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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叶在河姆渡文化中的意义”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小时候学习历史，比山顶洞人还古老的河姆渡是人类文化的开端。溯源一方地名，可知那里沉积的文化底蕴。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探寻河姆渡文化与茶的故事。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由重达数百吨的三块巨石叠成，仿佛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高大门楼、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横置的巨石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象征着7000年前的文明，竖着的巨石上有沙孟海书写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站在标志性建筑旁的河姆渡口，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江南岸，环立成黄墓山、浪干山、晾网山等，姚江在石拱小洞桥处打了个大湾，显得江面宽绰、水波不兴，北岸河姆渡口泊着船只。人们迷于这山水风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遗址标志建筑旁的黄墓渡茶亭碑。
这里是河姆渡遗址，何以出现黄墓渡名称?
这里是黄墓渡又是实实在在的。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方位依然。复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黄墓渡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施茶，长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桑果之盛，江有鱼虾贝蚌藻之丰”，贸易兴隆。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为使茶亭永久有人专管落实，碑文记述了“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还记载：老渡产按老碑所记，不再重复;又写有一爿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两丘渡产的土名、方位，写得十分明确，面积有4亩6分。
考察茶亭，阅读碑文，了解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原来称黄墓市，因汉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说起汉黄公，还有掌故。据《史记》与《后汉书》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广，齐国人，曾隐居夏里修道，故号称夏黄公。秦末避乱，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同隐于陕西商山。因四人年龄都80有余，须眉皓白，被称为“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刘邦想废掉柔弱无能的太子刘盈，另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子房)计，使刘盈作书，卑辞厚礼迎来商山四皓。一天宫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见，觉得奇怪而问：“四人何为者?”四人言对，各言姓名，刘邦于是大为惊疑。宴毕，他便对戚夫人说：“四人者吾求不得，今从吾儿游，为之辅，羽翼已成，太子难易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皇权即为吕太后所掌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乡。据《慈溪县志》等文献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古人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黄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内涵，为一批文人所咏诵。有一首古诗写商山四皓中张良计上吕后当的史实：“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雌吕用。异者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称黄墓渡，与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相关，俗至百姓口头相传成谐音谓河姆渡。在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绎为河姆渡也有创意。渡口紧临河江，地名带“河”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阴风阵阵，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协调，与诗人夸张“覆船真可与翁邻”那种心情终究不同，沉船为渡船人所忌。宁波一带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岭等。于是，在口碑相传中，把黄墓渡俗称河姆渡，前后传承密切，显得通俗易懂。
对于有7000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遗址来说，地名插入2000多年前黄公墓的掌故，还只是其中一段岁月，要了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先人称呼所在地的名称，已难以查考。但当时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权制开始转向农耕的父系社会，人们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妈妈的关系更为诚笃，“姆”又是“妈”，至今浙东方言还有把母亲称为“阿姆”的。从这一点上讲，母系社会的遗址名称带有“姆”字更为确切。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的山麓河畔称为“河姆渡”也不无可能。
当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灿烂的历史扬名世界。那里人工栽培的水稻，干栏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艺术震惊世界，博物馆里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等原始茶的遗存，已引起农史学家、茶文化人士的关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馆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充实和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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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及其茶文化
地名往往是活化石。溯源一方地名，可知那里沉积的文化底蕴。河姆渡的地名，就很值得探究。
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由重达数百吨的三块巨石叠成，仿佛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高大门楼、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横置的巨石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象征着7000年前的文明，竖着的巨石上有沙孟海书写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站在标志性建筑旁的河姆渡口，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江南岸，环立成黄墓山、浪干山、晾网山等，姚江在石拱小洞桥处打了个大湾，显得江面宽绰、水波不兴，北岸河姆渡口泊着船只。人们迷于这山水风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遗址标志建筑旁的黄墓渡茶亭碑。
这里是河姆渡遗址，何以出现黄墓渡名称？
这里是黄墓渡又是实实在在的。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方位依然。复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黄墓渡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施茶，长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桑果之盛，江有鱼虾贝蚌藻之丰，贸易兴隆。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为使茶亭永久有人专管落实，碑文记述了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还记载：老渡产按老碑所记，不再重复；又写有一爿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两丘渡产的土名、方位，写得十分明确，面积有4亩6分。
考察茶亭，阅读碑文，了解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原来称黄墓市，因汉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说起汉黄公，还有掌故。据《史记》与《后汉书》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广，齐国人，曾隐居夏里修道，故号称夏黄公。秦末避乱，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同隐于陕西商山。因四人年龄都80有余，须眉皓白，被称为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刘邦想废掉柔弱无能的太子刘盈，另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子房）计，使刘盈作书，卑辞厚礼迎来商山四皓。一天宫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见，觉得奇怪而问：四人何为者？四人言对，各言姓名，刘邦于是大为惊疑。宴毕，他便对戚夫人说：四人者吾求不得，今从吾儿游，为之辅，羽翼已成，太子难易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皇权即为吕太后所掌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乡。据《慈溪县志》等文献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古人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黄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内涵，为一批文人所咏诵。有一首古诗写商山四皓中张良计上吕后当的史实：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雌吕用。异者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称黄墓渡，与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相关，俗至百姓口头相传成谐音谓河姆渡。在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绎为河姆渡也有创意。渡口紧临河江，地名带河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阴风阵阵，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协调，与诗人夸张覆船真可与翁邻那种心情终究不同，沉船为渡船人所忌。宁波一带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岭等。于是，在口碑相传中，把黄墓渡俗称河姆渡，前后传承密切，显得通俗易懂。
对于有7000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遗址来说，地名插入2000多年前黄公墓的掌故，还只是其中一段岁月，要了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先人称呼所在地的名称，已难以查考。但当时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权制开始转向农耕的父系社会，人们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妈妈的关系更为诚笃，姆又是妈，至今浙东方言还有把母亲称为阿姆的。从这一点上讲，母系社会的遗址名称带有姆字更为确切。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的山麓河畔称为河姆渡也不无可能。
当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灿烂的历史扬名世界。那里人工栽培的水稻，干栏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艺术震惊世界，博物馆里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等原始茶的遗存，已引起农史学家、茶文化人士的关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馆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充实和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是在公元八世纪时，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以及西藏本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1，而在这之前，公元六世纪时，茶便随着藏王与唐王朝的联姻而进入了藏区，唐朝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记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藏王室对内地的茶已有十分深入的了解。藏族民众大量饮茶的记载在宋代已出现，如《新安志》卷下《洪尚书》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千百年来在这个全民信仰喇嘛教，并有着独特的白然环境及饮食结构的地区，茶早已成为藏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他们的饮茶习俗及茶文化现象与内地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介绍了作者进入藏区寺院、牧民中考察藏茶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并对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1、道孚县及灵雀寺概况隶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位于川西北海拔2900-5000米的高原，90%以上的居民都是藏胞，道孚在唐代属吐蕃。这里气候较恶劣。冬寒夏凉，耕地有限，藏胞以逐草而居的牧业为主，在邻近县城一带也有一部份半农半牧民。离县城七十余公里的玉科区为纯牧区，4000余米的白日山使该地区一年中有八个月因冰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我们进入藏胞家中，帐房中看到，产自四川雅安、灌县、天全等地的康砖茶、金尖砖茶是每户大量贮存着的必备品，在牧区，帐房内地灶上的火终日不息，熬煮着砖茶水，藏民多围坐火旁饮用加入牛奶、酥油的茶水，其饮用量可高达每人每日3900ml。在每个藏民家庭除了茶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悬挂的喇嘛教领袖的肖像，以及一些宗教摆设、用品，可见藏传佛教已进入了每个藏民家庭。位于县城的灵雀寺建于清代，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伙却吉、昂翁彭措所建，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一个属庙，现有入寺喇嘛三百余人。我们在灵雀寺的厨房中看到两口直径2.5米、深1.5米大铜锅，这是专用来烧茶水的，年青的专职茶水喇嘛每日不断熬煮“甲处”(茶水)供僧侣饮用。寺院举行念大经和法会期间，这两口锅要熬煮供二干余人饮用的茶。寺庙建有贮存砖茶的专用仓库，一个比孔(仓库)可容纳一千五百驮(每驮100市斤左右)茶叶。
2、茶在藏胞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由于藏胞多食牛羊肉类及奶制品，缺少蔬菜，所以用茶去脂，补充维生素。这个观点忽略了茶在藏胞中的神圣地位，我们从下述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藏族的禁忌与道德规范中规定，向客人敬茶时，禁忌拿脏碗使用，禁忌将手指放在碗口上，禁忌用一只手端碗，斟茶后，还要将手先在裙裤上擦一下，然后双手捧上，请客人饮用2。同时，茶在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可作为“神物”去求得，可见藏胞将茶看得比汉民更为神圣，已成为他们圣洁庄严的象征。
茶在汉族的佛、道教派里，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工具。但在藏传佛教中，茶已完全成为了“圣物”，神灵的恩赐。在“色拉寺调查”中看到，寺庙所有佛事活动中，所需物品的清单中排列第一位的总是茶，寺庙向穷人施舍的第一物品也是茶3。我们在灵雀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僧侣们以虔诚之心，双手捧饮寺庙款待的茶。在诵经的大殿，成百身披红色袈裟的诵经喇嘛，面对热气升腾的奶茶，诵经膜拜，此种规仪早已超出一般生理需求。
我们在灵雀寺还了解到，茶甚至成为喇嘛升迁的重要条件。在灵雀寺的经学组织有三个扎仑，它的制度十分严密，其中有一个呷热扎仑，这个扎仑的主要职能是在喇嘛中定资历。呷热扎仑的喇嘛必须在西藏拉萨学经满三年，同时要取得命名为“名打娃”的学位。而要获得“名打娃”学位，必须是在西藏寺庙里给全孔村的喇嘛熬过茶的。由此看来，寺院将茶作为自身锻炼与提高的象征。第三个扎仑叫雀热扎仑，雀热的任务是讲经和对经学的辩论，具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熟习经典、能言善辩的喇嘛才能参加。寺院规定，如需退出雀热，必须给全扎仑的雀热喇嘛熬一次茶才能退出。在这里，茶又成为喇嘛们寄托圣洁感情与怀念的物品。
在藏区，茶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小的日用品，而寺院内的茶具则更披上了圣洁、至上的色彩，那些向宗喀巴供奉茶水的玉制、银制、金制茶碗，熬煮茶的雕花大铜锅已成为灵雀寺的宝物，而从这宝物之中倾出的茶水更成为前来祈祷的藏民们所渴望得到的“神水”。
喇嘛庙中的奉茶、饮茶活动是与诵经活动融为一体的佛事活动，来自于神灵赐予的茶将成千上万藏民联系在一起。寺院给茶赋予了至高的神秘的色彩，而茶也帮助寺院将藏族百姓臣服于神灵之下。这种规模大，极其庄严的茶事活动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功能需求，与唐代文人士大夫煮茗于山野，独斟于青灯形成强烈的反差。藏传佛教将茶作为灵物、汉族僧俗将茶当作修身养性之物，获得现实之中的自我完善，而藏民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祈祷于未来，这种差别与藏区更接近佛教发源地，还保留着佛教原始形态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藏民族与汉民族通过茶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精神世界。
藏民族的饮茶习惯与汉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茶的选择上，干百年来，藏胞坚持使用的是便于运输，便于贮藏，价格便宜的砖茶，这与藏区恶劣的气候和相对落后的交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沏茶方面，严酷的环境使他们无法去追求水的甜美、纯净，冲泡的温度和火候，他们改沏、泡茶为熬茶，再加上牛奶和酥油，变单纯饮料为食品，这种饮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行为，喝奶茶、酥油茶等在寺院是集体围坐喝饮至天明，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们热衷于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严酷的自然条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形成了藏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现象，这种更贴近大自然的质朴、粗犷、尚群体的茶俗，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求通过它获得现实的精神力量的“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人民为中国茶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1.陈麟书等：《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P155,1986a
2.熊坤新：《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中国藏学》(16)4；32,1991。
3.宋赞良；《色拉寺调查(续)》，《中国藏学》(16)4；152-167,1991。
茶艺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程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艺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乃解”，茶文化是人类在生产食用茶叶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首先使用的，用来概括品茗艺术而有别于“茶道”一词。我国食用茶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所谓的“神农尝百草”，就是将茶树幼嫩的芽叶和其他可食植物一起当做食物。后来人们在食用过程中发现茶叶有解毒的功能，就作为药物熬成汤汁来喝。从西晋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四川地区的一些文人介入茶事活动，开始赋于饮茶文化意味。西晋著名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诗中写道：“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州。”认为芳香的茶汤胜过所有的饮料，茶的滋味传遍神州大地。
西晋文人杜育的《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正面描写品茶活动的诗赋。诗中除了描写茶树生长、采摘等情况外，还提到用水、茶具、冲泡等环节，特别是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形容它像冬天的白雪和春天的鲜花(“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可见，茶汤在此时开始成为品尝的对象。
但是只有到了唐代陆羽手里，中国人的饮茶才从食、喝、饮，发展提高到品的阶段，终于将饮茶变成一门生活艺术。陆羽在《茶经》中，对茶叶的医疗保健功效仅是一笔带过，明确提出“茶之性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将品茶上升到道德修养的高度，并且对唐代的煮茶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从选茶、用水、茶具、烘茶、碾磨、筛粉、煮水、加盐、点水、分茶到品尝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形成一套完整的茶艺程式。特别是对茶汤泡沫的培育、欣赏异常重视，进行仔细的观察，将泡沫称为汤华，薄一点的称为沫，厚一点的称为饽，细一点的称为茶，采用了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泡沫之美丽：像枣花漂浮在圆形的水面上，像深潭回转或小洲弯曲的水面上漂浮的青萍，像晴朗天空中浮动的鱼鳞云，像飘动在水湄之上的绿钱，像坠落在尊俎之中的菊花。饮茶而对泡沫如此讲究，显然不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而是从视觉的审美愉悦出发，一碗涌动着泡沫的茶汤在陆羽面前成了充满艺术韵味的审美对象，因此才灵感勃发，浮想联翩。可见唐代的饮茶已经成了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艺术。
同样，唐代的诗人们在品茶之时，也同样不是为了生理上的满足，而是追求精神世界的审美愉悦，这从他们大量的茶诗中都着重对色、香、味、形及意境的欣赏可以得到证明。钱起的茶诗《与赵莒茶宴》可以作为代表：“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自此以后，历代的茶人们都有同样的自觉追求，宋代茶人还将茶汤的色香味称为“三绝”(苏轼：“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他们在品茗过程中讲究茶汤“色香味”的同时，还主动追求更高层次上的审美意境，在宋代茶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范仲淹)。“夜啜晓吟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宋庠)。“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梅尧臣)。
品茶到了明清，更是让文人雅士们提升为高雅艺术，因为明代废除了蒸青饼茶，盛行散茶冲泡，对茶叶的色、香、味、形更加重视，无论是茶、水、具、境、泡、品每个环节都有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功夫茶艺的形成和成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据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记载，他在游福建武夷山时，寺庙僧道向他献茶：“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种小壶小杯冲泡、小口细品的品茶方式就是后来盛行于闽粤地区的功夫茶艺。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品茗艺术，它是随着时代的演替而与时俱进的，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生活化和艺术化的品茶方式。简称之为“茶艺”。“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首先使用的，用来概括品茗艺术而有别于“茶道”一词，这是台湾茶人的一大贡献，因为将“茶艺”从“茶道”之中剥离出来,有利于品茗艺术的健康发展.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茶道”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体现和追求的道德精神。对泡茶提“技艺”，是因为它除了具有艺术性之外，还具有技巧性。对“品茶”提“艺术”而不提“技艺”，是品茶时技巧的成份很少，主要是茶汤入口之后如何去欣赏、体会美妙的艺术境界。茶艺是茶文化的核心，只有在茶艺的操作中才能体现茶道精神。有了茶道精神的观照，茶艺才有精神、品位和神韵。有了茶艺和茶道，茶文化才有载体和灵魂。
由于茶艺的发达，历代茶人对茶叶的要求精益求精，导致名优特茶生产高度发达，制作力求精美，采摘越来越早，不但讲究香气、滋味、而且追求色鲜和形美，因而只能用手工采摘炒制，很难使用机器，致使中国今天的茶叶生产不容易迅速实现机械化。这是至今中国茶叶生产总量和出口量都不如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个重要原因。
茶艺确实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甚至直到今天还对中国茶叶加工产生深远影响。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充裕和满足，而且更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满足。
宋代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史中的位置
关于茶文化史的分期，关剑平在他的《茶与中国文化》中认为茶史的发展不以王朝的更迭为转移已经为历史本身所证明。所以他将茶文化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史前期，这个时期缺乏文字记录;二是从战国后期到秦汉的酝酿期，秦灭蜀以后，蜀的饮茶风俗先向长江中下游传播，为下一阶段的茶文化发展做准备，但是无法通过文献描述出这一时期茶文化的整体状况;三是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中心持续至唐代前期的成立期，这个时期有关茶的文献开始不断出现，茶在这个时期开始与道家、儒家的思想发生联系，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开始萌芽;四是唐代中后期至五代的兴盛期，这一时期，陆羽《茶经》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巩固与最终确立;五是以两宋为中心的极致期，这个时期的茶文化有其显著的特色;六是以元代为中心到明代前期的转型期，这个阶段，为下一个炒青叶茶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七是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前期的复兴期，饮茶方式在这一时期转变完成，散茶饮用在当时全面流行，饮茶因此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八是清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化期。
茶文化中的基础“茶叶分类”
很多文玩爱好者都喜喝茶，咱们之前讲过茶宠，茶道，那么咱们今天回归本源，聊聊茶叶。
茶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很久，所以茶的文化很深，咱们不敢说讲茶文化，只能一步步的聊个只言片语，今天咱们从最基础的茶叶分类说起。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茶，按照加工工艺的不同主要的有几下几种：红茶、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
【红茶】
其以茶树的芽叶为主要原料，经过萎凋、揉捻(切)、发酵、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精制而成。因其干茶色泽和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名红茶。红茶中主要的品种有祁红、川红、泉城绿、越红、滇红等，其中祁门红茶最为有名，且为国家原产地保护。红茶有助消化、暖胃、提神消除疲劳的作用。还能抗衰老和一定的抗癌作用。
【绿茶】
绿茶是采取茶树新叶或芽，没有经过发酵，经过烘干等典型工艺制作而成的茶品。成品泡出来的茶水更多的保留了鲜茶叶绿色的本性。绿茶的种类有很多：太平猴魁、信阳毛尖、黄山毛峰、西湖龙井、碧螺春、雨花茶等等。绿茶对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均有特殊效果，为发酵类茶等所不及。常饮绿茶能防癌，降血脂和减肥。吸烟者可减轻尼古丁伤害。高血压患者、食用油腻食物过多这、小便不利的人都可以饮用绿茶。
【黄茶】
黄茶的特点是“叶黄茶黄”，原因是在由于杀青、揉捻后干燥不足，叶色即变黄。黄茶分为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三类，其中有名气的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北港毛尖、鹿苑毛尖、霍山黄芽、沩江白毛尖、温州黄汤、皖西黄大茶、广东大叶青、海马宫茶等。其中君山银针、霍山黄牙都是黄茶的杰出代表。黄茶对脾胃有好处，助消化、有益于脂肪代谢。
【黑茶】
黑茶制茶工艺一般包括杀青、揉捻、渥堆和干燥四道工序，因为其选用的原料均为较粗老的茶原料，所以成品从色泽上就可看出明显的黑色。主要分类有湖南黑茶(茯茶)、云南黑茶(普洱茶)、雅安藏茶(黑茶鼻祖)、广西六堡茶、陕西黑茶(茯茶)及湖北老黑茶。俗称黑五类。黑茶品种可分为紧压茶与散装茶及花卷三大类，紧压茶为砖茶，主要有茯砖、花砖、黑砖、青砖茶，俗称四砖，散装茶主要有天尖、贡尖、生尖统称为三尖，花卷茶有十两、百两、千两等。黑茶能降血糖，防止糖尿病，抗衰老，延年益寿。
【白茶】
白茶属微发酵茶，在制作工艺中基本流程包括萎凋、烘焙(或阴干)、拣剔、复火等工序，其中萎凋是形成白茶的重要工艺，因为成平白茶具有满身披毫，针针如银雪。茶水黄绿清澈，口味清淡甘冽。成品茶的外观呈白色，故名白茶。主要产区在福建福鼎、政和、松溪、建阳以及浙江安吉等地。主要的品种有：白牡丹、贡眉、寿眉等。
【青茶】
青茶是经过杀青、萎凋、摇青、半发酵、烘焙等工序后制出茶品种，品质有益。青茶种类包括：铁观音、黄旦(黄金桂)、本山、毛蟹、梅占、大叶乌龙、武夷岩茶、冻顶乌龙、水仙、大红袍、肉桂、奇兰、凤凰单枞、凤凰水仙、岭头单枞、色种等。青茶有以下一些功效：降血脂、抗衰老、减肥。
在“吃茶”中寻找两岸茶文化渊源
天下的茶千百样，都不如妈妈的擂茶香。客家茶人张汉秋在悠扬的歌声中，给来自台湾的客家客人捧上一碗碗香气四溢的擂茶。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张汉秋说，擂茶也是茗粥的一种形式，它是用绿茶、芝麻、花生、曝米、薄荷、金银花叶等多种物质，经过低温研磨后，冲泡食用。
客家人有吃茶的习惯，台湾客家电视台徐智俊说，在台湾的客家还保留着吃擂茶和抹茶的习惯，我们在大陆的客家聚集地贺州找到了传统的客家吃茶方式：擂茶、抹茶和米茶。米茶，顾名思义，用茶叶加入经阳光暴晒的糙米冲泡而成。在客家人的饮食习惯里，茶可以当饭吃，茶是和大米一样必不可少的食物。张汉秋说。
张汉秋走访了近百户客家人，阅读了大量和茶有关的古书。他发现，客家人吃茶还保留了手工炙茶、碾茶、罗茶、煮茶、点茶的古代遗风，茶叶有助于消化，能把体内的毒素顺畅排出体外。
茶道和茶艺有本质区别，一个重在修行，一个重在技艺。茶道是一种精神，就像客家人吃茶的方式非常质朴，但却沿袭着从汉代以来中国人对茶的态度：新茶活水，古朴自然，以茶修身。张汉秋说。
从此，张汉秋把热情转到了研究客家茶文化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大陆寻找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徐智俊认识了他。我们完全是因茶结缘，徐智俊笑着说，两岸客家人都有吃茶的习惯，从喝茶回归吃茶，我们希望把这种健康的茶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茶马古道中的现实意义
近来，因工作之故，常往返于天全、汉源等地。所观、所闻者，既有灾后重建的热火朝天，又有初夏时节的农人奔忙。此外，在走访之余，更觉有一派古道情怀与古道精神弥漫。古道是雅安人常提及的茶马古道，而情怀与精神，则是一方百姓的气质和秉性。
提及茶马古道，无疑，已颇具声名。它既是我国古代川、滇、藏地区的一条交通要道，又是西南各民族，经贸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之兴，源于古代西南边陲的茶马互市，它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且在上世纪的二战中达到鼎盛。往事去矣，如今，沉寂的古道，却如一条潜藏于历史烟尘中的丝带，串联着雅安乃至西南各地的岁月变迁。这条古道上的人文轶事、兴衰典故、文物旧址，更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体现着历史的价值，更彰显着现实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其背后所藏，是一个民族的贸易史和奋斗史，其中之艰辛困苦，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茶马古道之上，是一个星罗棋布的文物带。在大小数十个文物遗留之中，它为我们编织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现实存在。其中，如始建于宋代的茶马司，又如留存于荥经，以制茶闻名的姜氏族人修建的姜家大院，再如明代义兴茶号遗址、清代永昌茶号遗址等。此外，茶马古道之上，留存的关隘、古镇、碑刻、佛寺、庙宇等，更是不乏有可观之处。
茶马古道，它不光为雅安人提供了一份民族记忆，甚至，它还是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的现实标本。它的存在，让雅安之地域文化，变得立体和丰满，也因为它的存在，久远的历史，为现代人敞开了怀抱，打开了天窗。这种难得的现实体现，无疑，是增强本地民众，其文化认知与文化存在的可贵机会。因此，现代与远古，今人与古人，也才能拥有对话的机会，感知的机会。这种对话和感知，又是一份现实存在的宝藏，它既可提振民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久远的历史得以传承。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艺术的古道，充满着审美意义的古道。试想，那些散落于雅安各地的关隘、古镇，其历史弥久，西风劲吹，诸如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体现着文明的厚重和苍凉。若具体论之，又如现存于荥经的姜家大院，其始建于明，扩建于清。从建筑风格来看，它是川西民居的典型风貌。从门窗雕凿来看，生动的戏剧人物，寓意丰富的动物纹饰，更显现着当时人们的民俗观念和审美情趣。
审美，是千年不变的文化魅力。试想，倘若你对一地一物之遗迹、故事不甚明了。然而，它们本身所折射的美，所蕴含的艺术性，却如一架桥梁，能拉近你与历史的距离，并唤起你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甚至，对不少人而言，其文艺创作、美学修持，也将受益于这些古道上的历史留存。由此，审美性与艺术性，则是茶马古道带给今人的另一个现实馈赠。
在雅安某地，友人曾告诉我，在某个村落间，至今还幸存有历经磨难的背夫。所谓背夫，是旧时在茶马古道上，以人力运送货物的人，艰苦、耐劳是其固有的特征。背夫跋涉于沟壑纵深的山间，一趟行程少则十余日，多则数十日，生活艰辛，生存不易。然而，他们的存在，却让这条伟大的古道，变得具体和亲切，甚至，他们所带给今人的，更有一份温情与崇敬。茶马古道，也因为曾有一群背夫的存在，而变得生动、鲜活、有温度。此外，背夫的精神是顽强，有毅力，不到终点不罢休的决绝。在此，雅安的灾后重建，需要的就是这种耐力，这种气魄，这种现实存在的精气神。
保护茶马古道，传承茶马文化，其根本，就是不能让其成为历史的躯体，成为无用的标本。解读它、开发它的前提，是让其具备现实性，迸发出现实存在的价值。有了现实性之后，才能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作出长远的谋划。
中国茶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沉浮
1839年3月9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在系列举动后，他仅仅收到5箱鸦片。不过，林则徐次日便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此后，光是4月3日一天就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甚佳，共收缴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更是增加到20283箱。
林则徐那项立竿见影地让烟土上缴得堆积如山的神秘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以茶叶换鸦片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洋商趋之若鹜，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茶叶在西洋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或许因为高估了西洋人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在西人艾略特宾汉看来睿智、敏锐并知晓夷情的朝廷重臣直隶总督琦善与顺天府尹曾望颜，更是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力主通过海禁来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将夷人活活憋死。连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文告，也有着和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函类似的逻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与太俊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两位作者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坏，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无力还击侵略者的清政府能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会发人深思。
以茶制夷这种看似迂腐的贸易制裁策略，其实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与治国思潮，在清代更是已成为朝中权臣、知识界和民间的共识或曰共误。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事，只不过是1840年战争以及茶叶战术的预演而已。
但就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夷成为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中华文化圈里的藩属，以中国为核心的礼仪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落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1888年英国的第一次侵藏战争，也与茶叶有关。
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特殊礼品的茶，是民族关系中最初、最牢固的物质纽带以及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蒙古、锡金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藏人常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
所以，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茶园的英国人深知此中要害，趁着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之时，企图就近倾销茶叶，通过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分化西藏、占领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到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磺领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时，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影响至今。
两位作者一再强调，英国以茶富强，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命题有可能过分夸大了作为单一商品的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重塑世界权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位作者将茶叶比作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他们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的衰落与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的崛起是同步的。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分析思维有可能犯了后此谬误：仅仅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实体商品和精神符号的茶叶，其兴灭浮沉，恰恰反过来折射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贸易的变迁；而中华茶文明的衰落，其根源正应是衰落晚清的闭关锁国与不思进取。唯有这样思考，才不至于过度解读某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致于选择性地记忆与传承。
其实，作者在书中也曾提到，茶在中国的流行史，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无论是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还是艾伦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指出了在中国领先世界时，茶叶才开始影响世界文明。
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英国立顿公司这一个企业都不如；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我们在叹息之外，更应该看到当中存在着的一连串事件：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土产茶树，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是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一种商品的席卷全球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原题《一杯茶背后的帝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