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生产地。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普洱茶计划生产时期”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普洱茶计划生产时期”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全区迅速恢复了茶叶生产。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普洱支公司在全区建立茶叶收购站。勐海县在原制茶厂的基础上，建立佛海茶厂，年加工2750吨。1963年后，普洱区先后建成思茅县三家村茶厂、景东茶厂、思茅曼昔茶厂、景东文华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等，在传统的手工制茶基础上进行机械制茶。1980年至1981年后，又建成江城农场茶厂，景东定安茶厂、普洱茶厂、镇沅茶厂。1984年建精制茶厂24个，年加工茶叶1.1万吨，出口茶叶1581吨。
建国后普洱茶生产进入计划生产时期，如果说建国前各私营商号所生产的普洱茶称作古董茶的话，那么建国后各国营茶厂生产的普洱茶就是大家所说的印级茶了。建国后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主要有五大茶厂，即业内人士所谓的五朵金花：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和澜沧茶厂，它们按中茶公司的指令计划生产边销茶或内销茶。
1973年4月，云南省召开茶叶加工会议，率先安排昆明茶厂试验人工发酵普洱茶。昆明茶厂研制成功普洱茶原料的泼水渥堆技术，以此为基础制成普洱茶熟茶。1974年后，省茶叶公司安排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和宜良茶厂等国营生产厂家推行此技术。1976年，熟普散茶压制的沱茶7663、茶砖7581面市，从此之后，各种普洱茶熟茶产品风起云涌，普洱茶熟茶时代开启了大幕。
相对于晒青紧压茶自然发酵成熟前的生，普洱茶熟茶制成之初，它的原料经渥堆已是熟的，有了熟茶特有的陈香与醇和，故被俗称为熟茶。熟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主要工序是渥堆。渥堆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洱茶色香味品质的形成。渥堆首先要将晒青毛茶茶叶匀堆，再泼水使茶叶受潮，然后把茶叶堆成一定厚度，盖麻袋或塑料袋保温，让其发酵。发酵期间的温度控制极其重要，温度低发酵不了，温度高会烧堆。视温度变化及时翻堆调节，才能够保证发酵正常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堆积发酵，茶叶色泽变为褐红色。渥堆达到适度以后，扒堆晾茶，解散团块，散发水分，自然风干。待茶叶干燥，再进行筛分分档，制成普洱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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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历史断层时期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着《佛海茶业概况》，文中详细记叙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入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同样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马桢祥着泰缅经商回忆一文载：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象易武茶质细味香。
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滨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新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包装材料为竹篮、笋叶、麻布。前两者就地取材，后者购自缅甸，在缅加包。
由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到迟于上世纪30年代，海外市场已经有了对陈年普洱的需求，且商家也认识到普洱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而刻意将新茶加入存放陈化后再进行销售,普洱茶独特的魅力已被也人所关注，这比后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至少要早了半世纪以上。
可就是普洱茶即将凭借自己越陈越香的独特魅力再放异彩时，时局动荡，百业凋零，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一片混乱，,西南边垂之地亦难幸免，各地茶厂茶庄茶行纷纷停业，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一度中断，普洱茶的历史出现断层。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从战略上牵制、抗击、削弱了日军，支援了苏、美等盟国，而且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为盟军提供了许多物资，比如茶叶、桐油，同时，通过出口换来了宝贵的外汇、军火等战略物资，以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
茶叶在抗战前均为大宗出口产业，浙江太湖平原蚕丝产地沦陷后，受日寇统制，影响出口，但茶叶因为产区多在中西部地区，因此还能保持大量的出口，为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茶叶出产地带，如祁红茶产于安徽的祁门，宁红茶产于江西的宁州（修水县），温红茶产于浙江的温州、平阳、青田、泰顺、瑞安，湖红茶产于湖南、湖北，建红茶产于福建，徽州茶产于婺源、歙县、休宁、绩溪等地，平水茶产于浙江的绍兴、上虞、新昌、嵊县等地，湖州茶产于浙江的安吉、长兴、吴兴、孝丰等地，以上统称“洋庄茶”（即外销茶，又名厂箱茶）。武夷山的红茶、杭州的龙井茶、洞庭的碧螺春茶、黄山的云雾茶、新安的松萝茶、云南的普洱茶、六安的瓜片茶等统称为“店庄茶”（内地茶叶店所售的内销茶叶），产地分别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公司，专门负责茶叶的进出口业务，先由该会评定市价，而后将全国茶产全部收购，集中于香港，以便分配输出。此制度设施后收效很大，因此虽然在战争时期，交通时有阻碍，而茶叶的输出反而比1938年和1937年有一定的增加。如1939年，茶叶总输出额为33054085元，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1938年8月份的输出，竟达6823434元之多。同时，1939年，浙江、江西、安徽国统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突破往年的纪录。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仅休宁、婺源、歙县三处，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出口11万箱，不仅产量比往年有增加，输出数量以地区而论，也超过了往年的数目。
苏联本是茶叶主要销售区，在1939年的销售量比往年更多。抗战爆发后，货物出口都在香港，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因为广州沦陷了，转口业已经转道到温州、广州湾等地。据统计，1939年转往苏联的茶叶，共值1500万元之巨，比往年增加了2至3倍。
为了扩充植茶，改进茶技，增加生产，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4省为茶区。经该公司分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后，决定先在云南划一茶叶实验区，成立“云南茶叶改进所”，在愿宁（今宁洱县）设立制茶检验厂，将云南的普洱茶改为生产红茶和绿茶，向海外各地区推销。
云南茶叶改进所成立以后，富滇、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合组成立贷款团，1939年暂定国币100万元，实施各项改进计划。至于运输交通，政府开始修理愿保支路，以接通滇缅路而利运输。茶技人员，由各战区的茶农、茶工调往，此事不但有利于增大华茶出口，且寓救济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难民于生产事业中，为此，赈委会也拨款10万元协助其进行。
福建、江西、安徽、浙江4省，为管理本省茶业生产起见，均设立了茶产管理处，分别对本省的茶叶生产销售进行改进，并作通盘的计划，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废除了中介商人的盘剥；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三是派人监督制茶；四是管理茶叶的运输；五是办理茶叶出口；六是统筹茶件运输。
对于各省茶叶，如符合外销的，各省茶产管理处均指定区域集中，装外轮运送到香港，交富华公司销售。富华公司则特设浙茶、闽茶、皖茶、赣茶等部门，专门负责运销事宜。
民国时期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
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
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脝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普洱茶拼配技艺的出现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二国两晋时期茶叶的饮用和生产
二国和两晋时期，茶已经从汉代的仅限于荆楚或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到了我国东部地区的江南和浙江沿海一代，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普及开来。
《三国志·吴书》写道：“孙皓每飨宴，无不竞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这个记载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东吴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开始流行。另外《秦子》中也有“顾彦先日，有味如膳，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这些材料一方面是三国时江南饮茶的佐证，另一方面表明西晋统一促进南北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的饮茶。虽然北方饮茶并不一定就是从晋开始的。不过中原最早饮茶的可靠记载还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暂……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枥”。
三国吴与东晋都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集结、移居于此。受其影响，江东一带（今苏南和浙江）成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的发展速度在此阶段中较之我国其他地区要快很多。
在茶的饮用上，相对于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间，东晋时的茶已经成为江东地区的平常待客之物。这期间茶饮的发展必然带动茶树种植的发展，可惜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只可根据有些材料推测湖州包括江苏宜兴一代的茶叶生产在两晋期间有一定的发展，而宜兴的某些山岭茶树种植已经十分繁盛了。虽然如此，这一时期茶叶的生产和技术中心仍然是荆巴和西蜀。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三国两晋时期儒释道三教在传播巾开始融合，受其影响孕育出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茶文化，可以说是我周茶文化的形成阶段。
唐代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４３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官茶圆顾渚贡茶院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安徽祁门县：邑之编民五干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四川蒙顶茶区，竟栽茅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出现类似情况。
茶叶种植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茶商从经营性质可分为官商（即榷茶）和私商。从经营方式可分为行商和坐商。
行商：即私人茶商从产地采购，按章纳税，从南方运往北方长途贩卖。通过行商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茶山与市场取得联系。茶叶贸易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线和市场。
由于经营茶叶可获厚利，使一批商贾以起家，资本累积增多，成为富商大贾。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联合起来，勾通官府，相为表里，挺而走险，武装抢劫财物，作为贩运私茶的资本。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曾上书朝廷云：凡千万辈，将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说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竞到了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坑害群众的地步。
坐商：唐代的商业性质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城市出现了固定的市肆，商业不单是贩运而与生产有机结合，并向生产者投资、茶商在城市都开店铺或煎茶卖之。井出现了中间商人曰邸店，即如现在的茶栈，代客堆放、卖茶叶，抽取佣金。还出现了经营批发的茶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了官办或私办的原始金融组织曰飞钱或曰便换，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资金金的汇兑。农村出现了草市和圩市，犹如当今的集市贸易。杜牧有诗篇描述了浙江长兴茶山草市的情景。
唐代的广州、闽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是茶叶对外贸易集散地，日本、新罗、印度等国都来华贸易，所有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更加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普洱茶加工技术的统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原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的云南中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系统，于1950年3月9日由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刘洁为首的军事代表进驻接管，下属各茶厂均随省茶司交军事接管，经稍事整顿后恢复生产，续写普洱茶历史的新篇章。
其后各民营茶庄、茶行等生产经营企业也归并国有，普洱茶的生产、加工由省茶司统一安排调配，普洱茶加工技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
1951年《中国茶讯》第二卷十一期刊登的冯军《云南茶叶产销概况》一文中介绍的普洱茶制法，代表了当时普洱茶的制法，具体可分为初制和复制两部分。
初制方法为每次取鲜叶2-2.5千克置铁锅中炒萎，用手搓揉，使出汁成条，晒干后即成毛茶，亦称散茶，即现在的云南晒青茶，简称滇青。
复制包括毛茶精制和蒸揉二部份。精制是毛茶经筛、簸、捡、剔去片、梗、茶未。依条索粗细、品质高下以区分，最细者称头盖，盖于茶团最外面，大部分是春尖白毫；次级茶称二盖，多半是夏初产的细叶；最差的茶称里茶，即包心。
蒸揉前先按各种花色规格配料，如碗形的沱茶每个重8两（250g)，配料为头盖10%，二盖20%，里茶70%。心脏形的紧茶第个重7.6两（237.5g）头盖、二盖和里茶各占1/3。饼茶为沱茶的副产品，每饼重1.6两(50g)，谷花20.5%,春尖21.2%，春尾58.3%。蒸揉时按配料准确称重，一层一层放入蒸甑，好茶放在最外层，用蒸汽蒸汽蒸软后，装入三角布袋，按需要揉成大小圆扁不同的形状，然后放置在干燥之处，风干即成。沱茶五个一筒，外包箬叶，用细藤、篾扎好，装进篾篓，捆紧。第28筒为一篓，净重70市斤，两篓为一驼。紧茶7个成一筒，18筒装一竹篮，每篮净重60市斤，两篮为一驮。
这种制法一直沿用到今，仍为部分普洱茶的生产厂家所采用，但随着现代制茶机械的发展，对生产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一些生产规模较大的厂家的生产要求，现大部分生产厂家开始采用机械加工代替了人工生产。但现代制茶机械是否适合用于加工古拙朴质的普洱茶？这样的制成的普洱茶是否能越陈越香？仍存在一些争议。
明朝时期的茶历史
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后人于此评价甚高：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明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这种瀹饮法实际上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时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有能力开创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了品茶时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情趣的营造，这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画作中高士们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而泉声、风声、琴声、与壶中汤沸之声融为一体。或于草亭之中相对品茗，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书、画，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许多明代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计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许多传世佳作。
其中，陈继儒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在这中间，朱权及其《茶谱》尤有重大贡献。
朱权(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神姿秀朗，慧心敏语，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他在《茶谱》中就明确表示他饮茶并非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团改散后的品饮方法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明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都带有茶叶。
南亚诸国对于中国茶叶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正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