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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
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
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
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
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
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WWW.cY316.COm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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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历史意义
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4、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茶马古道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是近二十年才逐步提出的，而它已经由最初的学术概念转变成了云南乃至全国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也变成了游客向往的旅游景观之一。茶马古道在默默无闻中运行了上千年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一道独特的旅游景观。然而，在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在康县望关乡政府西北约100米处的石猫梁山垭上发现了一块碑额为“察院明文”的残碑，可辨识残存的碑记中，包含了古代陇南诸如行政管理、茶马贸易、道路交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史料信息，碑文“茶马贩通贩捷路”首次证实了康县茶马古道的存在。这一发现，对进一步研究西北至西南茶马古道线路，研究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发展历程，提升陇南的知名度，助推陇南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康县茶马古道遗址发现之初，康县文化体育局抽调了精干人员组成调查小组，对遗址和文物进行了保护，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搜集相关文物，并运回到文体局，作为重点文物进行看护，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档案，对茶马古道沿途的8处野外文物进行了初步维修，并征集流失在民间的文物38种1200余件。
康县的茶马古道以望关乡茶马古道遗址为中心，沿茶马古道古线路向四周延伸，途经13个乡镇，线路全长300余公里。茶马古道古线路沿途有窑坪古镇、平乐古道、镡河古渡口、大川坝古渡口、望关关隘、铁笼关关隘等历史古迹遗址20余处，有窑坪廊桥、龙凤桥、三功桥、巩家山廊桥、羊倌岩栈道等省市县野外文物保护单位15处，还有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3项。
近年来，国家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和保护高度重视，2010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对茶马古道进行了专题研究，康县作为甘肃省唯一受邀的县级单位参加了论坛，讨论了对茶马古道的开发利用和保护。2011年4月，康县组织举办了全国性的康县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讨会，为康县境内茶马古道的研究、宣传以及今后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会议期间组织省内外30多位文化、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县内茶马古道文化研究爱好者对境内茶马古道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撰写论文二十余篇。康县茶马古道2011年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已通过专家组审查。
目前，康县已把开发茶马古道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于2010年请兰州大学专家组设计了康县白马关茶马古道保护开发方案设计初稿，完成了康县白马关茶马古道文化园区项目建设建议书，并上报相关部门请专家论证评审。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发展规划，设计旅游线路，修复古迹遗址，征集失散文物，打造旅游景点，广泛进行宣传。
对康县茶马古道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全国茶马古道的研究提供了化石般的学术资料。康县的茶马古道既有古道遗迹，又有碑文佐证，目前在全国是唯一发现的有碑文佐证的茶马古道，加速了茶马古道研究的进程，茶马古道必将和丝绸之路一样成为中国线型世界文化遗产的并蒂双艳。
其次，茶马古道为陇南旅游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阳光大道。茶马古道文化通过我国西南学术界的发觉和倡导，和丝绸之路文化一样，已成为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学说。陇南倾力打造和高高擎举这一品牌，无疑会引起国内旅游界将我市旅游景区和九寨沟、兵马俑、桑科草原等周边著名旅游景区进行关联思考，将陇南旅游纳入全国旅游的黄金线路和整体格局。
再次，茶马古道为提高陇南的知名度创造了新的契机。2009年康县发现了茶马古道，引起了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周重林、陕西文化研究院李刚等全国众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重视，2011年5月第一届茶马古道研讨会期间，全国媒体纷纷报道康县茶马古道。随着康县对茶马古道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内容的不断深入、领域的不断拓展、传播力度的不断加强，康县段作为茶马古道的必经捷路和北茶马古道研究的桥头堡地位的确定，必将提高陇南在全国的知名度。
最后，茶马古道为康县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康县文化现象较多，也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但是与礼县的秦文化、文县的白马文化、成县的西狭文化相比，却显得比较零乱和散杂，而茶马古道的发现为康县文化的结构确立了主线，吸引聚集起一个宏大瑰丽的康县文化星空。
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按照《意见》提出的把甘肃建成“工业强省、文化大省和生态文明省”的总体目标要求，加快康县茶马古道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迫在眉睫，也是十分必要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康县茶马古道遗址，对于保护重要历史古迹，加快陇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提升陇南文化旅游品位，促进陇南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扩大再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云南：茶马古道节意义重大
茶马古道是推进全国，乃至世界各民族大融合、大融通、大交流、大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纽带之一，它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血脉，链接起了沿途各地的少数民族，推动和见证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见证着普洱茶文化、茶马古道文化和宁洱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与日月同辉的璀璨历史。
举办首届中国普洱茶马古道节，是宁洱县各族群众的共同心愿，这对推进全县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茶马古道节将有利于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宁洱是驰誉中外的普洱茶的核心原产地和集散中心，是古普洱府所在地，茶马古道的源头。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宁洱先民，经过长期对生长在宁洱这块土地上的茶树进行驯化、种植、加工，探索出了独特的普洱茶加工工艺，铸就了普洱茶这一弛名中外的历史品牌。追本溯源，普洱茶的根在宁洱，普洱茶文化的源也在宁洱。普洱茶因普洱府得名，因茶马古道而流传世界、名扬天下。普洱茶兴于东汉、商于唐朝、始盛于宋、定型于明、繁荣于清，三百多年前，普洱府奉诏贡茶，使普洱茶享誉京华。因普洱茶的瑞贡京城和对外贸易，明清时期，以普洱茶为核心，从宁洱起源，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即：一是由宁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北京的官马大道；二是从宁洱经下关、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转至尼泊尔等国的关藏茶马大道；三是从宁洱过江城，入越南莱州再转至西藏和欧州等地的江莱茶马道；四是从宁洱经思茅过澜沧，后到孟连出缅甸的旱季茶马道；五是从宁洱过勐腊至老挝北部各地的勐腊茶马道。这五条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大地上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五条茶马古道，把宁洱与世界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它承载着厚重的普洱茶文化、民族文化，融汇了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精魂，使普洱茶文化和宁洱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与岁月同辉。为此，大力彰显普洱茶文化，弘扬茶马古道精神，是宁洱各族干部群众的愿望所在。
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宁洱是以哈尼族、彝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1.7%，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诞生地，是主演《五朵金花》、《阿诗玛》的著名彝族电影演员杨丽坤的故乡，具有绚丽的民族文化和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茶马古道是不同民族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它就象一条流动的血脉，联接起了沿途的各个民族，使他们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通过举办中国普洱茶马古道节，整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充分展示民族美食、民族服饰、民族习俗，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切实把中国普洱茶马古道节办成文化交流、民族团结的盛会，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宁洱6?3地震后，在上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县人民在困难中奋起，在压力下前进，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兴起了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城乡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我们举办茶马古道节是实施旅游文化活县的战略举措，也是吸引外资、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广泛开展经贸洽谈与合作，以名茶拉动产业，以名碑强化团结，以名道宣传旅游，以名人树立形象，最大限度的吸引外商，引进外来投资，让他们充分认识宁洱、解读宁洱、入驻宁洱、开发宁洱，推动宁洱加快发展，从而着力打造文化宁洱、风情茶乡、普洱茶都新形象。
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是云南茶人常提及的古道，而情怀与精神，则是一方百姓的气质和秉性。记载着特定时期的繁华历史。
提及茶马古道，无疑，已颇具声名。它既是我国古代川、滇、藏地区的一条交通要道，又是西南各民族，经贸文化交流的走廊。
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古道之兴，源于古代西南边陲的茶马互市，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且在上世纪二战中达到鼎盛。虽往事已去，如今，沉寂的古道，却如一条潜藏于历史烟尘中的丝带，串联着凤庆乃至西南各地的岁月变迁。这条古道上的人文轶事、兴衰典故、文物旧址，更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体现着历史的价值，更彰显着现实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其背后所藏，是一个民族的贸易史和奋斗史，其中的艰辛困苦，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茶马古道之上，是一个星罗棋布的文物带。在大小数十个文物遗留之中，它为我们编织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现实存在。其中，如始建于宋代的茶马司，又如留存于荥经，以制茶闻名的姜氏族人修建的姜家大院，再如明代义兴茶号遗址、清代永昌茶号遗址等。此外，茶马古道之上，留存的关隘、古镇、碑刻、佛寺、庙宇等，更是不乏有可观之处。
茶马古道，它不光为云南人提供了一份民族记忆，甚至，还是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的现实标本。它的存在，让凤庆的地域文化，变得立体和丰满，也因为它的存在，久远的历史，为现代人提供一份珍贵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让久远的历史得以传承。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艺术的古道，充满着审美意义的古道。试想，那些散落于滇西南各地的关隘、古镇，其历史弥久，西风劲吹，诸如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体现着文明的厚重和苍凉。
审美，是千年不变的文化魅力，倘若你对一地一物之遗迹、故事不甚明了。然而，它们本身所折射的美，所蕴含的艺术性，却如一架桥梁，能拉近你与历史的距离，并唤起你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甚至，对不少人而言，其文艺创作、美学修持，也将受益于这些古道上的历史留存。由此，审美性与艺术性，则是茶马古道带给今人的另一个现实馈赠。
在鲁史古镇曾听老人说，在某个村落间，至今还幸存有历经磨难的背夫。所谓背夫，是旧时在茶马古道上，以人力运送货物的人，艰苦、耐劳是其固有的特征。背夫跋涉于沟壑纵深的山间，一趟行程少则十余日，多则数十日，生活艰辛，生存不易。然而，他们的存在，却让这条伟大的古道，变得具体和亲切，甚至，他们所带给今人的，更有一份温情与崇敬。茶马古道，也因为曾有一群背夫的存在，而变得生动、鲜活、有温度。此外，背夫的精神是顽强，有毅力，不到终点不罢休的决绝。
保护茶马古道，传承茶马文化，其根本，就是不能让其成为历史的躯体，成为无用的标本。解读它、开发它的前提，是让其具备现实性，迸发出现实存在的价值。
茶马古道中的现实意义
近来，因工作之故，常往返于天全、汉源等地。所观、所闻者，既有灾后重建的热火朝天，又有初夏时节的农人奔忙。此外，在走访之余，更觉有一派古道情怀与古道精神弥漫。古道是雅安人常提及的茶马古道，而情怀与精神，则是一方百姓的气质和秉性。
提及茶马古道，无疑，已颇具声名。它既是我国古代川、滇、藏地区的一条交通要道，又是西南各民族，经贸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之兴，源于古代西南边陲的茶马互市，它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且在上世纪的二战中达到鼎盛。往事去矣，如今，沉寂的古道，却如一条潜藏于历史烟尘中的丝带，串联着雅安乃至西南各地的岁月变迁。这条古道上的人文轶事、兴衰典故、文物旧址，更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体现着历史的价值，更彰显着现实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其背后所藏，是一个民族的贸易史和奋斗史，其中之艰辛困苦，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茶马古道之上，是一个星罗棋布的文物带。在大小数十个文物遗留之中，它为我们编织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现实存在。其中，如始建于宋代的茶马司，又如留存于荥经，以制茶闻名的姜氏族人修建的姜家大院，再如明代义兴茶号遗址、清代永昌茶号遗址等。此外，茶马古道之上，留存的关隘、古镇、碑刻、佛寺、庙宇等，更是不乏有可观之处。
茶马古道，它不光为雅安人提供了一份民族记忆，甚至，它还是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的现实标本。它的存在，让雅安之地域文化，变得立体和丰满，也因为它的存在，久远的历史，为现代人敞开了怀抱，打开了天窗。这种难得的现实体现，无疑，是增强本地民众，其文化认知与文化存在的可贵机会。因此，现代与远古，今人与古人，也才能拥有对话的机会，感知的机会。这种对话和感知，又是一份现实存在的宝藏，它既可提振民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久远的历史得以传承。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艺术的古道，充满着审美意义的古道。试想，那些散落于雅安各地的关隘、古镇，其历史弥久，西风劲吹，诸如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体现着文明的厚重和苍凉。若具体论之，又如现存于荥经的姜家大院，其始建于明，扩建于清。从建筑风格来看，它是川西民居的典型风貌。从门窗雕凿来看，生动的戏剧人物，寓意丰富的动物纹饰，更显现着当时人们的民俗观念和审美情趣。
审美，是千年不变的文化魅力。试想，倘若你对一地一物之遗迹、故事不甚明了。然而，它们本身所折射的美，所蕴含的艺术性，却如一架桥梁，能拉近你与历史的距离，并唤起你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甚至，对不少人而言，其文艺创作、美学修持，也将受益于这些古道上的历史留存。由此，审美性与艺术性，则是茶马古道带给今人的另一个现实馈赠。
在雅安某地，友人曾告诉我，在某个村落间，至今还幸存有历经磨难的背夫。所谓背夫，是旧时在茶马古道上，以人力运送货物的人，艰苦、耐劳是其固有的特征。背夫跋涉于沟壑纵深的山间，一趟行程少则十余日，多则数十日，生活艰辛，生存不易。然而，他们的存在，却让这条伟大的古道，变得具体和亲切，甚至，他们所带给今人的，更有一份温情与崇敬。茶马古道，也因为曾有一群背夫的存在，而变得生动、鲜活、有温度。此外，背夫的精神是顽强，有毅力，不到终点不罢休的决绝。在此，雅安的灾后重建，需要的就是这种耐力，这种气魄，这种现实存在的精气神。
保护茶马古道，传承茶马文化，其根本，就是不能让其成为历史的躯体，成为无用的标本。解读它、开发它的前提，是让其具备现实性，迸发出现实存在的价值。有了现实性之后，才能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作出长远的谋划。
茶马古道研究模式及其意义
20世纪以来的中国西部史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丝绸之路引发的，西方蜂拥而至的探险者、掠夺者让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西方话语乐园的同时，也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重灾区。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其后被学界、大众广泛认可，中国学界其后的西部史的研究也开始以丝绸之路为主导的广泛研究，他们用北方丝绸之路指代西北区域，用南方丝绸之路指代西南区域，用海上丝绸之路指代沿海的其他区域，但其后研究遭到巨大的阻力。
原因很简单，就中国大西南部而言，丝绸并非贸易的核心。首先，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完全是模仿北方丝绸之路而言，不能传达出南方的贸易主体和特点；其次，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它的现实性成分较少，其对商业、文化贡献缺乏确定性；其三，不能概括大西南特有的路途和自身的商品载体，丝绸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其四，茶马古道传输着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而云南和四川南部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最后，汉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的蜀身毒道是一个古老的贸易通道，并不是丝绸路，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活生生的道路，至今仍在运转，这于史实也斑斑可考。
在1987年，云南学术界率先提出以茶为主体的贸易通道，在《中甸历史资料汇编》里，木霁弘和徐涌涛最先提出用茶马之道来概括大西南的主要贸易形式。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等六人开始了对滇、川、藏三省的全面文化考察，历时100多天的考察成果最后合著成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于199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6位考察者中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分别刊发论文，继续就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价值以及意义各方面做了探讨。茶马古道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引发了重新认识大西南的研究新体系。这一阶段还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一个广为认知的概念。直到后来各种以影视、互联网、旅游图书、普洱茶文化为主的传播途径介入，才使茶马古道成为热点。目前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图书多达420多种，散落在各种媒体上的文章可检索到的有上万篇，百度检索茶马古道得到的相关信息有近200万条。
这是一幅长长的画卷：高山、大江、古道、雪域、骡马、茶叶（包括川茶、湘茶等）、盐巴、药材、香料、糖，边销、马锅头、马脚子、藏客等等中国西部独特的元素，以及它所焕发出来的苍凉意象和惊心动魄，让人难忘。所以，当茶马古道从六个云南学者的书中走出来时，他们也许意识不到日后将会发生什么，仅仅20多年的时间，这条古道完成了从概念到时尚的转变。时至当下，茶马古道不仅在于提供了解读中国西部的独特视觉，还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乐园，它已然成为时尚的文化考察线路，新的产业链，新的审美对象。
茶见证着人类千百年来基于物质生活而又脱离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由茶构成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罕见的精神财富，它打破地理的屏障、民族的壁垒以及不同政治和信仰带来的隔阂，渗透到了大部分民族和民众的血肉之中。
茶跨越了远古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进入到数字信息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广泛的饮料，至今依旧焕发着独特的活力与精神魅力。在茶的原产地云南，那些存活了几千年的古茶树历经沧桑，至今还在见证着世界的变迁。
从云南开始的茶叶传播路线，首先在巴蜀一带得到明确记录，然后一直向北，向东，再向西、向南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茶叶布局。
茶马古道的远征特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北纬39度以外无法种植茶树。这决定了许多区域只能从别的地方购买茶叶。民生、贸易与政治，加上地理的关联，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读模式。
茶马古道分类以及研究范围
广义的茶马古道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滇、川、藏、湘、黔、桂等省区及其与毗邻省市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古代交通运输干线。狭义的茶马古道指起于云南和四川茶区，以茶叶贸易和马帮运输为主的通往西藏并延伸至青海、甘肃等省区的传统交通运输路线。
茶马古道在中国境内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以云南产茶区西双版纳、普洱为中心的路线，走向是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最后到达拉萨，从拉萨出境，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等国家。
第二条是以四川的雅安为中心，从雅安出发，经康定到西藏的昌都，与滇藏茶马古道相汇，经过察隅、林芝等地，进入到拉萨。
第三条是从西宁到西藏的唐蕃古道，从西宁出发，经过日月山、湟源区域，到玛多、玉树、杂多、安多后，与川藏茶马古道在那曲汇合，从当雄进入拉萨。
茶马古道在时间和空间上规模宏大，它是亚洲大陆上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随着以茶叶为载体的商贸日趋发达，宋、元、明、清大大强化了这条道路，由此形成了亚洲大陆最为庞大复杂的商业道路。
境外的茶马古道为：从雅安出发的茶，经过西藏，从亚东、聂拉木、吉隆等出口，进入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从云南出发的茶，从版纳、思茅、腾冲等地进入到越南、缅甸，也通往印度。这些地方也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茶树原生于云南，尤其是澜沧江中下游沿岸一带。但是早在魏晋时期，茶树已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以及华中、华东、华南等区域。这里可能涉及茶树的自然扩散与人文传播两种因素，我们所做的研究立足于唐代以来的茶马古道，因此将不再涉及茶树的后期扩散问题，包括印度于清末移栽中国茶树等问题。
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价值介绍
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价值
茶马古道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迄今为止我国西部文化原生态保留得最好，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这就使得茶马古道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中外游客来此感受迥异风情，因此具备了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茶马古道所经过的川滇西部和藏区东部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两个大陆板块挤压而成的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从西向东地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地区穿过，与沿途高山共同构成了地球上最为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深山幽谷的阻隔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使得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出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沿途文化多元性的特点非常突出。顺着茶马古道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其中应接不暇的变化。沿途民房的建筑风格、路人的穿着打扮、各地的风俗习惯、听闻的语言歌唱一直在不断变化着，让人目不暇接，真可谓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文化多元的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魅力无穷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茶马古道上沉淀和保存着各种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途中的河谷地区大都是古代民族迁徙辗转所经过的区域，那里自然就会有许多古代先民留下的踪迹。许多原生态的古代文化元素迄今为止仍然可以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之中看出端倪，同时这些原生态的古代文化也蕴藏着许多历史谜题和解开这些历史谜题的线索。千百年来，不仅是人数众多的汉藏两族之间在相互影响，藏族与西南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也在这条千年古道上默默地却从未间断地进行着。在这条道路上，既有各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事实上，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连通了青藏高原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并未伤害到任何一个民族，反而好像一条丝带一般将各个民族有机地串联起来，使他们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还可以相互沟通和联系，协同发展。因此，茶马古道不但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而且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并各自保留其自身特点的一个充满魅力的通道。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茶马古道的沿途“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茶马古道沿途的变化不只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人为改变，沿途自然景观的震撼也会让人记忆深刻。难得一见的高原美景，动人心魄的高山急流，以及藏区特有的牦牛等野生动物，都为这绝美的旅途景观增色不少。由此可见，虽然今天茶马古道的运输功能已经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但是作为一条旅游的胜地，它还是有着无尽的开发价值的。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和开发价值
据《膳夫记》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际，稍有茶，至德、大历逐多，建中以后盛矣。可知，唐初饮茶之风，尚限于我国东南及西南等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今西藏）与赞普松赞干布结为甥舅之好时，文成公主带去茶和茶籽，为藏区种茶饮茶之始。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唐与吐蕃设有马市，贞元末回纥入朝，始驱茶马互市。早期的茶马互市在西南地区是以四川与陕西两省交易为主。云南与吐蕃直接进行茶叶交易，应始于（唐）南诏，到（宋）大理国时期，又有将茶叶供给四川再与西北地区进行茶马贸易。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东南亚半岛的结合部。茶马互市兴起之时，统治云南的（唐）南诏（738~902年）地方政权，正好处于唐王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据（唐）樊绰《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椒姜桂合，烹而饮之的记载。银生城，为南诏时设银生节度，郡址银生即今景东，其所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思茅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蒙舍蛮在今巍山南部，即后来统一六诏，建立威震西南的南诏国王室蒙氏。椒姜桂合，烹而饮之，是今云南彝、白、傣、爱尼、拉祜、布朗、纳西、傈僳、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唐初，吐蕃势力已扩展到滇西北的洱海地区，唐王朝为遏制吐蕃势力，一方面使用武力，于公元707年，唐中宗李显派唐九征出征云南，毁吐蕃在洱海地区所控制的漾水、泌水二桥，并在洱海地边立纪功的唐标铁柱；另一方面，又支持率种诚归，累代如此的蒙舍诏（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诏主皮逻阁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整个洱海地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定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西），建立南诏国。统一后的南诏，欲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则又与唐王朝发生矛盾，爆发了著名的天宝之战。战争爆发后，南诏叛唐归附吐蕃，吐蕃封南诏为蒙国大诏（意为兄弟之国），后降为日东王。后来南诏感到归附吐蕃害多利少，又迫于人心归唐的压力，欲归附唐王朝。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唐与南诏举行苍山会盟。次年，唐王朝册封南诏王异牟寻为云南王，南诏又与唐重归于好。唐、南诏和吐蕃的争战与友好，均有利于茶文化的传播。据《滴露浸露》记载：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蒙、回等少数民族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相传，莲花生大师为解除藏民无茶的痛苦，他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一样，最终找到一种像茶的草，藏语称作尔吉德加，意为莲花宝茶，因茶有消食去腻、止渴解酒、提神益思的康乐作用，大受牧民欢迎，至宋代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了。北方蒙、藏、回等民族，上至贵族，下至庶民饮茶成风。
中国在唐、宋时期，形成宋与辽、夏分庭对峙的局面，西南还有吐蕃与大理国割据。北宋的战马来源十分匮乏，而马对于西北的战与和、胜与败，又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所以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马政。饮茶风气盛行，茶叶又是西北民族不可少的饮品。宋初，除官方设立的马市外，又有茶商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的经营活动。这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只有垄断西北茶利，以其所需茶叶换其所有的战马，以达到互通有无，方能保证宋朝所需的马源，又能达到控制诸蕃的目的，于是茶马互市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易马主要在陕甘宁地区，换马所需的茶也就近取于蜀（四川）。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当时陕西买马官薛向奏请朝廷在原、渭、德顺军三处买马场，以盐钞买马，卖马蕃客执盐钞可至秦州买马司换取蜀茶。到宋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又下令禁止茶商买马，川茶全部实行官家专卖，茶利统统由茶马司垄断。此时，绢帛、金银、钱币、茶货兼行的买马制度，转变为官营的茶马互市。据《宋史》记载：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之利，以佑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据宋代史料记载：卖茶场，从熙宁七年（1074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的10年间就多达332个。BR云南与四川、广西、西藏三省山水相连，云南是茶的故乡，为确保四川茶叶之利，宋王朝又在滇、蜀、粤三省交界地州设立买马场。（宋）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有：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的诗句，赞宋王朝与大理国茶马互市的情况。大理马又称越赕驹，据李石《续博物志》卷四记载：马出越赕之西，若羔、细莎縻之，七步可御，日驰数百里。宋熙宁六年（1073），置马市于蜀之黎雅州，向大理国买马。
从以上的史实可说明茶马古道，始于唐初马市，至宋初方有茶马互市，对西蕃（甘、陕）而言，是朝廷以茶换（战）马，供军队使用；对云南而言，应是民间在云南与四川、广西、西藏边境的城镇贸易，既卖茶，又易马，既有官方交易，也有民间的贸易。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线路
茶马古道，始于唐初的马市，宋为茶马互市。其范围应包括我国南方各主要茶产区与西北畜牧区的茶马互市。对云南而言，这里所谈论的茶马古道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帮运茶的路线，古道沿途的马蹄印也并非都是运茶的马蹄踏出来的。茶马古道最先是借用西南古代对外交通线蜀身毒道的路段，诸如秦、汉直至元明时期的官道（驿站）作为贡茶道，民间的商贸之始并非仅是茶叶，而有盐、铁、丝绸等交易。（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蛮马之来，他货亦至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据清《光绪普洱府志》：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普洱茶出普洱的记载。是因滇茶（紧压茶）制作和销售集中在普洱府（今普洱县），普洱茶因地而得名，名驰海内外。茶马古道成为马帮运输茶叶的专线，应是在云南茶业贸易兴旺的明、清时期。滇茶主要产于澜沧江流域，尤以思普区（今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著名，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西藏达赖喇嘛请求，在北胜（今云南永胜）设立茶马互市。规定每匹上马换茶40斤，中马换30斤，下马换20斤。一年运往藏区的注册销量达3000担。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10月，朝廷设思茅厅并准许征收茶捐，普洱府发出茶引3000引（担）。一地有茶，一地需茶，茶马古道不言而喻应是以普洱为中心，在云南原有民间商道或官方驿站的基础上向南北的延伸与东西延展。茶马古道贯穿云南全省，分别向西藏、昆明至四川、广西到中原及东南亚的缅、泰、越诸国发展。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独特韵味，就是在几百年前人背马驮穿越崇山峻岭的运输途中凸显出来。茶马古道的路线，可分为北道（贡茶道）、西道及南道，既有主、次，又有官道、商道之分，现分别论述如下：
1．北道，即贡茶路
北道，即由思茅至省城昆明。途经那科里、普洱、磨黑、通关、墨江、阴远、元江、青龙厂、化念、峨山、玉溪、晋宁到达昆明。云南贡茶，自清康熙元年（1662年）始，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5担运送到京，供内廷饮用。从此形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到清嘉庆元年（1796年）改为10担。其品种有普洱小茶、普洱女儿茶、普洱蕊茶、普洱茶膏等。（清）曹雪芹《红楼梦》中女儿茶，为普洱贡茶中的一种，是装在银瓶中作贡。每年派官员支库银到思普区采办就绪后，由督辕派公差押运。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皇帝赐给车顺号主人例贡进士车顺来瑞贡天朝的匾额，这是普洱茶的最高荣誉。据（清）阮福《普洱茶记》云：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谓之毛尖以作贡。贡茶征购完备后，方许民间进行采购。贡茶运至昆明检验后由差员押运，在驮运马帮的马驮子上插有奉旨纳贡杏黄旗，走滇黔线，经平彝（富源）胜镜关入贵州，经湖南至京城（北京）。人们将此道称为皇家贡道，也是商旅的通京大道。
云南与四川的古代交通，原有建昌路，即到昆明至富民武定马鞍山元谋金沙江姜驿黎溪凤营山会理巴松白水德昌禄马西昌礼州泸沽晃山越西黎州荥经雅州邛崃新都双流成都，再进入陕西或西蕃进行茶马贸易。这条道所经路段为元、明以来的驿站，路线由普洱昆明京城为贡茶道。茶运至昆明后，从滇东北走蜀身毒道的石门道（朱提道）、僰道入四川。据《滇程记》记载：经嵩明寻甸东川8日程。向北行4日到昭通，向北经大关至盐津共6日程，再北经筠连高县庆符至叙府（宜宾）6日程，总计24日程，1665里到宜宾。从宜宾可乘船沿长江而下入湖北至杭州，转京杭大运河到京城；或溯岷江而上经嘉州（乐山）至彭县到达成都；或至嘉州（乐山）走青衣江道，即溯青衣江而上至雅安邛崃成都后，再走川藏线入西藏或走川陕路到陕西进行茶马贸易等的多条通道。
2．西道，即主道
西道，是茶马古道的主线，是经思茅那科里普洱西萨景谷按板恩乐者后景东鼠街南涧弥度红岩凤仪站入下关（大理）；或从鼠街至蒙化（巍山）、大仓入下关（大理）。到大理后一路向西行，经漾泌太平铺曲硐（永平）翻博南山至杉阳，过澜沧江霁虹桥至水寨板桥保山蒲骠过怒江至坝湾，翻越高黎贡山腾冲和顺九保南甸（梁河）干崖（盈江）陇川。据清乾隆《腾越州志关隘志》记载：云南入缅甸有八关曰：铜壁、万仞、神护、巨石、铁壁、虎踞、天马、汉龙等，各守一路要害，均有道路通缅的陆路与水路。从陇川西行10日至缅甸的勐密，再西行2日至宝井，沿伊洛瓦底江南上至缅甸古都曼德勒；再西行5日至摆古（勃国）；或入缅甸的八莫，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从恩梅开江、迈梅开江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邦，再进入不丹、尼泊尔入中国西藏的日喀则、拉萨等地。这是（唐）南诏时的博南道、永昌道，到腾冲再走天竺道出境，经缅甸到印度；另一路向北上经大理、喜洲、邓川、牛街（洱源）、沙溪（寺登街）、甸南、剑川、北汉场、铁桥城（丽江）；或下线从邓川、北衙、松桂、鹤庆、辛屯、九和到丽江、铁桥城、中甸（香格里拉），过金沙江到奔子栏，翻怒山丫口到德钦，入川后至芒康走川藏路，入西藏进行茶叶交易。
在西道的主线上，村镇较为集中的地段，留下昔日民间日中为市的集市又称四方街，诸如下关喜洲、寺登街（剑川）、丽江等。西线到大理后，则可经漾泌、石门（云龙）至旧州，翻怒山至瓦窑、槽涧、泸水、六库、福贡、丙中洛、出石门关至西藏的察隅县。这条路因是沿怒江峡谷行走，其海拔在1500~2500米之间,无高大雪山阻隔,可常年通行。到察隅后，可由西藏出境至缅甸，再到印度。亦可经波密至拉萨、日喀则到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在芒康、合江、左贡、邦达、昌都、加玉、阿兰多、墨竹、工卡到拉萨、日喀则到亚东出境到尼泊尔、印度。另外云南和四川经西藏到印度的路段，还常常相互借道，如网状一般。诸如从滇北中甸、德钦的道可入四川芒康，再经西蜀经吐蕃同天竺道，西北还有唐蕃古道等。大理沿蜀身毒道中的博南道至保山、腾冲，出境到缅甸八莫走天竺道，经缅甸至印度。
3．南道，即南亚的通道南道，即对老挝、交趾（越南）、暹逻（泰国）、甘蒲（缅甸）东南亚诸国，也可出缅甸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国际茶马古道。据（宋）杨佐《云南买马记》中记载：大云南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戍州，西至身毒国，东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之详。文中记载的交趾，即越南，身毒，即天竺，今印度。说明西南滇、川、藏三省与东南亚诸国直到印度早在唐宋时已有交往。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大都（北京）出发后到四川成都，走清溪关道入云南，经哈刺章（大理）、永昌（保山）、金齿（德宏）出境至甘蒲王朝（缅甸）、交趾（越南），至八百媳妇国（西双版纳）返回云南。走步头道（建水）至押赤（昆明），由朱提道经僰道返回大都。明、清以来由于思普地区普洱茶兴盛，这条道则成为茶叶贸易之路。据西双版纳相关的文史资料记载共有5条，即东出老挝、安南（越南）；南出缅甸、暹逻；西出缅甸、印度。即经思茅4日至车里（景洪），南行8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景迈），又西行至老挝，西南行15日至摆古，均可乘船从海路运送京城。出境经景栋、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另普洱至勐腊，出境老挝直至越南。向南则由普洱、勐海至老挝或普洱经元江、建水至蒙自、河口到越南。从滇南出思茅、车里至国外的茶叶之路或茶马古道已形成，印度、缅甸、暹逻（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商人均往来西双版纳、思茅、普洱贩运茶叶。这时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开远、蒙自等城市兴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经僰道返回大都。明、清以来由于思普地区普洱茶兴盛，这条道则成为茶叶贸易之路。据西双版纳相关的文史资料记载共有5条，即东出老挝、安南（越南）；南出缅甸、暹逻；西出缅甸、印度。即经思茅4日至车里（景洪），南行8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景迈），又西行至老挝，西南行15日至摆古，均可乘船从海路运送京城。出境经景栋、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另普洱至勐腊，出境老挝直至越南。向南则由普洱、勐海至老挝或普洱经元江、建水至蒙自、河口到越南。从滇南出思茅、车里至国外的茶叶之路或茶马古道已形成，印度、缅甸、暹逻（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商人均往来西双版纳、思茅、普洱贩运茶叶。这时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开远、蒙自等城市兴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建水、开远、蒙自等城市兴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
茶马古道开发价值
21世纪初叶，随着现代交通更加发达，信息时代的到来，最后的马帮在云南的贡山消失了，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变成了轰鸣的汽笛声，人们饮茶又迎来新的时代，云南、四川的茶价飚升之际，人们难免会问，茶马古道的价值何在呢？BR马帮消失，古道上的遗迹也淡化了，然而茶马古道仍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开发价值：BR其一，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古代的一条重要对外交通线，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茶马古道沿线留下众多的文物古迹，而且沿途风光秀美，民俗多姿多彩，有着重要旅游价值，可开辟为新的旅游线路。如今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会同云南省文化、交通、旅游部门正进行精心策划。在茶马古道沿线的重要城镇立茶马古道标志碑，使茶马古道像金线吊葫芦似的，把沿途的一粒粒珍珠串起来。诸如普洱茶乡第一镇易武、孔雀之乡景洪、普洱茶城普洱市、佛迹之乡景谷、红茶之乡凤庆、银生城景东、南诏故都巍山、沱茶故乡大理、迤西商帮喜洲、白族商城鹤庆、茶马驿站寺登街、世界名城丽江、茶马古镇束河、香格里拉中甸等等，这样做既能提高各地城市的知名度，又能促进茶马古道沿线的文化保护。使茶马古道与香格里拉旅游线交相辉映，让人们更好地领略大西南的美妙神奇。
其二、如今茶为国饮，茶价飚升，给西南茶业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可遵循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发展文化产业的运作原则，文商结合，在茶中注入文化，大力打造茶文化品牌，促使各地茶产业从卖茶资源到卖茶文化，再到卖品牌的转化，使茶的资源优势（含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茶是绿色食品，茶叶种植是扶贫工程，茶产业是文化产业、朝阳产业，能让茶农笑了、茶商笑了、政府也笑了，饮茶的人健康了，社会和谐了。
其三、中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云南、四川有丰富的茶资源，亟待进一步的发掘，过去由于茶与史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懂茶的人不懂史，研究史的人不研究茶，今后要发挥云南、四川茶的优势，则要使茶与史有机结合起来，从纵向到横向开展多学科开发性研究，促进茶文化的发展，使茶叶成为最佳的绿色饮品，普洱茶成为可喝的古董，可收藏的文物。同时，也要编撰出版有关茶马古道与茶文化的专著（含音像作品就），使之成为茶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促进大西南茶业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