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宠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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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之前，我还不懂茶，但是偶尔会看到别人品茶。那时候找工作，不论去哪里面试，或是哪个老板家里都会摆着一套整齐的茶具，而茶具之外，还...
很早之前，我还不懂茶，但是偶尔会看到别人品茶。那时候找工作，不论去哪里面试，或是哪个老板家里都会摆着一套整齐的茶具，而茶具之外，还会放有一只形象，富有灵气的不知是什么材料雕制的动物，后来接触的多了才知道，这是有名堂的。专业上称此为茶宠，是有寓意的。大多是金蟾、大象、乌龟、童子等，材质有紫砂、澄泥、石头等。
茶宠的兴起，与茶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近年来茶道盛行，人们泡茶的时候，都少不了洗茶的环节，洗茶水用于滋养紫砂茶具，效果极佳，于是紫砂茶宠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一种以茶为媒的玩赏艺术。
最为常见的紫砂或澄泥烧制的陶土茶宠，大者如拳，小者盈盈一握，姿态栩栩如生，朴厚可爱。人们在品茶论道的同时，用毛刷蘸了茶汤，细细涂刷滋养，也是别有一番情趣。由于茶宠多为中空，具有很好的蓄水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滋养，会呈现出温润柔美的光泽，并有芬芳茶香萦绕其上。所以茶宠也和紫砂壶一样，能够经过长久滋养而实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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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的兴起：以茶待客
茶会。中甸藏语称“扎礼”，意为请人喝酥油茶聚会。是中旬藏族青年自发举行的赛歌晚会。旧时汉族生产风俗，流行于请人喝酥油茶聚会。为一种聚众护山茶的活动。
节日或农闲日子，几个侣伴一同出游或赶会，就常酝酿出一个茶会。途中遇到中意的集体(自然为异性青年群)就邀请。邀请形式不拘，常以嬉乐开始。邀请一方中的一人想法接近对方中的她(他)的身旁，出其不意地抢去他(她)的头巾或帽子，然后嘻笑着跑开。被枪者则作出坚决要讨还东西的样子，紧追不舍，跑离人群后，两人即可协商，约好时间和地点，到时双方就在既定时间相会，一会儿便开始唱歌，歌声起处，茶会仪式就开始了。
双方边唱边走，缓缓来到房舍。一路上借物三咏叹，直唱进家中正屋火塘边。分宾主坐定后继续唱和。火塘边备有糖茶水润喉。至午夜时分，邀请的一方献上汤元、米酒供大家吃喝。直至次日晨曦临空时，方终止而散。
甘南夏河县的藏族，每到新春佳节就举行“斗姆”，意为歌会。这种活动是由出面主办人准备茶和酒及场地，还要准备木柴，供晚间烤火用。歌会开始时，宾主各一方，成半圆形，另一边是盛装的妇女，首先主方男子起来，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帽子，慢慢地移动着脚步，唱着赞歌，边唱边选择客方的对象，然后请客方接着唱。对方也以同样的姿态和形式接唱。这样往返不已，不时还有妇女出场跳舞。
到了晚上就转为对唱情歌(当地藏语叫“拉依”)。男女分坐。首先男方起来，一手拿着帽子，另一手作某种手势，边唱边走向女方，到他选好的对象面前，用帽子盖一下女方的头，这就是请这位妇女接唱，女方不离座位就唱起来了。歌手们对歌时，在场的人们静静地听着，唱完一曲总是发出一阵吆吼声，喝彩助兴。这种歌会，给藏族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社交活动场合
茶会的礼仪
会议、茶会，由于出席人数较多，入场也较集中，一般不采用高杯端茶的方法，而是提前将放有茶叶的高杯摆在桌上，在活动开始前，由服务员用暖瓶直接在桌前往杯中倒水。采用这种方法上水的优点是快捷、便利，但要注意防止出现漏倒空杯的情况。服务员倒过水后，要逐杯加以检查。检查时，可用于触摸一下杯子的外壁，如果是热的，表明已倒过水，如果是凉的，说明漏倒水了，要及时补倒。
续水，一般在活动进行30--40分钟后进行。如果往小茶杯中续茶水，应将一把茶壶茶，经过滤倒入另一把茶壶，然后再续水。倒续水时瓶口要对准杯口，不要把瓶口提得过高，以免溅出杯外。如不小心把水洒在桌上或茶几上，要及时用小毛巾擦去。不端下茶杯，而接在桌上或茶几上往杯中倒水、续水，是不符合操作规范的。
在往高杯倒水、续水时，如果不便或没有把握一并将杯子和杯盖拿在左手上，可把杯盖翻放在桌上或茶几上，只是端起高杯来倒水。服务员在倒、续完水后要把杯盖盖上。注意，切不可把杯盖扣放在桌面或茶几上，这样既不卫生，也不礼貌。如发现宾客将杯子放在桌面或茶几上，服务员要立即斟换，用托盘至托上，将杯盖盖好。
倒水、续水都应注意按礼宾顺序和顺时针方向为宾客服务。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
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茶会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茶会兴起的由来
茶会，中甸藏语称“扎礼”，意为请人喝酥油茶聚会。是中旬藏族青年自发举行的赛歌晚会。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茶会这种活动，可是曾经它也有自己鼎盛的时期，今天小编就要告诉大家茶会兴起的由来。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佑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以上就是关于“茶会兴起的由来”的介绍，希望这样的描述能给大家带来帮助。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城镇茶馆的兴起
茶馆又名茶肆、茶楼、茶店，是社会上饮茶相当发展情况下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茶馆和饭店、酒肆，同是我国城镇商业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茶馆的发展，受饭店酒铺的影响也较多。如《梦粱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书，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①那么，我国是什么时候出现茶馆的呢？一般认为茶馆也最早产生于巴蜀，有人据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称成都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有茶店。西汉时成都即有茶叶的买卖，这是多数人所一致同意的，但是，单凭张载上述诗句来作茶馆出现的根据，似嫌不够。现存关于茶馆的确切记载，最早见之唐朝的《封氏闻见记》。其称开元时北方因大兴禅教，所以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南方饮茶在前，自然茶馆也开设在先，所以上录《闻见记》所载，不是最早的茶馆，只是现存茶馆的最早记载。唐代南北茶馆虽有一定发展，但茶馆真正称兴称盛还是在宋代及其以后。
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茶馆情况为例。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潘楼东街巷的情况是：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①接着又载：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宋代社会饮茶的情况，正如有些古书所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由这一社会饮茶实际决定，在茶馆中，除一般的茶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这些都是宋代茶馆较过去尤有发展之处。
不过，也须指出，宋代茶馆的突出发展，还是在南宋时的临安。因为这时称之为都人的临安居民，除原来杭州的土着外，大多来自汴京的达官贵人和中原各地的流民，居民构成极其复杂。由于这样，临安的茶馆，融合南北茶馆甚至其他文化的一些内容和特点，首先使茶馆面貌改革一新。如《都城纪胜》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①不仅北宋和南宋之间茶馆风貌有很大差异，如《梦粱录》所示，南宋初年和后期，茶馆营业情况，也有不少发展。据记载，临安的茶馆，在南宋初年时，四时除卖奇茶异汤外，冬月还添卖七宝擂茶，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等。开始卖梅花酒，大致无什么热闹，但后来如《梦粱录》所记，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这敲打响盏歌卖，无疑就是借鉴梅花酒肆鼓乐吹曲破卖的一种发展。南宋临安茶肆的另一发展，也就是茶馆类型和功能的更加多样化。上面说过，宋室南渡不只使杭州户籍暴增，而且居民的成份，也大为复杂。为适应各不同阶层和职业者的不同社会需要，于是就随之出现了适合各个阶层的多种茶馆。对此，《都城纪胜》在茶坊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对《都城纪胜》的上列记述，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作了具体的补充。如其关于茶楼的对象，就指明大多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对水茶坊的补充，则更为详尽。其称：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①接着《梦粱录》也指出，君子也有适合他们的茶馆，如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所有上述这些史实，无不有力说明，宋代临安包括全国其他城市，其茶馆文化都已达到一个较为发展的阶段。不单城市，宋代乡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如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就有很多以茶馆为背景的故事。例如《邓州南市女》提到的南草市茶店，《黄池牛》中描写的黄池镇茶肆，店面就有楼上楼下两层，茶客十分簇拥。邓州即今河南邓县，黄池在今安徽宣城境内，这两地虽都是行商旅客常常歇脚之处，但毕竟不是州会府治和通衢要津，是其时典型的普通乡镇。所以，我们从邓州南市和皖南黄池两地茶馆情况，也足以看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全国市镇茶馆也有一个很大的普及和拓展。综合上述史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至宋代，茶馆不但普及全国各地，深深扎根我国社会生活之中，并且也充分显示，这时的茶馆文化，也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泡茶道的兴起
我们今天的饮茶之道和唐宋茶道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这一切都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诏书。
朱元璋明初，茶饼制作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茶饼上镏金镂银，更有雕龙画凤，称之为龙凤团茶，但是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
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贡茶而改贡散茶，点茶道随之衰落，中国的茶道因此发展到泡茶道。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关于朱元璋下诏的原因，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出身穷苦的朱元璋体恤民情、节约财政；二说朱元璋不懂风雅、一介粗人。
不管历史如何评说，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因为泡茶道的简便，茶也就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茶马古道的兴起与衰落
历史上思普区的盐、茶马道，是伴随著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蕃。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茶马互市。
普洱茶马道，茶香溢四海
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已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远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从普洱远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徵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後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於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於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於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擅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於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茶马古道，普洱八景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那柯里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纷纷设立，剌激普洱出口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量大增，苛税跟著来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宋代点茶法的流行和斗茶的兴起
宋代以前，中国的茶道以煎茶道为主。
到了宋代，中国的茶道发生了变化，点茶法成为时尚。和唐代的煎茶法不同，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或者直接向茶碗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
宋代，朝廷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地方为挑选贡品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品位高下。根据点茶法的特点，民间兴起了斗茶的风气。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撕杀，三斗二胜。
决定胜负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汤色，二是汤花。
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偏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制不及时；色泛红，是烘焙火候过了头。
汤花是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也有二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以鲜白为上；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好像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被称为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
南宋开庆年间，斗茶的游戏漂洋过海传入了日本逐渐变为当今日本风行的茶道。
台湾茶叶的起源与兴起
台湾位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产茶地区之土质为富含铁质成分之黏质壤土，最适合茶树之生育。十七世纪荷兰统治台湾时，已发现野生茶树，此即清代文献所谓的山茶，之后，日本统治台湾，也曾对台湾的野生茶树进行调查，并用来试制红茶。
台湾人工栽培茶树，依目前找到的茶园杜卖契约文书来看，至迟在清朝乾隆末年（十八世纪末叶），已在今日深坑与木栅一带进行，推翻过去连横所说，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由柯朝携回武夷茶种子在鱼坑（今台北县瑞芳nbsp;鱼里一带）开始种植传播。而在清朝道光年间（1921-1850），已有商人将石碇、文山一带生产的毛茶（粗制茶）运往福州售卖，所谓1861年怡和洋行已在台北购买茶叶，载运出口，或许就是指石碇、文山一带的粗制茶，也说不定。
台湾之制茶，始于1860年开港通商之后。1865年英商JohnDodd来台湾调查樟脑事业，却认为茶业的经营较易成功，先是在鸡笼与艋舺西南一带，收购茶叶，并在澳门试卖成功，于是透过买办李春生借贷资金给农民，并从厦门（一说从安溪）引进茶树枝条，扩大茶树栽培。Dodd先在艋舺从事小规模的经营，随后在大稻埕扩大生产，1869年将制成的乌龙茶213,100斤由淡水直输纽约销售，大受欢迎，从而打开台茶的国际知名度，并吸引外商与福建茶商陆续前来台北设行从事茶叶生意，台湾茶业自此兴起，且一跃成为台湾北部首要产业，也是促使台湾经济、政治重心北移的重要因素。（资料提供：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
茶会的兴起与发展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如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讲到的：“客迎携酒~}，僧待置茶瓯”;贯休咏及的：“红黍饭溪苔，清吟茗数杯”等。所以，唐诗反映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茶会一开始就寓有节俭和尚茶的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