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制作。
普洱茶膏是清代的国礼！由于普洱茶膏所得不易，而且功效独特，所以在清代是作为国家级珍品来使用的，是级别很高的一种国礼，满清政府关于外交关系的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一、越南：
1、乾隆四十九年，恩赏安南（今越南）国王金玉珠宝一批,内有茶膏等物。
2、乾隆五十四年，特赐安南（今越南）国王五次,内有金玉珠宝一批,茶膏二匣。
3、乾隆五十五年，加赐安南（今越南）国王御笔福字,金玉珠宝一批,茶膏等物。又于热河加赐国王九次。每次均有珠宝,茶膏等。
二、缅甸：
1、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国王遣使庆祝万寿。特赐国王三次，每次均有珠宝、玉器、茶膏等；
2、乾隆五十八年，缅甸国王遣使祝釐，特赐国王玉器、珠宝、陶瓷、茶膏、绸缎等物。
3、乾隆六十年，缅甸国正副使臣等同在热河瞻觐，特赐缅甸国王金银玉器，及绸缎珠宝茶膏等.
除以上所列举的以外，尚有数十次向南掌（今老挝）、朝鲜等国国王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这也变相的证明了清代学者赵学敏的著作中所提到的“每年人贡，民间不易得也。”这里还不得不重点提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一次国际交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的与国际社会间的对话——马戈尔尼使团访华。
1792年，也就是乾隆57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58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署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要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现将其中三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摘录如下：
1、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2、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茶，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3、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普洱)茶膏26匣，
当时的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如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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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时候普洱茶膏属于“国礼”
清宫时候普洱茶膏属于“国礼”！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到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有学者等），都会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的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那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
①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②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③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嘎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茶膏26匣。
这个茶膏就是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些茶膏是什么样的，只能根据目录上的片言只语知道这些普洱茶膏都是用木匣盛装的。而用木匣承装的一定是整块的膏体，如果是散块的可用瓷瓶包装，因为瓷器也是中国的“国粹”。我们今天在中国故宫博物院里可见到一种“人参膏”，它就是瓷瓶包装的，里面是长条状一个个散块。瓷瓶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釉面的外表恰恰代表皇宫专属的色彩，是典型官窑的作品。普洱茶膏没有采用瓷瓶，而是木匣，目的是要展示整块茶膏的魅力。我们可以猜想，那上面一定有精美的图案，因为截至今天，能在整块茶膏上压制精美图案的也是非常难办的。纵观科技发达的今天，云南有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和个人多达几十个，但真正能制成整块带精美图案的仅一两家企业而已。
至于有人说，那批最早馈赠给英国使团的普洱茶膏，因当时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至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想，或者说是“浪漫的神往”。因为大英博物馆早已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只要藏品存在，从咨询处的电脑上一查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戏说”的成分。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的皇帝依旧是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清代贡品——普洱茶膏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茶膏在历代都有被录入史书。
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今日有幸在荣宝斋见到一款清宫著录的的百年老茶膏，先看包装颇有讲究，茶膏以长方形纸盒为主体，外包装名黄色缎子，盒盖面印有红色正龙纹，盒内装着小茶膏，上下叠落排列，每行由等距的笋衣为材质，加工成长方条于每层茶膏下做间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长方形黄陵纵向做间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而碎裂，茶膏最上层应附黄陵面说明书，盖上盒盖，将骨质别子插入扣鼻内，与说明书共同呈横向拉力的作用，以进一步巩固茶膏在盒内的稳定性。皇帝有时也会拿出少量的茶膏赏赐王公大臣，或外国使臣，已示恩宠，民间绝无此茶品上市。此款普洱茶膏，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呈四方委角形，上表面上中心为团寿字，四角偶以蝙蝠纹装饰，图案布局疏密均匀，花纹规则，纹样呈阳文，与茶膏表平面形成鲜明的凹凸感，具有独特的美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茶膏如出一辙，而附有的原包装盒的内材质，图案，颜色，以及盒内留有的笋衣，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贡茶膏的包装盒也竞相一致。如此可见，这些附有包装盒的普洱茶茶膏，系为请光绪朝（1875~1908）云南进贡的茶膏，至今已有100余年。
现在我们所能喝到的普洱茶膏，一般汤色都有点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的沉淀物和悬浮物，无通透感（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一品，更缺少一种厚重感，一种滑润度，这是因为膏内含物质太少。原以为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会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会产生风化戓霉变。却未曾想到此款百年老茶膏经过岁月的洗礼，膏体表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所碳化，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此款茶膏表面就有一层厚厚的白霜，由此可见年份真的已经很久远，接着我们很隆重的品了一下此款茶膏，我们放了2-3克的量，发现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此茶膏的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入口即化、生津极快，口感上仍具有生茶的霸气，还很有性格，耐泡度也很高，回甘持久。
此藏家活着时就非常酷爱普洱茶，代代相传，一直保存至今，是款难能可贵的普洱茶膏珍藏品。
古代时期茶膏曾成为“国礼”
古代时期茶膏曾成为“国礼”！普洱茶膏兴于唐，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根据这段“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的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茶膏外部用金丝线装扮，以显示贵重，产量极少，只有八枚。
宋代制茶者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时至明清，随着云南普洱茶业逐渐繁荣，云南茶人初创了一种普洱茶制膏工艺，用柴火给大铁锅加温，即大锅熬制茶膏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有部分茶农和普洱茶膏厂商所使用。不过，因其加工器具、条件简单粗陋，而且制作的普洱茶膏品质不佳，只能定性为普洱茶膏制作的“土方法”。在清代雍正、乾隆时期，鉴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和皇室饮用安全性等因素，遂将普洱茶膏的制作交由御茶房督造，并在制作工艺上做了很大改进。制茶工匠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以玉泉山水为介质，将上好的云南贡茶浸润出汁，通过花梨木为炭介质保持在较为适宜的温度，以便茶叶的内含物质析出，再通过蒸干等手段凝结成膏的工艺，皇宫“御制”的普洱茶膏无论在品质还是功效上都是大锅熬制的茶膏无法比拟的。
而对于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的功效，古人赞不绝口，清人赵学敏在其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因此，即使普洱茶膏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清，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皇室专享的养生佳品，自然非一般百姓可以接触和了解的，所以并未被大众所熟知。
早在1793(乾隆58年)，普洱茶膏就以国礼身份馈赠给英国使团，至今普洱茶膏仍珍藏于大英博物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普洱茶膏的制作工艺也湮没在了时光之中。昔日的御用茶品、尊贵国礼也仿佛在世界销声匿迹，直到2004年，鲁迅先生收藏的3克普洱茶膏以12000元获拍，才让普洱茶膏重回大众的视线中。而在2012年和201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普洱茶膏更是高调回归——云南贡润茶叶有限公司旗下的贡润祥普洱茶膏以当代“国礼”身份，被赠送给各国政要、工商界、学术界领袖，再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迈向了世界舞台。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你知道普洱茶膏的形成在什么时期吗？其实，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一起来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这已成为不解的谜。
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于清代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于清代！茶膏的制作工艺的没落期于明朝朱元璋废止龙团凤饼而起，然而远在京城之外的边疆地带——云南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茶膏才得以流传，也为清代的茶膏成为皇室专用奠定基础。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此时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工艺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与唐宋时期茶膏的制作工艺不同，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
然而大锅熬制的茶膏制作办法存在很多食品生物学问题；
1、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后来乾隆执政，将茶膏有皇室“贡品”转为皇宫“御制”。其茶膏制作工艺亦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皇帝极为害怕投毒而致命，因此将茶膏迁入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
乾隆时期，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于是茶膏迁入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之后，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历经186道工序，72天精工细作，才成就宫廷茶膏。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
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茶膏曾是国礼被史书所记载
茶膏曾是国礼被史书所记载！由于茶膏所得不易，而且功效独特，所以在清代是作为国家级珍品来使用的,是级别很高的一种国礼，满清政府关于外交关系的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就有：
一、越南：
1、乾隆四十九年，恩赏安南（今越南）国王缎各一、纸笔墨砚各一。特赐国王古稀说，并御书南交屏翰四字。蠎缎、倭缎、闪缎、锦缎各二疋，特赐国王御制诗一章，瑞芝如意一，蠎缎、闪缎、漳绒、锦绒各一疋。正副使三员，八丝缎、五丝缎、漳绒各一疋。瓷瓶三、荔枝、茶膏、茶饼、南酱、鲜果等物。
2、乾隆五十四年，特赐安南（今越南）国王五次。初次，玉如意、玉观音、绿水晶、朝珠、水晶瓶、红瓷瓶各一，银丝盒二、锦缎三疋、笺纸三卷。二次，蠎缎、闪缎、粧缎、锦缎各二疋。三次，茶膏二盒、鼻烟二瓶、佛手一盘。四次，如意、鼻烟壶、木漆碗、珐琅碗各一。彩缎、漳绒各三疋。五次，大瓷瓶、瓷盘、漆碟、碗、炉各二，小刀一。
二、缅甸：
1、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国王遣使庆祝万寿。特赐国王三次，初次，玉佛、玉如意，金镶玉亭各一；，二次御书扇一，又扇一，茶叶二瓶；三次内库缎二十，玉器六，石砚一，玻璃器二十九，珐琅瓶一，各色瓷器五十有四。大头目四员，赏每员大元宝一扇一，茶叶三瓶，瓷椀磁碟各一，茶膏一盒，蟒缎一，八丝缎四，珐琅器、瓷器各二，银五十两；
2、乾隆五十八年，缅甸国王遣使祝釐，特赐国王玉佛一，如意一，佛经一，玉朝珠一盘，盆景二，锦八，缎四，又如意一，闪缎、锦、漳绒、绫、纱、罗各二，玉器、交竹器、雕漆器各四，玻璃器、瓷器各十。福字笺二十，绢笺十卷，扇二十，宫扇十，砚二，笔四匣，墨二匣，茶叶十瓶，茶膏二盒，香袋二盒。3、乾隆六十年，缅甸国正副使臣等同在热河瞻觐，特赐缅甸国王金针表二。八月初三日，于万树园特赐缅甸国王玉佛、玉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盘，金字佛经各一部，盆景各二，雕漆椀各二，玉器各一，各色缎各十二，茶叶、茶膏、念珠、小刀、瓷器等物。颁赏于例赏外加赐缅甸国王：闪缎、锦、漳绒、绫、纱、罗各二，宫扇十，扇二十，砚二，笔四匣，墨二匣，绢笺十卷，香袋二匣，福字笺二十，茶叶十瓶，茶膏十盒，瓷器、雕漆器各十，葫芦器、交竹器、玉器各四。正副使茶叶、茶膏、瓷器、茶盘等物。
除以上所列举的以外，尚有数十次向南掌（今老挝）、朝鲜等国国王赠送茶膏的记录，这也变相的证明了清代学者赵学敏的著作中所提到的“每年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满清政府的愚民政策，造成人民对大量无价信息的缺乏，比如茶膏，直到今天，大多数国人都还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么先进的产品。它过往的辉煌，全部泯灭在了时光的烟波中。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清宫不再制作茶膏产品，这一绝技也逐渐到了失传的边沿。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普洱茶“忌高温”的特性。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没有确切的纪录知道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记载，他们所服食的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炼丹术”中所使用的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所以在五行生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于是当时就有一种设想，那就是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鼎”（古代的烹饪器，也是记载功勋的礼器）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战国末期就萌芽了。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修炼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
后人将这场探索活动叫“金丹术”。他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理论。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
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在炼丹术发展初期就有人服食丹药，首先是三国时期何晏大将军（曹操的义子）带头服用“五石散”，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于是在社会上“服石”之风盛行。由于“五石散”中主要成分为砷制剂，服后浑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所以社会上就又流行起宽肥的服装，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誉为高士。后来炼丹家们进一步又炼出了升华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只要服用一点就可得到同样的“药效”，就这样，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结果不是中毒就是发病死亡，这可以说是古代的吸毒潮，所造成社会危害相当严重，可与今日的吸毒热相比。所以在当时的古诗中就有“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此事。
但尽管如此也未能因此而停止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种观点与当时传统的医学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被奉为“医圣”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认为：“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的。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将道士逐出皇宫，并中止了“炼丹术”。应当说，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医，本人自幼爱好医学，勤于钻研。他曾开辟药圃（即养素园），亲自种药，以获取直接经验；同时，又遍游各地采访药物，善于向地方民间医生吸取经验。他一生著述甚丰，大约有十几部专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两部留存，其余十几种都已佚失。
《本草纲目拾遗》采录药物921种，其中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未收录的民间草药，其余则是对《本草纲目》所叙述草药形态、主治不够详尽之处加以补充，或纠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讹误等。更重要的是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中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学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黯。”说明铅粉有毒，纠正了这一错误。而且赵学敏对于《本草纲目》中分类不恰当的都加以订正。
《本草纲目拾遗》所引据的医药书达282家，引据的经史百家书目也达343家，包括当时罕见的钞本和珍秘本。如汪连仕的《采药书》，李草秘《海药秘录》、《百草镜》，王安卿《采药志》等。另外，该书附录了一些方剂，还辑录了很多嘉庆以前的医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拾遗》打破了中医药只强调“国粹”，拒绝外部（指外国）的成就，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国外的一些草药（相当于现代的进口药）介绍给了国人。如金鸡勒（即金鸡纳皮）、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可见，赵学敏不是一个封闭的学者，其开放的心态足以令当今的中医药学者汗颜。何况，他又是处在乾隆时期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2005年，云南出现了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普洱茶膏的生产，也是第一个将普洱茶膏作为成熟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着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科技的“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清代普洱茶膏代表超贵族的身份
清代普洱茶膏代表超贵族的身份！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茶膏演变史(三)——清代：普洱茶膏正式定名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清代宫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宫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英国使团马噶尔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的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延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
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什么是普洱茶膏
什么是普洱茶膏
普洱茶膏是将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
茶膏发展史
根据史料，茶膏最早出现于南唐时期。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唐代时期因科技远远没有现在发达，所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但是依然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远离京城的云南依然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此时的制茶工艺远远不如唐宋时期，只是简单的模仿。即使如此，也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朝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现代普洱茶膏的研究始于2002年，到2005年基本完成了对清朝宫廷御茶膏的破译与复原。普洱茶膏制作工艺在中国一脉相承，虽然经历了明代和民国的数百年断代，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工艺。现代制作的普洱茶膏香味十足，陈化后的口感滋味也更好。
茶膏的特点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其实，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直接点出了普洱茶膏的两款产品，一个是黑膏，一个是绿膏(呈墨绿色)。就黑膏而言，普洱茶膏也不是就一款产品，且每款产品的品质与外观差异极大。
现代普洱茶膏的制作则采用当今最为先进的生物科技手段，其冷等静压、细胞破壁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冷冻干燥等技术的运用，使现代普洱茶膏的生产过程更科学、更简便、更卫生，相比清朝宫廷普洱茶膏品质更高。
普洱茶膏的汤色比普通普洱茶更加通透明亮，因过滤了杂志，茶汤也更加纯净。结合高科技制作工艺后的普洱茶膏，在剔除可能存在的农残等有害物质后，饮用也更加安全。
茶膏的饮用
纯饮方法：这是目前冲泡普洱茶膏最常使用的方法，也是普洱茶膏最流行的方法。它的冲泡方法简单易行，只需一个冲泡的玻璃杯(很多人用玻璃材质的公道杯)，及一个或几个品茗杯(按品茶人数确定)的用具，无论是在家里、办公室、茶坊均可冲泡与品饮，不受环境的约束。
调饮方法：人们习惯于将不同植物果实，如大枣、桂圆、山楂、枸杞等一些补气、补血又养颜的物品调配到一起饮用，以期达到更高的品饮效果。用调饮的方法饮用普洱茶膏，是茶膏饮用中的“另类”，却也是值得推荐的一种好方法。
茶膏的功效：解酒护肝的功效、消食、解油腻的功效、养胃的功效、抗癌的潜在功能、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降血糖的潜在功能
茶膏的鉴别
陈化周期：从理论上推算，其时间大约为60年。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产生风化戓霉变。
观察外观：一是如果是黑色，表示生产时间不长；二是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至于能否依据挂霜的多少来明确年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因为挂霜的多少除了有时间因素外，也与存放方式有关，裸露在自然条件下，挂霜既少且慢；反之，在密闭的条件下则挂霜很快；三是当膏体的外观呈现灰色，则是变质的表现，这样的茶膏冲泡后，汤色一定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沉淀物和悬浮物。不适合饮用。
通透性：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反之，汤色发暗，且有悬浮物，无通透性，证明杂质较多。
滑感：很多茶膏的汤色呈红色，也通透，但是一品，缺少一种厚重感，更缺少滑润度。入口即化、生津极快和回甘持久的普洱茶膏才是佳品。
普洱茶茶膏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太多的坎坷才走到今天的辉煌。当然普洱茶茶膏的好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我认为最好的还是在其经历，所谓茶路漫漫，漫漫茶路。学无止境，我在路上，心永在茶路之上。
普洱茶膏是如何产生的？
其实，只要注意中国茶叶发展历史，尤其是制茶工艺演化历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洲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象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2、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先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在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洲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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