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六堡茶。
关于六堡茶在岭南地区的兴起及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肇始阶段、活跃阶段、兴起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复苏阶段、振兴阶段。
首先，我们来了解肇始阶段的六堡茶发展情况。
《中国茶叶大词典》（陈宗懋·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明确指出，六堡茶品种是地方有性系茶种，原产于广西苍梧六堡乡，并非近代移植品种。
历史上，六堡茶从野茶采摘、煮饮，到零散栽培管理，再到逐步流行，成为时尚，历经秦汉、三国、两晋直到唐宋。这段时间，均属于肇始阶段。该阶段的六堡茶种植，处于野生野放、零散的小规模状态，生产和工艺也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阶段。
一般的研究认为，茶并非直接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中间还经过了作为食物的食用阶段。但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由于岭南炎热的气候及习俗，作为药用的一种具体应用，煮茶喝汤的做法与“食用茶羹”应该几乎同步出现。梧州地区流传至今的中草药凉茶，很有可能便是当年这种做法的遗留。
广西梧州乃至两广地区，至今仍有喝凉茶的习惯
最早，岭南先民为了抵御南方的瘴气，同时为了祛湿清热，适应环境。便开始在植被丰富的山川谷地，采集一些清热解毒、消暑祛湿的草药，熬煮成汤水饮用。由于岭南一带野生茶树广泛分布，先民们在煮饮百草为药的同时，也开始了煮饮茶叶的尝试。从生嚼茶叶，到连汤带叶服食，再转变为煮汤喝汤，是一个很快的实践过程。
用茶叶煎煮而成的汤水，虽味道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非常显著。于是，煮饮茶叶的习俗，逐渐在人们之中形成。这不仅是岭南先民长期实践的结晶，也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将植物叶子、花果、根茎熬煮饮用，是岭南地区的古老习俗
这时期，是茶饮从药用向日常饮用的过渡阶段；是从治疗疾病的少量煮饮到日常备用的发展阶段；也是茶饮从开始的预防瘴疠到成为待客礼仪的变迁阶段。
在南阳市麒麟岗汉墓出土的两幅砖画中，描绘了当时南阳地区上层贵族喝茶的情景，表明那时起码在上层社会，已有饮茶的习俗。虽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能够享用茶的仅限于文人、雅士、贵族等，但却是茶文化启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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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堡茶》（十一）
发展兴旺的六堡茶，很快吸引了来自粤、港及本地周边的茶商，他们先后在六堡合口街设庄收茶。没多久，合口街的茶庄便从最初的六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二三十家。到了后来，为了收到好的六堡茶，那些本地及粤、港以外地区的茶商，也纷纷在六堡合口街开庄设号。
一般的茶行，每年春茶季节便派人进入六堡乡间收茶，至深秋或初冬再随茶船返回，而实力雄厚的大茶庄，则是设专人或雇人常驻六堡收茶管仓、发货。
据80多岁的老茶人陈振东回忆，在当时的合口街，收茶和开设茶庄的商号很多，有香港天顺祥茶庄、广元泰、英记、万生、文记、广生祥兴盛庄、同盛、广福泰、新记、公盛、生记、源盛、永记、盛发等等。这些茶庄的老板，大多来自广东、香港。例如生记的老板，来自广东鹤山，一个姓温一个姓梁。盛发茶庄的老板，是一位姓梁的苍梧旺甫人。
图为位于澳门十月初五街，至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英记茶庄。茶庄内除了当年的煤气灯改成了日光灯外，一切仍是当年的模样。
据老茶人李旭秋回忆，那时至少有十多家大的茶庄、茶号聚集在六堡乡，规模稍小的坐商（指有固定经营地点的商人，别于行商）则有二三十家，至于小商贩就更多了。茶庄及商家的大量聚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六堡茶产销的兴盛。
据多名老茶人介绍，茶商在六堡合（当地口音按粤语多音之一读“鸽”）口街开设分号、分庄（或称子庄），在采收季节，由茶号的人在六堡当地按级定价，确定当季收购价，即开秤收茶。毛茶经分筛分级后，分别用大箩筐装好，通过“茶船古道”经梨埠、封川运回广州总号，加工精制后，踩箩或制成茶饼，装箱销往海外。这种做法多数是广州外来的大茶号，如万生茶庄、广元泰茶庄等。
清末年间，在西江上运输茶叶等货物的木船，船舱里的竹箩和麻包箱清晰可见。
关于当时黑茶收购的记载，散见于存世的各地地方志及文献：“采办黑茶，在进山办茶前做好准备，‘先要择点应用什物家具器皿以及篾器、木器……再要择选（茶）行内先生、管楼、管厂、管行人等’；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其时，粤港茶商尤其注重茶叶质量，绝不以次充好，强调‘以质论价，靓茶好价’，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可见，当时以有专收高品质的茶来迎合高消费顾客的做法。
《行商遗要》，为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几代办茶商人，通过总结笔录形成的办茶行商纪要，里面也有关于收购黑茶的记载。
当时多用竹篾编成的箩筐来压装六堡茶，由此带动了茶乡竹编手工业的发展，竹编工艺水平迅速提高，至今仍可看到当年精美的竹编制品流传下来。
清代遗留下来的盛放六堡茶叶的箩筐。
那时候，每逢收茶季节，六堡的合口街、马练坪等多处都设立有茶叶收购集市，部分茶商茶农则聚集在合口街大樟树下（当地称为“樟木根”）开秤收茶。而广元泰、万生、英记等最有实力的坐商则在六堡专门开设有分号，由茶农上门交茶。
茶农们有些直接挑茶到合口街上的茶庄进行交易，也有部分是由茶庄通过熟悉六堡当地情况的“二老板”直接到各个村寨，与茶行的人一起看茶定价后，再让茶农挑茶到合口街樟木根交茶，而“二老板”则分别向茶农、茶商收取一定的佣金。
六堡镇合口街码头，茶船古道的起点。
后来，有些精明的六堡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专门跑村进寨收购毛茶贩运到广东，以此获利。也有当地或附近乡镇的人，自己开设收茶的茶庄。
因为当时在合口街收茶的茶商、茶庄很多，导致竞争甚是激烈。茶商们为了保证收到更多更好的六堡茶，纷纷各出奇招。例如有的茶庄，便是依仗当地雇来的“二老板”的人脉和关系，从而掌控一部分茶农的毛茶货源。
对六堡茶掌故颇为熟悉的邓永斌说，当年，因为地处深山，交通很不方便，物资非常匮乏。连日用品这类生活必需品，都只能依靠货船将茶叶运出后，在归来时顺路捎回。所以，山区茶农的生活大多很艰苦，甚至寅吃卯粮。为此，一些精明的茶庄、茶商，就推出了茶农记账赊取日用品，等来年茶季时交茶来抵扣的做法。这样既扶持了一部分茶农，又保证了收购毛茶的数量，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六堡茶》（九）
清朝时期，朝廷将“榷茶制”改为“茶引制”，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西宁、岷州、兰州等地，特别是茶马互市的主要集散地的控制。相对的，华南地区的茶叶产销受到的约束则较少。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内、国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朝廷又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逐步恢复民间自由经营。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开始实行“厘金税”。
清朝后期，由于全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茶商，特别是南方茶商直接进行贩卖茶叶的份额提高，使得政府直接控制并经营的茶叶数量，较清初明显有所减少。同时，清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逐渐力不从心，除了征收茶税以外，基本上任由地方茶业自己发展。由此开始，茶业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大发展时期。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清朝初期，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朝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正式颁布“禁海令”，广东地区的航海贸易被迫停止，往来贸易的国内外商船大量减少，外贸活动几乎绝迹。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再度宣布开海贸易，并“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四大海关，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海关。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外国商船络绎不绝，引起其对西方殖民活动的高度警惕。随后，乾隆以“规范海防重地外商活动”为由，谕令外国商人只可在广东通商。但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为遏制西方在中国沿海地区越发猖獗的非法贸易活动，以及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朝廷出于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专门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因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规条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防范外夷规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朝廷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的法律，共五项，故又称为《防夷五事》。
此后，朝廷又先后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随着朝廷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对外交流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州便独占中国外贸，广州的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清代中后期茶政的放宽，受粤地和南洋华人所推崇的六堡茶贸易开始高速发展。每年产茶季节，六堡所产出的六堡茶，从六堡的合口（原应作敆，但现多作合）街码头装上尖头船，在九城集结，经梨埠换大木船进入贺江，经封川江口，进入西江之后再经都城装卸到大船中，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条熙熙攘攘、舟楫往来的茶船古道，是当时六堡茶兴旺发展的见证。
清朝时期广东十三行的茶叶贸易，经济利益巨大毋庸置疑。
那时的六堡茶外贸，主要销往南洋各国。凭借西江黄金水道及兴旺的水路运输，商人们将华南、西南的丰富物产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再从广州转口外销。这其中，茶叶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根据那时的海关资料统计，自同治四年（公元1866年）起，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逐年提高，发展速度非常明显。从此，六堡茶开始了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进入大发展阶段的六堡茶，又将创造出怎样的辉煌历史呢，请听下回分解。
《中国六堡茶》（七）
到了南宋，种茶在南方地区已是很普遍的事情。那时全国产量推测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了2倍多，表明茶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与此同时，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它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军需短缺是两大难题，故而宋代倍加重视始于唐代的榷茶制度。
“榷茶制”为起始于唐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它通过征购民间茶园，规定茶叶生产贸易的办法，将全国茶叶的经营统一交由朝廷全权负责。（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宋时期，军备经费的主要来源为布、帛、茶，其中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末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
除了丰厚的利润，还有前文提到的统治阶层嗜茶的风气，使得茶的政治属性逐渐超过商品属性。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频繁，茶法也由此日臻完善。
现今留存于六堡及周边，树龄达几百年的老茶树证明，在宋代时期，六堡地区已开始种植六堡茶了。
宋代时期，整个中国茶业均得到长足发展。受此影响，南方茶业发展逐渐进入一个兴盛期。当时的六堡，也开始以流行的蒸青工艺生产蒸青绿茶，并按那时流行的做法制作茶饼，类似于当时广西著名的修仁茶压成方砖的做法。这种遗存唐宋制茶工艺的制茶法，在六堡茶区有一定的传承。据当地老茶人回忆，部分工艺甚至完整保留至清代中期，才慢慢改进。
有现存的老茶树为证，但为何苍梧这个六堡茶区所产的茶，在宋代直至明代的史料中不见记载呢？
其实，古籍记载是有的，只是长期被后人所遗忘。
北宋地理学家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王文楚点校本，2007年）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书中岭南道八封州条土产记载：“春紫笋茶，夏紫笋茶。”作者乐史曾在南唐为官，加之《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故其所记录的茶区情况，应不限于宋初，还包括五代时期茶区的演变发展。
《太平寰宇记》广泛引用历代史料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图片来源于网络）
苍梧五堡、六堡地处山区，山路崎岖，极为难行，所产茶历来都是经东安江入贺江，再经封州出西江。因此，《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封州春紫笋茶、夏紫笋茶，应是出自当时六堡山区一带，也就是六堡现在所产的紫芽品种。
为此，笔者（指彭庆中老师）曾专门到广东封开一带走访数个茶场及茶山，了解当地茶树品种、沿江种植状况、民间流传的说法以及当地对六堡茶的认知等，都印证了这个判断。另外，当时北宋抗金名臣、爱国诗人郑刚中，有一首名为《予嗜茶而封州难得有一种如下等修仁殊苦涩而日进两杯》的七律诗，诗题提到的类似“修仁茶殊苦涩”的制茶工艺特征，对比传统六堡茶制法，亦可佐证其记述的这些茶均出产于当时六堡山区一带的产茶区域。（详见本书《六堡茶工艺演变过程》的宋代章节。）
郑刚中（公元1088—1154年），字亨仲，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南宋抗金名臣，有北山集（一名腹笑编）三十卷传于世。
宋代起，六堡茶以其品种优势和逐步形成的加工工艺、良好品质，得到西江沿岸地区人们的广泛认同。慢慢地，六堡茶开始出封州进入西江，向东传播。
贺江封开段，六堡茶自此开始往更广大的地区传播
元中末期，民间开始流行散茶，六堡茶乡亦开始逐步向散茶制作过渡。到明朝初年，朱元璋因觉团饼烦冗，于是下诏“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这个不造龙团改做散茶的圣旨一下，上行下效，崇尚散茶之风便推广开来。
朱元璋提出“罢造龙团，唯采芽以进”，是散茶之风得以推广的根本原因。
《中国六堡茶》（四）
从西汉、东汉到三国时期，再到两晋、南朝。近700年间，中原烽烟四起，战乱不断。而当时作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的广信，因处于远离中原的“南蛮之地”，没有被战乱波及，反而得以安定发展，并由此吸引不少名流雅士、经学名家，不远万里从中原迁徙到此定居。
广州曾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铭文的晋代墓砖，很好地印证了这段历史。
广州出土的晋代砖铭，上面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字样。
当时迁入广信一带的大批中原人士中，以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贤、张子云、许慈、刘巴、程秉、薛琮、袁忠、恒邵等人为代表，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带入并传播，大大推动广信一带的发展。
士燮家族，给西江带来了鲁地的汉族文化，士氏四兄弟更分掌交趾、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士燮又是“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士燮（137年－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汉末三国时期人，曾任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陈钦父子乃至整个陈氏家族，给广信带来了郑地（今河南颍川）的汉族文化。黄氏（黄万定、黄吴）家族，给合浦、儋耳带来齐地（今山东淄博）的汉族文化。
陈钦、陈元父子是岭南学术重大成就学者，《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均把陈氏父子列在首位，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著名经学家刘熙、程秉，先后从中原来到广信，极大加快了广信的文化发展。
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儒学家。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
这些名人雅士的到来，使广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岭南首府、当代岭南文化发源地。中山大学人类学专家张洪指出：“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历史地理学家黄体荣在《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提到：“现在的梧州市，就是当时所设九郡的行政中心，是岭南首府。”
正是由于当时广信的兴盛，从而使种茶、饮茶具备了发展推广的基础。岭南、交广一带的崇茶之风，便由名流士绅阶层最先兴起，形成“客来先设”的待客礼仪。随后，社会各个阶层竞相仿效，蔚然成风并最终传播开去。包括《桐君录》、《晋书》等当时的书籍，均有南方交广之地饮茶、崇茶、以茶待客的记载。
《晋书》中，有“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的记载，而当时的苍梧、广信即为吴国所管辖。说明当时吴地之人，是将茶叶煮着喝的。
约在秦汉时期成书的《桐君录》中，有“而广交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的记载。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晚在汉朝时，“交广”之地就已有喝茶的习惯，并形成“客来先设”的民俗礼仪。《桐君录》还提到了加入一些姜桂等香料及芼（máo）。芼即指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菜。
桐君（生卒年不详），据传为中国最早的药学家，其记载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期成书的《世本》一书中。《桐君采药录》据说为其所著，其所定处方格律：君（主药）、臣（辅药）、佐（佐药）、使（引药），垂数千年，沿用至今，后世尊其为“中药鼻祖”。
在湖南、贵州、广西的壮、瑶、侗少数民族地区及部分汉族地区，有一种名为“打油茶”的食品。将糯米蒸熟晾干放进热油中炸成“米花”，备好其他副食。茶叶用油炒后，再加水煮成“油茶水”。食用时，围坐火塘，主妇把碗摆在桌子上，碗里放上葱花、菠菜等，用热油茶稍烫，再加米花和花生、黄豆等副食品，即可食用。
做好的“打油茶”，米花和配料漂浮在“油茶水”上面，看着就像粥一样。在《晋书》中，有称之为“茗粥”的食品，猜测应与“打油茶”为同一类食品。
这种做法，与当年的“吃茶”习俗，颇有几分相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时“吃茶”的历史遗留。
“以茶为食”的做法，在古时称作“羹饮法”。流行于先秦到两汉时期，那时正是茶从药物转变为食材、饮料的时候。人们煮茶时，除了必须的茶叶外，还要加上粟米及调味的作料，再煮成粥状食用。直到唐朝，这种“羹饮”的食茶方法才开始逐渐减少。
陆羽在《茶经》中，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受此影响，人们开始慢慢抛弃在茶中加其他香料调料的“吃茶”法，改为单纯用茶叶冲泡的做法。这种只用茶叶冲泡的方式，被唐人称为“清茗”。人们在饮清茗后，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以此来获得极大的享受。
而到了宋代，饮用冲泡的清茗（淹茶）已成为主流，“羹饮法”除北地边疆或南方有所保留外，中原地区已近乎消失。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
《中国六堡茶》（十二）
据1937年版吴尊任编撰的《广西特产物品志略》载：“在苍梧之最大出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区而言，五堡、四堡俱有出茶，但不及六堡之多，每年出口者，产额在60万斤以上，在1926～1927年，每担估价三十元左右。”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六堡茶的产茶盛况。
那时的六堡等产茶区，这种流动收茶点随处可见。
由于当时产茶制茶的多是农户，收茶的多是大大小小的商户茶庄，极为分散，缺乏准确的统计，很多小茶庄看到有利可图，都下乡收茶。估计真正的产销数量还不止这个数。李旭秋老人说，按当时流传的说法，最多那年收茶80多万斤。
据《广西农业通讯》（1945年）载：“苍梧茶尚多，尤以六堡乡为最。六堡茶，颇负盛名，其余所产品质亦佳，战前（抗日战争前）交通便利，所产茶除本县饮用外，全部销售港澳等地……六堡乡占全县面积之半，全县面积11455亩，年产茶5450担……”另有记载：“畅销穗佛港等埠。六堡茶当收成时，粤商在合口圩设庄收买，再烹炼制成茶饼，甚为精致，熬而饮之，味与普洱茶同，年产约50万斤。”
在1888年之后，由于印度、斯里兰卡的茶业快速发展，与中国茶形成了很大的竞争，红茶绿茶等茶类出口减少，之后十多年间，出口量锐减。
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由于其香气和嫰度，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
据宣统版《南海县志》载：“茶叶以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1893年）出口尚有六万五千担，至二十八年（1903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睹也。”锡兰即斯里兰卡。这段文字记载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遭遇重创的情况。
图为清宣统年间的《南海县志》。
不过，六堡茶的产量出口却未受到很大影响。基于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采矿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当地华人华侨对六堡茶的钟爱，使得六堡茶的出口量稳步增加，在当时中国茶类出口中独领风骚。
据《广西年鉴》[广西省统计局（处）编，1940年]第三回记载，抗战前的1935年，是广西出口茶叶最多的一年，出口六堡茶类茶叶为1128.95吨，该数据还未包括数量更大的六堡茶直接经广东口岸出口。据笔者比较，六堡茶是同时期（抗日战争前）中国销往海外出口量最大的黑茶。
自明清以来六堡茶的鼎盛期，在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的次年广州沦陷后便结束了。八年抗战，是六堡茶产销陷于停顿的几年。
“七七事变”爆发，全中国人民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六堡茶的产销也因此陷入停滞。图为事变发生时，全速赶往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华夏大地便战事不断。在广州沦陷前的1937年，此时南方尚无战事，少部分六堡茶仍能自六堡运到广州再转口外销。到了1938年的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很快占据广州。自此，六堡茶的运输通道被彻底截断，其销售几乎陷入停顿。
1941年，香港沦陷。同年，日军入侵马来西亚（即之后的马来西亚之部分，在1963年连同沙巴、砂拉越等地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东南亚旋即陷入战争漩涡之中。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侵占。这些六堡茶主要销售地区的相继沦陷，无疑是对陷入停滞的六堡茶产销的进一步打击。
1938年10月21日下午3时30分，随着侵华日军攻占位于广州的广东省政府，广州正式沦陷。
据抗战胜利后的资料《广西农业通讯》（1945年）载：“战前（抗日战争前）交通便利，所产茶除本县饮用外，全部销售港澳等地，自抗战后，交通阻塞，销售范围日形缩小，一般茶农生活无法维持。多弃茶而经营其他，于是茶叶衰落矣。”六堡茶的产销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开始进入到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衰落期。
说起抗战的往事，李旭秋老人还回忆起一段轶闻：1938年，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当年10月，广州沦陷，西江航道运输中断。广元泰茶庄之前所收购到的大量六堡茶也囤积在六堡乡村，两个伙计一住就是六七年。据说，甚至还曾被一些地方势力勒索，意图谋取其收购的茶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人辗转将在六堡存放了七年的茶叶运出去，结果这批经陈化的六堡茶极受市场欢迎，以平常价5倍多的价钱销售一空，利润丰厚，一时传为美谈。
抗战胜利后，六堡茶的生产并没有得到恢复。日寇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令整个六堡茶产业几乎陷入绝境。饱受日军蹂躏的土地伤痕累累，包括广东、港澳、南洋等地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对茶叶的消费也相应大幅减少。
需求的锐减，加上长途的交通运输尚未完全恢复，还有国内战事的影响，六堡茶在1949年之前的生产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茶价低贱，茶园日渐荒芜。茶农们为了生活，纷纷改种粮食和别的经济作物。六堡所产的六堡茶产量锐减，由几家私人茶商进行简单精制压箩，由广州经香港再转出口海外。
据一本1957年由当时的广西省供销合作社编印的茶叶书籍《茶叶采制方法》上记述，当时的情况是“岑溪在解放前，一斤茶叶还不到一斤谷”的价钱，很多茶农的茶卖不出去，连采茶制茶的工钱都不够，因而，茶农们纷纷放弃种茶制茶，“……甚至有将茶（树）砍伐作柴，大部（分）茶园荒芜，到解放时，只剩下二万余担了……”
从1937年到1949年，这长达十多年的大衰落中，很多茶庄都已停业或倒闭，六堡茶产业元气大伤，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中国六堡茶》（十）
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渗透程度加深，中国社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安，盗匪横行。为躲避乱世，大量南方地区的居民在同乡、亲友的影响下，纷纷背井离乡，远涉南洋谋生。这种行为，广东人称之为“落南洋”。而这些远赴重洋谋生的中国人，也顺带将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饮茶习惯带到了那边。
为躲避战乱，当时有不少岭南居民选择到南洋谋生。
早在15世纪初马六甲王朝时代，马来西亚的锡矿开采就已有相当规模。随着马来西亚先后于1847年和1880年，在霹雳州的拉律和近打谷发现蕴藏丰富的锡矿后，大批华南移民纷纷涌向马来西亚。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也带动了广东人所钟爱的六堡茶大量出口南洋，六堡茶产量和出口量再次得到飞速发展。
一杯六堡浸润几代华人衷肠，马来西亚茶艺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描绘采矿工人喝六堡茶的绘画作品。
从这个阶段起直至抗战开始的1937年，可以称之为六堡茶的第一次大兴盛时期，正是六堡茶业发展史上的第四阶段——鼎盛阶段。
据当时海关资料统计，1866年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为120万担，且年年递增。在马来西亚近打谷发现锡矿的两年后，即1882年，总额已增加到201万担；至1886年，四年间更猛增到221.7万担，创造了当时我国茶叶出口的最高纪录。
由于六堡茶品质醇厚、价廉、风味功效独特，耐存放（“耐存放且存放后品质更佳”这一特点，非常有利于当时的长途运输销售），因而很快受到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市场主销区认可，加之水路运输通畅，运输费用低廉，需求量不断增加。
销售畅旺促进了当时六堡茶的种植和产制。在六堡山区乃至周边地区，包括当时的四堡、五堡（即狮寨）等地，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逐年增加，出现了家家户户种茶、制茶的兴旺景象。
六堡茶销售兴旺，使得当时整个六堡每家每户都种植六堡茶。
据从小做茶，现年90多岁的六堡老茶人李旭秋回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六堡乡漫山遍野都是茶园，即使是三口之家的小户，也种有几块茶园。当时的六堡茶乡，家家户户种茶、做茶，景象非常壮观。
每当采茶时节到来，人们便需要揉捻大量的茶青。当时没有揉捻机械（磨茶机是后来才出现的），茶农几乎都是用脚踩揉的。一般的做法是：双手攀扶着门头或廊道的一根横木，然后用脚踩揉茶青。那时候，几乎每家有这种横杆、茶灶和其他制茶工具。
说起当时以脚踩茶的揉捻工艺，李旭秋老人还津津乐道，说那时候踩茶还是很需要功夫的，技术好的茶农可以把大大一堆的茶青揉踩成为很大的很圆的一团，不会散开。
由于当时六堡镇普遍做茶，因而流传有这么个说法，要分辨一个人是否为六堡人非常容易，只要看他的脚即可，脚黑的一定是六堡人。原来，由于要用脚踩搓揉，在茶汁液的浸染下，久而久之脚便黑了。
李旭秋老人说，他们家三、四个人，一造可以做200斤茶叶，因为还要兼顾种稻什么的，数量算是少的了。有的人家一造就可产茶1000斤，按一年可以采收四造茶算，一年可产茶达4000斤。老人把笔者（指彭庆中老师）带到屋外，指着远处几个山头说，当年那些山上都种满了茶树，现在上山去找，估计还可以找到一些当年的老茶树根。
当年的黑石、恭州、芦笛（或称罗笛、芦荻）、理冲等地方是六堡茶的主产茶区（现在的塘坪、不倚、四柳、理冲等仍然是六堡茶的主产区），而其他如梧峒（当地亦写作梧桐、梧洞，本书以公安户籍登记所用的梧峒为准）、高枧、大宁等地方曾经也有相当面积的种植和生产，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而为了远洋运输的需要，人们对六堡茶制茶工艺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两次（多次）蒸焗压箩成为六堡茶制作的标准工艺。
《中国六堡茶》（八）
明代，南方及广西产茶区域进一步扩大。从明代万历《明会典》卷37《茶课》记载的资料上来看，明代广西各府州均有茶叶生产，每年茶税在1183贯（1000文铜钱为一贯，亦作缗，约合一两银子）左右。其中产茶较多的州县是：桂林府的临桂、兴安、义宁，柳州府的象州、宾州，庆远府的思恩，浔州府的贵县，平乐府的恭城、修仁，南宁府的宣化，梧州府的岑溪。
《明会典》，全称为《大明会典》，是一部以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及行政法规为主的官修书。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180卷，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228卷。该书记录了明代前中期的社会发展、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分化以及明代官修史籍活动是其产生的社会学术背景。尤其对典章制度记载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明代起，茶叶产区基本保持稳定，加之朱元璋“罢造龙团，唯采芽以进”，的诏令，茶业发展的一大束缚被破除了，从而使得芽茶和叶茶（散茶）开始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茶树的栽培也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育苗移栽法，在降低了茶树的养护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茶树的成活率。茶树成活率的提高，使得人们可以将精力转移到茶叶加工工艺和培养地方特色茶类方面。于是乎，各地不同的茶类纷纷出现，六堡茶也不例外。
从明中期到清雍正、乾隆时期，是六堡及其周边地区茶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兴起阶段”。当时，六堡及周边地区茶园规模不断扩大，为之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考，从隋代初开始出现“族、闾、保”的乡村建制，到宋代为“牌、甲、保”。明代开始推行保甲制度，至清代相沿。苍梧县下设多贤乡等十一乡的建制，以浔江西江为界，江以南设五个乡，江以北设六个乡，乡以下设“堡”、“闸”、“洲”、“甲”（清代乡村中的行政组织极其繁杂，名称五花八门，有乡、里、区、社、城、镇等）。多贤乡设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六堡，六堡由此得名。
图为清同治年间保甲制度下的“十家总牌”。从1644年到1646年，清政府为治查反抗者和牢牢控制人口。开始推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以此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
随着六堡当地茶产量开始逐步扩大，以及加工技艺的提升，六堡茶的知名度开始提高。在广东特别是西江流域一带，六堡散茶以其浓厚独特的滋味而广泛传播，得到粤地民众的一致认同，“六堡散茶”这个名称也就此流传开来。至今，在很多茶类书籍甚至是专业书籍中，仍会直接使用“六堡散茶”这个名称。
明朝时，六堡散茶以其浓厚独特的滋味，在广东特别是西江流域一带逐渐传播。
在一张清代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手绘苍梧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人们的比例方位略欠准确，但龙峝（现称龙洞，粤语同音）、老二（现称老义，粤语同音）、山心、石桥之西南，即今六堡镇附近位置赫然标注为“茶亭”，从其地名带“茶”字判断，当时六堡一带已经种茶制茶，并以茶扬名周边了。
清康熙三十二年苍梧县图，红圈处“茶亭”即为今六堡镇附近。
从宋末、元、明，一直到清，史上出现过大大小小几次汉人南迁。随着汉人为躲避战乱或避祸南迁，六堡茶乡人口渐渐增多，使得茶产量也逐步增长起来，并渐渐在广东的西江流域中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慢慢地，开始有本地或广东茶商在六堡设庄收茶、运销。制茶工艺上，出现了原始的焗堆做法，但未正式形成工艺。
据考证，当时六堡茶同时有散茶、饼茶（罗盘状）、六安茶和花卷茶（柱状的茶柱，类似湖南安化千两茶）等产品。
而六堡茶能够迅速发展，还得益于当时严苛的茶税茶法。由于明代严苛的茶税茶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茶类的推广。这样一来，只在岭南一带生产，且仅在粤地销售的六堡茶，反而以其价廉物美，逐步赢得了南粤珠江流域民众的欢迎，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喜爱的茶。
接下来，六堡茶的发展，还会迎来怎样的情况，请听下回分解。
《中国六堡茶》（三）
公元前112年冬，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完成了南中国收归中原的统一大业。为了重赏立功将士，汉武帝下令将原南越国地区设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治所赢娄县(今越南河内市西北)。辖地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云南南部、海南、越南。至此，岭南地区与中原之间开始产生交流，并日渐频繁。
据《后汉书·郡国志》卷三十三记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交趾刺史部”从嬴娄（今越南河内西北）移至苍梧郡广信。自此至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11年），在长达317年的时间里，广信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一度成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范晔的《后汉书》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汉班固所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最后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创立现代历史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
这是最早的，关于我国与南洋地区海路交通的文字记录。由此可知，最晚在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就已通过海路，与南亚诸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另外，从合浦、梧州等沿线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也充分表明，在汉朝时，自合浦经广信（今梧州市），再与中原内陆承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存在。
最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主要是丝绸、五金、糖，后来逐步包括茶叶、瓷器。也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茶叶销往南洋的开端，同时也是岭南茶文化海外传播的开端。
到了西汉元始年间（公元1～5年），朝廷在广信（今梧州市）设城东驿，驿路通往洛阳，为当时中国最长的驿道。到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零陵峤道（湘桂走廊）开通，从中原到湖南境内后，可通过湘江水路南行到广西兴安，经灵渠入桂江（或从陆路）到达广信。然后沿西江逆流而上到藤县的北流河口，再沿北流河南下，进入玉林平原，转入南流江，最后到达北部湾的合浦港，发往南洋诸国。
驿路的开通，使得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传入岭南地区，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岭南文化由此开始崛起。到东汉，交趾刺史部改为交州，其治所仍在广信。
从西汉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代共延续了1600多年。其开始阶段，即两汉、两晋，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80年的将近400年间，广信作为中外海上贸易的最大集散中心，成为当时货物进出口的对接点。
“梧州、合浦在汉朝时，已是广西及西南各省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门户。”（《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这段话可从两地出土的大量汉墓及墓葬中发现的明珠、琉璃、玳瑁、果布（东南亚的龙脑香）得到印证。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梧州在汉代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会中心。
三国时期，梧州属于吴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正处在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出于同魏、蜀两国水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吴国积极发展水军，造船业得到很大的进步，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准。吴国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推动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造船业的发达，不仅带动了沿海地区的航海业发展，也使海外联系变得更加活跃。史书记载，吴国与南洋诸国、扶南（辖境约当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大量特产运至欧、非两大陆，大力传播了华夏文化
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往南亚、非洲、欧洲。20世纪80年代终于重见天日的“哥德堡1号（G？theborgI）”沉船，便为人们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忙与兴盛。
1745年9月12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满载着3000件瓷器、366吨茶叶、9箱丝绸和133吨锡离开中国港口，经过漫长的旅途，在驶进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后来，人们从沉船中打捞出大量瓷器和茶叶，部分被密封在铁箱里的茶叶保存完好，其中一些茶叶样品，现收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从这些考古研究来看，茶叶占据了货物相当大的比例，表明茶叶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一项非常重要的贸易项目。
作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为东西方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时代发展，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
为此，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对外贸易的繁荣，反过来也刺激了国内的茶业发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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