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原产地,为什么是云南?

发布时间 :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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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的原产地,为什么是云南?”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的原产地,为什么是云南?”相关知识!

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全世界都一致认为茶的原产地是中国。瑞典科学家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学名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的意思就是中国。

但在1824年,英国人布鲁斯在印度阿萨姆的Sadiya发现野生茶树后,关于茶的原产地便产生了分歧,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1)茶原产于中国。从1813年法国学者Ganive所著的《植物自然分类》开始,后续美国学者Walsh的《茶的历史及其秘诀》、英国学者Willson的《中国西南部游记》,以及《植物科学》、《论野生茶树的进化因素》和日本茶树原产地研究会等,都认为茶树原产于中国。

(2)茶原产于印度。1824年布鲁斯在阿萨姆发现大茶树后,1838年,他又报道了在印度108处发现了野生大茶树,于是宣称茶树原产于印度。随后,英国学者在《阿萨姆之茶叶》、《茶商指南》、《茶》以及1911年版的《日本大词典》中,均认为茶树原产于印度。

(3)茶原产于东南亚。理由是缅甸东部、泰国北部、越南、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这一广大区域内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和繁衍。

(4)茶树原产地二元论。以印尼学者C.Stuart为代表,认为大叶茶原产于中国的四川、云南及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小叶茶原产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

尽管存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茶树原产于中国。1922年,吴觉农在《茶树原产地》一文中,论述了神农氏以茶作药、中国历代对茶树的栽培和利用以及现代茶树的分布状况等,提出茶树原产于中国。并坚定地宣称:“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是茶的原产地。”

新中国成立后,对茶树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为茶树原产于中国提供了更为可靠和更具说服力的依据。

(1)中国是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茶就作为祭品供人们利用了。陆羽在《茶经》里面记载,唐代已经有八个茶区,有了大规模的茶园。北宋时有35个州、南宋时有66个州产茶叶。

(2)中国西南部山茶属植物最多。据统计,全世界有山茶科植物23个属380多个种,中国有15个属260余种。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的北纬25度线两侧,集中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山茶科植物,这是原产地植物区系的重要标志。

(3)中国发现野生大茶树最早最多。早在1700多年前,我国就发现了野生大茶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0个省、市(区)200多处发现野生大茶树。云南省树干直径在1米以上的大茶树就有十多处。

(4)中国茶树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最丰富。

(5)云南茶组植物的种最多、变型最丰富、与山茶科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云南茶树在系统发育上具有从原始的形态结构到进化的次生形态结构的各种类型,形成了连续性变异,如树形、高度、叶片形态、花器官等。在茶组植物的34个种中,云南有21个种,3个变种,占茶种总数的66.7%。同时,云南的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兼备寒带、温带、热带三带气候,素有“植物王国”之称。

进一步推定,云南是茶树的地理起源和栽培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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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的原产地是中国介绍


世界上种茶的国家有50多个,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国家有32个,主要是中国、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土耳其和孟加拉国等。对茶树原产地的问题曾出现过不同的观点。1826年,英国人勃鲁氏(B.Bruce)在印度阿萨姆(Assam)发现野生茶树后,国外就有人认为茶树原产于印度。

1922年,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吴觉农发表了名为《茶树原产地考》的论文,阐述了中国茶树的起源、中国茶业历史的渊源等,从多方面、多角度系统地反驳了某些人对茶树原产地的错误认识,并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茶树的原产地是中国。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树和现存野生大茶树最多,树体最大,最集中的地方。这些古茶树保持着植物不同进化阶段的种性特征,是育种研究的宝贵资源。

同时这里是最早发现茶、利用茶的地方。根据植物分类,茶科植物共23属、380多种,分布在我国的就有15属、26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并还在不断发现中。

万绿之宗的云南,至今还保存着茶树原初生长弥足珍贵的物证:勐海县巴达大黑山原始森林中的“世界茶树之王”,勐海县贺开16 200多亩栽培型千年古茶树,凤庆县鲁史千年古茶树群落,它们都是穿越时光保留下来的活化石。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中国人对茶的熟悉,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夫,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对于为什么说中国是茶的故乡,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

在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已深入人民各阶层。同样少数民族也好茶,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茶文化的形成发展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茶树原产地的论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材料,都证明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原产于中国,原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国外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论点主要四个。即中国说、印度说、无名高地说和二源说。

历史告诉我们,当印度人还不知种茶和饮茶,更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时候,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却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只是到了1780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茶学工作者又从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出发,结合茶树的自然分布与演化,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①从茶树的自然分布看,茶树所属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它的分布在劳亚古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劳亚古大陆的南缘,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发生前,这里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是当地热带植物区系的大温床。全世界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计380余种,而在中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已发现的山茶属约有100多种,在云贵高原就有60多种,其中茶树种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度集中,表明我国的西南地区就是山茶科植物,也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②从地质变迁看,西南地区有川滇河谷和云贵高原,近100万年以来,由于河谷的不断下切和高原的不断上升,绝对高差达50006500米,从而使西南地区既有起伏的群山,又有纵横交错的河谷,地形变化多端,以致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这样,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树,逐渐分置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之中。从而使最初的茶树原种逐渐向两极延伸、分化,最终出现了茶树的种内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型的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

同时,自第四纪以来,云南、四川南部和贵州一带,由于受到冰河期灾害较轻,因而保存下来的野生大茶树也最多。并且既有在右种、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又有乔木型、小乔木型和灌木型茶树。植物学家认为: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植物起源的中心地。中国西南三省,是茶树变异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地了。

③从茶树的进化类型看,凡是原始型茶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属茶树的原产地所在。茶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和观察分析表明,我国的西南三省及其毗邻地区的野生大茶树,具有原始型茶树的形态特征和生化特性。这也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茶树的原产地在哪里?


在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之前,中国的古代史料中,早已有关于茶事的记载了。例如,在茶史研究上,每每要提到上古时代的神农: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尝百草是我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一个古代传说,这在《史记任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本草衍义》等书中均有记载。那么,神农是什么时代,何等样人呢?据《庄子盗跎篇》和《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已渐趋发达,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神农则是这一时期先民的集中代表。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虽是传说,但如果说它总结了原始社会人们长期生活斗争的经验,而把功劳集中于神化了的神农,也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原始社会以茶解毒,既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且即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若按此推论: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迄今当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

其实,同任何物种的起源一样,茶的起源和存在,必然是在人类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之前,直到相隔很久很久以后,才为人们发现和利用。人类的用茶经验,也是经过代代相传,从局部地区慢慢扩大开来,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才逐渐见诸于文字记载。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导致了各地区的先民对茶的认识和对茶称呼的不一致性,上文中提及的唐代以前茶的各种异名,就是佐证。所以,文字记载表明,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开始栽培和利用茶树了,但茶的起源肯定还要早得多。

茶起源于何时?按植物分类学的方法,可以追根溯源,先找到茶树的亲缘。据研究,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的早期;双子叶植物的繁盛时期,都是在中生代的中期;而山茶科植物化石的出现,又是在生代末期白垩纪地层中;在山茶科里,山茶属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种群,它发生在中生代的末期至新生代的早期;而茶树在山茶属中又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种。所以,据植物学家分析;茶树起源至今己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了。

综上所述,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所发现,最早为中国人所利用,最早为中国人所栽培。同时,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文物,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辅证。

茶树的原产地

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材料,不仅能够确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且已经明确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但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茶树原产地之争的由来

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只是在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后,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从此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

(2)古今中国野生大茶树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还可以从我国古今很多地方发现的野生大茶树得到进一步证明。在我国丰富多采的茶树品种资源库中,有一类非人工栽培也很少采制茶叶的大茶树,俗称野生大茶树。它通常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的演化和自然选择而生存下来的一个类群,不同于早先人工栽培后丢荒的荒野茶。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的,在人类懂得栽培利用之前,茶树都是野生的。即使现今,也还有半野生的茶树,如居住在云南省楚雄、南华等哀牢山上的彝族同胞都有去林中挖掘野茶苗栽种的习惯。如今广为栽培的景谷大白茶、勐库大叶茶、凌云白毛茶、乐昌白毛茶、海南大叶茶、崇庆批把茶、桐梓大茶树等早年均是野生茶树。可见,在野生茶和栽培茶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野生茶的含义应该是野生型茶树。

我国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最多的国家。

我国野生大茶树有4个集中分布区,一是滇南、滇西南,二是滇、桂、黔毗邻区,三是滇、川、黔毗邻区,四是粤、赣、湘毗邻区,少数散见于福建、台湾和海南省。主要集结在30N线以南,其中尤以25N线附近居多,并沿着北回归线向两侧扩散,这与山茶属植物的地理分布规律是一致的,它对研究山茶属的演变途径有着重要的价值。

(3)中国西南部是茶树原产地

有无野生大茶树,固然是确定茶树原产地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发现有野生茶树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的原产地和原始分布中心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饮茶、最早业茶的国家,当然也就是茶树原产的地方。笔者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原产地,实际应该就是指人工栽培以前的原始分布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作物和栽培植物,特别是在古代条件下,都有一个驯化过程,换句话说,即都是从野生采集而后才发展为人工栽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至少在古代,首先利用和栽培某种植物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该种植物原产的区域;这是一种规律和真理。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谈什么茶树原产地问题呢?这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茶学家,掀起了一股茶树原产地讨论热,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讨论出了多种看法,甚至争论出了成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顺便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前一段我国茶树原产地的讨论,我们首先肯定,是有成绩的。因为,这场讨论的实质,大多数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是在于证明茶是中国原产。这一点,无论是在陈椽先生的论著中,还是在陈彬藩和吴觉农先生的大作中,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利用一切学科的有关成果,从茶树的演化形成、自然环境的变迁、野生茶树的分布以及茶的词源学等等,广征博引,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论据,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入。但是,重复一个命题,每一本书上都把这些问题罗列一遍,就显得重复和多余。所以,笔者在强调讨论要有新意的同时,在这里我们也不准备重复大家已经提出和一致的那些内容。

有人把这场讨论说成是和外国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战和学术争论。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找到多少对立面,我们是自己出题自己做;论而未战,论而也没有多少争。因此,我们所批驳的,除个别人还活着外,都是故人故语。如提出茶树原产印度说的始作俑者--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勃尔基兄弟,是上一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其后各书提到的1877年,贝尔登在《阿萨姆茶树》所说的中国和日本的茶树,是由印度输入的谬说,这与其说他们是故意歪曲事实,诋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形象;还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争取在印度或南亚发展种茶的支持和对中国茶史的无知。

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英国在印度的主要统治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对维护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比在印度和南亚殖民地发展种茶更感兴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起,垄断中国出口茶叶贸易整整有二个世纪。在这一中英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一时期由于伦敦茶叶贸易和转口的不断增长,英国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境地的话,那么,18世纪后期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用走私鸦片来抵销贸易逆差后,他们同中国的贸易,便迅速由平衡转变为顺超。有人估计,至上一世纪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卸下他们捎带的鸦片,一圆不花,就能装回满船的茶叶和巨额的白银。所以,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说,不但要弄清在印度能不能种茶,而且还要算一算种茶和种鸦片谁更合算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时在南亚英属殖民地种茶的阻碍,并不在于中国茶业的悠久历史和世界茶叶贸易的独占地位,而主要的,还在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够重视和不予支持。因为不说19世纪20年代,就是到19世纪中期,当时在印度的英人宣传印度是茶树原产地,呼吁在印度发展种茶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也不需要否定中国些什么。恰恰相尽,倒是他们一次次组织到中国考察、收购茶籽茶苗和招聘中国的种茶、制茶技工,把他们宣传发展茶业变成一个大张旗鼓的效法中国的活动。举例来说,如早在1788年,英国有位叫彭克斯的科学工作者,专门就印度引种茶树和发展茶业诸问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1815年,一位哥特博士对彭克斯的小册子又进行了修订、补充,向有关方面,力谏在孟加拉西北大力发展种茶。另外,在这期间还特地组织过科学考察团,深入到中国茶区进行考察和搜集茶种。但是,所有上述这些努力,都因东印度公司取消极的态度,使印度发展茶业的要求和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茶叶贸易的合同的到期和清朝政府拒绝续订的因素,英国国内和在印度的一批殖民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倡导在印度和南亚发展种茶。如1825年,英国技术协会公开设奖,奖励在印度或英国其他殖民地种茶最多和茶质最好的业主。1934年1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正式批准成立印度茶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印度引种中国茶树的研讨。印度茶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广泛散发通告,宣传适宜种植茶树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环境条件;二是派秘书戈登到中国,专门研究茶的栽培、制造方法,采购茶种以及雇佣茶工等等。自此以后,在英国和印度的文献中,到中国引种茶树的记载不断,其中尤以1850-1851年引种的最为理想。这次从中国采购的茶种,运至加尔各答时色泽仍很鲜艳,后来栽种东北山区成活的12000株,其品质完全表现出不亚于阿萨姆土种的优良性状,一度成为引种中国茶树成功的范例。

所以,从上面英国殖民者一方面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一方面又不断大量从中国引种茶树的史实来看,当时他们提出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主要的也只是为他们在印度发展茶业多造一条舆论。因此,如果说茶树原产印度带有否定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意味的话,那么,这最多也只是一种以明显的谎言来换取社会对发展印度茶业的许可和支持的做法。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包括上一世纪后期和本世纪个别借茶树原产印度说,蓄意混淆事实、贬低中国茶业功绩的伪学者。但是,把话回过头来说,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别又个别,值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批驳?似可重新考虑。这一点,国外学术界的反映,颇可参考。他们的茶学家对过去英国人说的印度是茶树原产地既不盲从,对我国近年有关茶树原产地的申辩,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特别兴趣。

因为,和上面所说那样,我们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原始分布来理解,那么,中国作为饮茶和茶业最早滥觞的国家,不管印度是否也是茶树原产地,其史实本身就是无须其他证明、无可动摇的当然原产地。道理十分浅显,不论是栽培植物或者还是驯养动物,它们的引种,特别是古代,总只会也只能是引进那些价值已经显现或被人类驯化利用的这样对象。当然,野生动物或植物的分布,在一定的外在因素作用下,也会出现地域上的变更或扩大,但这些都属于自然传播的范畴。自然传播和人工引种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也就是说,在印度和世界上还无人知道茶树为何物和何用时,我们的先民,是绝不会在古代把茶树从印度远带到中国来培育的。因此,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的茶叶,只会也只能是原来就生长在我国的茶树。这里顺便补说一句,可能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简单道理,所以,各国茶学家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茶树原产印度说,没有和少有应者;对我国前一段茶树原产地的讨论,也无有反对者。这就是说,上一世纪冒出印度茶树原产地问题后,即便有人想利用它来否定中国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但在国际茶学界,并没有大乱,实际受此影响不大。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国外不怎么乱,但在我国前一段讨论中,倒显得有点偏激和混乱。

偏激,是把个别当一般,把英国个别学者在茶树原产问题上的图谋,当作一种正式的观点或倾向来批判、对待,把问题看得严重化,以至有的文章由学术讨论,变成了学术批判。混乱各人讨论的基点和角度不一,各持各说。我们的观点较清楚,茶树原产地,就是指茶树人工栽培以前茶树原来分布的地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把原产地理解为茶树的原始产地,即茶树起源的地区来看待。如有的文章坚持,我国云南和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很明显,这种意见,就把原产地看作为茶树种的发源地,把人工栽培以前的分布中心,看成为茶树的原生中心(一称起源中心)。对原产地的这二种理解,原来、原始只一字之差,但在时间上,则两者内容,已相去数千万年。茶树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有人据植物学分类的方法,推断茶树发生在中生代的末期至新生代的早期,具体年代,起源至今已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而人工栽培前的分布,不妨更早一些,从茶的发现、利用算起,说到顶,以神农时代起算,也只数千年和上万年的时间。对茶树原产地的二种不同理解,不但时间相差甚远,而且沧海桑田,二者在环境的变化上也很大。如第三纪初期,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还是隔海相望的二块陆地,现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连接而正是分隔中国和印度的地槽海域。如果上面茶树起源的年代推断不错,那么,原产地作为起源地来理解,其时印度还属海中孤岛,与茶树的系统演进和最终形成,似乎不大可能;这一意义上的茶树原产地或原产中心,大致也只会是中国大陆。但是,如果作为人工栽培以前的原来分布来说,那么,中印之间浸漫海水的地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并合的过程中,早已碰撞成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二块大陆连成了一体;经过数以千万年的同体变化、发展,在我国发现和开始利用茶叶之前,在印度邻近中国的地区,已有茶树及其亚种分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对茶树原产地的理解和概念不同,时间、环境条件和结果也就不可能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二个不同角度得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结论。所以,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原产地如果作为起源地或起源中心来理解,这完全与印度无涉,说原产我国西南、云南或我国西南、西双版纳是原产中心,各自作为一家之说,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二种说法应当是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古代大陆之间,茶树的起源地域或中心,只能是一个。而且,从诸多因素来看,也只会是在今天的中国陆地,而不会是第三纪以前喜马拉雅山地槽海域彼岸的印度。对于这点,这是凭今天的知识就能作出肯定的。至于具体起源于中国或中国西南什么地方?现在各人提点自己看法,作为一种预言,我们相互间不作肯定和否定,把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留待我们后代科学条件许可后去做,应当是可以,也较为合适的。

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来理解,我们把西南、西双版纳说成唯一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就未必一定正确,而且在茶树的生存、演进过程中,有点否定种的自然传播了。茶树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较茶树的起源地和起源中心,范围无疑要宽阔得多。过去,我们对茶树原产地持上一种理解的人,一看到人家提及在印度、缅甸发现有野生茶树,就敏感地认为是对我国茶树发源地和起源中心的一种否定或设疑,想方设法回避和否定这一事实。其实回避不如承认,在我国茶叶界,很多人是心照不宣,都知道印度开始和最初发展种茶,主要是引进我国的茶种和茶叶生产技术,但是后来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引种中国而是改植印度土生茶树的结果。关于印度土茶的记载,最早见之于1815年驻印英军拉第尔上校的报告。其称在阿萨姆新福山中的土著,习惯采集一种野生茶叶,加工制作成为饮料,也和缅甸人一样加油、蒜等佐料食用。这报道可以是传闻,不一定亲眼所见。1823年,英军R.勃鲁士少校至新福贸易,在滞留期间至附近山林作植物调查,亲自发现了野生茶树。之后,印度野生茶树,也引起了其兄C.A.勃鲁士的兴趣。1836年,C.A.勃鲁士在萨地亚建立了一个专门种植野生茶树的茶园;1837年,他在萨地亚附近的马坦克又发现几处野生茶产地;1839年,进一步在那加山、梯旁和古勃伦山一带,新找到了120处野生茶产地。通过广泛调查,C.A.勃鲁士归结指出,缅甸和印度的野生茶产区,自伊洛瓦底江至阿萨姆以东之中国边境,绵亘不绝。

除新福和萨地亚外,所谓阿萨姆土生茶的野生茶树,1855年在锡尔赫特的张卡尼山等地,也有大量发现。应该指出,这种分布范围很广的阿萨姆土生茶,不但在品种上自成一统,而且大部分都是自然分布,其在印度生长的历史,肯定早于我国茶的饮用和人工栽培之前;所以,从这些事实来说,称印度也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或原产地,不但完全能够成立,实际也并不排斥和否定我国是茶树起源中心和原产地的结论。近年我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很多,众说角度不一,根据不一,观点也有不少不相同之处。本文对于大家都提到和一致之处,不作重复,仅就个人粗见,对前一段讨论和争论,作些归纳和分析。

黄山毛峰原产地发展变化介绍


黄山一带在清朝光绪前原产外销绿茶。自光绪元年漕溪谢正安创制黄山毛峰,其芽茶原料选自充头源茶园。则黄山小源之充头源系黄山毛峰的发源地。因其属黄山干脉南行而转东之南向第一个深山窄谷村庄,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实属“高山产好茶”。[12]至于黄山毛峰的传播发展,从充头源古道走向和山民交往来看,大体分三步扩展:

第一步:以充头源为起点:(1)南沿溪水而下经大源、寺坪、黄柏山、双坑口到漕溪;(2)东越麻袋头到新田10华里及瓦窑坦、横路下;(3)西翻石头岭反复过8道河到汤口7.5公里。

第二步:(1)漕溪东北进碣石、福州、小圩;南下经长圩、西坑、杨家镇、郑村至东坑口。(2)新田沿河到新屋下;横路下外到社屋后,里进田里。(3)汤口北上黄山桃花峰、紫云峰、慈光阁、云谷寺及黄山北向松谷阉,属高山名园,则成“名山产名茶”。西出到芳村、冈村,并南下到杨村、洽舍。东下至山岔。此时,黄山小源遍及各村庄、汤口和黄山名园、黄山大源普及各大村,生产黄山毛峰。

第三步:芳村传金竹坑、鸭坑。罔村传大岭下、阮溪山、箬箸坑。杨村传胡村土党、梅村、石咀湾、山口、蒋村、桃源、篁村、金村、山头。洽舍传山岭下、金下、吴家林(长潭)、牛头坑(张村)。此步主要是黄山大源四大村普及各村庄生产黄山毛峰。

从1911年9月“谢裕大茶行”漕川和记茶号《大总》收购春毛茶来看,按每千克英洋均价从高到低排列:田里村的横路下0.69元;冈村瑞魁行0.684元;本门松庄0.664元;新田村的新屋下0.6586元;小容聚发行(海拔500米以上高山)0.6294元;汤口复恒行0.6284元;芳村义盛行0.6136元;门庄裕大行0.5954元;还有旌邑义田庄最低0.5504元。共收春毛茶39781.5千克,付英洋24830.83元。其中前八处均属优质黄山毛峰产地。可见高山深谷产好茶。

1937年《歙县志》云:“毛峰,芽茶也,南则陔源,东则跳岭,北则黄山,皆地产,以黄山为最著,色香味非他山所及。”可见当时歙县茶区普产黄山毛峰了。后因战乱,民不聊生,黄山小源茶民过着“斤茶兑斤盐”、“斤茶换升米”的贫苦生活,黄山大源每年也只有少量黄山毛峰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鲁庄茶商进入黄山源收购少量黄山毛峰,而大量收购烘青茶。《中国名茶志》自“1952-1979年徽州地区毛峰和烘青收购量统计表”注明:“黄山毛峰产区由歙县管辖,特级黄山毛峰为歙县收购。黄山毛峰绝大部分产于歙县黄山源,太平、右台有少量收购。烘青除太平少量外,均产于歙县”。作为黄山毛峰原产地的富溪乡长期受计划经济干扰,仅从1982年复产三级黄山毛峰445.5kg;1983年生产二、三级黄山毛峰2863.3kg;1984年生产特、一、二、三级黄山毛峰7382.3kg;1985年生产黄山毛黄11405kg,黄山云雾茶13652kg。其中歙县茶叶公司收购黄山毛峰(含黄山云雾茶)17850kg,占全省37600kg的47.5%。1990年黄山源(徽州区)6个乡共生产黄山毛峰111500kg,其中富溪乡51100kg,洽舍乡34200kg、杨村乡23100kg。从1991年春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1991年名优茶开发意见》以来,全市三区四县连年扩大黄山毛峰生产。

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


渠江薄片为唐代名茶,有史记载的生产直至宋代。《茶文化简史》一文记载:唐代名茶,首推蒙顶茶,其次为湖、常二州的紫笋茶,其他则有神泉小团渠江薄片等。宋代诗人吴淑在《茶赋》中评述: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叶之利,其功若神。则有渠江薄片清文既传于杜育,神思亦闻于陆羽。说明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直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渠江薄片品质独特,五代蜀(935年前后)毛文锡《茶谱》中记载:渠江薄片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渣也。与现在生产的黑茶特征十分吻合,说明渠江薄片属黑茶类,这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黑茶产品,以此推之,渠江薄片是中国黑茶的始祖,考证渠江薄片的原产地有其特殊的意义。

经过考证,笔者认为渠江薄片原产地在湖南省新化县的奉家镇。

新化县产茶历史悠久且历久不衰,从唐朝时期最早记载渠江薄片有油,苦梗唯江陵、襄阳数十里皆食之,历代均有产茶的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设立新化县,属邵州。《宋会要》记载绍兴三十二年邵州产茶6215斤。明代朱元璋改邵州为宝庆府,规定新化县每年贡茶18斤。其时新化茶归类为宝庆茶,明清时期一直闻名全国,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渭《徐长文秘集》所载全国名茶中都有宝庆茶,许次纾《茶琉》中说楚之产曰宝庆,滇之产曰五华,此皆表表有名,犹在雁茶之上。宝庆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新化文仙山茶,品质优良,成为输官贡茶。明永乐(1403)年间《宝庆志》记载:新化植茶树,以充贡赋,产量大增,设立新化苏溪茶税官厅,年税银三千两。至清光绪年间,新化产茶达到顶盛时期。1942年,王彦实着《新化之茶》,记载那时产茶每年达三万担,其中以奉家米茶品质好,最为有名。民国年间,新化县仍有八家茶行建于杨木洲,与安化县同时成为湖南茶叶的主要产地。建国后,新化茶叶业快速发展,80年代初产量达8万担以上,目前年产量仍稳定在3万担左右。因此,渠江薄片产于新化,与其厚实的茶文化底蕴分不开。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渣也。又说: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所谓潭邵之间的渠江,指的就是位于新化、安化、溆浦三县交界处的渠江水系。当时新化未置县,属邵州邵阳都渠县境,安化也未置县,属潭州益阳县境,故称潭邵之间。在这三地之间,有一条河流叫渠江,河名沿用至今。据此可以断定,渠江薄片原产地在渠江流域。

渠江发源于新化县古台山脉,《新化县志》记载,渠江是新化县第三大水系,全长98.8公里,在新化境内约45公里,从古台山发源,流入奉家镇的双林,经奉家至长峰流入溆浦县,至安化县的连里乡(1995年改名为渠江镇)汇入资江。根据茶树生长的基本特性,历代名茶多产于高山的云雾山区,陈椽教授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明确指出名茶必须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所谓高山出好茶,并把高山界定为海拔5002000米高度。奉家镇地处雪峰山脉中段,属典型的山区地貌,树木葱郁,土地肥沃。下辖奉家、双林、上团等渠江沿岸三个管区,海拔5001400米,年平均气温2022度,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日照短,雨量充足,冬暖夏凉,常年云雾弥漫,根据茶树喜阴喜湿的生长特性,非常合适茶树的生长,而且有史明确记载的产自奉家的明清时代的奉家米茶以及现在的月芽茶,都充分说明奉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奉家茶叶品质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渠江薄片产自奉家镇的奉家、双林、上团一带,这是毫无疑义的。为什么渠江薄片后来没有延续生产了呢?笔者认为渠江薄片的中断始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曾下令改龙凤团茶为芽茶上贡。《宝庆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生产炒青和烘青,渠江薄片从那时停止生产。一代名茶,从此失传。奉家现有茶园面积2000亩,年产茶叶约150吨,现在的黑茶以其独特的品质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和收藏家的认可,目前中茶总公司投资建设湖南黑茶基地,开发黑茶中的名茶产品意义非凡。笔者认为,以奉家现有茶园为基础,以中国黑茶之祖渠江薄片为平台,研制和开发这一历史名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云南的古濮人是茶祖


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万物争嵘,连绵不尽的大山都被森林密盖,上万种植物生长于此,上百种动物栖身于此。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以采集活动和狩猎活动为主要生存方式时,这一地区无疑是最适于人群生存之地。临沧、保山、普洱、西双版纳各地的出土文物和洞穴遗址证明还在旧石器时期,澜沧江两岸的大山上已有人群活动,这些族群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濮人",又因为这些族群所讲语言属于孟高棉语系,史学家们为了将他们与湘、桂、黔地区的濮人相区别,于是将他们称为"永昌濮"。

这些操孟高棉语的永昌濮是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原住民,他们在澜沧江流域活动了数千年后,氐羌系民族才从青藏高原迁往云南。商、周时期往云南方向迁徙的氐羌系民族主要还在金沙江流域的川、滇、藏交界地带活动生息,部分已进到金沙江南岸的氐羌系(彝族及各支系哈尼、拉祜、傈僳、纳西、基诺、普米族等)民族直到东汉以前仍主要居住在滇西北一带,进入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还很少。

东汉时期,中央政权在云南永昌(今保山)地设永昌郡,永昌郡辖地东西3000里,南北4600百里。今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保山、德宏各州市完完全全地都在其内。永昌郡辖地内的澜沧江两岸有几条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大山脉,邦马山、无量山、哀牢山,这三大山脉纵横千里,雄奇逶迤,因其气候条件、地质条件、物种条件适宜,自山中生木时就生长着大量的茶科植物。经过上亿年的进化繁衍,野生茶树在三大山脉的原始森林中广散而生。进入20世纪后,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几十位茶叶专家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断言世界茶树原产地就在这一区域,此结论现已被国内外茶界专家公认。

云南的古濮人(永昌濮)及他们的后裔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期到如今一直都在这一区域生存活动。古濮人是最早看见茶树、认识茶树、吃茶叶、吃茶花的族群。

旧石器时期古濮人还不事农牧,他们的生存来源主要靠采集和渔猎、山花、野菜、树叶、野果、野蜂蜜、虫、鱼、鸟都是他们充饥的食物。长期的采集活动必然会使他们逐渐认识哪些花、哪些叶、哪些果能吃,哪些不能吃。野生茶树在邦马山、无量山、哀牢山的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有(今天仍是这样),茶花又引人注目,古濮人在进行采集活动时,茶花、茶叶必然就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到过云南山区的人都知道,云南的山上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山花、野花盛开,可以食用的花有好几百种。古濮人有采集各种山花、野花、各种树上的花作食物的习俗,这种吃山花、野花、树上开的花的习俗,古濮人的后裔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现今仍然保持着,而且现还居住在山区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几乎仍然是天天都在将各种花当菜食用,这是远古时候留下的食俗。

一万年前甚至更早,活动在澜沧江两岸大山里的古濮人在进行采集活动时一定是从采花到采叶,因为花最引人注目,花的颜色、形态很容易记住,哪些花无毒可食用吃上几次采上几次便可永远记住。古濮人在采集野花、野果、野菜的过程中发现茶花能吃,从而发现茶叶也能吃的可能性极大。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其地有大竹名濮竹"。大濮竹生于云南至少已有一万年。五千年前云南还没有出现金属器具和陶土器具时,比碗口还粗的大濮竹就是古濮人煮食物的锅,布朗族今天还保持着用大竹简煮茶花、茶叶水加野蜂蜜喝的习惯,这应该是原始社会时期,还没有出现陶土器具时留下来的遗风。

有大量的洞穴遗址证明,新石器时期古濮人已普遍使用火,有火塘还有大濮竹,古濮人完全有条件煮茶汤喝。古濮人从懂得煮新鲜茶花、新鲜茶叶到懂得煮干茶花、干茶叶吃就很容易了。当古濮人从采集经济时代进入到狩猎经济时代时,茶叶更以其特有的作用和功效成为古濮人健康的保护神。

古濮人至少五千年前已在澜沧江两岸的原始森林中进行狩猎活动,捕到野兽、野禽就用火烤着吃。狩猎经济时代古濮人的主食就是烤肉,而吃烤肉一定要有汤水伴吃,天天吃那烤得半生不熟腥膻味很重的兽肉禽肉,没有一种解热去腻消食的汤水伴吃,人的肠胃是受不住的。古濮人在吃烤肉时一定要寻找一种能去油腻、去热积、助消化的汤水喝,在喝过各种野花、野菜、枝枝叶叶煮的汤水后,会发现茶汤去油腻、去腥膻、去热积、助消化的效果当数最好。茶汤、茶水以它特有的功效自然会被古濮人在吃烤肉时作为首选汤饮、必备汤饮。茶叶容易采得,澜沧江两岸的大山上一年四季都有不凋落的茶树叶片,古濮人无论何时吃烤肉都能采到茶叶煮汤水喝。

云南的古濮人煮茶叶吃,煮茶汤喝不是神农所教,说孟高棉语的古濮人没有去过大渡河以北,他们不知道神农在哪里,也听不懂神农部落的语言,云南古濮人称茶为"腊",吃腊、饮腊是古濮人还在采集经济时代,还在狩猎经济时代,还在以烤肉为主食时代就已懂得的生存方式、饮食方法,是他们从生活实践中感知出来的。

古濮人古老的饮食习俗流传至今,双江地区的布朗族现在还保留着吃烤肉、喝竹筒茶的习俗,每当他们要去较远的山上千农活,出门时就用芭蕉叶包上一包饭,再带上一块腊肉和一只活鸡,休息吃饭时,将鸡杀后与腊肉一道放在火上烤熟,吃饭前又从茶树上连枝带叶的折下几根茶树枝然后放在火上烤,待茶枝上的新鲜叶片烤千烤焦后再抹下来放在竹筒里加水煮汤。笔者亲口尝过那茶汤不涩不苦,带回甘味,冷凉后回甘味更浓,吃几口烤肉后,喝上几口那茶汤胃里顿觉舒服。

布朗族这种将新鲜茶叶用火烤千烤焦后用竹筒煮汤而伴烤肉吃的方法,传递的是远古的生存方式信息,是布朗族还处在游猎经济,还没有使用瓦陶用具时,就已懂得的一种饮食方式。

可以保守地断定至少五千年前澜沧江流域的古濮人在火堆边吃烤肉时,就已经在喝用竹筒煮的茶水,否则他们如何能保持几千年的吃烤肉的习惯,如何能一代一代地健康地延存下去,如何能度过上千年的游猎生存方式。古濮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以火烤肉为主要食品,在这背后一定有辅助食物,那就是茶和盐,是茶叶、盐巴佑助古濮人走完游猎经济时代。古濮人长期吃茶,经常吃茶,对茶叶具有去热解毒、解腻消食等的功能和作用必然就会非常清楚。

当古濮人从游居到定居,开始刀耕火种,进入半农耕半狩猎的时代时,自然要将已认知的野生茶树引为家种。古濮人一定居就种茶留下了明显的遗迹,在云南不管哪个地方只要发现特大型人工栽培的古茶树(树围2米以上),细查那个地方的历史,那地方一定有布朗族、德昂族、佤族居住过。反过来只要是古濮人刀耕火种过的地方,那附近总能找到人工栽培的

特大型古茶树。古濮人一定居建寨就种茶,说明他们已认识到茶叶不仅有食用价值而且还有药用价值,是他们健康生存的必备食物。

德昂族和布朗族有族源关系,同是古濮人的后裔。德昂族对茶的认知、记忆和敬重堪称溶入血脉,他们将茶与整个民族的生命连在了一起。

德昂族的创世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中记叙了德昂族曾在山洞里居住过,又说德昂族的始祖是由102片茶叶变的。古歌唱的是对远古时候生活的记忆,从德昂族的创世古歌中可以看出,德昂族还在居洞穴时已知道茶叶。德昂族称自己是茶叶变的,说明还在远古时候德昂人的生活就与茶叶连在一起,茶叶一直在他们的记忆中。茶叶与德昂人的生存繁衍有关系。德昂人的先祖留下遗训告诫后人世世代代不要忘记茶叶,德昂族的先人对茶叶如此敬重,折射出他们对茶叶的深刻记忆和认识,可隐约读出远古时候饮茶、种茶曾经是濮系民族的族群标志。

云南的古濮人知道茶能吃那至少是1万年前的事,知道茶有清热解毒、去腻消食的作用,有保健、治病功能至少是五千年前的事。古濮人生活在茶树原产地,游住在野生茶林里,从采集经济时代就开始吃茶叶、茶花,茶叶伴随他们走过采集经济时代、狩猎经济时代、农耕文明时代,这一过程不会少于1万年。

澜沧江流域的古濮人吃了上万年的茶,种了3000年的茶却因为没有文字,没能记下他们吃茶、种茶的历史。古濮人讲的是孟高棉语,东汉时中央政权在云南设了永昌郡,但那些会写汉字的文人们不知是听不懂孟高棉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也没有为永昌濮留下几行有关茶叶的文字。只有邦马山、无量山、哀牢山原始森林中的野生茶树及原始森林边的濮人住过的古寨旧址上那一棵棵人工栽培的古茶王在为古濮人发现茶、吃茶、种茶的历史作证。

最早发现茶,最早吃茶、种茶的澜沧江流域的古濮人没有人为他们的茶事写书作传,而比古濮人吃茶晚几千年的神农却有人为他撰文、著书、编神话。

东汉《神农本草经》记载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根据这段记载于是便有人说茶是神农发现的,神农是茶祖。仔细分析,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有疑点。古代的茶字到底如何写有多种说法,神农尝到的那种能解72种毒的植物到底是不是茶无法考证。一天只有24小时,还有8小时为黑夜,神农只有16个小时看得见百草,16个小时内遇了72种毒得茶而解,茶能在短时间内解72种毒吗?茶不是什么毒都能解的。神农发现茶能解毒,说明他是在寻找药,茶所含的药用功能被他感觉出来,神农把茶作为药来看待,并没有蒋茶当做可充饥的食物看待。当人类已知道寻找治病的药时,那说明人类已经进入了定居农耕时代,神农发现茶是在为他的族群找药时发现的,说明他的部落当时已进入农耕文明。而云南的古濮人最初寻找茶、采集茶、吃茶是将茶作为一种能充饥、能入口的食物来看待,人类寻找食物的历史远远早于寻找药物的历史。

甲骨文里不知是否有茶字,但汉文史书中讲茶的不少,却没有哪一页说在神农之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有谁知道茶可食用,有谁在吃茶,是当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没有茶树还是茶树太少,人们没有发现茶树,不知道茶叶既可生吃,又可熟吃,最后还是神农在找药时发现了茶树,摘几片茶树叶放进口里就解除了身上所中的72种毒,神农放进口里的那几片树叶是不是茶值得怀疑,世界上有可以解72种毒的新鲜茶叶吗?

茶有一定的药用功能,但发现茶叶的药用功能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时刻遇到什么毒突然发现的,应该是人类,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茶树原产地野生茶树较多的地区的先民们首先发现了茶能食用,食用的时间长了才感觉出认识到茶还有保健和治病的功能。茶的药用价值是古人经过许多年许多代人的生活实践,感悟出来认识到的,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瞬间发现的。说神农因为某日遇到72毒得茶而解,从而始知茶,从而为茶祖的说法神话的成分太重,有明显的汉文化中的祖师文化的痕迹,凡是重要的行业都要找个祖师爷来供着。茶叶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列入药品,它仍然在食品的范围,所以只有最先发现茶叶无毒能食用,有食用价值的人才有资格当茶祖,生活在茶树原产地的云南的古濮人最先发现茶、采集茶、吃茶、种茶,古濮人(永昌濮)才是真正的茶祖。

(注:古濮人的后裔即今布朗族、佤族、德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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