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的四个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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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茶道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罗统一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
6世纪和7世纪时，朝鲜半岛的新罗为了求佛法，向中国唐朝派遣了很多僧人。这些人在唐朝接触茶后，回国时把茶和茶籽带回新罗。《三周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茶自善德王有之”。《驾洛国记》也有“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的记载，可见朝鲜半岛饮茶不晚于7世纪中叶。
新罗时，茶是祭祀的重要物品，国王和王子们与茶相依。和唐代陆羽同时期的新罗僧人忠谈精通茶事务，以茶供奉弥勒。花郎道把茶作为修炼之用，新罗学者“海东孔子”崔致远曾在唐朝为官，后曾携带中国茶回国，并以茶宴客。
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记载，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唐朝带回茶籽，种植在地理山。此后，饮茶风气开始在社会上层以及僧侣、文士之间传播。
此时，新罗的饮茶方法采用的是唐朝盛行的的饼茶煎饮法。
鲜半岛茶道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高丽王朝时期。这时王室和宫廷的茶文化已经十分浓厚，每年的两大节日燃灯会和八关会都要举行茶礼，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等也要举行茶礼。
高丽时期佛教盛行，中国禅宗茶礼，如唐代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传到了高丽，对于高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的建立产生r影响。僧侣们不仅以茶供佛，也用茶来提升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曾作《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人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高丽末期，在儒者们的努力下，朱文公家礼得到推行。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祀礼中都要举行茶礼。道家茶礼受到了宋朝影响，在焚香、叩拜后献茶。而百姓在婚丧祭祀等礼典中都要用到茶。
高丽早期使用中国唐朝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宋朝的点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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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的四个时代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日本列岛。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下面分四个时期来叙述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奈良、平安时代
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讲《大般若经》时，曾有赐茶之事，则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初期。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公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最澄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其周围仍生长着一些茶树。
与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同船回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字悉昙子母并释义》等书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等字样。
《日本后记》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记事中，记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宝龟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国的，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各国种植茶树，每年都要上贡。《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说，在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当时是如何饮茶的?从与永忠同时代的几部汉诗集中可以发现，日本当时的饮茶法与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完全一样。《经国集》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写了将茶饼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独对金炉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点燃兽炭(兽炭须臾炎气盛)，待水沸腾起来(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点吴盐，味道就更美了(吴盐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罢余香处处薰)。这是典型的饼茶煎饮法。
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爱好文学，特别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响下，弘仁年间成为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时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诗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献诗》等。
弘仁茶风随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别诗由于宇多天皇在宽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领袖天台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会中调钵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断。但在十世纪初的《延喜式》中，有献濑户烧、备前烧和长门烧茶碗等事的记载，这说明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日本流传。
总之，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虽于九世纪初形成“弘仁茶风”，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时代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茶经》。
二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
(一)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划时代人物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荣西两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个月，1191年回国。荣西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荣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另献一本誉茶德之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荣西渡宋回国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
荣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禅宗系统包括荣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统则有西大寺的叡尊、极乐寺的忍性。饮茶活动以寺院位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间，这是镰仓时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开山者南浦绍明禅师，自宋归国，获赠径山寺茶道具“台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台子”后传入大德寺，梦窗疏石国师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台子，开点茶礼仪之先河。此后，台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来。
镰仓时代末期，上层武家社会的新趣味、新娱乐“斗茶”开始流行，通过品茶区分茶的产地的斗茶会后来成为室町茶的主流。
(二)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点茶道的影响，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现具有游艺性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斗茶是扩大交际、炫耀从中国进口货物、大吃大喝的聚会。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是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据记载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香、蜡烛、鸟器、刀、钱等。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日本式的跪坐茶礼。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
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师武野绍鸥(1502—1555年)承先启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绍鸥从界町来到京都，师从当时第一的古典学者、和歌界最高权威、朝臣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同时，师从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陈(三人皆珠光门徒)修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室町时代末期，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国茶艺美学的四个境界
从宏观的角度大体说来，中国茶艺美学有以下四个境界：
认识之美茶叶审评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审评茶汤是否“甘、活”，“活”这个标准一般只出现在很难得的茶品中，只有极少的产地，纯熟的制茶，再加上天公做美，或可得一泡清香甘活之茶。与茶一样，茶艺之美的首要境界也是“活”，这个“活”是茶人认识茶、认识自己的过程。
中国茶有六大茶类，论起品种，何止千万。去了解这些茶的知识，踏上寻茶的历程，这也即是儒家所谓“格物致知”的过程。
此阶段的茶艺之美，可以从书本，可以从茶会、茶旅，亦可以在茶馆中得到。每认识到一种新茶，寻访得一泡茶中旧友，这其中的愉悦与庄严感是不可言说的，也即是在这些认识的旅程中，茶人渐渐的认识到自我，从而保持新鲜、鲜活的寻美之心。
体味之美体味之美包括“体”与“味”两部分。体，是体验，体验可以看做是“认识之美”的延伸。
茶人仅仅在书本上和茶事中认识了茶，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如果要真正认识茶，必须亲自去喝，亲自去泡，亲自去找。要付出过，才能真正得到，世界永远是能量守恒的，茶的艺术中尤其没有投机取巧。要亲自挨烫，亲自受苦，像一个茶农那样采过茶，像一个茶商那样了解茶，像一位长者那样疼爱茶，像一位晚辈一样敬爱茶，这，才算是对茶有了一些基本的体验了。
唐朝的赵州从谂禅师有一个著名的公案：一位学人前来问禅，赵州旋问：吃粥也未？学人垂手答：吃了。赵州答：洗钵去。这就是中国的禅宗对于禅的正宗回答，也是正宗的茶之“道”。禅与茶同时重视“体验”，这种“体验”里最重要的是一种“不逃避”、“不放弃”的精神。举刚才的公案来说，公案中的学人之所以吃了粥不洗钵，跑来向赵州和尚问“禅”，乃是因为他觉得“问禅”这件事情显然是比“洗钵”更为重要的，然而这就落入了比较与分别的窠臼。茶，亦复如是，当你问别人红茶是什么样的，别人回答了，你记下了，从此认为红茶就是别人说的那样，开始凭一知半解从芸芸众茶中“分别”红茶，并以此为傲。那么红茶一物，其实在你心中已经死去了。要想知道什么是红茶，只有去体验，去喝，不错过每一个过程，做好当下该做的事，这才能真正认识到她，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体验到红茶之美。
再来说说“味”。茶中值得品味、回味的实在数不胜数，尤其中国茶几千年的历史，留下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从文人雅士的玄谈雅集到高僧逸道的评泉论水，从友人翻越千山万水日夜奔骑寄来的一片春茶，到百姓人家粗陶破碗沏来的一碗粗茶……茶中可体味到各层次的美，并从这些古代的美中，达到与古人交流的境界。老子有一个观点叫“味无味”，即是从有味体会出无味来，从无味中体会出有味来。从世俗的茶境中体味毕，再回味回味，其实茶中只一味——本心。
自由之美之于中国茶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既是一笔华丽的财富，又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茶艺中，我们很难不被祖辈的经验影响，甚至左右。茶圣陆羽认为邢州瓷是很好的茶具，《煎茶水记》认定庐山康王泉是天下第一泉，袁枚认为喝茶就得小杯细啜……这些组成了“茶”，但“茶”并不是这些的总和。所以，茶艺的第三阶段，重要的乃是“觉”：知道其在那里，而不被其所左右。
很多时候，明明参与茶事的是我们平日很尊敬的人，而做为同样参与茶事的我们本人却不在“这里”。也许已经神游至昨天看过的一本好书里去，也许陷入刚刚了结的一场吵架中去，更直接的，只要茶会中有一位我们平日不太喜欢的人，这场茶事在我们眼中已经完了。生为凡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情绪所左右，被观念所左右。当我们瀹茶时，拿起时可知道是拿起？放下时可曾真的放下？觉知这一切，觉知茶事中的每一个动作，觉知每一个当下，从茶事之美印证到本心之美，这方不辜负那一泡自然自由之茶。
茶艺之美的第三阶段，正是随处作主的自由之美。
人性之美茶中之美固然是多样的、数不尽的，但茶艺之美的共性却是同一的，那即是神秘、默然的东方之美。茶是美的，然而同一泡茶，每一泡的美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冲泡出来，又有不同的美。这无法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标准化、计量化，没法短时间内让人迅速弄懂，马上接受，没法CIS后推广至全球，保证同一个烧杯泡出的茶完美无差的拥有同样的温度、口感、香气……然而，茶之美不也在此吗？茶不是快餐文化，功夫在茶外，如若没有如是经历，如是学习，很难探寻到茶之真美。
茶之真美，来自于接受。无论生命是怎样的，“我”都接受。从中国文化的根上来说，接受是一种认同，是打破后的再造。检视中国文化，无论是易学还是禅宗，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主张打破二元对立，打破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打破能所，使之“不二”，使之归于“中道”。“我”的个子比别人矮，我接受；“我”长的不好看，我接受；“我”比别人优秀，别人嫉妒我，我接受；我嫉妒别人，我接受；“我”泡的茶不如你泡的好喝，我接受；“我”泡的茶比你的好喝，我也接受……如果我们总是接受，久而久之，就没有什么“不接受”，也就不会再产生更多的比较。我们之所以挑剔，之所以不安，乃是源自对自己的不接受、不满，只有接受自己了，喜爱自己，才能真正尊重自己，尊重生命。而从茶事中训练自己坦然的接受这一切，紧张感松了，定力培养出来了，人性本来之美焕发出来了，自然能够欣赏到茶之美，以及万物之美。
茶艺的第四个境界，其实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追求的不是一次完美，一次永恒，而是生命的终级。是松，是定，是静，是道，是禅，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是平等的人与平等的茶，平等的交流，是这平等的交流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所达到的一种均齐——无语之均齐。
中国饮茶方法的四个阶段
我国有数千年的饮茶史，人们的饮茶方法随着制茶技术和饮茶实践的发展进步，有过四次较大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煎饮法
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食不果腹。当他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采食茶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兴奋精神、能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茶是药。当时茶叶产量少，也常作为祭祀用品。
第二个阶段：羹饮法
从先秦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象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至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在唐代接受饮茶的习惯，故他们至今仍习惯于在茶汁中加其它食品。
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
此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山现了，唐代开始流行，盛于宋。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饼，饮时再捣未、冲沸水。这同今天饮砖茶的方法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冲饮法的祖宗。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愈、姜、桔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唐代中叶以前，陆羽己明确反对在茶中加其它香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说明当时的饮茶方法也正处在变革之中。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饮过清茗，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能获得极大的享受。宋人以饮冲泡(淹茶)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地之外，己很少见到。第四个阶段：泡饮法
饮茶的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
此法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以来。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过蒸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这是茶在饮用上又一进步。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宋代研碎冲饮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同今天大多数人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
目前开始的速溶茶、茶饮料等饮用方式也许正是新兴茶饮法的开端。
茶马互市之路“茶马古道”倾注了感情的四个字
真实、寂静，曾经喧闹繁华。留在神州大地上和中国人心里，不因时间而磨灭，上面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原产于中国云南。茶为国饮，中国人饮茶已五千多年。茶自唐以来是西部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是藏人的生命。
马，良马来源于西北边境，是内陆地区运输骑乘、农耕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古代的汽车、坦克和拖拉机。
古道，一千四百年历史，茶和马在上面川流不息地流转，人与马脚下的路像血管样交错在中国西部广袤的山水之间，血管里涌动着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马古道”是倾注了感情的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部厚重的书。有人说它恢弘，有人说它神秘。最初踏上这条路是1991年。那时它还没有这么意蕴丰富、韵味十足的名字，但是它吸引我十几年。为了解这条路及其周边的风土人情，我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十几次来到茶马古道的区域，现在它仍旧吸引我，不是强烈的吸引，而是绵长的向往。
丰富多彩、神秘未知、惊险多变、风情万种所有吸引人的要素茶马古道都具备了。我喜欢这条路，因为它经典-静静地延伸，不因为人的注意而存在，不因为人的忽视而消失，也不跟着时尚变化，变化的是这条路上的斗转星移。
茶马互市之路茶马古道-现在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专用名词。
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古道称茶马大道。茶马大道产生于中国唐代汉族产茶区的茶和吐蕃良马的交易，史称茶马互易或茶马互市。在官方指定的、交易地点，茶和马相互交易，时间久了，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茶马互易通道，就像古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几条着名的古道一样。
任何历史深厚的古道都具有相同特点：运载物资，传递文化，民族融合，血脉传承。
最初，茶和马的关系是中原人把茶卖给西北少数民族，从他们的手中换取良种马。藏区的藏民是茶的主要消费群体。中国藏族地区前身-吐蕃是在清代才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版图内，但一千多年来两个区域互惠互利的贸易，收获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双方的安定，这是绝大的双赢。
需要提及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传承和一致的特点，中国的几条文明古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茶马大道的一段（从四川到西藏）是古代唐蕃古道的路线，而且古代茶马道与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天水、兰州等地交叉、重叠。兰州也是茶马古道重镇之一，在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相关的甘肃地区考察期间，我穿行在河西走廊，走访当地的回族老人，并向专家请教。
自己置身于资料中提及而不被世人关注的茶马古道北部交易大镇时，心里有按捺不住的兴奋。
以马运茶之路十几年前，李旭和他的几个热血同伴在历经艰苦执着的茶马道行走时，给茶马大道想出一个亮堂堂的名字“茶马古道”。这四个字无论从语音节奏、语感，还是表意、结构，尤其是留给人遐想空间的古意，对茶马道来说都是再贴切不过了。
他们给茶马古道的定义是：用马运茶（也有部分盐等日常用品）的道路。
对于由滇入藏的茶马之路来讲，他们的说法是成立的。在一千多年间，无论内地对马需求与否，茶都经年累月源源不断地从滇大山深处的教堂南运到藏区。
茶马古道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茶马古道”这个意蕴深远的名字下，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涵括更广的概念。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大道，还是现在说的茶马古道，茶和马是路上的主角，当然也少不了那些给古道增添神奇浪漫色彩的勇敢智慧的探险者-赶马人。所以，广义地理解，茶马古道的视野更加宽广。
茶马古道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一条古代的物流通道。
从今天完备的物流体系这个角度来看，一千多年前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茶、马和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物流体系元素。
因为喜欢茶，因为好奇这悠远古道，我已经走过我的视野内茶马古道的许多地方。但想要走完，确属不易。
无论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茶马古道和茶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只要跟它们相关的信息都会令我心跳加速。原始的山川河流，几千年来滋润中华儿女的茶叶，绚丽的西南风情，竹楼、火塘、土锅……为了这份牵挂，我不断学习、探究，一次次踏上这片迷人的土地，用脚印填补对茶马古道的未知，勾画我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这四个字越叫越响，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自己的茶马古道之梦来到滇藏地区，试图用自己的脚板与过去的赶马人应和，去感受那份久远的、几乎已经逝去的古意。
但在各种公共信息平台上，古代的茶马交易通道和滇藏一带茶马道定名、定义概念混杂交织，含混不清-茶马古道到底是茶马互市之路，还是用马（也有用牛、骡）运茶之路？
多元文化交融之路茶马古道在国内辐射的区域为广大的西部地区。云南南部边疆产茶区、四川产茶区和青藏、陕甘宁地区因茶而联结，马帮经年穿梭在广袤的西、南部地区。
西、南部地区与多个国家接壤，大漠孤烟、山河壮丽，牵动着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神经，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边界的安宁、茶与马的相互需求造就了最初的茶马大道。
马帮在茶马古道上往返奔波的千年历史中，茶马古道辐射区域的各民族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并与周边民族不断相互交融。
由于战乱、饥荒、统治者的政治目的等原因，中原地区汉人不断南迁；加上中原政权的改朝换代，和统治者不断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理等等诸多因素，使汉族文化和彝族竹筒茶西、南各民族文化不断地碰撞、挤压、融合、渗透，共存共兴。
非凡雄伟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养育着非凡的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绚丽的人文画廊在这里展开-属于氐羌、百越、百濮、汉族和土着等文化类型的29个民族风情各异，渊源久远，文化丰厚；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等信仰和意识形态共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各民族建筑、服饰、艺术、饮食、茶饮等民俗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茶马古道是这个展示画廊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意义。它运载和传递的不仅仅是茶叶，更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多元文化交融的通道，是名副其实的海拔最高的文化交流之路。
古道茶俗绚丽多彩茶马古道沿线的茶饮呈现出多彩的样式。
产茶区民族以饮用晒青毛茶为主，直接冲泡、用陶罐烤茶叶后冲水或用大土锅煮饮，还选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对鲜茶叶进行加工（用植物叶包茶烤后冲水，或用竹筒煮等）饮用，更有茶汤对米酒的普洱茶酒等等。除大致相同的茶饮形式外，民族间各有差异，基诺族菜包茶、凉拌茶和布朗族酸茶因保留了较早的食茶习惯而更显独特。
思茅、大理一带喜饮烤茶，用本地产的绿茶，或者用沱茶、饼茶，烤后清饮或调饮。
而云南西北部和藏区，单一或混合调入酥油（有的民族用其他油脂，如漆籽油、猪油等代替）、鲜奶、盐甚至米酒、糌粑等物，调饮品种多样。
藏族嗜茶如命，纳西族、傈僳族、怒族、苗族等聚居区更有“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的歌谣，每天饮茶又何止三盅！拉祜族、佤族、哈尼族的爱尼人犹爱酽茶，不酽不够劲，不酽没力气，甚至饮浓茶上瘾。各个民族在日常饮食生活、祭祀、社会交往等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茶的喜爱和依赖。
茶马古道茶饮习俗因民族所处区域的水土、物产、本民族文化、饮食传统不同而不同，并与其他民族相亲相融，多样而各具风格。
茶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什么？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物态文化——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茶艺程序美不美 要看四个方面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艺程序美不美 要看四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再看茶艺表演时，很多茶艺爱好者只注意到音乐美、动作美、服装以及道具美，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其实，一套茶艺程序美不美要看四个方面，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看是否“顺茶性”。通俗地说就是按照这套程序来操作，是否能把茶叶的内质发挥得淋漓尽致，泡出一壶最可口的好茶来。各类的茶性(如粗细程度、老嫩程度、发酵程度、火工水平等)各不相同，所以泡不同的茶时所选用的器皿、水温、投茶方式、冲泡时间等也应而不相同。表演茶艺，如果不能把茶的色、香、味最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泡不出一壶真正的好茶，那么表演得再花哨也称不得好茶艺。
二看是否“合茶道”。通俗地说就是看这套茶艺是否符合茶道所倡导的“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和“和静怡真”的基本理念。茶艺表演既要以道驭艺又要以艺示道。以道驭艺，就是茶艺的程序编排必须遵循茶道的基本精神，以茶道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艺示道，就是通过茶艺表演来表达和弘扬茶道的精神。
三看是否科学卫生。目前我国流传较广的茶艺多是在传统的民俗茶艺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有个别程序按照现代的眼光去看是不科学、不卫生的。有些茶艺的洗杯程序是把整个杯放在一小碗里洗，甚至是杯套杯洗，这样会使杯外的脏物粘到杯内，越洗越脏。对于传统民俗茶艺中不够科学、不够卫生的程序，在整理时应当扬弃。
四看文化品味。这主要是指各个程序的名称和解说词应当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解说词的内容应当生动、准确、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应能够艺术地介绍出所冲泡的茶叶的特点及历史。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1）茶文学艺术的新发展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二十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的《莲花香片》、王旭烽的《瑞草之国》、王琼的《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2）茶道的复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是经常举办。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二十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着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3）茶艺馆的兴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的靓丽的风景。
（4）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客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