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历史和发展。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秦汉以前和三国两晋茶具的发展”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具事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着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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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漫谈——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追溯中国的渊源讲述“三国以前的”
追溯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提到上古时代的神农：“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尝百草是中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一个关于茶起源的古代传说。那么，神农是何等人呢？据《庄子·盗跖篇》和《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已渐趋发达。神农则是这一时期先民的集中代表。据《淮南子·修务训》《新语道基篇》《吕氏春秋》等记载，神农做出了“尝草别谷”“火德天下”和“教民耜耕”的三大贡献，开创了中华原始农业，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三皇”祖先之一。
据《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晚年巡游天下，积劳成疾辞世（有一说是误食断肠草去世）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说明神农发现了茶叶的解毒作用，使人们开始重视并利用茶叶，开掘了茶文化之源。若按此推论：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迄今当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而《神农本草经》等史籍所记载的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故事，实际是中国茶叶与中国文化相互结合的本源，也是中国茶文化的摇篮。
清初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之语，说明西汉初四川已开始了茶叶生产，并出现了茶叶贸易市场。三国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餐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茶与三国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与三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酒宴应酬的时候，如果实在不胜酒力，可以“以茶代酒”，以茶代酒本是很雅致的举止，可是其典故由来却并不如何雅致，“以茶代酒”的由来，要从三国时期说起。
三国时期的吴国国主孙权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孙亮继位，然后后宫政变，孙亮的哥哥孙休上台，上台之后留下诏书，自己去世之后由他儿子继位。可是孙休死的太早，死时他的儿子还很年幼，于是孙休安排的两个顾命大臣，一个宰相濮阳兴，一个是左将军张布违背了孙休的遗诏，弃了孙休之子，转为辅佐年轻有为的孙皓继位，以茶代酒的典故就源于孙皓。
孙皓刚刚上台的时候意气风发，体恤民情，开仓赈灾，深受人们拥戴，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孙皓便沉迷于酒色之中，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人们怨声载道。
孙皓十分好酒，经常命大臣们与己一同饮酒取乐，每次饮酒，至少也要七升才可，按照现在的计算，等同于两斤左右，所以每次举行这样的宴会，大臣们总是东倒西歪，丑态百出，孙皓总借机大声嘲笑，大臣们受辱，愈发对他不满。有一位做过孙皓父亲老师的大臣名为韦曜，性情刚直，曾多次批评孙皓，起初孙皓对他比较尊重，知韦曜不胜酒力特许他饮酒的时候可以换以清茶，这就是“以茶代酒”的由来。
只是依然是好景不长，韦曜在为孙皓的父亲写传记的时候，同样因为性情刚直，直言了一些丑事，此举触怒了孙皓，加之之前韦曜丝毫不给他脸面的劝谏，导致韦曜最终被送入大牢，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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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三国“茶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杨慎《临江仙》
一部三国演义，写遍历史兴衰之事，道尽人生沉浮之慨，江山如画，多少豪杰，读来荡气回肠，令无数读者心有戚戚焉。而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里，三国时期也有着丰富多样的茶事。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三国，煮一壶茶，读几页史，看悠悠三国里的“茶事”。
华佗论茶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名旉(fū)，字元化，汉未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精于内、外、妇、儿、针灸各科。
《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苦荼即茶，指出茶味苦，饮茶益于振奋精神，可清心健脑。他较早地论述了茶的保健作用。
相传华佗常年奔波在江淮一带采药，为民治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据说他累的时候，只要喝到一杯清茶，疲惫顿时消失，因而体会出茶“益意思”的见解。
孙皓：以茶代酒
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是接近茶叶的产地，有盛行喝茶的习惯。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中载："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荼荈以当酒。"
陆羽《茶经·吴志·韦曜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荼荈以当酒”。
孙皓是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便赐茶代酒。孙皓也因此开了以茶代酒的先例。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也经常利用茶果待客，由此可以认定到了东晋用茶果招待客人，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诸葛亮：三国时代的“茶祖”
在川陕交界的陕西勉县小河庙乡，有座三圣庙，供奉着陆羽、诸葛亮和药王三位圣人。据传当地是将诸葛亮作为茶圣供奉在这里的。
勉县古称沔阳，是我国较早的茶发祥地之一。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得到巴蜀之后，当地就用茶来作为贡赋缴纳。这说明这里的茶叶种植相当普遍。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刘备白帝城托孤后，为了实现匡扶汉室的宏愿，曾在沔阳的定军山屯兵8年，惨淡经营，在修水利、垦荒地、养蚕桑和种植茶树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为求西北部的安定，诸葛亮以茶为媒介，联络西北部的羌氐族。他在沔阳西北古陈仓道沮水一带设立“茶店子”，以茶社和贸易吸引羌氐族人。诸葛亮还在略阳县的一座山上设立接官厅，邀请羌氐族首领品茶议事，以茶道来谋求与羌氐族携手抗曹。羌氐族以游牧为生，多食牛羊肉，茶叶能消食化腻，很受羌人头领的喜欢。羌人头领在品茶中得益，答应与诸葛亮联合抗曹，曾将数十万大军交给诸葛亮指挥共同伐曹。诸葛亮对煎茶联羌十分满意，就将略阳县的这座山取名为“煎茶岭”，这也是有名的茶文化之一。当时就有位诗人写了“羽扇纶巾卧龙神，一杯香茗话天下”的诗句予以赞扬。
诸葛亮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华阳国志》有载：“建兴三年春，亮南征……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秋，遂平四郡。”道光《普洱府志》记载，蜀相孔明“平定南中，倡兴茶事”。
据说诸葛亮在征讨孟获的过程中，军队深入密林之中，由于不了解当地的环境，密林中瘴气很重，加之士兵不习惯环境，很多都病了，当地的居民告诉诸葛亮喝茶可以治愈，诸葛亮就命人采摘茶叶烹水，士兵的病情果然好了很多，后来成功降服了孟获。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在此地大力发展和推广茶叶。
在《普洱府志古迹》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鏝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至今当地人称南糯山为“孔明山”，称茶树为“孔明树”，尊孔明为“茶祖”。而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哈尼族、壮族各村寨，每年都要在诸葛亮诞辰这天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赏月歌舞，放孔明灯，祭拜诸葛亮。
今天的普洱市，古称思茅市，就是源自诸葛亮的取名。据说诸葛亮南征至此，因思念南阳家乡的茅庐，便把此地命名为“思茅”。可见诸葛亮被誉为三国时代的茶祖，实至名归。
三国纪行之合肥三国新城遗址公园
合肥三国新城遗址公园，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占地530亩，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徽省乃至全国保存较好、极具史学价值和军事研究价值的三国文化遗产。
漫步在这些乱石故垒之间，点一盏茶，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故国神游，历史与现实之间仿佛结成了更为深厚的羁绊，眼前的也就不再是遥远彼岸的烟雨幻影，而是近在咫尺的代代传承。
三国时期的罐茶
在留侯镇紫柏山脚下的闸口石一带，最耐人寻味的是喝罐罐茶。
据传，闸口石人喝罐罐茶的习惯起于三国时期。当年，诸葛亮兵出岐山，途经闸口石地带，安营扎寨操练人马时，因此地处秦岭腹地，又紧靠紫柏山，山高气侯寒冷，便让将士用砂罐煎熬浓茶饮用，以提神御寒。此法传给当地百姓，后流传延用至今。
熬罐罐茶的方法很简单，只需一炉火，一把茶叶，一个小茶罐，再备一只盛茶汁的小茶盅就行了。
闸口石人喝罐罐茶，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熬茶程序十分简便，在水塘中坐着火，拿来小砂罐，放入适量茶叶，倒入清凉水后，再投入少量食盐和猪油，经反复熬煎后倒出即可饮用。
闸口石人喝罐罐茶，讲究色泽浓酽和味道苦涩。当地百姓说，早上起床肚里能喝下三盅粘稠吊线的浓茶汁，哪怕一天不吃饭，照样把活干。而今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闸口石人熬茶告别了过去那种火塘上烟熏火燎的炮制方法，注重清洁卫生，时尚雅致了。
三国时期茶文化
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
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其升为限，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
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
茶叶诗词--两晋和南北朝的诗
我国唐代以前无茶字，其字作茶，因此考察我国诗词与茶文化的联系，最初应从我国早期诗词中的茶字考辨起。
茶字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所见，但近千年来，围绕《诗经》中的茶是否是指茶，争论不休，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无统一的意见。对此，只好暂置勿论。《诗经》以后，汉朝的乐府民歌和古诗中，没有茶字的踪迹，现在可以肯定的最早提及茶叶的诗篇，按陆羽《茶经》所辑，有四首，它们都是汉代以后，唐代以前的作品：
1、张载《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2、孙楚《出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荼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3、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晰。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鹜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王微《杂诗》：收饮今就槚。
这四首诗创作年代不详，不知何篇为先，姑将它们全录出来。不过，应当指出，这四首诗都未引全。如张载《登成都楼诗》，共32句，《茶经》引的只是后16句;左思《娇女诗》有56句，《茶经》仅选摘12句;孙楚《出歌》，也明显未引完。除这四首诗以外，晋朝，时间大致在西晋末年和东晋初的这个阶段，还有一首重要的茶赋杜育的《荈赋》。
《荈赋》载：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荈赋》，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专门歌吟茶事的诗词类作品。这篇茶赋加上前面四首茶诗，构成了我国早期茶文化和诗文化结合的例证，也极其典型地具体描绘了晋代我国茶业发展的史实。汉朝古诗中不见茶的记载，说明汉时除巴蜀以外，特别是中原，饮茶还不甚普及。三国孙皓时以茶代酒的故事流传很广，说明其时茶叶不仅在蜀，在孙吴的范围内也有一定发展，但关于曹魏饮茶的例子，则几乎未见。那末，至西晋时，如上录有关诗句所示：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姜桂荼荈出巴蜀，其时我国茶业的中心虽然依然还在巴蜀，但犹如左思《娇女诗》中所吟：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由于西晋的短暂统一，这时茶的饮用，也传到了中原如左思这样的官宦人家。也由于这种统一，南方的茶业也如《荈赋》所反映，有些山区的茶园，进一步出现了弥谷被岗的盛况。不过，可惜的是这种统一、发展的势头，不久，又为南北朝的分裂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混战所打断。所以，严格来说，我国诗与茶的全面有机结合，是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以后，才显露出来的。
以茶代酒话三国
中国以茶代酒的由来，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素有“以茶代酒”的习俗，每逢宴饮，不善饮酒或不胜酒力者，往往会端起茶，道一句“以茶代酒”，以尽礼数，既推辞摆脱了饮酒，又不失礼节，而且极富雅意。以茶代酒本是很雅致的举止，可是其典故由来却并不如何雅致，“以茶代酒”的由来，要从三国时期说起。
三国时期的吴国国主孙权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孙亮继位，然后后宫政变，孙亮的哥哥孙休上台，上台之后留下诏书，自己去世之后由他儿子继位。可是孙休死的太早，死时他的儿子还很年幼，于是孙休安排的两个顾命大臣，一个宰相濮阳兴，一个是左将军张布违背了孙休的遗诏，弃了孙休之子，转为辅佐年轻有为的孙皓继位，以茶代酒的典故就源于孙皓。
孙皓刚刚上台的时候意气风发，体恤民情，开仓赈灾，深受人们拥戴，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孙皓便沉迷于酒色之中，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人们怨声载道。
孙皓十分好酒，经常命大臣们与己一同饮酒取乐，每次饮酒，至少也要七升才可，按照现在的计算，等同于两斤左右，所以每次举行这样的宴会，大臣们总是东倒西歪，丑态百出，孙皓总借机大声嘲笑，大臣们受辱，愈发对他不满。有一位做过孙皓父亲老师的大臣名为韦曜，性情刚直，曾多次批评孙皓，起初孙皓对他比较尊重，知韦曜不胜酒力特许他饮酒的时候可以换以清茶，这就是“以茶代酒”的由来。
只是依然是好景不长，韦曜在为孙皓的父亲写传记的时候，同样因为性情刚直，直言了一些丑事，此举触怒了孙皓，加之之前韦曜丝毫不给他脸面的劝谏，导致韦曜最终被送入大牢，送了性命。
对国人来说，似乎是“无酒不成席”。而在此过程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客人由于某些情况不能饮酒，往往举起茶杯说：“以茶代酒”。“以茶代酒”延续了上千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