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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红工夫茶以佳品著称，最早可追溯到后唐。后唐清泰二年（935年），毛文锡《茶谱》载：“洪城双井白芽，制作极精”。洪城即江西南昌，双井即宁红茶叶基地。黄庭坚即修水双井人，他将茶送苏东坡并言：“我家江南摘云腴，落展霏霞雪不如。”《义宁州志》：载说“宁茶名益著，种莳殆遍乡村，制法有青茶、红茶、马龙白毫，茶砖等各种。”故而欧阳修《归日录》誉“草茶第一”。《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隆兴府惟分宁产茶”。当年产茶二百余万斤。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宁红畅销欧美，成为中国名茶。光绪四年（1878年）宁红贡品茶在南洋劝业赛会上获取最高等文凭。光绪十七年，俄国太子赠宁红太子茶匾额并题“茶盖中华、价高天下”。1904年宁红生产朝廷贡品茶。1914年宁红极品白字号太子茶参加上海赛会，每磅售价48两白银，被英、美、法、俄、波五国商人誉为“宁红不到庄，茶叶不开箱”。 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年），宁红工夫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步入鼎盛时期，每年输出30万箱，销量达750万公斤。光绪三十年，宁红输出达30万担。仅修水一县出口茶叶占全国总数十分之一强。1913年，俄国驻汉总领事贝勒成润闻向修水每年输出红茶20余万担。1934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到英国伦敦考察，当时伦敦市场茶叶小包装写的是宁州红茶，但里面装的是我国祁门等地红茶。吴觉农先生说："宁红是历史上最早支派，宁红早于祁红九十年，先有宁红，后有祁红"。至于宁红工夫茶所获奖项更是不胜枚举。1914年，宁红工夫茶参加上海赛会，荣获"茶誉中华，价甲天下"的大匾；1983年，荣 获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品质优良荣誉证书。高级宁红工夫茶"山谷红"还被作为招待外宾的礼茶。1985年，宁红特级工夫茶宁红金毫，是我国十大功夫茶中的珍品，该产品延用"太子茶"的原料，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加以现代科技的指导精心制成，条素紧结秀丽，金毫显露，多锋苗，色泽油润，滋味鲜嫩浓郁，叶底红嫩多芽，汤色红艳，荣获国家银质奖。1988年在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评选为金奖。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挥毫题词："宁州红茶、誉满神州、努力革新、永葆千秋"、"宁红祁红并称世纪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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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连红历史及发展
筠连红茶的历史
筠连红茶产自四川省筠连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余脉，自然条件十分适合优质茶叶的生长。茶园土壤多为山地黄泥及紫色砂土，一般地势较高，伏旱影响不大，最宜发展红茶生产。川红珍品——“早白尖”，即为筠连地方群体品种，当地古称“黄芽茶”，曾作为皇宫贡茶，当地曾流行“天子未尝黄芽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阳雀报讯将茶采，筠连红茶销华夏”赞语。
早在一千多年前，筠连县就开始有茶叶生产。建国以来，筠连县作为全国茶叶创汇基地县，以川红进入东欧市场，筠连所产红茶，在贸易上称为 “川红”，其优秀品质的形成，除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早白尖”优良的茶树品种也是重要的物质基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筠连县是“川红”茶叶的主要生产基地。所产“川红”茶叶直接销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国家创了大量的外汇，也使筠连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虽然“川红”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其优良品质却使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与久誉盛名的“安徽祁红”、“云南滇红”相媲美，成为中国三大高香工夫红茶之一。
由于筠连红茶较好的特质，赢得了市场青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筠连茶叶发展迅猛，茶园面积达到5万余亩，成为当时全国100个重点产茶基地县之一，并由此奠定了国家重要的出口创汇基地县地位。筠连红茶年产量达到2500多吨，占四川红茶产量的一半以上，年创汇近200万美元，对筠连地方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西南农业大学吕元福教授在全省茶叶会上，曾赞誉筠连是“川红的故乡”。
红茶的主要功效
红茶可以帮助胃肠消化、促进食欲，可利尿、消除水肿，并强壮心脏功能。红茶中“富含的黄酮类化合物能消除自由基，具有抗酸化作用，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病率。中医认为，茶也分寒热，例如绿茶属苦寒，适合夏天喝，用于消暑；红茶、普洱茶偏温，较适合冬天饮用。至于乌龙茶、铁观音等较为中性。
红茶能辅助血糖调节，但仍无确切的定论。 在冬天胃容易不舒服，冰瓜果吃太多感到不适的人，可以红茶酌加黑糖、生姜片，趁温热慢慢饮用，有养胃功效，身体会比较舒服，但不建议喝冰红茶。
贵州遵义红历史及发展
遵义红的前世今生
遵义红茶的崛起是个奇迹，从2009年商标注册，到现在成为与滇红、祁红并驾齐驱的品牌，仅仅用了6年时间。
150毫升的审评杯，3克茶叶，沸水冲进去，第一泡50秒出水，第二泡30秒出水。审评杯是白瓷质地，模样朴实，除了杯口大约两厘米的齿状出水口，再无稀罕处。同样的器具，不同的茶叶，冲泡同时进行。茶汤呈在配套的白瓷碗里，按照泡数次序排下去，一目了然。我们在湄潭的红茶之行，就从盛兴茶叶公司总经理甘蜜珍藏的遵义红开始了。
茶艺师时丽丽先泡了4种茶，各两泡，8个白瓷碗摆成两排。甘蜜动作娴熟，拿着白瓷汤匙一勺勺“咻”地喝过去，每一口都很大声地吸到嘴里，再含着反复吸溜几次。这是专业的茶叶审评方式，很不优雅，但是实用，这样茶水才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冲击整个口腔，茶香也会同时直冲上颚，传到嗅觉器官。
甘蜜说，真正评茶的时候，茶水是不需要咽下去的，含在口中反复咀嚼，确认滋味后吐出。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模仿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我大声吸的第一口差点把自己呛到，反复试验几次才算摸到一些门道，“咻”的一声下来，茶的滋味确实会迅速弥散整个口腔，留下强烈直观的记忆。
冲泡好的4种茶，色香味各异。第一种香气馥郁，汤色金黄明亮；第二种香味没有那么悠远，但同样浓郁，汤色也亮黄；第三种和第四种，毫无幽香，各有一种涩苦之气，汤色都明显偏红。口感差异更大，第一种满口甘香，回味没有半点涩感，第二种也差不多，细品之下稍微有点涩，第三种和第四种则是明显的涩苦。口感因人而异，但这样直观的比较之下，味道却再无法混淆。反复细品后，甘蜜揭晓谜底，4种茶叶的包装上写的都是“遵义红”，但只有前两种是用真正的采自本地海拔800米以上的茶山，后两种用的都是外山茶叶。
贵州是茶叶种植第一大省，湄潭是贵州第一大、全国第二大产茶县。却没有一个在市场上具有统治性地位的品牌，类似于西湖龙井、碧螺春那样在全国如雷贯耳的品牌在贵州也没有出现。直到近几年，绿茶类的湄潭翠芽开始被人们熟知，而被更多人知道的，则是遵义红。
一片茶叶，与其生长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据老一辈茶叶专家考证，贵州是个古老茶区这一点已成为定论。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是世界公认的茶叶原产地，贵州植茶与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有关。茶叶的生长与空气、温度、光照、土壤等因素密切相关，贵州是国内唯一兼具“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条件的原生态茶区。
具体到湄潭，其地理环境也很特殊，它地处贵州高原北部，大娄山南麓，乌江北岸，在名城遵义东南侧，常年云雾缭绕。数千年前，湄江水从贵州遵义的东北方向顺势而来。流水汇进乌江、湘江、长江，催生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经过遵义东面的峡谷时，冲刷出一个倒U字形的弯道。这个弯道形似人们欢笑时舒展开的眉毛，启发了为城镇命名的官员，“湄潭”由此得名。当地气候温和，雨雾日多，土壤肥沃，结构疏松，含矿物质丰富，对茶树生长和茶叶品质极为有利。
汉代，贵州绿茶已经成为有名的土特产品，并出现了茶树种植园的记载。晋朝傅撰在《七诲》中，记载了当时八种珍贵的特产，茶便在其中。到了唐代，贵州茶的优异品质，为茶圣陆羽所发现，陆羽在《茶经》中记述：茶在“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对照今天地理位置，历来注释虽各有出入，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所辖范围应包括今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贵州大部分地区都已能生产“其味极佳”的茶产品，其中的夷州，就是现今湄潭的辖区。“其味极佳”，应该说，这是对湄潭茶最高份量的评价。
尽管明清两代，湄潭便有贡茶，这点茶叶送达皇宫，不仅路途遥远，就连走出湄潭都极为艰辛。明、清和民国初期，湄潭通向外界的只有5条驿道：西南通遵义道宽6尺，北通凤冈道宽3尺，南通瓮安道宽1尺6寸，而东南到余庆，西北达正安道仅宽尺余。贵州不发达，源于交通不便，湄潭亦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却成了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天然屏障。
振兴湄潭的口号，可远溯到百年前，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所激起的微澜，也影响到湄潭，开始苦苦寻找兴湄富民之路。1930年以后，有了以饲养柞蚕及加工为主业的贵州丝织厂，后来也有了“七七”纺纱厂，即便是再往后的烟草种植，都未能改变湄潭的贫弱。
契机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在湄潭筹建实验茶场。三个月后，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很快与实验茶场联姻。研究湄潭历史是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岳龙的最大爱好，据他介绍，这场联姻几乎决定了湄潭接下来70多年的产业发展的重心，也让湄潭成为中国当代茶业发展的起点站。
当时的实验茶厂相当于现在国家级的农科院，并且是茶专业农科院。浙大西迁，带来的是更多专业型科研人才。在中国现代茶叶历史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湄潭这样汇集了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等这么多重量级茶学专家。战争使得这些名字与湄潭这座黔北小县城紧紧相连，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学专家李约瑟1944年10月远赴湄潭考察，回到英国后，他在发表于《自然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李约瑟毫不吝啬地将这里称之为“东方剑桥”。
这场“文军西征”，使湄潭在10年时光里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茶叶圣地，在科研、生产、种植等诸多方面，都占领了全国的制高点。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后来改革开放，茶树的病虫害防治也是从湄潭拉开的序幕。一些有影响的茶叶论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茶树病害之研究》等皆写于这一段时间。
当前全球都在使用的茶叶密植免耕技术也是诞生于湄潭，过去人们栽茶叶都是丛栽，行栽最先就是在湄潭开始，这一密植免耕技术在全国引起轰动，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发明奖。1975年至1980年，前来湄潭取经的专家多达5万人左右。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丰歉谁能补，辛苦共尔沦。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1940年，苏步青随浙大西迁到湄潭时，写下了这首描述当时生活窘迫的诗，在这里的7年工作生活，在如豆的桐油灯下，他使微分几何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每个演算、研究的深夜，他的日本妻子轻手轻脚端来的，是一杯根植于当地土壤的红茶。
这杯红茶是遵义红的前身，遵义红是湄潭茶叶兴县的一大“意外”。中央试验茶场的研发的第一款茶，其实是红茶，当时称为湄红，后称之为黔红。红茶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茶叶贸易是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抗战爆发，使传统安徽、福建等红茶产区相继被切断，贵州成为新开辟的红茶产区，通过出口以购买军用物资，是其肩负的任务，主要出口前苏联和东南亚地区。
81岁的湄潭茗茶公司董事长吴贤才说，1952年，他在国营湄潭茶场工作时，就开始参与研创“功夫红茶”，两年后，该场的“黔红”牌红茶通过上海、广州的口岸畅销国外。虽然后来湄潭县以绿茶生产为主，但湄潭红茶的工艺还在，茶香犹存。
1940年，实验茶场试制红茶获得成功，取名为“湄红”。“湄红”送给顺宁实验茶厂厂长、中国评茶大师冯绍裘审评，冯绍裘评语为:“湄红形状细嫩匀齐不亚祁红，色泽润泽，香气颇清香，滋味似祁红，制法得法或可胜于宜红。”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湄潭翠芽的崛起，为了丰富产品类型，中断了数十年的贵州红茶的开发提升日程。2008年，在黔红的基础上，根据湄潭当地的茶树品种，如“601”、“苔茶”、“419”、“福鼎”等中小叶品种茶青，经福建制茶师有机拼配后，制出的红茶外形紧细圆直、油润、金毫显露、，汤色红艳明亮，滋味鲜浓醇厚，叶底嫩芽的红茶。茶界泰斗张天福老人品过该公司的红茶后，大加赞赏，说该红茶是“湄潭茶叶品质与福建工艺的最佳结合”。
湄潭县随即决定要打造一个公共品牌，取名为遵义红。2009年，盛兴茶业公司申请注册“遵义红”红茶商标。“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盛兴茶业的总经理甘蜜形容遵义后后来的发展，他定义为异军突起，“成为和祁红、滇红站在同一高度的的高品质红茶，与翠芽一起，成为贵州的两大茶品牌。”2014年，仅湄潭县红茶产量就达1320吨，产值超3亿元，分别占全县茶叶总产量、总产值的4.4%、14.4%，“遵义红”品牌已覆盖河南、上海、福建、广东等全国红茶主销区。
“盛兴茶业能在6年间从一家小茶企成长为全省知名的龙头茶企，关键得益于遵义红品牌的带动，在铺天盖地的贵州绿茶中独辟蹊径选准了红茶之路。”今年，该公司产“遵义红”牌春茶，产值超3000万元，均比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从近两年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情形来看，遵义红肯定能很快畅销全国。”甘蜜说，遵义红茶的崛起，不仅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特色，更是对中国抗战胜利的缅怀，其深蕴多重文化内涵，从而保持湄潭盛兴茶叶强劲的品牌凝聚力和创新力，实现品牌扩张，得以向国际化现代企业迈进。
藏茶历史文化及发展
藏茶是少数民族中近六百万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又称为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与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黑茶，藏族谚语说：“旦夕不可暂缺”。
从古到今，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销茶等。是采摘于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雨极高山，当年生成熟茶叶和红苔（高山小叶种），经过特殊工艺精制而成的全发酵茶。从产地定义：历史上雅安为西康省省会，管辖现归属四川省的康巴地区（后藏），现四川省雅安市八县蒙顶山脉包括本山在内的十多个高山优质茶园；是专为西藏及周边藏民聚集区生产的小叶种全发酵砖茶主要源头；
从需求上定义：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强辐射，居民生活必须摄入高脂肪、高热能食物以适应自然环境，藏茶成为调和和分解油腻、补充维生素的必需品。高海拔地区不产茶，所以要从汉区贩茶到高原，就形成了藏族生存的补给线（茶马古道、南路边茶），藏茶也称为藏族同胞的生命之茶；
从民族物质互补上定义：历代历朝都将藏茶作为替换战马和节制藏族同胞的锐器，曾一度使茶成为政治需要的砝码，到明代洪武年间最为严厉；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藏茶又成为连接民族友谊的桥梁；以金尖和康砖成为民族团结茶主流；
从经济上定义：因为藏区在历史上货币杂乱，加之社会形态处于农奴阶段，以物易物是交易主流，藏茶按条（竹篾长条，有10kg/条、5kg/条）比值论价交易，又因为藏茶贮存越久，价值越高，藏族同胞把条茶囤积起来，成为储蓄的主要方法，往往在物质匮乏、经济萧条年代将条茶当货币使用；
从生产工艺上讲：藏茶是各种制茶中最为耗时、最为复杂的流程茶类，一般要经过和茶、顺茶、调茶、团茶、陈茶五大工序和三十二道工艺，约六个月左右，依古法炮制出品，标准藏茶褐黑有光，具有红、浓、醇、陈四绝特色。
由于藏茶是黑茶的鼻祖，其制作工艺极为考究，而且由于持续发酵（反复发酵）的原因，所以极具收藏价值，她是古茶类中收藏值较高的茶种。
藏茶的历史源流
有文字确切记载出现在《宋史》上，但从西藏的其它典籍中考证，自西藏出现藏文字以来，茶就是经常出现的内容之一，西藏史记载的传说有两种。
一说是唐代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久病卧床。一天，藏王依窗休憩，忽见一只小鸟飞来，口衔一根嫩枝。藏王命宫役取来熬水，服下后，固疾竟不日而愈。藏王遂派人按此树枝四处寻找，终于在临近汉区的高山上找到了茶这种植物。
另一说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带三件宝物：茶叶、丝绸、笔墨。自此，藏茶和中原文化逐渐与藏胞的饮食起居融合，形成了今天独特的藏文化。
总之，藏茶的历史随着中原和西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藏茶的发展在元朝统治西藏时期达到鼎盛。公元1206年，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率骑兵直指阿里，西藏归降。成吉思汗去世后，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将甘肃、青海及原西夏属区封给他的二子阔端，阔端将藏茶引入蒙军,蒙军的金戈铁马，将藏茶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这也是中国茶（black tea）在欧洲的发端。
直到今天，从中国运去的砖茶仍然是中西亚最为认可的正品“茶”，藏茶流传迄今，至少有上千年历史。因为藏茶成为藏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以它作为控制西藏的“利刃”。这种区域封锁和交易专断性（榷茶制）,使得这种千年古茶在汉区也变得异常珍贵。
雅安藏茶企业和产品介绍
瑞福生苗溪私家茶庄园，坐落于雅安天全县大坪山，属于蒙顶山系，海拔1300米高山。始建于1953年，茶山占地3万亩，茶园3000多亩，这些古茶树60年来在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生长，被四周2万多亩原始森林层层包裹，终年云雾缭绕。 与世隔绝，宛若仙境。
这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年均降雨量1500—1800毫米，森林覆盖率90%，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世界顶级水平，拥有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天然环境。
茶园采用立体生态循环模式科学管理，有机茶品质高。为探索茶行业营销发展新方向，推出了私家茶叶庄园认购新模式，以高品质原生态高山有机茶叶为基础，从种植、生产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实现全程跟踪，为茶园主提供定制化的贴心服务，打造茶行业可持续发展产业链。
历时三年（2011—2013），公司基地管理团队通过对茶园改造和种植生产管理实践总结制定了有机茶园基地生产管理标准体系；创建了中国首个茶叶庄园管理新模式：立体生态循环茶园。
一杯干净好茶是瑞福生一直的坚持，茶叶从种植到制作坚持生态古法，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千亩茶园品类有每年春季采制的绿（古芽）、红（古韵）、黑（血统藏茶）。高标准的品质要求使茶叶辨识度非常高，返璞归真！还和国家老年委合作定制适合老年人的生态藏茶。
祁门红历史渊源及发展
祁门红茶
历史渊源及发展
祁门红茶是中国历史名茶，红茶精品，简称祁红。产于安徽省祁门、东至、贵池、石台、黟县，以及江西的浮梁一带，茶叶的自然品质以祁门的历口、闪里、平里一带最优。祁门山区自然环境优越，云雾弥漫，空气湿润，极宜茶树生长，品种亦极为优良，又以8月份所采收的品质最佳，经精工细作，更显其独特魅力。
祁门茶叶在唐代就已出名。据史料记载，这里在清代光绪以前，并不生产红茶，而是盛产绿茶，制法与六安茶相仿，故曾有“安绿”之称。光绪元年，有个黟县人叫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因羡福建红茶畅销利厚，想就地试产红茶，于是在至德县（今池州市东至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效闽红制法，获得成功。次年就到祁门县的历口、闪里设立分茶庄，始制祁红成功。与此同时，当时祁门人胡元龙在祁门南乡贵溪进行“绿改红”，设立“日顺茶厂”试生产红茶也获成功。并取号牌“胡日顺”，从此“祁红”不断扩大生产，形成了我国的重要红茶产区。胡元龙也成为了“祁红”鼻祖。
祁红一经问世，就以其优异的品质成为红茶中的后起之秀，它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被誉作“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英国人最喜爱祁红，在英国伦敦市场上，祁红被列为茶中“英豪”，每当祁红新茶上市，人们争相竞购，甚至英国的皇家贵族都以拥有祁红为自豪，并用此茶向皇后祝寿，是英国女王和王室的至爱饮品，以致祁红一度获得“群芳最”、“红茶皇后”之美誉。有诗为证：“祁红特绝群芳最，清誉高香不二门。”
1980年，祁红获国家优质产品奖章，1983年获国家出口商品优质荣誉证书。曾两度荣获国际金奖。祁红的“祁门香”香飘五洲，主要出口英国、荷兰、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的国事礼茶。
宜兴红茶历史文化及发展
宜兴红茶历史发展
汉史以名，三国以盛
东汉年间，宜兴红茶已在汉家史书《桐君录》中得名，书中有言“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而其中的晋陵即指宜兴，后更有汉王到宜兴茗岭“课堂艺茶”的趣史；到三国孙吴时代，孙权曾居阳羡为政，对其极力推崇，固宜兴红茶兴盛于江南，美曰“国山茶”。
誉满唐年，诗颂文撰
唐朝年间，无论市坊乡野还是权贵宫廷，宜兴红茶已是誉满天下，茶圣陆羽亦在《茶经》中大加褒扬“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更另其名重一时；唐风好文，卢仝、杜牧、白居易、皇甫冉、陆龟蒙、张籍等诗文大家，都因深谙宜兴红茶而诗颂文撰诸多，特别是亦有“茶圣”之称的卢仝的一句“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更是将宜兴红茶的文化底底蕴趋向极致。
宋间紫砂，明清人家
宋朝年间，苏轼曾居宜兴，深研宜兴红茶在饮用中与紫砂茶壶的交相辉映之趣，并将其心得录于后人，对宜兴红茶文化和紫砂文化归于一统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下生产和经营上的逐步成熟，宜兴红茶已经成为百姓人家中的生活必需品，深入乡里，享誉民间。自然孕育，技艺雕琢
宜兴红茶乃自然孕育之佳茗，固所产之地必然先天独厚；而宜兴红茶亦为隐世璞玉，更需后天技艺精心雕琢。得春谷蕊宜兴红茶，凭靠着“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境，再加优质茶田500余亩，以及风雨适度，晴阴协调，固能够集先天之大成；又倚设备之精良、人力之精干、技艺之精湛，妙手天成饰雕琢，更令茶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不事源水，入沸弥香
宜兴红茶在浸泡饮用时无需繁多的茶工琐事，一不事源水，虽以软水为佳，但对于其他浸泡用水的来源亦是处之泰然；二不需洗茶，宜兴红茶因其叶芽细嫩，所以第一泡的茶水即能饮用；三不计沸度，只要是沸腾过后大约85度到90度的水温即可取用，入沸仅需二十秒，弥香悠然即若岸芷汀兰，更兼有解渴降温、提神醒脑、解毒利尿、除腻化积、减肥养颜、抗衰增寿、降压控脂等功效。
紫砂为器，相依成趣
清人汪文柏曾在《陶器行》中写道“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即是美誉宜兴出产的紫砂壶，而在品茗宜兴红茶之时，若能深谙紫砂为器的相依之道，聚味、增香、保温、保质，故而成趣成景，既是宜兴红茶文化的瑰宝之一，亦是平添饮茶间的唇齿增香。
福鼎白茶的历史文化及发展
福鼎有这样一个传说，太姥山古名才山，尧帝时，有一位蓝姑在此居住，以种蓝为业，为人乐善好施，深得人心。她常用将所种的绿雪芽茶作为治麻疹的良药，救活了无数小儿。人们感恩戴德，把她奉为神明，称其为太母，这座山也因此名为太母山。到汉武帝时，派遣侍中东方朔到各地授封天下名山，于是太母山被封为天下三十六名山之首，并正式改名为太姥山。古白茶的诞生与福鼎民间流传的太姥娘娘之蓝姑传说不谋而合。
也有学者认为，白茶的起源至少在唐朝之前。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七之事》曾引用《永嘉图经》的一句话：“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椽教授在《茶业通史》中指出永嘉县南三百里是福建的福鼎（唐为长溪县辖区），系白茶原产地。可见唐代长溪县（闽东）已有“白茶”品种。民国《太姥山全志》的作者卓剑舟诗中有“闻道郑渔仲，品泉兰水涯，可曾到此洞，一试绿雪芽”之句，郑渔仲即宋朝史学家莆田人郑樵，从诗中可以看出卓剑舟认为宋朝的郑樵曾品饮过“绿雪芽”白茶。另据央视报道，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曾经创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1000多年前的茶叶，更让大家惊奇的是，这些千年以前的茶叶还是茶叶中少之又少的极品白茶。尽管福鼎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但是史书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以至于很少人了解白茶的历史悠久。
明代田艺蘅所著的《煮泉小品》中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生晒茶沦于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其中“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就是白茶的加工方法，这也表明白茶的品质接近自然，品质良好。这是有关白茶生产与品质的较早历史记载。后来，明代闻龙在《茶笺》（1630年）进一步追述“田子以生晒不炒不揉者为佳，亦未之试耳”。这种“不炒不揉的制茶方法”，正是当今白茶制法的特点，即将“取芽”、“生晒”、不炒不揉融为一体。
明清时期，太姥山茶（尤其绿雪芽）的声名更盛。明代谢肇淛《太姥山志》里多处提到太姥山产茶。明代陆应阳在《广舆记》中写道：“福宁州太姥山出名茶，名绿雪芽。”清初周亮工《闽小记》、郭柏苍《闽产录异》、吴振臣《闽游偶记》、清邱古园《太姥山指掌》等文献中都有关于“绿雪芽茶是也”的记载。民国卓剑舟著《太姥山全志》时就已考证出：“绿雪芽，今呼白毫。香色俱绝，而犹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惊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国外，价与金埒。”太姥山一片瓦寺（鸿雪洞旁）的僧人至今仍沿用古法制作绿雪芽（现已由丹井茶室一阙姓居士打理），每年架梯到鸿雪洞顶采摘野生茶树的芽，晾晒成茶后待客，成品如白毫银针。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当地田野调查，普遍的观点认为福鼎是中国白茶的原产地，其生产白茶的历史悠久。福鼎白茶贸易也是历史悠久。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鼎沙埕港设贸易口岸，出口茶叶。清嘉庆初年，“白毫银针”被誉为世界名茶，是英国女王酷爱的珍品。1910年起，“白毫银针”畅销欧美。清末民初时，福鼎白茶已远销欧亚39个国家和地区。《太姥山全志》曾有记录：“运售国外，价与金埒。”2011年，在西泠印社春拍场上，有数品民国四年（1915年）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精茶”原装登场，1915年英文印鋻宛然尤在。其中，福建的马玉记白茶荣获当年巴拿马万国会的金牌奖章，此款参展茶采用精选芽尖制成，虽时光流逝百年但其茶身的白毫依然清晰可见，保存之完好堪称奇迹。根据福鼎点头柏柳村梅伯珍（梅筱溪）在民国时写的《筱溪陈情书》中所记，福建马玉记白茶都是由梅筱溪提供的。
种种资料表明，福鼎产茶历史悠久，茶史遗存丰富，一些古籍记载和论述无不彰显着福鼎白茶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福鼎茶叶的演绎文化历史，正是中国茶叶发展史的缩影。因此，品饮白茶，是个缅怀祖先勤劳智慧、体验悠悠古典情怀的过程。
茶作为祭祀历史文化及发展
祭嗣
祭祀在中国古代是天大的事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有道理的。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和天，除去其中的迷信成分，我们可以知道祭祀在培养共同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方面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没有对祖先、对上天的祭祀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个民族的形成。
由于祭祀如此的重要，自古以来它就为朝廷和家族所重视，并因此成为传统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在祭祀中的使用，应该是在它成为饮料之后的事情，因为祭祀之物大多是死者生前使用或喜爱的东两，只有这样才合乎事情发展的规律。所以在东汉之前，至少在此时的北方，茶还没有进入祭祀当中。大约到了晋代，以茶待客逐渐兴起，以茶为祭也可能出现在这时。
到了南北朝时，茶作为祭祀之物正式记载开始出现。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武帝本纪》中记载，齐武帝萧赜于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下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千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以茶为祭可能最初起源于民间而后为齐武帝萧颐吸收到丧礼中，因此这并不是以茶为祭的开始。
以茶为祭的对象可能原先只是祖先，后来才推广到了天地、自然现象，以及道教的神仙、佛教的佛、菩萨、罗汉等。《神异记》中讲到过有个叫虞洪的人偶遇丹丘子（传说中的仙人），应其所请以茶“因立奠祀”。这些记载只代表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广泛地用茶做祭品，据认为还是全国一统的隋唐时期，这时茶饮之风逐渐盛行，李郢的诗句中有“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准复见；十里皇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这恐怕就是和清明的祭祀有关吧。
作为祭品的茶其礼节要比一般的茶礼虔诚和讲究。在朝廷的祭典中，所用的都是进贡的上好茶叶，在一般寺庙中敬佛时，也都设法以最好的茶叶敬奉，《蛮瓯志》说：“《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我国古代，主要有三种用茶作祭的形式：一是在茶碗、茶盏中注入茶水；二是不煮泡而只放干茶；三是不放茶，而只置茶壶、茶盅作象征。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写道：“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奉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在宜兴的明代县志中此事也有记载。意思是明太祖朱元璋喜欢喝顾渚茶，于是朝廷定下惯例，在每年的清明前二日到奉先殿用茶祭祀的时候，采用焚烧的形式。
工夫茶的历史溯源
从明代中期以后，士人品茶讲究理趣，追求品饮过程中的精神、文化享受，茶具因此而日趋小巧精致。对此，冯可宾在《芥茶笺》中有一段独到的议论：
或问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自酌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亦强调：
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凸）不宜砥（平），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
可见，瀹茶用小壶，既可发香，又可得趣，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理性的一种追求。不过，其时江南一带多重绿茶，而且一客一壶，所以上述所论者与工夫茶仍有很大距离。
但冯可宾《芥茶笺》所说的施于他茶，亦无不可这句话，已给人一种明确的提示：用小壶瀹饮其它品类茶叶的，亦大有人在。
1987年，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发现明万历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从中出土了有时大彬制四字款识的紫砂壶一件，壶呈栗红色，高9．2、口径75、腹径11．0厘米，壶盖内沿已有轻度磨损，证明墓主生前已使用多时，以壶殉葬、亦可看出主人珍爱程度。
卢维桢死于万历三十八年，故该壶应属时大彬中前期作品。壶虽略大，但漳浦属岩茶、溪茶辐射区，所以该壶的出土，似可为我们提供乌龙茶区早期使用紫砂壶的实物依据。
明末清初，闽汶水善烹茶。张岱《闽汶水茶》诗说：刚柔燥湿必身亲，下气随之敢喘息？到得当炉啜一瓯，多少深心兼大力。周亮工《闽小纪》亦云：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子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高自矜许。
两人均亲晤汶水，所记略同：燥湿身亲与水火自任，当炉啜一瓯与以小酒盏酌客，其程式与工夫茶已很近似，如果壶中换上乌龙茶，则工夫茶法相便全具了。
乾隆初曾任县令的溧阳人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这位彭太爷可能亦是深受明人不重问茶影响者，到福建当了三年官，居然连尝都不尝一下武夷茶。难怪他领略一次并大称快意之后便有愧色。不过，他的这则琐记，倒是为我们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早的，有关工夫茶程式的记载。
可以视为简明工夫茶经的文献，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纂的福建《龙溪县志?风俗篇》：
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棺溪之蹩，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馀泉又次之。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简短的十几句话，包括了择茶、择器、择水、候汤以至水质品评的内容，而且已开列了后来被称为工夫茶四宝即铫、炉、壶、杯中的三宝。所以，这则地方志资料虽然未出现工夫茶的名目，却已具工夫茶程式之实。
值得注意的还有后段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那句话，它说明了，上述的瀹饮法在当时已相当普及，只可惜没有像彭县令那样的文人为之写记，或加以归纳总结，著成专书使之传布四方而已。
一般说来，一种习俗从萌发到定型、普及，都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自然不应把乾隆二十七年作为形成该习尚的时间上限。
二十四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袁枚在《随国食单》中记下他饮用武夷茶的经过和感想：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朴鼻，舌有馀甘。
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用小壶、小杯冲武夷茶，嗅香、试味、徐咽，袁枚所描述的过程，已与现今的品工夫茶法完全一样；虽然文中同样没有工夫茶三字。
正式把工夫茶三字作为一种品茶程式并和潮州连结在一起的文献，是清代俞蛟的《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工夫茶）：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简，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
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林，旧而佳者，贵如拱壁，寻常舟中不易得也。
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阅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须白强二枚。
这一记载，远较《龙溪县志》、《随园食单》为详，如炉之规制、质地，壶之形状、容量，瓷杯之花色、数量，以至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细炭、闽茶，均一提及。而投茶、候汤、淋罐、筛茶、品呷等冲沏程式，亦尽得其要。因此该记问世以后，便成工夫茶文献之圭臬，至今各种类书、辞典中的【工夫茶】条，例皆据此阐说。
俞蛟是浙江山阴人（今绍兴），字清源，号梦厂居士。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五十八年以监生身份出任兴宁县典史，至嘉庆五年（1800）离任。《潮嘉风月》应是他在此期间据亲历及耳闻目睹者辑录而成，故对潮州、嘉应州（今梅州）之风物能刻划入微。
俞蛟笔下所记的，当系处于基本定型、成熟阶段的潮人饮茶习俗。作为翔实可征的文献，《潮嘉风月》功不可没。但据此而认定乾嘉之际是潮州工夫茶的源头，则仍有可商之处。因为，如前所述，民俗的萌发与定型，本非一事。
明潮州遗民陆汉东《迦风草堂集?谢文笠山人惠茶》诗云：山中珍重寄，一啜爽吟魂。叶散香初动，杯倾气若存。句中用杯、一啜、气若存诸字，能使人依稀想见作者饮茶时用小壶小杯，啜后嗅杯底的情景。
清初与梁佩兰、屈大均合称岭南三大家的布衣诗人陈恭尹，有一首咏潮州茶具的五律：
白灶青铛子，潮州来者精。洁宜居近坐，小亦利随行。就隙邀风势，添泉战水声。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见《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卷六）白灶，即俞蛟所记的以细白泥为之的截筒形茶炉；青铛，即瓦档（砂铫）。
此两件乃工夫茶四宝中之二宝，能博得罗浮诗家陈恭尹潮州来者精的赞誉，可知其精洁、小巧，便于携带、逗人喜爱的程度。而茶具的精良，正反映了其时潮州茶事的兴旺。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举人、海阳（潮安）陈王猷的《舟茗》诗云：穷已如黄九，犹将茗碗行。燃炉风欲破，沽水雨初晴。秋影来无色，江涛近一声。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末两句，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潮人善于品评茶味又钟爱武夷茶的风气，比俞蛟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的记述，起码早出一百年。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明清之际，潮人（至少是在文人圈中）已有用壶杯冲彻武夷茶的习尚。这种品条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普及、提高，并在繁华气象，百倍秦淮（俞蛟《潮嘉风月?韩江》中语）的韩江六篷船中得到完善的体现。
潮人日夕品赏其中，习以为常，竟无人予以总结、描述。（或虽有而文献已阙失）俞蛟任职粤东，以外地人的眼光来观察潮州风物，遂有见景皆异、无俗不奇的感觉。加上他有采风问俗，记载宜详（《潮嘉风月》前言）的雅好，因而已臻成熟期的潮州工夫茶习尚便通过他的笔端而传闻世间。所以说，把《潮嘉风月》视为潮州工夫茶的里程碑式记载则可，将其当成工夫茶的发端则不宜。
当然，清代中前期仍有一些不饮工夫茶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就有这样一段话：因就泉设茶具，依活水法烹之。松风既清，蟹眼旋起，取阳羡春芽，浮碧碗中，味果带甘，而清冽更胜。
茶取阳羡，器用盖碗，芽浮瓯面，其非工夫茶程式，自不待言。但萧县令乃外地人，有如前述福建那位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武夷茶）的彭光斗县令一样，入乡而不愿随俗，亦在情理之中，强求不得。故其所述，似难代表潮风潮俗。
工夫茶创自何地，创自何等样人？以目前发见的资料，要确切回答仍很困难。从袁枚《随园食单》所记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数语来看，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
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何况，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待我菊花天之句，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
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
粤人至福建贩茶，由来已久。《寒秀草堂笔记》云：柯易堂曾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顶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家大贸。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风俗》也云：
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
若返观陈王猷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之句，再前溯明郭子章所谓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等情况，可知潮、闽间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
茶商一般都是烹茶、品茶高手，当他们进入茶区认购茶叶时（不至茶区，便决无前述的预付定金购某一树并严加看守之事），自然会在茶艺方面与茶农互相切磋交流；而茶农也必定会在如何改进茶叶质量、增强品尝效果等方面虚心倾听茶商意见，以期产品适销对路，达到双方互惠互利之目的。
正是出于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长期的双向交流中（也许还包括潮州来者精的泥炉、砂铫等条具之流播），武夷茶之质量不断提高，而工夫茶程式亦得以逐步完善，以致在有关这一饮茶程式的记载中，其程序与器具竞惊人地一致。
因此，在探索工夫茶程式的源头时，更倾向于乌龙茶产、销双方共创说。
清代中后期，工夫茶渐次普及。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说：
潮郡尤尚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等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全。以鼎臣制胡桃大之宜兴壶，若深制寸许之杯，用榄核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以之瀹茗，味尤香美。甚有酷嗜破产者。
嗜茶的习俗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茶叶的贸易、经营。据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卷二十五《实业?乌龙茶》所载：
近分广潮帮来来办者，不下数十号。市场在城内及东区之东峰屯、南区之南雅口。出产倍于水仙，年以数万箱计（箱有大斗及二五箱之别，二五箱以三十斤为量，大斗倍对。
假设年购五万箱，每箱以45斤（即二五箱与大斗之平均值）计，总量便达225万斤！而且，这仅仅是建瓯县一个县，乌龙茶一个品种。可见，广潮帮每年从福建采办的茶叶，数量相当庞大。凭此一项，称工夫茶而以潮州冠之，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