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起源。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相关知识！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着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着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着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着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样，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wWW.cY316.cOm
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路的开拓，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遂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频繁起来。鉴于他们的茶叶绝大部分都须行销到遥远的邻国，诸如印度、南洋一带去，行销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带去，即使行销到中原去，同样也须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远途辗转而不已。试想，云南境内茶叶的行销，如何才能适应于上述这般的远途运输呢？唯一的良法就是生产紧压茶。于是南中的茶子，率先制成型样各异的紧压茶，诸如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砖茶，竹筒茶，则先后应运而生，远销四方，流誉海外。
而谁能断然否认，这南中之茶，压根儿就不是普洱紧压茶呢？再说，普洱紧压茶发源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的另一个必然因素，我想，那是跟自然条件即当地高温高湿的气候有着直接关系。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少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个别地方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一般绿茶，在如此气候条件之下，即在温度和湿度都相当高的情况下，很不容易贮藏，或则很快失却其自然香味，或则易于发生霉变。
诚如前面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勇敢而聪明的西双版纳人并思茅人的祖先，必是老早老早就发明了紧压茶即后发酵的青茶之制法，这样不仅便于行销远地，而且也便于日常贮藏。
普洱紧压茶的这种优异特色，很早就被南国一带的茶商和茶人所发现，因而在广州，在香港、在澳门一带，甚至更远的如在东南亚，在南洋一带，云南普洱型茶（紧压茶），竟皆历久风靡而不衰，畅销达于至少百年以上！
这里且以香港为例香港回归前夕，我曾先后两度在那里小住，走访了大大小小茶庄并茶楼和茶铺。我发现香港茶肆最是赏鉴这样一副茶联，即：
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
此联中这些些名品之茶，彼此却并非平起平坐的。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首屈一指的则是云南普洱茶。无怪乎大小茶庄，则每每以云南所产的陈年七子饼茶，弦耀于市，招徕顾客。
据记载，香港在回归前后，每年销售的普洱紧压茶，竟达五六千吨！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简直就是一座南国海上的普洱茶都！
香港那里的气温比内地高，湿度尤其大，因而一般绿茶在那里极易霉变。相比之下，作过后发酵处理的七子饼茶之类紧压茶，便被香港茶商们所青睐。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仍可及时予以晾干，或则烘焙。这就是它胜于一般绿茶的独特优异之处。
当然喽，关于云南紧压茶的起源之谜的破释，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我国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谱的发掘，彼此则有着直接间接的内在联系。
事有凑巧，就在这篇拙稿执笔之前没有几天，我曾就关于史前茶谱的反思一事，撰写了题为《酸蚂蚊、酸茶及其他》这篇短文。其中有两三段话，倒也与破释普洱茶的起源之谜不无关系，这里姑且引录于下：
早在万年迤远的上古时代，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随着文化进化而自然形成了他们的茶俗茶风，包括史前茶谱的流布于世，诸如生嚼之茶，石烤之茶，竹烹之茶，生晒之茶，酸渍之茶，凡斯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都是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留给后世的不朽文化遗产。这证明着，缔造我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主体民族，当初则本是土生土长于我国茶树王国境内，亦即繁衍生息于澜沧江两岸这一带的那些土着部族，即那些兄弟少数民族，而并非其时居于中原地带的民族，即后来的汉族.
然而，我国远古茶史之研究，以及关于史前茶谱并史前茶俗之探索，历来往往只是一味依据于《茶经》之类典籍。典籍上说是，则是；典籍上说非，则非；典籍上说有，则有；典籍上说无，则无。殊不知，这是一种迷误！诚然，在中国茶学并中国茶史方面，陆羽《茶经》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类着作。它对唐代以后中国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不过，就跟在历史上作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历史人物一样，陆羽则亦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譬如限于其时的历史条件，陆羽当年就未曾亲赴中国茶树原生地一带作过田野考察，因而在他的《茶经》中，只是泛指而言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至于我国的茶树原生地，以及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原始发祥地，究在何处呢？陆羽《茶经》中则未置一词。再如《茶经》的七之事，共引述了40余条茶事细目，包括咏茶的神话、传说、故事、轶闻而在所有这类记述中，对于云南境内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上古茶俗茶风，上古神话传说，以及史前茶谱之类，竟皆未曾说及只字。我这并非在苛求古人，非难古人，而只不过是就历史的某种实情实况，作出一种直白之表述耳。
而且更有甚者的是，当今某些作者竟还把陆羽《茶经》视为中国茶道文化的滥觞之始，发端之源。殊不知，在我国茶道文化传统之中，唐代茶道文化并非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而是属于衍生文化的性质，就跟此前诸如六朝茶道文化，两汉茶道文化，先秦茶道文化皆属衍生性质一样。而唯有中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即由我国茶树发源地一带那些土着民族原始先民们所缔造的茶叶文明，诸如民间茶俗，咏茶神话，茶树图腾，史前茶谱，等等等等，凡斯种种，那才是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
谁是中国紧压茶最早的发明者和缔造者？当然，不是神仙，不是皇帝，不是茶坛上的任何圣贤之辈，也不是任何茶道大师之辈，而是土生土长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那些胼手胝足，那些平平凡凡的原始选民！
(作者简介：凯亚，男，1930年生，江苏盐城人，中国茶道文化学术丛书主编，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日报社人才服务中心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茶道文化专着1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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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饼茶、紧压茶的起源之谜(二)
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
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著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样，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
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路的开拓，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遂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频繁起来。鉴于他们的茶叶绝大部分都须行销到遥远的邻国，诸如印度、南洋一带去，行销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带去，即使行销到中原去，同样也须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远途辗转而不已。试想，云南境内茶叶的行销，如何才能适应于上述这般的远途运输呢？唯一的良法就是生产紧压茶。于是南中的茶子，率先制成型样各异的紧压茶，诸如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砖茶，竹筒茶，则先后应运而生，远销四方，流誉海外。
而谁能断然否认，这南中之茶，压根儿就不是普洱紧压茶呢？
再说，普洱紧压茶发源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的另一个必然因素，我想，那是跟自然条件即当地高温高湿的气候有着直接关系。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少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个别地方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一般绿茶，在如此气候条件之下，即在温度和湿度都相当高的情况下，很不容易贮藏，或则很快失却其自然香味，或则易于发生霉变。
诚如前面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勇敢而聪明的西双版纳人并思茅人的祖先，必是老早老早就发明了紧压茶即后发酵的青茶之制法，这样不仅便于行销远地，而且也便于日常贮藏。
普洱紧压茶的这种优异特色，很早就被南国一带的茶商和茶人所发现，因而在广州，在香港、在澳门一带，甚至更远的如在东南亚，在南洋一带，云南普洱型茶（紧压茶），竟皆历久风靡而不衰，畅销达于至少百年以上！
这里且以香港为例——
香港回归前夕，我曾先后两度在那里小住，走访了大大小小茶庄并茶楼和茶铺。我发现香港茶肆最是赏鉴这样一副茶联，即：
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
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
此联中这些些名品之茶，彼此却并非平起平坐的。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首屈一指的则是云南普洱茶。无怪乎大小茶庄，则每每以云南所产的陈年七子饼茶，弦耀于市，招徕顾客。
据记载，香港在回归前后，每年销售的普洱紧压茶，竟达五六千吨！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简直就是一座南国海上的普洱茶都！
香港那里的气温比内地高，湿度尤其大，因而一般绿茶在那里极易霉变。相比之下，作过后发酵处理的七子饼茶之类紧压茶，便被香港茶商们所青睐。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仍可及时予以晾干，或则烘焙。这就是它胜于一般绿茶的独特优异之处。
当然喽，关于云南紧压茶的起源之谜的破释，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我国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谱的发掘，彼此则有着直接间接的内在联系。
普洱茶产地南迁之谜
宁洱县黎明乡埋有宝藏的传言似乎正在应验当村民们将镰刀对弯镗，黑山对亮山，哪个能识破，能得财宝千千万这条寻宝秘笈口口相传几代人之后，竟在一次意外的耕作中得以验证。
尽管在旁人眼中，那些长眠在仙人村委会大古洞地下的宝藏实在算不上有档次的珍品。但在当地普洱茶历史研究者看来，这些宝藏为何人所埋?其拥有者的真实身份和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都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土茶具印证消失的普洱茶产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直以种茶为主的宁洱县掀起了一轮种植咖啡的热潮。村民在仙人村委会一个名叫大古洞的地方垦荒，刚挖出东西时，确实令很多人眼前一亮，但很快就有人对此感到失望。
宁洱史学研究者王兴康口中的东西，其实是一堆瓷器，因埋藏时间太久，大多数只能以残片的形式存在。但王兴康等人依然在对宝藏的惊鸿一瞥中有所发现经过现场初步辨认，瓷器基本上都是茶壶和茶碗。致力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的王兴康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些茶壶和茶碗零散分布在一亩地的范围内，每一堆瓷器旁边都用三块石头围拢加以保护，上面则覆盖了一层约20厘米厚的土层。王兴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如此严密而细致的保护，显然是其拥有者试图尽最大努力想要完整保留。那么，这批来历不明的茶壶和茶碗就肯定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普通瓷器。
居住在大古洞周边的村民声称，此地自古就有藏宝一说，是清朝同治年间遭大理杜文秀起义军攻打时，大户人家因无法携带选择就地掩埋的。而长年研究普洱茶历史的王兴康却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对藏宝一事作出解读。他考证后指出，虽然大古洞一带的土地荒置已久，但如果通过出土物件追溯历史，可以大胆推断这里曾是普洱茶产区。当地村民的回忆似乎也对这一说法加以印证。
他们告诉我，过去这块地边上还有一块清朝时期立的石碑，上面的内容大致是禁止砍伐茶树之类。遗憾的是，当王兴康返回现场，打算带回部分瓷器作进一步研究时，出土的瓷器已经被人拉走。他从朋友张其彦辗转带回的消息中得知，由于在瓷器残片上发现了雍正的字样，这批瓷器被定义为清朝文物。
由于缺乏专业鉴定，这种难辨真伪的说法已经不能作为研究依据。但王兴康依然坚信，作为历史上的普洱茶主产区，在普洱府设立后由于征收高额茶税激发的民间起义，是致使大面积茶产区遭到破坏，茶农迁徙以致普洱茶南迁的主要原因。
人口迁徙因赋税还是改土归流?
王兴康认为，普洱府于1729年被清廷批准设立后，立即成为了古代滇南地区政治、文化及经济贸易重镇。普洱县因产茶和由此形成的大规模茶叶集散市场得以名扬海内外，继而衍生出意义深远的茶马古道。
但茶叶生产的繁荣景象及后来贡茶的兴盛，反而导致当政者因追逐利益最大化转而向茶农征求高额茶税，令普洱县成为各族人民揭竿起义的中心，最终使得大面积茶山遭到毁坏。与王兴康同为史学研究者的周庆明也对这一观点予以认同。正因如此，后人才会围绕普洱县历史上是否产茶产生争议。
历史似乎不站在他们这一边。道光五年(1825年)，时任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来到云南，因普洱府城周边不见茶园，他便依据当时的资料在其所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普洱不产茶。
此后，《滇海虞衡志》、《滇系》、《续云南通志长编》乃至道光、光绪两个版本的《普洱府志》，都一致认为普洱不产茶。虽然不产茶不能被视作普洱不生长茶或长不出茶的代名词，但却或多或少折射出当时普洱产茶业的实际情况。
普洱茶的名字起源介绍
云南产茶，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樊绰撰《蛮书》中载：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公元765年，南诏国在今昆明修拓东城，开拓滇东地盘，把曲州、靖州(昭通、宣威一带)、步头(红河南)控制起来;并在景东地区设银生府，任命了银生节度使，首府在景东城，统辖今景东、景谷、镇沅、墨江、普洱、思茅、江城及西双版纳等地区。明代时普洱、思茅均属车里宣慰司(景洪)，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当地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才成立普洱府，下管辖三厅一县一司，即思茅厅、他郎厅(墨江)、威远厅(景谷)、宁洱县(普洱)、车里宣慰司(景洪)。
清光绪《普洱府志》之卷一、卷七及卷十九等章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联八勐以环卫，形错犬牙(思茅属江内五勐)，榷六山为正供，周资雀舌(一攸乐山，在府南七百五里，后分为架布山、崆山;一莽枝山，在府南四百八十五里;一革登山，在府南四百八十里;一蛮砖山，在府南三百六十里;一倚邦山，在府南三百四十里;五山俱由倚邦土司所管。一漫撒山，即易武山，在府南五百八十里，为易武土司管)。说明古银生府所属六大茶山到清代已归普洱府之思茅厅管辖。较《普洱府志》更早成书的檀粹撰《滇海虞衡记》卷十一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漫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这段话把普洱茶主产地当时的产销盛况讲得更加清楚。
清道光五年(1825年)，阮福集普洱茶极盛时诸文之大成，著《普洱茶记》，不仅系统介绍了普洱茶的来龙去脉、产地环境，以及产品种类、品质特征、每年朝廷用于普洱贡茶采办之花费多少，甚至连普洱茶品质的鉴别皆有记叙。
茶的起源与发展”茶树的起源”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称为茶的故乡，文字记载表明，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茶树。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人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人们很多的遐想。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沉船茶叶产地之谜
瑞典哥德堡号于２６０年前沉没，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瑞典组织力量对其进行打捞，并打捞出茶叶３０多吨，这些打捞出来的茶叶竟然还能饮用，引起世界轰动。这些茶叶当年产自哪里？五一黄金周期间，国内外十多名专家来到石台，对一些残存的老茶树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调查，以破解当年沉船茶叶产地之谜。
哥德堡号是一艘传奇之船。２６０年前，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往返中国进行友好贸易，从中国满载茶叶、瓷器和丝绸而归，取得了相当丰厚的贸易利润，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为亮丽的一道航线。当年哥德堡号前后共完成两次成功的远航，但是第三次却沉没在漫长旅途的最后一刻。
据介绍，人们当年从哥德堡号沉船捞起的３０吨茶叶、８０匹丝绸和大量瓷器。这些打捞出来的茶叶竟然还能饮用，由此，打捞出来茶叶到底产自何地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位于皖南腹地的石台县天方茶叶集团于５年前率先宣言，宣布该公司集十年之力恢复了当年古船沉茶，茶名雾里青，一时雾里青经典名茶成为中国高级绿茶的代名词，在市场上十分看好，先后获得安徽省十大品牌名茶、中国绿茶五星级茶王等殊荣。然而，２００５年８月，在《江西日报》上却刊出了一则消息，江西省茶叶专家刘浩元先生认为：哥德堡号沉船茶叶出自江西浮梁。随后，双方都开始了对哥德堡号仿古商船的外交争夺和新闻大战。
对于江西浮梁方面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石台县天方茶叶集团也给予了回应，天方集团总经理郑孝和介绍说，雾里青绿茶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绿茶品牌，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认定它就是当年的沉船古茶，古船沉茶产地之争，并不是单纯的企业之争，这更是中国茶叶史上重要的一页，涉及古徽州的茶叶生产、营销等诸多方面，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加以研究。
这场古船沉茶产地之争已引起了国内茶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沉船绿茶姓皖姓赣五一黄金周期间，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系詹罗九教授等十多名国内外教授来到石台，进行实地调查，重新走访当年的老徽道，对老茶树以及工艺流程和生产出来的茶叶进行比较。试图破解哥德堡号沉船茶叶产地之谜。有关考察情况，本报将跟踪报道。
另据悉，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的中国之旅将于今年７月到达广州。
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着《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着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武夷岩茶之谜一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武夷山与武夷茶双绝人寰，著称于世。武夷山何时有茶？据当代茶叶专家陈椽等考证，我国茶叶在二世纪时由西南向东南传播，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称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孙樵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见《崇安县志》第19卷）。孙樵在赠送武夷岩茶给达官显贵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这封信中，把出产在“建阳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用拟人化的笔法，美称为“晚甘侯”。“晚甘”，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侯”，乃尊称。“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当时崇安县尚未建置，武夷山属于建阳县，故信中称“建阳丹山碧水”。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产。从此，“晚甘侯”遂成为武夷岩茶最早的茶名。清朝闽北人蒋蘅写的《晚甘侯传》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写传。他写道：“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甘氏聚族其间，率皆茹露饮泉，倚岩据壁，独得山水灵异，气性森严，芳洁迥出尘表……大约森伯之为人，见若面目严冷，实则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该传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晚甘侯”，以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姓甘，名如荠，字森伯。作者巧妙地用了《诗经》中的典故，予武夷岩茶以姓名：甘如荠。《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晚甘侯》作者匠心独具，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诗经》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颐生津。传中还把武夷岩茶的“茶品”拟人化为“人品”，赞之曰：“君子人也！”足以与周敦颐称莲花为“花之君子”相媲美。唐代诗人徐夤有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草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见《中国古代茶诗选》），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而且说明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腊片，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第一茶圣陆羽在晚年慕名来到武夷山，写有《武夷山记》，对武夷君的神话传说，表示兴趣，遂记之。虽然此记已佚，但是从其他的书、志的注释中，尚能见到片言段语。该记当是陆羽在晚年蛰居江西上饶时所撰，于《茶经》的成书之后若干年，因此也是《茶经》上未见武夷茶记载的原因之一。为此肯定武夷茶在唐代已有之，且名度很高，深得文人赞赏，引得垂将老矣的陆羽慕名而来。
普洱茶名说起源介绍
普洱茶最原始的解释是普洱地方产的茶。这个定义通行于明代到清代。后来，由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前后普洱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普洱当地茶产量几乎降为零，普洱茶以地名命名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专家们给出的普洱茶的最终定义：普洱茶是历史上形成的云南特有的地方名茶。普洱茶以云南原产地的大叶种晒青毛茶及其再加工而成两个系列：直接再加工为成品的生普洱茶和经过人工速成发酵后再加工而成的熟普洱茶；造型上又分散茶和紧压茶两类。熟洱生茶成品后都还持续进行着自然陈化过程，具有越陈越香的独特品质。
普洱是驰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故乡。普洱茶之名为“普洱茶”，是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近2000年之久。在这之前普洱茶并不叫“普洱茶”，它还有别的一些称呼。
唐朝时，普洱茶叫“银生茶”。当时的普洱名叫“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因此用“银生”来命名。
宋朝时，为了运输方便，将普洱茶制作成“紧团茶”，主要运往川藏地区。
元朝时把普洱茶称为“普茶”，那时的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为其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
到了1729年，雍正七年设置普洱府，下辖今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古普洱府所在地即现在的普洱县城，是当时滇南的重镇，是茶的集散地，滇南之茶均集散于普洱府集中加工，然后运销康藏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而著称。普洱茶是以地名作茶名的专用名词，一直延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