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叶战争。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明朝——普洱茶品牌形成期”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明朝——普洱茶品牌形成期”相关知识！
明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茶叶产区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奠定了现代的茶区范围，茶树栽培和茶园管理技术有所提高，尤其是制茶技术发生了划时代变革，茶类得到了空前发展，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都有了始兴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云南普洱茶作为一种新的茶类，型制工艺都已形成，并以普洱为中心形成新的集散地，普洱茶因之而得名。所形成的异军突起的品牌闻于朝野，逐渐取代无采造法的银生茶。银生的茶叶生产交易中心地位也渐渐南移至普洱，新的茶叶生产交易中心普洱逐渐崛起。
普洱是哈尼语，意为水湾寨，商周时属产里地，西汉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至南朝隶属永昌郡，隋代时为濮部，唐时属南诏国银生节度为步日睑，步日两字有学者研究，是佤语濮人兄弟之意，即指布朗人。当时，苏、张、周、段等白族官员到此镇守，奉命建奉逸城。元属元江路，称普日部。直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改称普耳，万历年又改称普洱，普洱才有了现在的名字。
元朝开始，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明朝一统天下后，黔国公沐英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到云南镇守，大量的明军进入云南就地屯田，同时明朝从江南湖广一带大量移民云南，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开发云南的热潮。江南一带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普洱一带茶叶生产的勃兴，普洱逐渐成为新的茶叶生产和集散中心。明朝谢肇涮在《滇略》中记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同处明朝的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识》中说：普雨茶蒸而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按普雨，即普洱也。从他们两人的记述中可，，，看出，普洱茶的加工工艺已由银生茶的散收，无采造法演变为蒸而成团，成为后来称为团茶、饼茶等的紧压茶了，并且由于有最能化物的独特功效，已形成较他茶为独盛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都喜品饮的大众茶了。这种既保留了散茶自然真趣，又便于运输和交易，同时兼具团茶美观大方古风的普洱茶以其独特的品味和优异品质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普洱茶由此异军突起，名遍天下，独领风骚了。
据有关文献记载，明初郑和下西洋，将茶种带到了台湾，从此台湾岛上开始有了茶叶生产。已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天沐先生认为，郑和下西洋时，两万多船员在海上长时间航行都没有患上坏血病，也许因为郑和是云南人，从小有饮茶习惯，是不是茶帮他解了这个难题。或许那时郑和就带着家乡产蒸而成团的普洱茶远渡重洋，如果那样的话，普洱茶早在明：时就已游历了亚洲和非洲那些沿海国家了，只不过没有文字记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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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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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自己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源自《红楼梦》和《金瓶梅》。两部旷世之作仿佛两位绝色佳人，一是大家闺秀，一是青楼头牌，前者常被人津津乐道，后者则因为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哪怕美若天仙艺压群芳，也永远“不登大雅之堂”，偶尔才被羞答答地提起。看过《金瓶梅》的都不免为它叫屈，也许其中确有陋俗，但从再现社会生活的角度，称之为经典亦不为过。就以“品茶”来说，《金瓶梅》中描写之丰富生动，丝毫不逊于《红楼梦》。
《金瓶梅》中“品茶”之多，令《红楼梦》无法企及。一人独品，两人对饮，众人聚饮，应有尽有。比如第三回中“胡桃松子泡茶”、第七回中“蜜饯金橙子泡茶”、第十二回中“盐笋芝麻木樨泡茶”，第七十三回中“土豆泡茶”等等。《金瓶梅》产生于明代，《红楼梦》问世于清代，时代背景不同，饮茶的风俗也大不一样。《金瓶梅》时代，恰逢饮茶风俗从“烹煮法”向“冲泡法”的过渡和转换时期。直到清初，饮茶才只泡不烹。因此，《金瓶梅》中很少喝清茶，必须要加入鲜果、花卉等配料，然后沏入沸水，喝茶的时候要把这些配料一并吃掉，有时候配料有二十余种之多，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比如第六十八回：“用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泡茶”。这也是《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品茶”方面最大的不同。拥有如此美好的茶事，或许也是张爱玲之所以钟情《金瓶梅》的原因之一。
明朝人吃茶，所放配料是十分考究并有所拣选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顾元庆《茶谱》云：“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而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如今，我国汉族地区早已不见果品泡茶，但藏族和云南纳西族还吃“酥油茶”，要放盐、糖、花生米和核桃肉。云南白族的“三道茶”，要放红糖、核桃仁、花椒、蜂蜜等。但是，文人墨客却不好如此饮茶，因为茶有真味，果品会夺其香、夺其色、夺其味，如何共饮之?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可以救人命，因此而伟大。张爱玲认为：“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茶之美，毋庸置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张爱玲说这就是大美之至。不同的人喝茶，追寻的是不同的境界。有的追求口感，有的享受回味，有的希望以茶静心或得到开悟，还有的则把茶当做无话不谈的知己倾吐心声。人与茶相知相惜，最美之处便在于：找到你懂它、而它也懂你的那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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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茶叶战争
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明朝时期的茶历史
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后人于此评价甚高：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明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这种瀹饮法实际上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时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有能力开创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了品茶时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情趣的营造，这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画作中高士们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而泉声、风声、琴声、与壶中汤沸之声融为一体。或于草亭之中相对品茗，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书、画，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许多明代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计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许多传世佳作。
其中，陈继儒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在这中间，朱权及其《茶谱》尤有重大贡献。
朱权(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神姿秀朗，慧心敏语，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他在《茶谱》中就明确表示他饮茶并非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团改散后的品饮方法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明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都带有茶叶。
南亚诸国对于中国茶叶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正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
盛军：西进打造普洱茶品牌
盛军，1962年生于辽宁本溪，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1990～1996年留学日本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1～2007年，任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9项，申请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17项，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发表论文60余篇。2004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人事部等七部委选拔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
2007年8月～2009年8月任普洱市副市长，现任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一
2009年8月，在首届香港国际茶展上，一种来自云南普洱的茶饮品——“帝泊洱即溶普洱茶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方便冲饮的类似咖啡粉末状的普洱茶茶珍通过运用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实现了有益成分的科学配比，同时也消除了人们原来对普洱茶在发酵环境和生产加工方面的担心。经过标准化的生产工艺加工后，这种茶珍的成分和口感很统一，而且还可以加入鲜奶饮用。
领军研发这种新产品的是时任普洱市副市长的盛军博士。在普洱市，他喜欢上了普洱茶：“我深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承数千年的传统和文化确实有他的道理……”
盛军介绍说，这种经过科学配方和生物发酵技术工艺制备的普洱茶，在动物实验阶段曾用100只老鼠做实验，结果表明有明显的降血糖、降血脂功效。
现在每次吃饭前，盛军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即溶普洱茶珍冲饮，并向客人大力推荐，讲普洱茶的来世今生。盛军说自己一方面是亲身体验普洱茶珍，另一方面，也是在为普洱茶做科学推广。
在香港国际茶展上，著名作家余秋雨笑言：“自己就是第101只‘老鼠’。”他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许多想喝茶、爱喝茶的人却时常苦于没有闲暇的心情。“普洱茶，闲有闲的喝法，忙有忙的喝法，饮用快捷方便的‘帝泊洱’茶珍给忙碌又爱喝茶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我曾经一度很担心农药残留问题，但‘帝泊洱’茶珍味道好、安全，让我喝得很安心。”
二
2007年，盛军来到云南普洱市，担任副市长。这位留学日本归来的生物科学家开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经历，并在这里有了新的收获。
2009年，我们来到普洱市，探访这位留日学人。
乘着越野吉普车，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盘旋而上。路边不时窜出一条狗，或是一只鸡。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居然在路上见到成群的野猪，盛军告诉我们，这是周围的农民饲养的，平时都是放养，所以在山里见到并不稀奇。“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生活在这里的人，性情都很温良，因为他不用为了生存去奔忙，渴了，可以喝山里的溪水；饿了，随手就可以摘路边的果子……”
据统计，截止2006年，云南有茶农600多万，很多茶农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茶叶，原本就脱胎于小农经济，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一个遗产。粗枝大叶，是对普洱茶原料——大叶种茶的形象描述，其实茶农的生活也同样如此。当现今的普洱声名远播，并被注入太多时尚元素时，那些茶农，那一片片茶山依然如故。盛军感慨到：“在这里做事情，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因为村民们并没有太多的欲望，他们很习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有时候，也不能说他们生活节奏慢，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次到一个村子调查，不到20里的山路，我们开车走了4个多小时。当我们跟村民‘抱怨’的时候，没想到村民们说，这就是用脚走的路，不是用车走的……”[page_break]
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营盘山茶博园，万亩茶园里一片青翠伴着时有时无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眼底。这里建有普洱茶博物馆，设有体验制茶的作坊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的茶馆，但只见到稀稀疏疏的游人，似乎和一两年前国人对普洱茶的热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似乎在说，喧闹是外面的，这里有自己的节奏。“普洱茶虽是以普洱命名的，但原料并不局限于普洱市，澜沧江流域有469个乡镇产的大叶种茶都可以做普洱茶的原料。除了原料不同，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和其他的茶不同，它主要是由微生物和生物酶作用的发酵茶。”2年多来，盛军对于普洱茶有了深入的了解。
据介绍，近2年来，为了进一步促进普洱茶发展，规范市场，云南采取了原产地保护措施。西双版纳、普洱、临沧、昆明、楚雄、玉溪、红河、文山、大理、保山、德宏等11个州市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确定为普洱茶产地地域范围，普洱茶还被确认为云南特有的地理标识产品。
三
在来普洱市任副市长之前，盛军是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单位。作为所长，他提出了“把问题当学问来研究，把负担当资源来利用”的经营理念，连续4年创造了长春所历史销售最好成绩。2005年，仅水痘疫苗的利润就达9300万元，创造了国内疫苗界的利润最高记录。
来到云南普洱，盛军希望自己能有新的作为。“我是一名生物技术专业出身的挂职干部，如何结合当地的特色资源，发挥自己的专业特点，作出特殊的贡献，是我来到云南后自己的思考和工作着眼点。在对当地生物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后，我发现，茶、林、电、矿是普洱的四大支柱产业，而茶产业是近来发展最快的生物产业，产值由2003年的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4亿元，现已成为普洱市的第一支柱产业。但中国优秀的传统茶产业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总结概括为‘四个缺乏’，即‘生产过程科学但缺乏规范，使用效果显著但缺乏科学数据，生产工艺独特但缺乏标准，茶叶品种很多但缺乏品牌’。因此做大普洱茶产业要走实现数字化、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之路。”
2007年，云南普洱市提出了普洱茶发展四阶段，即农业普洱、文化普洱、科学普洱和人文普洱，并将2008年定为“科学普洱”元年。希望能通过提升普洱茶的科技含量，从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品牌化几个方面促进普洱茶的发展。
以标准规范生产，以功效带动消费，以科学推广市场，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这种新主张让搞生物专业出身的盛军开始找到一个新的结合点——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普洱茶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动力。“目前普洱茶市场低迷、产业低迷，我觉得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产业低迷正是夯实产业基础的好时机，传统的茶产业要走科技创新之路，这样才能完成从产业低迷到产业变革的过程。”
针对茶产业发展现状和普洱市实际，盛军提出了加快茶产业发展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要加大普洱茶功效研究及适应现代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的新产品开发力度。茶区别于碳酸饮料的特点是功效，而功效的强弱和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科学数据，因此要加强普洱茶功效的科学研究力度，阐明功效的科学基础；同时要开发适应现代人生活习惯、方便、快捷、卫生的产品。二是加快传统普洱茶生产工艺的改革，进行标准化研究和成套设备开发，完成技术升级，使其适合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使普洱茶生产实现数字化和半自动化，为形成普洱茶大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三是引进大企业，打造中国茶产业的大品牌，走与英国“立顿”相似的品牌化发展道路。
2008年下半年，盛军主持相关部门起草了《普洱茶科学研究行动计划》(2008～2010)，设定了六个研究和开发领域，该计划被列入云南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获得省政府2000万元经费支持(计划连续支持5年，每年2000万元)。
在盛军的组织下，“普洱茶降血糖功能研究”课题组成立，成员由普洱市普洱茶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以及长春理工大学共同组成。目前，盛军组建了网络实验室和科技平台，每两周定期进行课题研讨，所有研究数据和科研资源团队共享，一个没有围墙的“研究院”应运而生。普洱市与天津天士力集团携手，在普洱市注册了4000万元的天士力生物茶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具有降血糖功能的普洱茶食品。盛军主持开展了普洱茶生产的数字化、标准化和工业化生产开发工作，已完成了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了半自动化生产工艺、开发了成套生产设备，在2009年5月份正式投入生产使用；完成了第二代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技术储备，初步完成了普洱茶产业的技术升级，为普洱茶产业升级和延长茶产业链打下了基础。
盛军说：“我们中国茶生产有几千年了，多以手工操作为主，缺乏标准，需要我们用现代食品理念和质量意识来规范。建立与国际食品法规相适应的质量标准。”2007年，普洱市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申请成立“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2008年3月获国家正式批准。该中心总投资3200万元，计划在2009年底通过验收，投入使用。这是云南省第三个国家级检测中心，为云南省在未来普洱茶产业发展占领话语权，抢占标准的制高点打下了基础。
2009年，他配合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了100多名留学博士，开展了一次“推动生物产业发展—百名留学博士云南行活动”；他组织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课题组开展“世界华人生物学家普洱茶科学研究行动计划”……
盛军用东北口音很浓的普通话说：“通俗地说，在食品领域，我们以前做科研主要是解决吃不饱的问题，科技工作者围绕着增产、增收等进行研究。现在我们研究普洱茶是解决人类吃饱了撑着的问题。普洱茶有很好的调节人体代谢的功能，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胆固醇等明显的调节作用……我自己都没想到，高技术在传统产业有这样广泛的应用，研究普洱茶给自己找到了新的事业舞台，有如此广阔的天地。”[page_break]
四
采访时，与我们同行的《科技日报》记者董志翔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和盛军曾同住一寮，这次两人在普洱相见，分外高兴。那些留学日本的记忆又被一点点地梳理出来。盛军说：“那真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我们这些留日学人，平时忙着学习，工作，有空的时候常会聚在一起。我经常搞‘包子外交、饺子外交’，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吃中国的包子、饺子，但一般留学生包饺子没问题，包包子就比较困难了。和面、擀面、调馅、包……这些我一个人全都可以做，而且我妻子说我包得比她好得多……”
由于出国前的语言基础比较好，在日本，盛军很快就克服了语言关。在他看来，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尽快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一次，女儿就读的学校组织圣诞节活动，需要有人来扮演圣诞老人。幼儿园老师给盛军打来电话希望他参加……圣诞节的时候，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盛军来到了女儿的学校，虽然女儿事先并不知道，但在现场，细心的女儿还是从他露在外面的手看出了破绽……“女儿说，一看那大黑手，我就知道是爸爸……”
1994年，盛军担任第一届留日博士关西地区生命科学协会理事长。组织讲座、搞演讲……盛军忙得不亦乐乎。当时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还为他们专门购置了投影仪，教育组也成了留学生们的一个活动中心。不管是盛军曾经留学过的日本大阪，还是我们所处的北京，在普洱市政府办公室的司机小刘看来，都很遥远，带我们穿行在普洱市区时，他感叹道：“我喜欢高楼大厦，普洱市太小了……”
临别前，盛军到机场送行。小刘说，我们这里到机场不用着急，看到飞机降落，再往机场走都来得及。
美国人彼德森在他的诗中这样写到：“让我慢下来，让我用头脑的平静抚平狂乱的心。让时间永恒的信念平稳我忙乱的脚步。在一天的迷茫中，请赐给我山丘般永恒的宁静……每天提醒我，比赛并不是最快的人嬴；生活中有比增加速度更多的内容……”
和在日本、长春的时候相比，盛军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这里的节奏慢了很多，但他希望心里的弦能依然奏出自己的节奏。
2009年9月，盛军被任命为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笑称自己是“北方浪人”的盛军，从东北黑土地西行到七彩云下的红土地，扎根在了美丽的云南。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普洱市通过做茶让农民致富是自己找到了科研的归宿。盛军想成为茶马古道上现代科研“马帮”的一员，和他的团队一起驮着发明和创造，给茶农送去财富，给人类送去健康，让中国茶“引”领世界。如今来到云南农业大学，他希望自己能为农业培养人才，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扎根云南为云南生物产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日本回国后，一路西行的盛军依然在演奏自己的西进进行曲……
安化黑茶是明朝官茶
历史上，茶叶由朝廷的“茶马司”控制，安化黑茶除去上贡皇家的贡茶以外，其余的都是用来以茶易马，称之为官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历时千年之久的“茶马交易”，从中国的唐朝开始至清朝末年结束。明·正德元年(1506年)都御史杨一清疏曰：“自唐世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遂为定制......”。
安化黑茶品质好，更适合西北牧民饮用。安化黑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西北是可以自由边销的。安化黑茶的边销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宋代或以前。
明·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明太祖立茶法，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茶100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帖付之，旋复今采汉中茶，以易马匹，每茶50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如《明史，食货志》就有“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值贱，商人率境采私茶”的记载。明朝以前的宋元时代没有实行“茶马法”，茶叶可以在西北自由流通到明洪武末年朝廷才实行“茶马法”，禁止走私茶叶。明朝政府除设司管理茶马交易外，还专任御史巡茶。由于安化黑茶极大地冲击了汉中、四川的官茶，在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御使李楠以安化黑茶销西北妨碍茶马法政为由，请求朝廷禁运。另一御使徐侨则上奏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安化)茶多而值下，湖(安)茶之行(销)，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安)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认为湖南安化黑茶对西北游牧民有利，不宜禁止。自此，安化黑茶于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才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远销西北，“以取代汉川之茶，贮边易马”。
十六世纪末，由于安化黑茶量多价廉，在西北边区取代了四川乌茶的领先地位，安化成为了中国黑茶最大的产区。从明朝被定为官茶到现在这，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明朝茶史茶叶发展及饮介绍
明代的茶风更加繁荣昌盛，其原因有这样几点：明初年首都南京所处的江南一带一向就是盛产茗茶的地方，注重科举的政策使得文士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居于首位，而文士一向视茶与琴、棋、诗、画一样为必备的素质。朱元璋本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茶课税很轻，由于利厚，民间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很高，茶商也很乐于贩运茶叶。明代《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明代茶饮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明代延续宋代的政策，以茶来怀柔四方，即“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政策性贸易，这也是明代对于茶的重视的一个原因。
明代，在重科举政策的影响下，文风大盛。崇尚风雅的文士，在吟风弄月之时，常常以品茶助兴，这种风气早已形成，当时的名士袁宏道在他的《袁中郎全集》中说道：“茗赏者上也，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曾经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他回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是当时文士和茶关系的代表。而当时的著名画家也多有以“茶事”为题之作，如文徽明之《烹茶图》，沈周之《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圈》，仇英之《松亭试泉图》，唐寅之《品茶图》等，明代的茶书著作有四十余册之多，许次纾的《茶疏》是其中的代表。明代的茶肆经营较为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从户内发展到户外，并不时有“点茶”、“斗茶”之会举行，大家相互较量技术高下的风尚大为盛行。
明代，在制茶工艺上发明了“炒青法”，在炒青法发明之前，茶叶的制作采用的是“自然发酵”，而炒青法发明之后才逐渐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由于制成的茶已经逐渐从团茶演变成散茶，因此对唐宋时期的茶法有所增补或删除，主要是从原来的煮茶演变成了泡茶，程序因此被缩减，不过，当时在普遍采用“泡茶”方法的同时，“煮茶”法并未消失，而仍有沿袭，只不过在器具和过程上更加简便罢了。
普洱茶加工技术的统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原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的云南中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系统，于1950年3月9日由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刘洁为首的军事代表进驻接管，下属各茶厂均随省茶司交军事接管，经稍事整顿后恢复生产，续写普洱茶历史的新篇章。
其后各民营茶庄、茶行等生产经营企业也归并国有，普洱茶的生产、加工由省茶司统一安排调配，普洱茶加工技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
1951年《中国茶讯》第二卷十一期刊登的冯军《云南茶叶产销概况》一文中介绍的普洱茶制法，代表了当时普洱茶的制法，具体可分为初制和复制两部分。
初制方法为每次取鲜叶2-2.5千克置铁锅中炒萎，用手搓揉，使出汁成条，晒干后即成毛茶，亦称散茶，即现在的云南晒青茶，简称滇青。
复制包括毛茶精制和蒸揉二部份。精制是毛茶经筛、簸、捡、剔去片、梗、茶未。依条索粗细、品质高下以区分，最细者称头盖，盖于茶团最外面，大部分是春尖白毫；次级茶称二盖，多半是夏初产的细叶；最差的茶称里茶，即包心。
蒸揉前先按各种花色规格配料，如碗形的沱茶每个重8两（250g)，配料为头盖10%，二盖20%，里茶70%。心脏形的紧茶第个重7.6两（237.5g）头盖、二盖和里茶各占1/3。饼茶为沱茶的副产品，每饼重1.6两(50g)，谷花20.5%,春尖21.2%，春尾58.3%。蒸揉时按配料准确称重，一层一层放入蒸甑，好茶放在最外层，用蒸汽蒸汽蒸软后，装入三角布袋，按需要揉成大小圆扁不同的形状，然后放置在干燥之处，风干即成。沱茶五个一筒，外包箬叶，用细藤、篾扎好，装进篾篓，捆紧。第28筒为一篓，净重70市斤，两篓为一驼。紧茶7个成一筒，18筒装一竹篮，每篮净重60市斤，两篮为一驮。
这种制法一直沿用到今，仍为部分普洱茶的生产厂家所采用，但随着现代制茶机械的发展，对生产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一些生产规模较大的厂家的生产要求，现大部分生产厂家开始采用机械加工代替了人工生产。但现代制茶机械是否适合用于加工古拙朴质的普洱茶？这样的制成的普洱茶是否能越陈越香？仍存在一些争议。
六安瓜片：茶之极品 明朝始入贡
六安瓜片茶已有悠久历史。据《六安州志》记载；茶之极品，明朝始入贡。说明六安瓜片早在明代已很出名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六安瓜片茶得到迅速发展，机械加工炒制获得成功，制茶量成倍增长。
六安瓜片茶的采制与一般烘青绿茶有所不同。采摘期一般在谷雨前后。采摘时须待顶芽开展，嫩叶生长成熟，这样可使茶中有益成份含量提高。六安瓜片茶的加工技艺精细。采摘回的茶叶要经扳片(即将芽、叶、茎拆散)，然后分别炒制，以使产品叶质均一，烘焙均匀。杀青要经过头锅、二锅两次完成。但不经揉捻。烘制、挑后即可趁热密封包装。这种茶的顶芽制品叫银针；第一叶制品称瓜片；第二、三叶制品称梅片；嫩茎制品叫针把，是副品茶。
六安瓜片是一种片状烘青绿茶，因产地不同，各有特色。茶外形平展，茶芽肥壮，叶缘微翘，叶质柔软，大小匀整。色泽翠绿有光，香气清高，滋味鲜醇，回味甘美，汤色清澈晶亮，叶底嫩绿。齐云山产茶又有内山和外山之别，内山是指黄石、里冲等地，内山茶优于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