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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唐朝到清朝的普洱茶膏！普洱茶膏被现代人慢慢接受，因此，人们开始追究他的起源，下面小编就简要的介绍一下。陆羽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唐代的制茶工艺与今天不同，以蒸青饼茶为主，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日本倒是保留了较多的唐茶工艺，如今到处流行的“抹茶蛋糕”，其实也就是捣过之后的茶末，即“末茶”。一天，当陆羽在熬制私家“茶膏”时，发现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极其相似。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记录在《茶经》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茶膏的发现者。
到了宋朝，风雅的宋人更是将茶膏发扬光大。宋是中国古代市民生活气息最浓厚的一朝，上至帝王士大夫，下至平民贩夫，皆爱在宴席中饮用，因此酒、茶及饮食，在宋代均有极大发展。中国古代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写茶书的人----宋徽宗，提出一个鉴别茶膏的方法：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则膏会粘稠，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宋时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
在明代，废除了茶饼的上贡，因此茶膏的工艺，到此失传。幸运的是，云南僻处边疆，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地的饮茶习俗与内地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然后我们就看到文章开头的第一段，雍正七年，茶膏成为贡品，清朝皇室开始流行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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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著名的普洱老茶有哪些
历史上著名的普洱老茶,它们是时空遗留的产物，因稀有而被惦记，相比只可观瞻的众多文物，与人的欲望接触更为亲密，可以进口入胃融于血液，给人予品饮历史的飘渺幻象。
人天性好奇而不满足，它们勾起了人性深处的虚荣与天真。它，就是普洱老茶，被誉为“能喝的古董”。
陈云号圆茶
“陈云号”成立于清中后期。是民国初年最大的普洱茶商之一，当时的老板陈石云，人称“陈半山”。云南省勐腊县易武乡张家湾的曼腊茶山有一半茶园都姓陈。陈云号最兴盛的时期是1900年--1933年，当地人都这样说，易武有刘癸光，曼腊有陈云山，一个南；一个北。“陈云号”有自己的马帮，茶叶的原料以易武、曼腊茶山为主，生产出的产品运往越南的莱州，产品主要销往香港及东南亚。
1951年陈云号生产了最后一批茶叶后，从此销声匿迹了。现在所提供的这款茶品，经鉴定应该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产品,现今为稀有物品,属难得一见的茶品。
宋聘号
宋聘号茶庄，创建于清光绪六年，总部设在易武镇，产品原料以易武山为主。民国初年与钱利贞（后改名为“乾利贞”）结为亲家，而改名为“乾利贞宋聘号”。
合并后的宋聘号为了扩大经营和生产，开始生产一些普通的产品。同期宋聘号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生产的普洱产品为“福华号宋聘”，同时也代理运营总公司对海外销售的产品。现提供此样茶品，经鉴定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产品，现今为稀有物品,属难得一见的茶品。
鸿泰昌
鸿泰昌茶庄创建于1926年，茶庄设在六大茶山----倚邦，创始人高鸿昌。茶叶原料主要以倚邦山为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鸿泰昌茶庄在泰国开设分公司，取号“鸿泰昌号”。同期也利用泰国的茶箐，生产普洱茶供应东南亚市场，堪称普洱茶历史上的第一个庞大的“普洱帝国”。
鸿泰昌茶庄在倚邦的总部一直延伸到解放初期，消失于人民公社成立后，而设在泰国的分公司至今仍然存在，是一个孤悬海外的普洱茶王国。现提供的此款产品应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产品，是一款难得的普洱珍藏品。
无纸早期红印
“红印”，这响亮的名字，在普洱茶界几乎是每个人都听过的“法号”，然而真正看过摸过或喝过的应该不到百分之一。红印，因其茶饼内飞为红色八中印而得名。
红印圆茶始创于1940年，范和钧创办的佛海茶厂。红印共分为：无纸早期红印、有纸红印、早期红印、后期红印。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过生产，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1940年到1955年之间生产的内飞为红色八中印者为正红印。现提供的这款茶品，经鉴定应该为解放初期之产品，是一款可遇不可求的茶品。
七子黄印大饼
黄印七子饼，产生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云南七子饼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现代拼配普洱茶工艺的始祖。1959年，因侨销茶停产的缘故，中茶公司把茶饼的名称从“圆茶”改为“七子饼茶”（即“中茶牌圆茶”改为“云南七子饼茶”），生产单位也从“中国茶叶总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改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
七子黄印品种有“八中黄印”、“七子小黄印”、“七子大黄印”、“绿字黄印”等等。但一般茶人区分则按照外观特点区分为“大黄印”、“小黄印”、“认真配方”（内飞内多了“认真配方”四个字）等几种。此款茶因八中茶字为绿色，饼身比一般茶饼稍大，故称为“七子黄印大饼”。是一款难得的普洱珍藏品。
雪印青饼
“雪印青饼”产生于七十年代初，是台北一名姓黄的先生1999年11月命名的，是一种俗称，指的是某一批茶号为7532的七子饼。从配方来看，面茶为芽尖毛茶，是青饼茶中最为细嫩的茶品，产量并不是很多。
目前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了。此款茶经鉴定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产品，是一款难得的普洱珍藏品。
73大叶青
“73厚纸大叶青”产生于七十年代初，是台北一名姓黄的先生1998年12月命名的，是一种俗称，指的是某一批茶号为7542的七子饼。
从配方来看，面茶用3、4级幼嫩芽叶，里茶用5、6级叶（后期也出现过掺7、8级老叶的情况）。此款茶经鉴定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产品，是一款难得的普洱珍藏品。
蓝印铁饼
简称“蓝铁”，产生年代有两种说法：一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产物；一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代表茶品。
“蓝印铁饼”为云南省普洱茶行业一个新的突破产品，它摆脱了以往用布袋包揉压制茶叶的繁琐工序，采用金属模子直接把茶青放入压制脱模而成，过程简单而快捷，缺点在于加工时压力过大，茶体太紧结不利于后期转化。“蓝印铁饼”采用的原料为易武乔木茶青。是一款可遇不可求的茶品。
广云贡饼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精选上等的晒青毛茶为原料，并利用自己独创的工艺压制成普洱茶出口到港、澳、台及东南亚。
因这些茶以云南、广东等地原料为主，由于融入了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独创的配方和工艺技术，具有广式韵味，台湾和香港的茶人又称之为“广云贡”，产品结构有饼、砖、沱。
八八青
“八八青”是香港一名姓陈的先生命名的，是一种俗称，指1988年至1992年生产的某一批茶号为7542的七子饼。
“八八青”的意思据陈先生说：为了纪念他的茶店开业的年期，其次是以广东人的口音8字是代表行运与发财的好兆头。“88”者亦喻意发财后可再发的意思。目前此款茶是一款难得的普洱珍藏品。
品味历史上普洱茶香气之美普洱茶香气如何？
导读：曾听一茶友说起：“普洱茶是最难懂的茶，但也是最美的茶。”笔者虽无此感，但还是喜欢着普洱茶。普洱茶，笔者不敢说是最美的，但她确实是集“难”与“美”于一身的茶叶。马哲峰老师从美学的观点来探讨普洱茶，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以下为原文。
令人愉悦的气味谓之香气，香气乃是普洱茶美学的核心和灵魂之一，闻香识普洱，藉由香气的引领，我们步入茶世界的桃花源，自此不闻他茶，唯爱普洱。
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花香中尤以兰花香味最为殊胜。茶圣陆羽《茶经》中要求茶人身体力行：“精行俭德”，被后世崇奉者以拟人化的方法，投射到了茶品的香气上。
宋代范仲淹所做《斗茶歌》有：“香薄兰芷”的描绘，明代的张源《茶录》描摹茶品“茶有兰香”。兰，以其高洁的品性被誉为君子的象征。兰为王者香，以兰香喻茶香，是为传统儒释道文化浸淫下的茶人，对茶品最为美好香气的追求。
清代张弘撰《滇南新语》中描摹岁贡的芽茶，已改用了“味淡香如荷”的美好词汇。兰、荷，在香气的文化品性上一脉同源。
传统儒释道茶文化视野下，茶品香气，以纯为本，道法自然，以香喻德。如今最为美好的普洱茶香气，一如既往，誉为兰花香。
当今的普洱茶，在所有的茶类中，以众多的名山头乔木古树生茶独树一帜，几无产品堪与其比肩。以文化视野下的哲学观点视之，茶，天涵、地载、人育的灵物。每一座山的茶品，都有着美妙迷人，而又自身风格卓绝的香气。
迎合现代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诞生的普洱熟茶，在普洱茶香气美学上，归类于现代主义的产物。熟茶香气有普香、梅子香、枣香、参香和陈香，无需长期等待，当下即可享受。
自唐及明，“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的云南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异数。它的出产地域长期有利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外，在遥远边地的雨林中倔犟地生存了下来。边地之人从不掩饰对中原文化的向往，现今流传在滇南少数民族中间所崇敬的茶祖诸葛亮即是佐证。惜乎受到正统文化教育的士人，看待这茶多有偏见。迟至明代的谢肇淛《滇略》（1620年）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每个时代，总有为数极少的杰出之人，能够超越身处时代的局限性。明代云南大理白族进士李元阳在《大理府志》中记载：“感通茶，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越胜也。”这种远见卓识，令今天的我们自愧弗如。幸运的是，数百年以后，李元阳有了自己的知音，那就是邓时海先生，化用明人李元阳的提法，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使普洱茶香气臻于独特文化境界，藉此融入主流茶文化的行列，为当代世人所公认。
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
清朝时期的普洱茶膏！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这已成为不解的谜。
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历史上我国各种茶叶名称
茶叶作为饮料，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茶的保健功能，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出于对茶的深情厚爱，为茶取了不少高雅的名号。
唐代陆羽《茶经》美誉茶为“嘉木”、“甘露”，杜牧《题茶山》诗赞誉茶为“瑞草魁”，施肩吾在诗中称呼茶为“涤烦子”；五代郑遨《茶诗》赞称茶为“草中英”；宋代陶榖著的《清异录》一书，对茶有“苦口师”、“水豹囊”、“森伯”、“清人树”、“不夜侯”、“余甘氏”、“冷面草”等多种称谓。北宋苏轼为茶取名“叶嘉”，并著《叶嘉传》。
宋代杨伯岩《臆乘·茶名》喻称茶为“酪苍头”。苏易简《文房四谱》称呼茶为“清友”；元代杨维桢《煮茶梦记》称茶为“凌霄芽”。
茶，在古代是一物多名。清代郝懿行著《尔雅·义疏》指出：“诸书说荼处，其字乃作茶，至唐代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茶经》问世以前，除了“荼”以外，还有多种称呼，如槚、蔎、茗、荈等。唐代以后，茶的别称逐渐不使用了。
此外，对茶产品也有很多称呼，如唐宋时的团饼茶喻称“月团”、“金饼”，清代阮福《普洱茶记》所记载的“女儿茶”等。随着名茶的出现，以名茶之名代替对茶的称呼更是丰富多彩，如“滇红”、“铁罗汉”、“白牡丹”、“黄金桂”、“紫鹃”等，称呼极多，美不胜收。
普洱茶历史上“越陈越香”的演变过程
明末清初的东鳞西爪——在越陈还不越香的时候
总有一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精彩，前朝的艺术品、美酒、手中把玩了多年的核桃、普洱茶以及对初恋情人的回忆。云南是今人传说中世界茶叶的发源地，本地较原始的品种，充分保留了原始形态的大叶子。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此类粗枝大叶之物原入不得文人雅士的眼，只能送往康、藏等地区人民，由于饮食中含有大量酸性的动物蛋白，高含碱性物质的云南大叶种茶，可对他们而言确实是须臾难离的。
相对于云南地区落后的生产技术、物资匮乏的现实情况，用家中仅有的铁器——炒菜铁锅来杀青，利用阳光晒干是云南人唯一现实的加工方法。原始的茶叶种群、最简单的加工方法无意中成就了适合食肉族群的特殊茶品，而中原地区白菜、豆腐为主的饮食结构是禁不住金戈铁马大叶茶的刮油功效的。
云南当地茶人在早期对茶叶的品评沿用的是中原地区的鲜、爽、嫩、绿，而在边疆地区由于海拔关系细嫩芽头类的绿茶无法经受煮茶的考验，而粗老枝叶必须经紧压后才方便运输，所以早期的普茶是粗老叶片杀青晒干后喷水回软直接压入骒马的驮篓里的，为防止篓中茶叶发霉，压实后再插入几根木棍，风干后拔出木棍用于运输中通风。由于茶马古道多是顺着湿热的河谷并行，再加上牲畜的汗水蒸发，经过半年多的旅途后驮箩中的老叶已经轻微发酵了，单宁含量大减，苦涩度降低。游牧民族本就是将茶叶混入奶中煮的，茶中所有的苦涩早被奶水盖住了。这就是普茶最原始的紧压形式，直到今天，下关某厂还在生产此类沱茶。
到了清初，一方面坐了龙庭的游牧氏族首领希望自己日常饮用之物敛去粗陋的外衣，另一方面被游牧民族赶到东南亚的汉人只能携带耐存的普茶，原来整沱的普茶才有了较为规整的沱、砖、饼等紧压外形。其中，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的饼茶见于清初。
在各种普茶的运输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往茶叶包装上洒水，既能防止茶叶摩擦干碎，又使得茶汤红浓好喝，所以洒水增湿的办法开始推广了（但与今天的湿仓不是一个概念），但直到此时，大家对着茶的概念还只停留在普茶“耐久存”和“老茶治百病”这种经验认识上，对于如何减少普茶中的苦、涩以及“越陈越香”，都还没有直接表述或作出合理解释。到1980年代，生普出口时还是归入“绿茶”类，当时即使是生普，也讲究的是当年产品，只不过大家知道此种茶久存后也不会变质罢了。从当年大陆地区物资匮乏的状况看，很难有人追捧“寡油”的普茶，更不会有长期存茶的阶层。
香港茶商的贡献——越陈越香
1949年的巨变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普茶。在那个资本集聚的弹丸之地香港，消食解油的普茶，渐渐登堂入室。
此时，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原来在马背上山水间经历6—12个月的运输，变得只要1个多月就能运到目的地，传统普茶运送中的后发酵过程被机械运输的快节奏省却，导致普茶零售过程中新、老茶青的品饮口感高低立现（当然，香港本地的高温高湿环境也功不可没）越陈越香的口号，就是那时被茶商叫响的。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50年代意识形态不同导致的物资隔绝、云南引进红茶制造工艺引发普茶供应减少，“越陈越香”中是否也有新茶无法及时供应的无奈呢？无论如何，是香港的茶人，保留了普茶的文化血脉。
从历史上看普洱茶与大叶茶的特点比较
在我国的西双版纳，无论是爱尼人的土锅茶、蒸茶、傣族的竹筒香茶；还是布朗族的青竹茶，拉祜族的烤茶以及基诺族的凉拌茶，彝族(香堂)的火焯茶等土风茶艺，都毫无例外地有着治病养生的诸多功能。而普洱茶在清朝时期到达第一个鼎盛时期，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在清朝普洱茶与大叶茶的比较。
普洱茶作为茶中珍品，上贡朝廷，还曾作为礼品馈赠他国。清朝廷由于特别喜爱普洱茶，规定每年需上缴贡茶6万6千斤。在普洱府治所在地宁洱镇，官府专门设有茶厂、茶局，统管茶叶的精工制作和上贡朝廷。普洱茶上贡朝廷，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的。在进贡清宫茶叶中，来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叶种茶与各地进贡的小叶种茶相比，茶叶、茶性大不相同。其茶味特别浓厚，助消化能力特别强，性温味香，有医疗保健作用，这些特点，特别适合游牧出身、肉食为主的满清朝廷皇亲国戚的需要。于是，普洱茶系列中的“女儿茶”、“团茶”、茶膏等，深得帝王、皇族、将相的钟爱，一时间，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有的泡饮，有的熬煮奶茶，朝廷所重，民间仿效，普洱茶在清朝时声誉人震。《红楼梦》有贾宝玉喝女儿茶助消化的描写。《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羚著)也提到慈禧太后喜喝普洱茶：“老太后进屋坐在条山坑的东边。敬茶的先进上一盏普洱茶，图它又暖以能解油腻”。
普洱茶进贡朝廷，至迟起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应已岁贡。3年后设置“普洱府治”，控制普洱茶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朝廷，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曾得到皇帝多次赐匾，“朝天贡端”就是当时所赐。
清朝廷喜爱普洱茶，就像末代皇帝溥仪对作家老舍所言：“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还说：皇室成员的饮茶习惯一般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在进贡京师的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贡茶”。《普洱茶》一书记述：“金瓜贡茶乃是采用西双版纳倚邦茶山之茶所制。在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还有实物，已被视为“国宝”。1963年，故宫清理清宫贡茶，获两吨多，其中就有一些保存完好，最长时间达150年以上的普洱茶。有团茶(砣茶)、女儿茶、茶膏等品种，还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1个，重约5斤，形状完整，色泽鲜明。
清朝廷收纳的普洱茶，除了供皇宫享用和分送皇亲国戚之外，还当作高级礼品馈赠外国使团。如公元1792年，英国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戛尔尼爵为首的观光团一行95人来华，以向乾隆祝贺80大寿为名，要求清廷增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允许设立租界，派驻公使，并送上大批寿礼。乾隆没有同意英方的要求。但作为礼尚往来，也回赠了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西双版纳历代封建首领也把普茶视为珍贵之物。据《泐史》记载：“明朝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车里宣慰史，刀应勐为其妻(缅王之女)回缅省亲准备的礼物中，就有普洱茶4筒，每筒5团，与金银珠宝并重。
清朝——普洱茶膏的繁华期
清朝——普洱茶膏的繁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普洱茶膏在乾隆皇帝的带领下，进入了前几个朝代都从未有过的繁华期。
明朝皇帝朱元璋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普洱茶在清朝被作为贡品上贡朝廷，但是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清朝是普洱茶膏的繁荣时段
清朝是普洱茶膏的繁荣时段！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溫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了普洱府。在普洱府设立的当年，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这样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上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雍正时期的茶膏，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被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仍能看到这种熬制茶间及自制的茶膏。
但是这种大锅熬制茶膏从食品生物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
1、使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状态下，大量的营养物质会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练，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制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区别。
普洱茶膏在清朝流行的原因
1、制作工艺的严谨与考究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分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亇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这种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它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提取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2、超贵族身份
从唐宋的茶膏到清代的普洱茶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沿着贡品的这条线一路走来。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这就使它从一诞生到后来的发展，极少被世人所了解。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就如清朝皇帝使用的瓷器，一旦打碎了，也在宫墙内掩埋，就连碎片也不允许流入宫外。同样，普洱茶膏的制作也成了对外保密的品种，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贡茶在向朝廷进献后，而使其茶品在民间流通时具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么，普洱茶膏则属于贡茶中的贡茶，享有“超贵族身份”，非一般贵族及王公大臣所得，更是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品。
3、差异化及多样性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其实普洱茶绿膏(也称普洱绿膏)。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
普洱茶膏的历史
普洱茶膏的历史！近几年，普洱茶身价暴涨，收藏火热，视如珍宝，在广东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块仅重3克的紫黑色普洱茶膏，竟拍出1．2万元的高价，震撼了茶界。
这块茶膏，是鲁迅先生生前收藏过的物品，珍存在雕满龙纹的木盒中，里面用绘有龙纹的金色绸缎作衬，内装39块茶膏，共约143克。每块规格形状相同，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茶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有什么使用价值？
据介绍，我国普洱茶膏制作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史籍《十国春秋》就已记载南唐时期（公元937年前后），有贡品茶膏生产。
云南土司以云南乔木大叶种茶叶为原料，采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小范围制作，形成普洱茶膏雏形。
最初的普洱茶膏，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接受，成为上层贵族（包括活佛级以上的僧侣、宗教领袖）享受的特权物品之一，民间则禁止流通。之后，清朝皇室开始注意这一现象并接触普洱茶膏。1729年（雍正七年），云南普洱茶团茶和茶膏开始向朝廷进贡。到乾隆年间，清宫御茶房开始制作普洱茶膏。御茶房在生产工艺上做了很大改进，普洱茶膏由贡品变成宫廷制品。
宫廷制作的普洱茶膏成为茶中珍品，始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能够得到它的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皇帝每年拿出一部分赏赐有功大臣，而得到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使用，只是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一旦身体不适时才拿出冲饮。
据史料记载，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艺非常复杂。原料选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叶种茶，经过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润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汤色浓艳，呈宝石红和玫瑰红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药效成分。清朝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据海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普洱茶膏其保健功能主要体现在：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疾病；改善微循环，抗衰老；具有显著的醒酒功能；具有抗疲劳作用；对亚健康状态有调整缓解作用。鲁迅茶膏的收藏者周海婴回忆说，每逢过年过节吃完大餐后，只要感到肠胃不舒服，母亲许广平就拿出一小块茶膏，泡给他喝，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为礼品赠予到访的英国使团。当时英国人不知此为何物，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现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辛亥革命后，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随之终止，制作方法也失传。虽然后来民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锅熬制的方法，与皇宫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
随着前几年市场的需求，制茶业采用先进生物科技方法，已复原出清朝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工艺，研制出普洱茶膏系列产品，成为保健、收藏两相宜，使用、欣赏两相益的茶中珍品。
从普洱茶到普洱茶膏的知识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很早，宋人寇宗奭撰《本草衍义》称“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明末学者顾炎武据此认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但此时饮茶尚未蔚为大观，至唐人陆羽著《茶经》后，饮茶始得大行天下，《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茶矣。”
所以，陆羽的功劳，不仅是推出一部中国最早的专业茶著，而且是藉此把饮茶的生活方式全面推广，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身体更加健康。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原王朝开始把茶作为一种对游牧民族的羁縻手段，“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历史上，古人对茶也有微词，唐玄宗朝右补阙毋煚对茶深恶痛绝，他说“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宋人黄庭坚《煎茶赋》则云“呕酸寒胃，令人失睡……寒中瘠气，莫甚于茶。”顾炎武据此认为，“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茶的减肥去脂功效，在农业社会，吃肉都是很奢侈的时代，这种指责有其合理性。但到了今天，人们摄食油腻过重，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普遍出现的今天，正是茶的“释滞销壅、瘠气侵精”等减肥降脂功能为平衡人体营养摄入，居功至伟。
也正是茶，尤其是普洱茶的这种保健乃至药用功效，如前所述，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政权对边地少数民族政权的羁縻方略，普洱茶，成为羁縻手段，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开拓了疆域。
普洱茶具有解毒、助消化、增加维生素的附带功能被发现后，曾经作为战略物资，被专制王朝用以羁縻游牧民族，于是政治视野中的普洱茶出现了。
《明史·食货志四·茶法》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宋史·食货志下五·茶法》说：“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这里所以特别说把茶千里贩运至西北获利颇丰，就是因为西北皆游牧民族，其日常生活以牛羊肉食为主，普洱茶“解油腻牛羊毒”的特性在此演变为巨大的利润兴奋点。
历史上曾经发生因为中原王朝不与游牧民族交易茶马而发生战争。史称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蒙古人和明朝发生了一场持续3年的清河堡战争，起源就是明朝断绝与蒙古人的茶马互市，断茶就等于断了蒙古人的命，于是，发生一场为茶而战的战争。
“茶对于边地游牧民族而言，是血，是肉，是生命，茶有助消化，分解牛羊肉毒的功能被发现后，从唐代开始就成为中原王朝控驭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当时开设茶马互市，主要就是这个目的。”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茶马古道”的主要命名者木霁弘说，“到清代的康熙，才认为没有必要沿用这种手段”。
用茶叶制茶膏：中国古人的智慧
要说茶膏，无法回避茶、普洱茶，茶膏是国人茗饮方式的发明和改进，它的诞生既是品茗方式的革命，也是对茶，尤其是对普洱茶品质的提升。
把茶与“膏”首度联系起来，还是唐人陆羽，他在《茶经》中说：“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则黑，日成者则黄。”对于这段话，是否就是茶膏的出现，目前学界争议颇多，但不管怎样怎样，陆羽发现了茶有膏、茶出膏的现象无疑。
现在找得到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正式记载茶膏的史籍是清人吴任臣所辑《十国春秋》，这是一部编撰纪传体史书，它记述了五代时期十国君主事迹，史料采自五代、两宋时的各种杂史、野史、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该书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即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
这段文字告诉后人，“茶膏”一词正式出现，数量极少，只有八枚。
这是陆羽死后至少130年后的事了，即使陆羽时代茶膏未曾问世，但从他的记述看得出，应该是在萌芽了。
有观点认为，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
这个观点尽管只是推测性的，但符合茶制品逐渐出现的逻辑，因此可以理解为，在陆羽生活的8世纪后期，茶膏这种茶制品，已经呼之欲出了。
入宋以后，“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正是这种“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压榨被蒸熟的茶叶的制膏方式，使得业内公认，茶膏，正式形成于宋代。
这种制膏方式，对于云南边陲是有启发的，云南土司则以云南乔木大叶种茶叶为原料，采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小范围制作，形成普洱茶膏雏形。
有了茶膏，普洱茶膏的诞生就是自然而简单的事了。
云南土司制作普洱茶膏，采用的方式与宋人以“榨”的方式出膏不同，是用柴火给大铁锅加温，在大铁锅内熬制，简称“大铁锅熬制”法，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依然为不少作坊式茶企所采用。
普洱茶膏的正式命名，据说是清代的事。
清乾隆年间，鉴于大锅熬膏有质量问题，加上忧虑安全因素，清廷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皇宫内的御茶房，据说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同时对制作工艺上做了改良。
工匠们借鉴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同时采取了一套类似今日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产出的普洱茶膏绝胜于昔日，“普洱茶膏”于此正式得名。
普洱茶膏在古人看来奇妙到什么程度？清人赵学敏在其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如此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赵学敏进而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
普洱茶膏继承了普洱茶所有的特点——降脂、解毒，“它同样具有普洱茶的‘三降’（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三抗’（抗癌症、抗衰老、抗辐射）功能，尤其它有止血消炎功能，是天然的植物消炎药。掺普洱茶膏和面做蛋糕，这种蛋糕可在常温下一个月不坏，它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看了本文《历史上唐朝到清朝的普洱茶膏》的内容不知道对你是否有所帮助，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点击茶经网cy316.com的“普洱茶清朝”专题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