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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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所称的“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而“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我国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在四川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叫“茶马祠”。“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同西部的藏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
藏族百姓对饮茶爱好是任何其他的爱好都无法比拟的，有人形容藏族百姓爱茶“倚为性命”，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无论何时，藏族百姓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藏民平时食用肉、乳，汗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的藏族百姓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的东西，但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
唐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元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防之道，治藏、安藏之道。“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从此，从东部的康定开始经甘孜、德格到昌都或经理塘、巴塘、芒康到昌都，再从昌都到拉萨，由康藏地区大寺院、大土司、大商人组织的商队马帮络绎不绝。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翻开了新的一页———“茶马互市”衰落，“茶马古道”变成了驿道、差道、栈道、商道。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最后虽然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增进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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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情“茶马互市”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各兄弟民族，留下了缕缕茶香。这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当时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间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藏区和川、滇边地气候寒冷，海拔很高，那里的人们主要以奶、肉为食，需要茶解油腻、分解脂肪，可是那里却不产茶。汉族地区茶的产量很高，但由于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的需要，对马匹的需求源源不断。
于是，汉藏之间开展了茶、马互换的交易，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条贸易之路，这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
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因此，茶马古道不仅在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人类勇气的象征。
茶马古道由来于茶马互市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茶马古道起源于 “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是指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互进行茶马互市时所形成的商路。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辽东、晋北等地。晋北、辽东等地马市开设时间较晚、较短，几乎不太受重视;西北部的茶马交易道路被融会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中;从青海到拉萨的茶马交易路线一直被称作“唐蕃大道”。
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两条茶马古道则是自唐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青藏、川藏、滇藏公路通车前仍在发挥作用，即从四川、云南翻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到达拉萨，并一直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的茶马交易之路———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普洱茶产地的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经由大理、丽江、迪庆、昌都、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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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
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如今马帮运输只是被用作公路运输的补充和乡村间的短途运输。事实上，许多公路就修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茶马古道已成了历史。
从茶马古道文化说起
茶马古道是指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延至民国。
湖南也有自己的茶马古道，只是许多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了。
唐朝时，益阳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之誉；明清时，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况。安化茶多经陆路、水路销往北方边疆地区或国外。从益阳城区至桃江、安化沿线，存留有众多茶行、茶亭、茶书、茶碑等遗迹。近年来，这条古道在多方努力下，已成为了湖南旅游新热点。
如安化一般的茶马古道，湖南还有不少。比如衡永古道，从衡州经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秦筑驰道，汉开峤道，经捷岭南。唐、宋、元、明驿传邮递，代有兴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古茶道，只是现在知道的人少了。衡州茶盛于唐宋，陆羽《茶经》多次提到衡州茶。宋《膳夫经手录》也称：衡州衡山茶，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祁阳浯溪碑林有安南（越南）人阮辉莹《题石镜诗》和宋元广西、云南文人书家碑文可佐证之。
茶马古道的繁盛，说明了湖南古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达。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发生在茶陵境内，故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另外，中国茶道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也出自湖南石门的夹山寺。
与一些兄弟省市比较起来，湖南近年来茶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历史名茶产量少，市场占有率低，茶树良种普及率低等。
要让湘茶品牌更响亮，除了加强规划、整合资源、提升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好文化牌。茶被发现、发展、应用的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茶文化也是这样。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产茶大省，湖南还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代表湖南茶叶的形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茶叶交易市场；没有一家如湘茶博物馆的去处，让人来了解、挖掘、研究、推介湘茶文化；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一个茶馆业行业协会，茶馆，作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易和交融的场所，明显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湖南茶文化建设的滞后。
安化成功开发茶马古道，把茶文化和茶叶产业建设相结合，借文化扬名、靠旅游造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已知和未知的茶马古道外，湖南还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遗产，亟待挖掘和整理；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宣传推广形式，亟待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独特的称谓，是自然风光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商贸通道，希望我们的湘茶文化也能被打造成一条新的特殊的茶马古道，把我们的湘茶带到更远的地方，传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里。（曾衡林）
大理位于茶马古道的中心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两千公里，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完全靠马帮一步一步行走，因不少路段十分艰险，单程一趟也需要三四个月，古道之难行可想而知。
大理地处滇西中部，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茶地集散地，早在唐代的南诏国，西双版纳、思茅的茶叶就已运销大理。自清末民国初起，下关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和生产加工地，云南主产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子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加工销售。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滇茶入藏一年至少一万担：“滇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公为一种商品，可称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茶马古道所说的马，最早作为运输工具在古道上显示了重要性，其后又成为一种与茶叶交的商品——茶马互市，具有了另一种价值。马在茶马古道中意义重大，为此茶马古道沿途长其以来形成了固定的骡马市场。最早记载骡马交易在南诏时期的三月街进行，骡马市场是三月街的一大特色。
大理的三月街始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中写道：“三月十五日在点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徐霞客游记》则记载了集市的盛况：“具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此为马市，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大理马在很早以前就名扬四海了，南宋王朝的战马多来自大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高宗则称赞大理马：“马之良者，不必西北”，认为大理马可以和西北马相媲美。
此外，还有洱源的渔潭会，鹤庆松桂骡马大会和丽江骡马交易会，每年都定期举行，一直沿袭至今。
从南方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
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
易武茶马古道的古文化
古茶园
易武至今还有古茶园11430亩，主要分布在麻黑、高山、曼洒、曼乃、曼腊等几个地方，全乡各个地方均有零星分布。位于麻黑村委会的古茶园最具代表性，茶园面积4700多亩，有茶树56.4万余株，这片茶园均为老茶树，从明朝初期起就开始在这里种植，在清雍正至道光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末和民国不间断地补种，增种，由此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古茶座
易武茶产业的发展，在漫氏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国内外战争、社会动乱、天灾人祸、方针政策的影响，时而兴旺发达，时而冷冷清清，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茶业发展达到顶峰，易武茶区(包括漫撒茶山)茶民众多，茶商云集，茶庄林立。主要茶庄有：同兴号，大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易武建立最早的茶庄，与同庆号、乾利贞、同昌号多年形成四强之势。其他茶庄还有东和祥(义兴祥)、泰东祥、宋兴昌、元泰丰、鸿庆号等。
古民居
明洪武年间，中原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石屏。明末清初，“六大茶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发展茶业的巨大优势，吸引了部分石屏等地人迁入易武。清乾隆年间至道光年间，易武土司用窑泥制造砖瓦坯，造瓦窑烧砖瓦，建盖四合院民宅，其建筑结构和布局与江南各地略同。易武现存的古民居一般是砖土木结构，即房屋结构用木质穿斗，外墙用砖石打基石，上面用土夯筑山墙，房顶用筒瓦铺盖的四合院。为正堂两耳的二层楼房，正大门前是用青石铺设的正方形天井，正面上房为堂屋，堂屋两边为主人卧室，每边用木板隔分为里间和外间。长辈多住里间并铺没有地板，中间为堂屋，作为祭祀活动和接待亲戚朋友及设宴席专用，有时用于粮米加工的临时作坊。楼上用木板相隔，有的用作堆放家什用具，有的用作接待远亲留宿之用。正房下左右建有二层楼的耳房，下面为灶房，楼上一般作粮食储藏室。房屋一般是坐北朝南或因地形而为坐南朝北，屋脊两端翘起，左端微高，右端稍低，意为：左青龙、右白虎。整个民宅建筑风格和各种花纹雕刻及禽鸟图案，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公家大园
该大园被认为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是茶文化在易武的见证。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易武、倚邦、攸乐、曼撒、曼砖、革登70%的茶叶均在易武集散，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约400余年的10株大榕树紧紧围绕着公家大园，树冠高大，枝叶茂盛，仿佛在迎接八方来客。榕树的根系当时还被马帮运茶出发前用来栓马。
2006年，在易武原关帝庙旧址仿照关帝庙建筑风貌，建成“普洱茶古六大茶山茶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951.9平方米，馆内收藏有石刻碑文、木匾、清代字据契约和当地老百姓祖传的制茶、泡茶、马帮驮运茶的工具，各茶庄、茶号生产的茶叶样品，有关茶文化历史书籍等计364件。
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和普洱茶的原产地，易武在清朝光绪年间，一度是云南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茶叶生产、加工和集散之地。各种商号、茶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商业繁盛，马帮不绝”就是对易武古镇那时的真实写照。
茶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而且还促进了其他(传统)产业，如：种植业、加工业、纺织业、商业、交通的发展。使易武呈现出“商旅民工云集、店铺茶庄林立、骡马、牛帮塞途”的繁荣景象。
大量汉人迁居易武种茶、制茶、卖茶，既恢复和发展了茶业；由于当地土著民族与汉族共同居住、共同耕作、共同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汉族的花灯艺术、教育形式(私塾)、酱菜加工、农具制作、建筑技艺(四合院)、纺织技术等大量先进的汉文化传人了易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