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元时期的茶饮发展制茶方法”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元时期的茶饮发展制茶方法”相关知识！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Cy3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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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茶具、茶文化的发展
北宋共历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太祖赵匡胤在位仅十余年，太宗于976年继位，年号太平兴国，茶事亦在促兴之列，因为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即下诏要求向朝廷贡茶，并且贡茶的样式必须是取象于龙凤，以别庶饮，就是要贵贱有别，使喝茶体现天子龙威。当时有名的贡茶基地是福建建安，产地境风凤凰山一带称北苑，故又称所产之茶为北苑茶。并苑茶以龙凤团茶(即以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而成的饼茶)著称。咸平年间，丁谓研制出更精良的大龙团进贡皇室。庆历间蔡襄造小龙团又胜一筹。以后，元丰间有密云龙，绍兴间有瑞云翔龙，大观初年出白茶，宣和年又有细水芽、龙团胜雪等。宋代还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使饮茶的含义又引申开去。宋徽宗亲撰《大观茶论》，鼓吹壮举茶之妙，由此，斗茶之风盛极一时，达官显贵、平民百姓、文人墨客乐此不疲，成为宋代品茗特色。
闲茶时先要把杯盏温一下，然后是调膏，即用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放入盏中，注入一点沸水，把茶末调制成膏状。接着是关键的点茶，即将开水冲入杯、盏、碗内，须冲点，收止自如，不多不少;再用一把小帚状的茶筅搅拌、旋转，以使茶面色泽鲜白、均匀，汤花(茶汤上的泡沫)要紧贴边沿，以保持时间久者为胜。当时用的是北苑茶，其名目已多达四十余种。起初，斗茶尚有斗择优进贡之意，后成为一种娱乐和自我调养的功夫。
将茶艺艺与书画诗文融为一体，使品茗提高到精神境界的，要数一批文化名人，如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他们品茗、赋诗、作画，留下千古名作。李清照创茶令，即一人出题考另一人，答对者饮茶，输者只能闻得茶香。
宋、元时期茶肆、茶楼兴盛。南宋临安茶馆接纳天南地北来客，成为社交场所。另外，随着茶饮推广普及，自宋代起的国家茶政开始对茶叶实行国家专营，称榷茶。而在边境地区则以茶马互市(以茶换马)形式做贸易。这两项针对茶事的国策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茶具与茶事相适应，五大名窑争奇斗艳，继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后出现了色彩缤纷的瓷艺世界。宋代民间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出名的磁州窑以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为特色，朴实淳厚的风格留下了茶史、民间工艺的珍贵资料。
五大名窑中的定窑一族，常见于文人笔墨，苏轼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
在宋、金享有盛名的钧窑，以其天青、蓝灰、灰绿、葱绿、黑绿、月白、红紫等丰富多彩的釉色见长。它在元代渐渐形成体系。
耀州窑系是与磁州窑系几可比肩的另一著名民窑系统。它以青瓷为主，兼烧白求恩釉、黑釉、绛番等，以刻花、划花青瓷为最著名。
南方的青瓷窑场，当以浙江龙泉窑为最著名。它起自五代，在南宋为高峰，清康熙以后衰落。其北宋产品造型稳重，品种丰富，流行浮雕莲瓣纹。南宋时，烧造了粉青、梅子青等名贵釉色，品种繁多，几乎涉及日用品的大部分，与茶事有关的也不少，如渣斗、杯、盏、碗、壶等。
五大名窑中汝窑窑址发现很晚，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有关记载也有些神秘。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文献中或称其釉色卵白、鸭蛋青、汁水莹厚如堆脂然，釉面开细纹片，即蟹爪纹。
哥窑和官窑也是五大名窑成员，以哥窑的龟裂开片最著名，形成独特的美感。
宋代盛行斗茶，深颜色的茶具更能够衬托斗茶所呈现的白色茶纹和泡沫，因此与唐代的青白色调比起来，宋代更钟爱黑色的底色。所用茶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建窑兔毫盏。其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苏轼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都是咏此茶盏的名句。
元代的制瓷也较可观，产品在器型、釉色等方面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这时江西景德镇青花瓶异峰突起，闻名于世。青花瓶不仅国内珍爱，而且远销国外，特别是日本，因茶汤之祖珠光氏特别喜爱这种茶具，后来青花茶具又定名为珠光青瓷。天目茶碗也传至日本，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佛僧到我国天目山佛寺留学，曾带回天目山的茶碗，这种茶碗施有黑釉，因此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带黑釉的陶瓷通称为天目瓷。天目茶碗有黄天目、白天目、黄践、曜变、油滴鳖盏、灰潜兔毛盏等。
宋元时期茶的概说
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1、宋代茶业的发展
(1)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2、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1)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等。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与唐代相比都有新的发展。
(2)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3)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干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3、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蒙古人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如赵孟俯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宋元茶吏饮发展及历史介绍
宋代因承唐代，饮茶之风更加普及。宋代梅尧臣《南有嘉茗赋》说：“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鲞铺”中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宋代开始，茶就真正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代饮茶，基本上仍因循唐代的准则，将这—高雅的享受更加发扬光大，这和宋代理学的清谈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对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津津乐道。宋代茶法中已经不再于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当时存在着“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这使得茶特别为民间所重视，至今，民间相亲时，还流传着宋代时就已形成的习俗——让女方奉茶给来为男方相亲的亲友。
此时有关茶的著作主要是宋代蔡襄的《茶录》，另外“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也以帝王之尊，亲著《大观茶论》二十篇，虽然它和蔡襄的《茶录》有多雷同，但仍不失为研究茶道的珍贵文献资料。
宋代文人中有很多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都著文立说来赞茶。此时关于茶的吟咏可谓藻墨丰富、举之不尽。其中苏东坡与蔡襄“斗茶”，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是茶史上的一段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
“墨茶之辩”说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司马光问苏东坡：“茶与墨相反，茶欲白（白茶），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东坡脱口而出一句：“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可谓妙人妙语。还有一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故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作了8个茶饼，并以雅号“石岩白”命名，其中4个送给了蔡襄，另外4个赠与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之后，蔡襄自福建返回京城造访王禹玉府第，王禹玉以最好的茶招待他，蔡襄品过后很诧异地问道：“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可谓此道中的行家。
此外，宋代时，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总结出了“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自此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发扬广大，到了江户时代形成了无数流派，并且融人到了日本人的精神中，并和宗教与礼教相结合发展出了“日本茶道”。
宋朝带给“茶文化”最大的影响，应是把“茶”的范围扩大到了四大汗国空前广大领域中。当时，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北抵北冰洋，西达西亚以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然并无元代茶事的史料记载，但在元曲之中却可见“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之类的语句，可见茶在当时寄托了隐逸之情，其普遍性已达到和酒、饭并列的程度。
隋唐时期的茶饮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隋唐时期社会逐渐走向繁荣，百业俱兴，起源于三国时期的茶宴、茶会等多种形式的饮茶活动也开始流行，茶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诗仙酒仙李白也是位品茗仙客，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诗中云：“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著名茶家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茶饮的神妙：“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近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朝是茶饮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业著作，这就是茶圣陆羽的《茶经》。该书成书于公元758年左右，书中对茶的起源、名称、品质、种植、栽培、加工制作、品茶用具、水质、饮茶习俗等有关茶艺的知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总结，至此茶学成为了一门专门的技艺和科学，这对全世界茶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书中陆羽还特别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
在唐朝还开始了一项科学创举，将单纯的茶与其它药用原料结合应用，这无疑扩大了茶饮的使用范围，也增强了茶饮的医疗保健功能，因此唐朝又被称为是药茶的萌芽时期。唐代著名医药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详述了药茶的制作、饮用和适应症，开创了药茶制作的先河。唐朝对纯茶叶饮料的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加深入，医家陈藏器精辟地总结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茶能“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肯定地说：茶“令人有力、悦志。”孙氏的弟子孟诜是我国第一位食疗专家，他在其所著的《食疗本草》中介绍了茶能治“腰痛难转”、“热毒下痢”。大诗人白居易深有感受地讲到：“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大书法家颜真卿则赞扬茶饮“流华净肌骨”。
在唐朝我国的茶饮开始向日本、印尼、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等国家传播，推动了中外文化和科技的交流。
宋元时朝代的茶业发展
从历史气候的角度看，唐朝是我国古代对茶业发展最为有利的一个时期，而宋朝的自然条件，较唐朝要严峻得多。据研究，唐朝常年平均气温，比宋时一般要高2～3oC。宋代虽然天气转冷，但茶业和其他社会生产或历史事物一样，通常是不会逆转的。所以，宋朝时尽管茶叶生产北限有所南移，但仍如有的史籍所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朝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类生产的转制和城镇茶馆的风靡各地这样三个方面。在这三者中间，关于茶类生产的转制，即从传统的紧压茶类，逐步改为生产末茶、散茶，对我国后世茶业的发展，尤有深远的影响。
1.茶业重心由东南移宋朝茶业重心的南移，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茶业的兴起这两点上。唐朝贡焙之所以设在顾渚，主要是其时气候温暖，茶叶萌芽较早，另是宜兴、长兴离运河和国道较近，采办的贡茶，能赶上天子的清明郊祭和分享王室近臣。唐都长安，宋京洛阳，相距并不遥远，宋朝的贡焙为什么舍近求远，取址交通不便的建安呢？过去史书都称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认为主要取决于茶的质量。其实，建茶的内质虽然不差，但改易贡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气候的变化。宜兴、长兴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沐京。而建安的茶叶，如欧阳修诗句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说明还与其地产茶较早，能三月贡到京师有关。
以建茶为贡，并非始自宋代，最早是五代闽和南唐时就开始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这是建茶入贡的最早记载。公元945年，闽为南唐所亡，《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保大四年（公元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里贡阳羡茶。南唐建都金陵，唐朝顾渚贡焙近在咫尺，其灭闽后，罢贡阳羡茶，命贡建州京挺的乳茶，显然其时已受气候的影响，顾渚作为贡焙，已不如建茶作贡为佳了。所以，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之说，确切地讲，是肇始于南唐李jǐng，宋承南唐旧制。
建茶名冠全国，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卓着，主要还是宋代的事情。唐陆羽《茶经》中对福州建州一带出产茶叶的质量，称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唐朝中期，建茶产量不多，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五代末年虽然开始入贡和建立贡焙，但其时社会动荡不定，加之时间不长，所以也未出名。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后，天下一统，君王又恢复到一个极其神圣的地位，贡焙因进御所享，其茶叶采制，精益求精，建茶名声愈来愈大，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
建安贡茶，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宫、西溪又次。其贡起初数量不多，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时增加到18000斤，至徽宗宣和（公元1119～1125年）时，每年更增至47100多斤。而且贡茶的名目、制形，开始也比较简单，后来追新求异，愈来愈加繁费。如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时，贡品主要为龙凤茶；到至道初（公元995年），主贡石乳、的乳、白乳等品；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丁谓造龙凤团（即大团茶）以进，八饼一斤；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蔡襄又造小龙团输贡，二十余饼一斤；元丰（公元1078～1085年）间造密云龙，绍圣（公元1094～1097年）间造瑞云翔龙，大观（公元1107～1110年）初造白茶，后又造三色细芽及试新、贡新等，到了宣和庚子（公元1120年），郑可简又造银xin水（一作冰）芽及方寸新（一称龙团胜雪），等等。总之，宋朝北苑贡茶，名目繁多，时时在变，新制一出，旧茶即被压倒和淘汰。因此，一些媚上者，也挖空心思专以更新贡品为务。有些贡茶，费工费钱，法殊名雅，实质中看不中尝。如一度为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所尚的冰芽或水芽，就是一例。据南宋时庄季花写的《鸡肋编》（公元1139年或稍后）记载：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进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埃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故谓之水芽。初进止二十，谓之贡新，一岁如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而已。其剥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残，水芽一，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一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
北苑贡茶采制的讲究，对焙外乃至建安周围制茶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1148～1167年）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讫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耳。表明了宋朝建安的贡焙或官培虽只北苑一地，但其相邻的外焙和周围的私焙，已形成为一个生产和技术的有机整体，不只官焙在技术上对周围有示范、普及的作用，周围私焙对官焙也有品质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宋朝建安在全国茶叶生产技术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茶书上得到反映。据统计，从现存的文献中，可查到的宋代的茶书目录共25种，其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丁谓《北苑茶录》（佚）三卷，周维《补茶经》（佚）一卷，刘异《北苑拾遗》（佚）一卷，蔡襄《茶录》二卷，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一卷，黄儒《品茶要录》一卷，吕惠卿《建安茶记》（佚）一卷，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曾伉《茶宛总录》（佚）十二卷，《北苑煎茶法〉（佚）一卷，赵汝砺《北宛别录》，章炳文《壑源茶录》（佚）一卷，《茶苑杂录》（佚）一卷，共14种。其中有些茶书，如《大观茶论》，严格说不属地方性茶书，但其内容以建茶为主，所以不妨也列作建茶着作一类。茶书是茶叶科技和文化的集中反映，以上论述建安茶的地方性茶书占了宋代整个茶书的一半以上，从而不难看出建安在当时茶叶生产技术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
与宋朝茶叶生产技术中心南移相伴随，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举例来说，在陆羽《茶经》中，我国南方南部各地的产茶情况，只提到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象十一州，陆羽对这些州茶叶质量的情况还不怎样清楚，仅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至于这些州邻近或更南的其他州的情况，无论是《茶经》还是其他史籍，都没有或很少提到了。
但是，入宋以后，情况就明显两样了，如《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就较唐朝要详细和丰富得多。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原注略，下同），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军土产同建州；漳州土产蜡茶；汀州土产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立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本巴陵县地，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潭州节度使析巴陵县置王朝场，以便人户输纳，出茶；兴国军土产茶；潭州土产茶；衡州土产茶，衡阳县茶溪，《括地图》云，临蒸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涪州宾化县，按：《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僚，露顶跃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夷州土产茶；播州土产生黄茶；思州土产茶。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立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邑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建元不久太宗时的作品，与陆羽《茶经》有关南国的资料相比，可知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因气候由暖转寒，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宋代中国南方南部茶业的发展，还可从与茶业相关的茶具生产来得到印证。宋代风尚斗茶，如梅尧臣和苏辙诗句：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斗茶最时尚的兔毫茶面或茶盏，就以建州、吉州最为着名。另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茶具，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宁名茶所出，俗亦雅尚，无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登茶，奚以茶器为哉。至于长沙出产的茶具，则更加有名，《清波杂志》称：长沙匠者，造条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只有精于茶事，才能俗亦雅尚，讲究到茶具。由此也可看到其时我国南国茶业发展的情况。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的另一特点，是这一时期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的转变。唐时虽然也有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说：目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一类的炒青和蒸青，但基本上和六朝以前的旧俗一样，主要生产团茶、饼茶。至北宋前期，仍和过去一样，生产以团饼为主的紧压茶类。而且，有些地方，如北苑贡茶，在技术上日趋精湛，不断创新，还把中国古代团茶饼茶的生产和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宋朝团、饼制作更精，可是工艺繁琐，煮饮也比较费事，在饮茶愈益普及特别是有更多的劳动人民加入饮茶行列的情况下，原先的传统生产格局，无疑会发生一些变革。
宋朝茶类生产的变革，首先是适应社会上多数饮茶者的需要。加入饮茶行列的劳动者，不仅要求茶叶价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工艺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青末茶，应运逐步发展了起来。如北宋葛常之在一篇论述茶叶的文章中称，唐朝的阳羡茶，由李郢的《茶山贡焙歌》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之句可以看出，其为团茶无疑，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谓之草茶而已。这就是说，宋朝一些茶叶产地，包括唐朝专门来造贡茶的宜兴、长兴一带，自不再作贡时，也自然地适应社会需要，改造团饼为生产散茶了。
在宋时的一些文献中，团、饼一类的紧压茶，称为片茶，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未茶，称为散茶。据有关文献记载，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梯归）和江南一带。
宜兴和长兴等一些地方，虽然在北宋初期就由团、饼改制散茶，但在宋朝大多数时间中，片茶的生产和产地，仍一直多于散茶。换句话说，在生产格局上，仍然是团茶、饼茶略占优势。直至元朝散茶才明显超过团、饼，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中即反映；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至于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于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即团茶或饼茶。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亦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情来看，这时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以外，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撰写的《草木子》（1378年）一书中指出，元朝建宁的贡茶，虽然比宋朝的龙团风饼要简约一些，但是民间止用江西未茶、各处叶茶。
宋末和元朝由过去传统的生产团饼为主，改变为以生产散茶为主，这还可以从我国茶书和有关农书的内容中得到证明。现存的唐宋茶书和茶叶文献中，谈到茶叶的采造，只讲团饼工艺，可是至元朝以后，在《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一类农书中，谈到制茶，就主要介绍蒸青和蒸青末茶了，很少介绍或根本不提团茶、饼茶的采制方法。非常明显，茶书或农书中对制茶工艺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茶类生产的反映。如《王祯农书》关于茶叶的采造藏贮之法，就主要介绍蒸青一种。其称茶叶来之宜早，率以清明谷雨前者为佳。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若覆之，以收火气。这也是中国有关散茶或蒸青绿茶采制工艺的最早完整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中，对唐、宋时重点介绍的团饼工艺，却讲得十分简略，只称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样等简单几句，没有把过程讲清，表明其时团饼生产已过时而无须再详作介绍了。
不过，这里也须说明，团饼生产的过时，是指汉族地区茶叶的主要生产、消费而言的。事实上，团饼作为一种传统或特种茶的生产、消费，不只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在明清的某些汉族地区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所以，宋元中国茶类生产的改制，是我国制茶和茶叶文化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团饼和散茶的这种变化，不是新与旧的对立替代关系，而是两个并列组分之间的数量消长关系。如散茶，在北宋团饼生产占统治地位或处于高峰的时期，其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许多明显发展。这可以从欧阳修的《归田录》（公元1067年）得到证明，其称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往为第一；自景佑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说明北宋初期，在建安设立贡焙，团茶、饼茶得到顺利发展的同时，浙东和浙西一带出现了向散茶转化的高潮，而且还创造出了日注这样的名茶。宋仁宗时，蔡君谟漕闽创小龙团以进，欧阳修称小团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就在建安贡茶由小龙团推向高峰的同时，散茶的区域，也由浙西推至洪州一带，并且很快创制出双井白芽这样名盖日注的第一草茶来。这些事实表明，散茶和团饼的发展，至少在技术上是不矛盾的，而且还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宋元茶类生产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简化制茶、减少烹饮手续需要的一种自然发展。
终宋一代，基本上都是处于我国茶类生产由团饼向散茶转折或过渡的阶段。这一转变，从现象上说，似乎只是制茶工艺和茶类生产上的改制，但实际上涉及到茶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国上古传统的制茶工艺和烹饮习惯，就是通过宋元茶类的改制，转入明清，走向近代发展之路的。
此外，茶馆文化的兴起，亦是宋、元茶事的一个特色。
古代制茶方法的演变及发展
至唐代（公元618～904年）全国的茶产地已达13省，制法均以蒸青团茶为主。各地的名茶不下四五十种，其中以蒙顶的“黄芽”及顾渚的“紫徇”最为有名。
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的茶叶可分为角茶（即粗茶）、散茶、末茶及饼茶四类，各类均有其不同泡法，若依其形状可归纳为八等级：胡鞭型、牛臆型、浮云型、指水型、膏土型、地潦型，此六型均属精制上级品，义竹香型及霜荷型可归粗老之下级品。
到了宋代，饮茶之风更为普遍，民间的名茶不下百余种，其制法已由蒸青“团茶”发展到蒸青“散茶”。据《文献通考》记载：依其外形不同，分为三类：（1）片茶，如龙凤、石乳分十二等；（2）雨前、雨后分十一等；（3）脑茶，如脑面等分十二等。
散茶为宋代的产品，所谓“唐重阳羡，宋崇建州”，建州即福建省建宁府，如今的建瓯、建阳、崇安、政和等县。
由于宋徽宗（公元1101～1126年）爱好品茗，不惜重金奖赏，以寻求新颖的贡茶。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中，亦谈及新茶，二十种中，以建溪的白茶品质最优。所谓白茶，亦是朱子安著《东溪试茶录》中所称：贡茶七等之首——白叶茶。此白茶，依作者的推断，应是福建白茶，以及台湾省高级乌龙茶的前身。所不同者当时是采用绿茶的制法而成。
宋代所产名茶，除福建武夷的“龙团”、“粟粒”及“铁罗汉”外，尚有绍兴的“日铸”，婺源的“谢源”以及隆兴的“双井”，皆属绝品。
到了元朝，团茶渐被淘汰，散茶大为发展。依茶青鲜叶老嫩的不同，分为两类：芽茶如“探春”、“紫徇”、“柬尖”等；叶茶如“雨前”、“雨后”。
元朝（十二世纪末），福建、浙江等地绿茶的制法，已由蒸青变为炒青，以提高其香味。也有人说炒青绿茶为明朝朱元璋所发明，因为他曾竭力倡导发展“炒绿”。
到明朝，不但绿茶的制法有所改革，连其他的“白茶”、“青茶”、“黄茶”、“黑茶”以及“红茶”，均有突破性的发展。
公元1591年许次所写的《茶疏》中云：江南之茶，唐人首重阳羡，宋人最重建州。如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
黄茶发展的五个时期
历代茶书、茶诗对黄茶的记载极少。关于黄茶及其加工的确切记载，主要在明清时期，而较早的资料仅偶有记载。经梳理，我国黄茶的发展历史，作为六大茶类之一的黄茶，在我国的发展从萌芽到衰落经历了五个时期，这里来分时期分别详细看看黄茶的发展历史。
萌芽期：西汉至隋朝
这一时期，黄芽之名已出现，主要是出现了蒙顶黄芽、霍山黄芽这两种。蒙顶甘露早在唐贡茶之前就已名动天下，但蒙顶甘露和蒙顶黄芽具体的产生时间均不明确。霍山黄芽纯粹因芽头发黄而被称为“黄芽”，工艺上基本上仍是晒青。它的“黄”，指芽头天然发黄，仅为色素缺乏的表现，是一种低色素茶种。
发展期：唐宋时期
《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书中所记“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可能是早期蒙顶黄芽的肇始。岳州“邑湖含膏”就是清朝记载的“岳州黄翎毛，含膏冷”，也就是今天的黄小茶——北港毛尖。“寿州黄牙”就是沿用唐之前的“寿州黄芽”，不过已由晒青团茶演化为蒸青团茶。“蕲门团黄”与“寿州黄芽”属于同一产地。
上述的蒙顶茶、霍山黄芽和邑湖含膏三种黄茶始祖，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唐朝贡茶。而“霍山黄芽”至宋时，开始出现向散茶的演变。
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了一段饼茶加工中的“过黄”：“茶之过黄，初人……焙之，次过沸汤烤之。凡如是者三。……八火之余六火，火数既足。”这里的“过黄”，指的是一种特俗的干燥方式，干燥中以沸水“烤”之，类似现代工艺中蒸汽，制成后的饼茶表面略微发黄。
高峰期：明朝
黄茶的闷黄技术正式出现。明代，霍山黄芽炒青口感虽好，但韵味保存不够长久。采用闷黄技术后，茶叶韵味更厚更易保存，品质更为突出，能将霍山黄芽香高味甜的特色充分挖掘出来。同时，也解决了炒青茶香味易散、陈化较快、口感较苦涩等缺点。后来，蒙顶茶也发现了黄变后口味更甘和，韵味依然出色，慢慢摸索出一种炒黄与闷黄相结合的易保存的甘和的茶品，这就是蒙顶黄芽。霍山黄芽和蒙顶黄芽沿着两条不同的演化路径，发展出不同的闷黄技术。霍山黄芽为突出低色素、氨基酸含量高的特色，朝高甜度高茶香方向演变，采用了三锅或者两锅杀青，高火烘、湿闷，延长摊放时间，缓慢氧化发酵的技术，口感接近绿茶，但内含物充分转化，茶质保存了绿茶的营养物质，提高了甜度，却无重火重发酵之弊。蒙顶黄芽则充分发挥了蒙顶茶芽紧致的芽头优势，采用了三炒三闷的技术，因而极易保存，韵味独特，甘甜平和。
此时，霍山地区出现了新的黄茶品种——霍山黄大茶。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因制作程序繁复、成本高昂，不适合平民饮用，而黄大茶采用较为简便的制作方式，可大批量生产，满足平民的需求。霍山黄大茶采用粗老原料、重发酵、高火烘、大批量制作等降低成本的方法，形成了粗枝大叶高火香的特色，是一款真正平民可饮用的黄茶。这就形成了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作为贡茶高端茶，霍山黄大茶作为平民茶的黄茶格局。
明许次纾《茶蔬》记载：“江南地暖，故独宜茶。……顾此山中不善制造，就于食……炒，未及出釜，业已焦枯，讵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笱，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黄萎，仅供下食，奚堪品斗。”由此可见，黄茶是由于“不善制造”而产生的。这段记述与现时黄大茶大致相似。焦味和闷黄，正是黄大茶的品质特征和制法特点。可见黄大茶至少有400多年历史了。
颠峰期：清朝
清朝是我国黄茶的颠峰时期，各地独自发展的黄茶技术开始成熟，很多黄茶纷纷出现，如平阳黄汤、贵州海马宫茶、广东大叶青、莫干黄芽。
清赵懿《蒙顶茶说》(此文约作于1892年)记：“名山之茶美于蒙。……岁以四月之言采，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每芽只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火。以纸裹叶釜中，侯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于釜底口，烘令干。……焙稍瓮，则叶背焦黄。稍嫩则暗黑。此皆剔为余茶。”文中描述的就是蒙顶黄芽的加工工艺，其闷黄阶段是分两步。一是用纸包好后，用竹叶包好放到釜中，然后揉捻;二是闷烘，放到釜中，绷紧釜口后，再烘干。
衰落期：民国以后
民国战乱频繁，加上为了用红茶绿茶出口挣外汇，很多黄茶竟然失传了。
解放后，很多茶区绿改红。计划经济时代，又有很多黄茶因为产量减少，技术也开始遗失。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传统黄茶除君山银针和沩山白毛尖还有霍山黄大茶，别的黄茶基本停产或遗失。到现在，能炉火纯青地掌握黄茶制作技术的师傅已屈指可数了。
解放后至今，能够见到黄茶本来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很多茶友和专业茶人都只能以大师们当初定制的标准为参考来衡量所有见过的黄茶，但标准是统一的，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就出现了不以茶的品质来衡量，而是以黄变程度来衡量黄茶，越黄越好，汤也是越黄越好，根本就抛弃了黄茶本来甘甜平和的本质特点，甚至还出现了以是否鲜爽作为黄茶标准的茶人，标准混乱的一塌糊涂，黄茶一时变得真假莫辩。
中国制茶技术的发展
茶性味苦,古时也曾叫"苦菜"。茶叶转变为普遍饮料，就需要经过加工,改变它的性质。在加工过程中，技术不断革新和演变,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历代干干万万劳动人民辛苦实践和研究改进，才逐步提高品质，为广大人民作日常饮料。
制茶工业的发展，大约可分为4个时期:制茶起源时期、制茶变革时期、制茶发展时期、制茶机械化时期。
一、制茶技术演变
公元前六干多年，仰韶文化时代，已有茶树了。到公元前二干多年神农时期才被劳动人民发现野生茶树的鲜叶，可解七十二毒，就人工加以繁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联合巴蜀少数民族伐商纣时，巴蜀园庭中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并作为贡品。
茶叶作为贡品是经过加工的,如一般的中草药晒于收藏。鲜叶经过晒干,由于光热的作用，品质起了很大变化,如现时的白茶具有特别风味。中国制茶历史至少也有三干多年了。
(一)制茶起源时期从神农时期公元前二千多年到唐朝末期，公元960年，自野生茶树的鲜叶晒干到唐朝的蒸青团茶。这段时间很长,自发现野生茶树一直到唐朝作为普遍饮料，其间经过很复杂的变革。开始生煮羹饮，继而晒干收藏。到了魏朝(公元220-264年)才制饼烘干，饮用时碾碎冲泡。
通过制造饼茶的实践,认识饼茶青草气味很浓，由物质变精神，经过推理，产生了去掉青草味的认识，再实践,发明蒸青制法。即把鲜叶蒸后，捣碎制饼穿孔，贯穿烘于，茶叶品质有了改进。
由制造饼茶去青气的实践，又产生了茶汁苦涩味的认识,再通过实践，鲜叶先洗涤而后蒸青。蒸后压榨，除去叶汁，然后制饼,降低苦涩味。印度现时制绿茶挤掉一部分叶汁,就是学习我国唐朝的制法。
贡茶制造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等工序。制作精细,茶芽采下来，先放入水中浸泡，然后蒸。蒸后用冷水冲洗,使其很快冷却,保持绿色。冷后先用小榨去水，再用大榨压去叶汁,榨水榨汁的次数有多有少。去汁后,放入瓦盆内兑水研细，造饼烘干;烘干次数根据饼片厚薄而定。10一15次不等。
这些技术措施，有好有坏。好的方面,用冷水很快冲洗，保持绿色，为现时制蒸青绿茶所取法;冷水改为风吹，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进的。坏的方面,榨水榨汁，夺茶真味，降低茶叶质量。蒸青团茶制法被淘汰就在于此。
(二)制茶变革时期从公元961年到1368年,蒸青团茶到炒青散茶。这个阶段自宋朝至元朝约经三百多年。先是由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后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通过蒸青团茶的实践，得到苦味未能完全去掉，茶香不正的认识，再实践改革。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保持茶叶的原有香味。日本现时制造碾茶，就是中国当时的蒸青散茶。所不同的，饮用时，不碾成碎末，而是全叶冲泡。饮用相当普遍,并订立鉴赏的方法，以辨别茶叶品质好坏。蒸青团茶的制法，至此而终结。
经过无数往复循环的实践认识，到12世纪末叶，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利用于热发挥茶叶优良香味，改掉蒸青香气不高、滋味不浓的缺点，是制茶技术的变革。
(三〕制茶发展时期从公元1368年至1700年前后，自明朝到清朝,这个阶段，虽然也是三百多年，但发展很快。自炒青绿茶发展到各种茶类，花色齐全。
由于炒制烘青绿茶的实践,认识烘干香气不如炒干。通过炒干的实践，发明了炒青绿茶的制法。通过多次实践，认识往复循环，制茶技术逐步变革，新的发明创造也随之不断出现，制茶花色就越来越多。如松萝、珠茶、龙井、瓜片、毛峰等名茶相继先后出现，都属烘青和炒青绿茶，各有特点，丰富多彩。由此推进，又发明黄、黑、白、青、红五大茶类。
(四)制茶机械化时期中国利用水车动力碾磨制造团茶，在唐宋时期早已实行。近代利用机械制茶，国外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中国发明制茶法后，有条件发展茶叶生产的国家，先后来中国学习茶叶生产技术知识,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根据自然条件的适应，日本最先发展绿茶生产，其次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先后发展红茶生产。印度茶叶生产都属英国资本家所有，技术改进较快，于20世纪初,首先应用机器生产分级红茶,继之，日本应用机械生产蒸青绿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