱茶(主要是七子饼茶)产运销极盛时期。先后有茶号十余家：宋云号、鸿昌号、杨聘号、元昌号、宝云号等。宋云号是制茶较早的一家，从光绪初年到民国(1875-1911)(1921-1941)年加工200担，销四川，光绪年间元昌号年加工400500担。倚邦的茶叶过去年产千担，畅销昆明、四川和香港等地。
倚邦街的土司衙门和会馆大庙遗迹在倚邦茶山兴旺时期，倚邦街曾经建过至少三个会馆，即石屏会馆、楚雄会馆和四川会馆，石屏会馆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1941年大庙被火烧，三个会馆至今都已不存在了，原挂在大庙大门上的一幅大匾被保护下来，匾的中央自右向左刻着斗大的四个大字：福庇西南，右上角刻着：光绪贰年藏丙子李下之吉旦，左下角刻有普洱府思茅同知加三级记录十次。从庙的题词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倚邦及周围茶山的茶叶造福一方的巨大价值和稳定西南边疆的重大意义。另从大庙的有五六尺长的横条地基石台和残存的雕花瓦盖，还可看出当时大庙建筑的雄伟气概和汉族文化融人思茅民族区域的积极意义。
倚邦有傣族土司衙门。据县志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3)划十二版纳时，以整董、播腊(即倚邦)、易帮为一版纳，隶属车里(今景洪)宣慰问。清雍正年间曹当斋以功授土千总世职，管理倚邦等六大茶山，(乾隆二十三年曹以军功升守备)。土司的儿子召宗宇迁居车里。
倚邦曹当斋墓记载的史事在倚邦街东南向不远的山坡林里，有一座的大坟和一个高大的石碑，碑文载有普洱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统管六茶山的史事，石碑雕凿精细，头上部雕有三条飞龙空心花的龙头，呈三角形，中央雕有一个大印，印上有汉满文字，碑身刻记着倚邦六茶山有关茶事，整个碑长两公尺以上，立于清乾隆2年(1737年)农历3月初，是清皇封敕曹当斋为倚邦土千总时立的碑。就在大石碑左下方不远，有一座曹当斋的坟墓，碑刻皇清敕赠昭信校尉应赠武德郎显考曹公当斋墓，乾隆癸未(1773年)季春吉旦。曹公从受封土千总(后晋升守备)到其逝世(1773年)共执事38年。
我国西藏茶文化的悠久历史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
一
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⑴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著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著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676一704)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⑵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⑶其中，寿州、舒州在皖，顾诸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湖在湘。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关茶的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氓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⑷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⑸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
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汉藏史集》中记载：都松莽布支(赤都松)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命心腹大臣四处寻访这种树叶，后来在汉地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日日煮饮，身体便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由此传说可知茶之被藏族看重，最初是因为茶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⑹藏族对茶的认识首先是医疗保健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⑺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⑻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