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清朝。
1、制作工艺的严谨与考究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分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亇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这种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它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提取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2、超贵族身份
从唐宋的茶膏到清代的普洱茶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沿着贡品的这条线一路走来。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这就使它从一诞生到后来的发展，极少被世人所了解。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就如清朝皇帝使用的瓷器，一旦打碎了，也在宫墙内掩埋，就连碎片也不允许流入宫外。同样，普洱茶膏的制作也成了对外保密的品种，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贡茶在向朝廷进献后，而使其茶品在民间流通时具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么，普洱茶膏则属于贡茶中的贡茶，享有“超贵族身份”，非一般贵族及王公大臣所得，更是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品。
3、差异化及多样性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其实普洱茶绿膏(也称普洱绿膏)。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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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
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这已成为不解的谜。
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清朝茶膏在现代的价值——奢侈极品
清朝茶膏在现代的价值——奢侈极品！茶膏的历史比较悠远，在历史中，茶膏也曾经多次失传，而对于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中，清朝时期是茶膏的鼎盛期，那么，这个时期的茶膏到我们现代是否还能值钱呢？价值又是多少呢？
茶膏在多次的失传之后，在2004年首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一次的出现，几乎震惊了整个茶行业。
2004年在一次著名的拍卖会上，一块鲁迅收藏的茶膏，仅重3克，竟拍出了12000元的天价，每克达4000元。鲁迅收藏的这批茶膏共有39块，全是清室贡品，外包装是雕满龙纹的木盒子，里面用绘有龙纹的金色绸缎作衬。每块茶膏规格、形状都相同，长宽均为4厘米，高约半厘米。在拍卖现场，这块小小的茶膏备受追捧，观众为了一睹茶膏真容，嗅嗅它的香味，竟然将它挤裂了一角。
关于茶膏的珍贵，有人概括：茶膏是“生在山里，死在梦里，埋在缸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爽在心里，记在脑里，功在体里”。18世纪的清朝学人赵学敏的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中。他先说“黑如漆”的茶膏，醒酒第一。又说绿色的茶膏醒酒效果更好。可知茶膏不止一种颜色。
2007年，一块82克的清宫普洱茶膏又被人以85万元的高价收购！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视为国宝，若要论及价值，也只能用奢侈极品来形容了。
清朝——普洱茶膏的繁华期
清朝——普洱茶膏的繁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普洱茶膏在乾隆皇帝的带领下，进入了前几个朝代都从未有过的繁华期。
明朝皇帝朱元璋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普洱茶在清朝被作为贡品上贡朝廷，但是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清朝是普洱茶膏的繁荣时段
清朝是普洱茶膏的繁荣时段！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溫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了普洱府。在普洱府设立的当年，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这样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上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雍正时期的茶膏，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被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仍能看到这种熬制茶间及自制的茶膏。
但是这种大锅熬制茶膏从食品生物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
1、使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状态下，大量的营养物质会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练，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制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区别。
历史上唐朝到清朝的普洱茶膏
历史上唐朝到清朝的普洱茶膏！普洱茶膏被现代人慢慢接受，因此，人们开始追究他的起源，下面小编就简要的介绍一下。
陆羽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唐代的制茶工艺与今天不同，以蒸青饼茶为主，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日本倒是保留了较多的唐茶工艺，如今到处流行的“抹茶蛋糕”，其实也就是捣过之后的茶末，即“末茶”。一天，当陆羽在熬制私家“茶膏”时，发现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极其相似。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记录在《茶经》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茶膏的发现者。
到了宋朝，风雅的宋人更是将茶膏发扬光大。宋是中国古代市民生活气息最浓厚的一朝，上至帝王士大夫，下至平民贩夫，皆爱在宴席中饮用，因此酒、茶及饮食，在宋代均有极大发展。中国古代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写茶书的人----宋徽宗，提出一个鉴别茶膏的方法：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则膏会粘稠，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宋时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
在明代，废除了茶饼的上贡，因此茶膏的工艺，到此失传。幸运的是，云南僻处边疆，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地的饮茶习俗与内地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然后我们就看到文章开头的第一段，雍正七年，茶膏成为贡品，清朝皇室开始流行茶膏。
三大特点让普洱茶膏再流行
三大特点让普洱茶膏再流行！伴随近几年普洱茶的“热销”，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古代普洱茶膏的“失传”，并相应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而让普洱茶膏再流行主要的要点有三方面：
1、制作工艺的严谨与考究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分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亇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打造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这种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它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提取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2、超贵族身份
从唐宋的茶膏到清代的普洱茶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沿着贡品的这条线一路走来。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这就使它从一诞生到后来的发展，极少被世人所了解。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就如清朝皇帝使用的瓷器，一旦打碎了，也在宫墙内掩埋，就连碎片也不允许流入宫外。同样，普洱茶膏的制作也成了对外保密的品种，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贡茶在向朝廷进献后，而使其茶品在民间流通时具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么，普洱茶膏则属于贡茶中的贡茶，享有“超贵族身份”，非一般贵族及王公大臣所得，更是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品。
3、差异化及多样性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
其实，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直接点出了普洱茶膏的两款产品，一个是黑膏，一个是绿膏(呈墨绿色)。
普洱茶膏在古代的用途
我们在探讨古代普洱茶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下面我们一起来解密吧
“大锅熬膏法”虽然为云南独创，甚至也作为贡品进京过，也曾经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的贡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它时间很短，就没有了下文。自清朝时期起始，普洱茶迎来了它第一次繁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普洱茶作坊或者茶号，像福元昌、同庆号、车顺号、宋聘号等等，却不知道哪一家有过生产普洱茶膏的记录。
我们从云南众多的史料中，会偶尔发现一两句涉及普洱茶膏的评语，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就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困惑：我们知道普洱茶膏来自云南，但却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甚至有人提出：云南土司创造了这种大锅熬膏法，并没有在云南普及，其真正的生产地被转移到了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饮用云南的普洱茶，尽管那时不叫普洱茶，但这种茶品因源源不断流入西藏，加之普洱茶解油腻的功效，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西藏到云南形成的多条“茶马古道”，就因普洱茶才有的。
藏区本身就有煮茶的习惯，他们饮用普洱茶，不像内陆地区的品茶，也没有茶道的技法，而是加入奶、盐、姜片等一起煮。是饮食中的一种佐料。也可称为“混合饮”。唯独对待普洱茶膏，则是采用的“纯饮”，即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西藏饮用普洱茶膏，尤其是在大的寺院及上层喇嘛中的普及，早于清朝宫廷。据此，也有人认为“大锅熬膏法”有可能就来自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茶马古道”的历久不衰，对普洱茶的理解和依赖远远胜于内陆地区。虽然他们自始至终不接受汉民族茶道的技法，基本采用“混合饮”的方式，但不排除他们本身也有“纯饮”普洱茶的需求。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结合藏传医药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大锅熬膏法”制作的普洱茶膏，专供寺院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自清代起，甚至有人认为比清代还早，有可能是元朝，很多大的寺院都建有自己的“熬茶间”。
其实，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至今在西藏一些大的寺院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熬茶间”，只是它仍然还是那么隐蔽，轻易不向外界暴露，更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藏区寺院对活佛级以上人员的生活料理一直是高度保密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传统，活佛乃至活佛级以上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神圣的，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包括他们的饮食。
我们目前还不能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认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大锅熬膏法”制成的普洱茶膏，并没有在云南得到普及和应用，相反是在西藏或者更大的区域——藏区，成为专供活佛及活佛级以上人物的“纯饮”的茶品。除此之外，西藏地区“纯饮”的茶品没有第二个。它体现的用途，或者说价值，不仅是保健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种神秘性，反而限制了它的传播。“大锅熬膏法”——无论是云南的创造，还是西藏的发明，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它的用途很窄，影响力也极弱。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宫廷创建的普洱茶膏声名鹊起，加之后人不知道有两种普洱茶膏，还误认为是一种东西，那么，它仍然会隐藏着一种神秘，不被外人所知。
那么，清朝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的用途到底有哪些呢？
一、超贵族的身份——“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顶级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到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有学者等），都会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的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那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
①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②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③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嘎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茶膏26匣。
这个茶膏就是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些茶膏是什么样的，只能根据目录上的片言只语知道这些普洱茶膏都是用木匣盛装的。而用木匣承装的一定是整块的膏体，如果是散块的可用瓷瓶包装，因为瓷器也是中国的“国粹”。我们今天在中国故宫博物院里可见到一种“人参膏”，它就是黄色瓷瓶包装的，里面是长条状一个个散块。瓷瓶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釉面的黄色恰恰代表皇宫专属的色彩，是典型官窑的作品。普洱茶膏没有采用瓷瓶，而是木匣，目的是要展示整块茶膏的魅力。我们可以猜想，那上面一定有精美的图案，因为截至今天，能在整块茶膏上压制精美图案的也是非常难办的。纵观科技发达的今天，云南有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和个人多达几十个，但真正能制成整块带精美图案的仅一两家企业而已。
至于有人说，那批最早馈赠给英国使团的普洱茶膏，因当时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至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想，或者说是“浪漫的神往”。因为大英博物馆早已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只要藏品存在，从咨询处的电脑上一查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戏说”的成分。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
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的皇帝依旧是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到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有关。因为中医药倡导的是“治未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与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
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问题。
扁鹊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人，也是尽人皆知的神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扁鹊的两个哥哥也颇懂医理。
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我的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的时候，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反而觉得他的治疗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的时候，看上去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我们乡里流传。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已经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让人昏迷，做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大手术，自然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远远大于我的两位哥哥。”
文王叹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典故实际上说的是“治病观”。它的意思是说，医术最高的人不是药到病除的人，而是能在病发前把病铲除的人！这与西方的医学有很大不同。
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了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之中。
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如《本草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茶膏功效中，经常引用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需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饮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的功能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
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
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有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
普洱茶膏产地在何方
普洱茶膏产地在何方？普洱茶膏提取于普洱茶叶中，茶叶的品质直接决定了茶膏。云南是普洱茶的唯一产地，放眼偌大的云南，当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云南普洱两大茶区的古茶山最为著名。
贡润祥普洱茶膏的原叶精选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两大茶区古茶山的万余亩有机茶园的纯天然明前古乔木春茶。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世界公认的茶树原产地，植茶、用茶、贸茶的历史始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达两千年。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是中国历史名茶——普洱茶的发祥地、原产地，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清朝普洱贡茶的采制、采办中心，底蕴深厚的普洱茶文化，源远流长。
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山水相连，地形、气候、植被相近。地处南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9℃—20℃，年降雨量1700毫米至2100毫米，雨量充足，阳光充沛，云雾缭绕，植物丰富，四季常青，山清水秀，蕴育出了高品质的传统普洱茶，为此，清雍正七年被朝廷指定为贡茶产地，年特制、缴纳“八色贡茶”数吨，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普洱茶成为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
而另一个产区思茅就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出现于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始祖），还有拥有活标本2700年的镇沅千家寨野生世界“茶树王”和上千年的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1800多年的景迈山万亩人工栽培古茶园，足以证明茶叶在普洱市历史上的重要性。普洱市野生茶树群落分布广泛，主要在无量山、哀牢山和澜沧江两岸。
这两大茶区均为皇家的贡茶园，自清代开始普洱贡茶均出于这两大茶区。其无与伦比的“五度空间”举世闻名：高度（海拔1800米左右），湿度（年平均降雨量1500毫米左右），温度（年平均气温17℃－23℃），纬度（北纬21.7度），经度（东经101度）。这里恰到好处的日照、气温、降水量气候条件，对茶叶化学成分特别是次生代谢产物有明显的影响。日光辐射量较多，有利于碳素代谢和茶叶多酚类物质的积累。
因此，好品质的普洱茶均来自这两大茶区的古茶山。贡润祥普洱茶膏的原料正是选取两大茶区的古茶树，通过层层筛选，再通过186道工序加工而成。不得不说，好品质来自于精雕细琢。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的品质和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茶中珍品。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清朝普洱茶膏曾经历的两代皇帝
清朝普洱茶膏曾经历的两代皇帝！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属于整个古代历史中的鼎盛时期，对于这样的鼎盛时期，离不开其中两位皇帝的“推波助澜”。
清朝雍正时期
云南土司借鉴中国中医药“熬膏”的方法，采用“大锅熬膏”工艺制成土质普洱茶膏，也是普洱茶膏的初级阶段。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了普洱府。在普洱府设立的当年，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这样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上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雍正时期的茶膏，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被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仍能看到这种熬制茶间及自制的茶膏。但是这种大锅熬制茶膏从食品生物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1、使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2、茶叶在高温状态下，大量的营养物质会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3、大锅长时间熬练，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制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区别。
清朝乾隆时期
清朝皇宫御茶房采用“压榨制膏”工艺取代云南土司“大锅熬制”法。自此，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习惯上也称宫廷普洱茶膏或御制普洱茶膏，其制膏的工艺超越中医药高温“熬膏”的局限，更趋于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这个阶段里，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进出上采取了一套近似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压制工艺极其复杂，多到186道工序，长达72天的制作周期。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使生产出来的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至此以后，普洱茶膏不仅是“贡品”，又称为了“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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