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产地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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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产地在何方？普洱茶膏提取于普洱茶叶中，茶叶的品质直接决定了茶膏。云南是普洱茶的唯一产地，放眼偌大的云南，当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云南普洱两大茶区的古茶山最为著名。

贡润祥普洱茶膏的原叶精选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两大茶区古茶山的万余亩有机茶园的纯天然明前古乔木春茶。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世界公认的茶树原产地，植茶、用茶、贸茶的历史始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达两千年。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是中国历史名茶——普洱茶的发祥地、原产地，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清朝普洱贡茶的采制、采办中心，底蕴深厚的普洱茶文化，源远流长。

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山水相连，地形、气候、植被相近。地处南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9℃—20℃，年降雨量1700毫米至2100毫米，雨量充足，阳光充沛，云雾缭绕，植物丰富，四季常青，山清水秀，蕴育出了高品质的传统普洱茶，为此，清雍正七年被朝廷指定为贡茶产地，年特制、缴纳“八色贡茶”数吨，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普洱茶成为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

而另一个产区思茅就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出现于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始祖），还有拥有活标本2700年的镇沅千家寨野生世界“茶树王”和上千年的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1800多年的景迈山万亩人工栽培古茶园，足以证明茶叶在普洱市历史上的重要性。普洱市野生茶树群落分布广泛，主要在无量山、哀牢山和澜沧江两岸。

这两大茶区均为皇家的贡茶园，自清代开始普洱贡茶均出于这两大茶区。其无与伦比的“五度空间”举世闻名：高度（海拔1800米左右），湿度（年平均降雨量1500毫米左右），温度（年平均气温17℃－23℃），纬度（北纬21.7度），经度（东经101度）。这里恰到好处的日照、气温、降水量气候条件，对茶叶化学成分特别是次生代谢产物有明显的影响。日光辐射量较多，有利于碳素代谢和茶叶多酚类物质的积累。

因此，好品质的普洱茶均来自这两大茶区的古茶山。贡润祥普洱茶膏的原料正是选取两大茶区的古茶树，通过层层筛选，再通过186道工序加工而成。不得不说，好品质来自于精雕细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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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产地介绍

普洱茶膏产地介绍！大家都知道普洱茶是云南的特产，那么作为普洱茶的“升级”产品，普洱茶膏的产地当然也是云南。乍一听似乎是这个道理，但清代的御用普洱茶膏是在北京制作的，最早的南唐闽国茶膏是在闽浙交界区域制作的。那么云南作为普洱茶膏的原产地，有什么优势？

云南的原产地优势具备令普洱茶膏产业形成的条件。云南是中国茶叶生产的大省，而且普洱茶作为云南的特色茶产品，早已蜚声世界。据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云南的普洱茶产量达8万吨，原料优势在普洱茶膏生产中得以显现。普洱茶膏是普洱茶的精深加工产品，按照100:15的产出比计算，普洱茶膏近百吨的产量极大的丰富了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云南，有大量的茶叶科学研究的专家和工作者，他们致力于普洱茶膏的研究和生产制作，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普洱茶研究成果，为普洱茶膏的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

云南的气候特点适宜普洱茶膏的生产和加工。云南的气候，特别是经济和技术相对发达的滇中气候宜人，湿度适中，为普洱茶膏的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普洱茶膏在制作之前，原茶需要陈化，而普洱茶的陈化最好是干仓，也就是在通风良好，空气洁净，湿度适宜的环境之下，这样的好处在于茶叶不容易发霉变质，但是陈化的时间会比湿仓要长。严谨的厂商，在选择制作普洱茶膏的原茶的时候，干仓陈化时间达到一定要求之后才可以制作普洱茶膏，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仓味、霉味、异味。

云南的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普洱茶膏这一新兴产品。中国人在消费习惯上倾向于“地方认同”，比如说，上海人喝啤酒比较喜欢选择本地的三得利、麒麟、力波，重庆人则选择山城，北京人更喜欢燕京。这样的消费习惯决定了本地品牌会在市场上占据强势的地位，本地的产品也会更容易为本地人所接受。云南人的饮茶习惯决定了他们更喜欢喝滋味厚重甘醇的普洱茶，那么对于口感有所提升的普洱茶膏，我们在长期的消费者调查反馈表明，他们也较好的接受普洱茶膏这样的茶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普洱茶膏的消费者北方省份明显多于南方，这与南方各省均有茶叶出产，各省消费者对本地茶叶的接受度高于普洱茶膏，这也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消费习惯的“地方认同”。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

普洱茶膏在唐代开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

普洱茶膏在宋代形成！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的品质和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茶中珍品。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普洱茶膏在古代的用途

我们在探讨古代普洱茶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下面我们一起来解密吧

“大锅熬膏法”虽然为云南独创，甚至也作为贡品进京过，也曾经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的贡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它时间很短，就没有了下文。自清朝时期起始，普洱茶迎来了它第一次繁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普洱茶作坊或者茶号，像福元昌、同庆号、车顺号、宋聘号等等，却不知道哪一家有过生产普洱茶膏的记录。

我们从云南众多的史料中，会偶尔发现一两句涉及普洱茶膏的评语，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就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困惑：我们知道普洱茶膏来自云南，但却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甚至有人提出：云南土司创造了这种大锅熬膏法，并没有在云南普及，其真正的生产地被转移到了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饮用云南的普洱茶，尽管那时不叫普洱茶，但这种茶品因源源不断流入西藏，加之普洱茶解油腻的功效，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西藏到云南形成的多条“茶马古道”，就因普洱茶才有的。

藏区本身就有煮茶的习惯，他们饮用普洱茶，不像内陆地区的品茶，也没有茶道的技法，而是加入奶、盐、姜片等一起煮。是饮食中的一种佐料。也可称为“混合饮”。唯独对待普洱茶膏，则是采用的“纯饮”，即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西藏饮用普洱茶膏，尤其是在大的寺院及上层喇嘛中的普及，早于清朝宫廷。据此，也有人认为“大锅熬膏法”有可能就来自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茶马古道”的历久不衰，对普洱茶的理解和依赖远远胜于内陆地区。虽然他们自始至终不接受汉民族茶道的技法，基本采用“混合饮”的方式，但不排除他们本身也有“纯饮”普洱茶的需求。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结合藏传医药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大锅熬膏法”制作的普洱茶膏，专供寺院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自清代起，甚至有人认为比清代还早，有可能是元朝，很多大的寺院都建有自己的“熬茶间”。

其实，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至今在西藏一些大的寺院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熬茶间”，只是它仍然还是那么隐蔽，轻易不向外界暴露，更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藏区寺院对活佛级以上人员的生活料理一直是高度保密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传统，活佛乃至活佛级以上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神圣的，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包括他们的饮食。

我们目前还不能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认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大锅熬膏法”制成的普洱茶膏，并没有在云南得到普及和应用，相反是在西藏或者更大的区域——藏区，成为专供活佛及活佛级以上人物的“纯饮”的茶品。除此之外，西藏地区“纯饮”的茶品没有第二个。它体现的用途，或者说价值，不仅是保健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种神秘性，反而限制了它的传播。“大锅熬膏法”——无论是云南的创造，还是西藏的发明，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它的用途很窄，影响力也极弱。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宫廷创建的普洱茶膏声名鹊起，加之后人不知道有两种普洱茶膏，还误认为是一种东西，那么，它仍然会隐藏着一种神秘，不被外人所知。

那么，清朝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的用途到底有哪些呢？

一、超贵族的身份——“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顶级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到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有学者等），都会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的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那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

①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②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③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嘎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茶膏26匣。

这个茶膏就是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些茶膏是什么样的，只能根据目录上的片言只语知道这些普洱茶膏都是用木匣盛装的。而用木匣承装的一定是整块的膏体，如果是散块的可用瓷瓶包装，因为瓷器也是中国的“国粹”。我们今天在中国故宫博物院里可见到一种“人参膏”，它就是黄色瓷瓶包装的，里面是长条状一个个散块。瓷瓶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釉面的黄色恰恰代表皇宫专属的色彩，是典型官窑的作品。普洱茶膏没有采用瓷瓶，而是木匣，目的是要展示整块茶膏的魅力。我们可以猜想，那上面一定有精美的图案，因为截至今天，能在整块茶膏上压制精美图案的也是非常难办的。纵观科技发达的今天，云南有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和个人多达几十个，但真正能制成整块带精美图案的仅一两家企业而已。

至于有人说，那批最早馈赠给英国使团的普洱茶膏，因当时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至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想，或者说是“浪漫的神往”。因为大英博物馆早已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只要藏品存在，从咨询处的电脑上一查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戏说”的成分。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

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的皇帝依旧是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到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有关。因为中医药倡导的是“治未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与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

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问题。

扁鹊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人，也是尽人皆知的神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扁鹊的两个哥哥也颇懂医理。

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我的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的时候，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反而觉得他的治疗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的时候，看上去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我们乡里流传。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已经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让人昏迷，做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大手术，自然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远远大于我的两位哥哥。”

文王叹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典故实际上说的是“治病观”。它的意思是说，医术最高的人不是药到病除的人，而是能在病发前把病铲除的人！这与西方的医学有很大不同。

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了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之中。

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如《本草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茶膏功效中，经常引用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需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饮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的功能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

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

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有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普洱茶“忌高温”的特性。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没有确切的纪录知道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记载，他们所服食的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炼丹术”中所使用的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所以在五行生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于是当时就有一种设想，那就是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鼎”（古代的烹饪器，也是记载功勋的礼器）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战国末期就萌芽了。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修炼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

后人将这场探索活动叫“金丹术”。他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理论。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

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在炼丹术发展初期就有人服食丹药，首先是三国时期何晏大将军（曹操的义子）带头服用“五石散”，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于是在社会上“服石”之风盛行。由于“五石散”中主要成分为砷制剂，服后浑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所以社会上就又流行起宽肥的服装，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誉为高士。后来炼丹家们进一步又炼出了升华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只要服用一点就可得到同样的“药效”，就这样，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结果不是中毒就是发病死亡，这可以说是古代的吸毒潮，所造成社会危害相当严重，可与今日的吸毒热相比。所以在当时的古诗中就有“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此事。

但尽管如此也未能因此而停止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种观点与当时传统的医学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被奉为“医圣”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认为：“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的。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将道士逐出皇宫，并中止了“炼丹术”。应当说，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医，本人自幼爱好医学，勤于钻研。他曾开辟药圃（即养素园），亲自种药，以获取直接经验；同时，又遍游各地采访药物，善于向地方民间医生吸取经验。他一生著述甚丰，大约有十几部专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两部留存，其余十几种都已佚失。

《本草纲目拾遗》采录药物921种，其中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未收录的民间草药，其余则是对《本草纲目》所叙述草药形态、主治不够详尽之处加以补充，或纠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讹误等。更重要的是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中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学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黯。”说明铅粉有毒，纠正了这一错误。而且赵学敏对于《本草纲目》中分类不恰当的都加以订正。

《本草纲目拾遗》所引据的医药书达282家，引据的经史百家书目也达343家，包括当时罕见的钞本和珍秘本。如汪连仕的《采药书》，李草秘《海药秘录》、《百草镜》，王安卿《采药志》等。另外，该书附录了一些方剂，还辑录了很多嘉庆以前的医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拾遗》打破了中医药只强调“国粹”，拒绝外部（指外国）的成就，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国外的一些草药（相当于现代的进口药）介绍给了国人。如金鸡勒（即金鸡纳皮）、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可见，赵学敏不是一个封闭的学者，其开放的心态足以令当今的中医药学者汗颜。何况，他又是处在乾隆时期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2005年，云南出现了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普洱茶膏的生产，也是第一个将普洱茶膏作为成熟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着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科技的“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普洱茶膏在清朝流行的原因

1、制作工艺的严谨与考究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分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亇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这种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它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提取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2、超贵族身份

从唐宋的茶膏到清代的普洱茶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沿着贡品的这条线一路走来。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这就使它从一诞生到后来的发展，极少被世人所了解。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就如清朝皇帝使用的瓷器，一旦打碎了，也在宫墙内掩埋，就连碎片也不允许流入宫外。同样，普洱茶膏的制作也成了对外保密的品种，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贡茶在向朝廷进献后，而使其茶品在民间流通时具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么，普洱茶膏则属于贡茶中的贡茶，享有“超贵族身份”，非一般贵族及王公大臣所得，更是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品。

3、差异化及多样性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其实普洱茶绿膏(也称普洱绿膏)。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

普洱茶膏探秘四:普洱茶膏的鉴别(黑体普洱茶膏)

四、普洱茶膏的鉴别(黑体普洱茶膏)

1、普洱茶膏有其独特的陈化周期。从理论上推算，其时间大约为60年。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产生风化戓霉变。因此，对市场上出现所谓高年份的“老茶膏”，一方面不要轻信；另一方面，即使有，内含的营养物质也丧失殆尽，没有品饮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民间也间断出现过一些普洱茶膏制品，甚至也冒出过一些所谓老茶膏，基本上也都是沿用大锅熬制方法制成的现代“仿品”，与清宫御茶房的制作工艺有非常大的区别。笔者曾对近几年市面上流传的几款所谓的老茶膏进行了化验，几乎全被检测出现代农药的残留物，证明这些茶膏均采用现在的茶菁制作，而且制作工艺也与清宫御茶房制作的普洱茶膏相去甚运。

2、观察膏体外观。一是如果是黑色，表示生产时间不长；二是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至于能否依据挂霜的多少来明确年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因为挂霜的多少除了有时间因素外，也与存放方式有关，裸露在自然条件下，掛霜既少且慢；反之，在密闭的条件下则掛霜很快；三是当膏体的外观呈现灰色，则是变质的表现，这样的茶膏冲泡后，汤色一定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沉淀物和悬浮物。不适合饮用。

3、观汤色，注重通透性与亮度。这是鉴赏茶膏很重要的环节。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反之，汤色发暗，且有悬浮物，无通透性，证明杂质较多，提取的手段相对落后(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

4、注重口感的醇厚度与滑感及特有的沉香味。这是鉴赏茶膏最重要的环节。很多茶膏的汤色呈红色，也通透，但是一品，缺少一种厚重感，更缺少滑润度。这是茶膏内含物质太少，是高温状态下茶膏内的大量生物酶被破坏，至使茶膏缺乏后陈化的“动能”所致。因此好的茶膏一定是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只有这样品质的茶膏才能达到入口既化、生津极快和回甘持久的特点。

普洱茶膏的鉴别(黑体普洱茶膏)

1、普洱茶膏有其独特的陈化周期。从理论上推算，其时间大约为60年。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产生风化戓霉变。因此，对市场上出现所谓高年份的“老茶膏”，一方面不要轻信；另一方面，即使有，内含的营养物质也丧失殆尽，没有品饮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民间也间断出现过一些普洱茶膏制品，甚至也冒出过一些所谓老茶膏，基本上也都是沿用大锅熬制方法制成的现代“仿品”，与清宫御茶房的制作工艺有非常大的区别。笔者曾对近几年市面上流传的几款所谓的老茶膏进行了化验，几乎全被检测出现代农药的残留物，证明这些茶膏均采用现在的茶菁制作，而且制作工艺也与清宫御茶房制作的普洱茶膏相去甚远。

2、观察膏体外观。一是如果是黑色，表示生产时间不长；二是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至于能否依据挂霜的多少来明确年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因为挂霜的多少除了有时间因素外，也与存放方式有关，裸露在自然条件下，挂霜既少且慢；反之，在密闭的条件下则挂霜很快；三是当膏体的外观呈现灰色，则是变质的表现，这样的茶膏冲泡后，汤色一定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沉淀物和悬浮物。不适合饮用。

3、观汤色，注重通透性与亮度。这是鉴赏茶膏很重要的环节。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反之，汤色发暗，且有悬浮物，无通透性，证明杂质较多，提取的手段相对落后(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

4、注重口感的醇厚度与滑感及特有的沉香味。这是鉴赏茶膏最重要的环节。很多茶膏的汤色呈红色，也通透，但是一品，缺少一种厚重感，更缺少滑润度。这是茶膏内含物质太少，是高温状态下茶膏内的大量生物酶被破坏，至使茶膏缺乏后陈化的“动能”所致。因此好的茶膏一定是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只有这样品质的茶膏才能达到入口即化、生津极快和回甘持久的特点。

普洱茶中的低端茶去向何方？普洱茶低端茶去哪儿

我个人一般都不喝太低端的茶，但在茶叶市场中混迹这么几年，还是看见到一些低端茶在出售，但跟中端、高端茶的比列来看，已经是非常少了，不禁就在想一个问题，在普洱茶中占比最大的低端茶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茶叶市场

最大量的低端茶是在茶叶市场，茶企业为了达到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技术手段把高、中、低三个档次的茶按一定的比列生产。也有的直接是低端茶就生产成茶品然后流通到市场上销售，这种低端茶大多是定制产品。

再加工茶产品

再加工茶产品从固态茶到液态茶饮料，目前是低端茶的一个消耗方式，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把一个卖不上价的东西变得很有价值，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但随着人们生活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低端茶深加工的产品越来越多，在前几年我在文中提过的普洱茶酒、普洱茶烟、普洱茶牙膏、普洱茶面条等等。这些普洱茶的衍生品，将会把普洱茶的知名度越做越大，而消耗的大多是低端茶。

艺术茶品

艺术品，主要目的是拿来体现制作技艺的，因拥有观赏性、美性而被大家认可追捧。普洱茶制作的艺术茶品也叫茶雕。茶雕的用料大多是普洱茶的低端品，但由于目前这方面的制作/创作人太少，并没有形成像紫砂壶那么闻名，自然参与进来的美术方面的人员也比较少，在追求工匠精神的当下，这会是低端普洱茶的一条出路，能否把普洱茶该有的艺术感表现出来让人们对待木艺、石头、翡翠等一样的地位的时候，这将是普洱茶行业发展的一大助推器。

普洱茶中的低端茶的去处，其实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只是我们平常没关注到了罢。在我看来，低端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被价格所划分出来的一部分普洱茶。

普洱茶膏挑战普洱茶

普洱茶膏挑战普洱茶！普洱茶膏与普洱茶的历史一样久远，不同的是，茶膏在历史中曾经几次被中断过，但是对于两种茶品而言，他们的功效等等都是不想上下的。

茶膏是普洱茶家族的重要成员，历史上云南普洱茶包括团茶、饼茶、沱茶、砖茶和茶膏五大系列，可见茶膏也是普洱茶家族的一员，同样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普洱茶膏是从普洱茶中萃取的精华，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品饮价值。

普洱茶膏挑战普洱茶第一回合：

普洱茶膏同普洱茶相比，茶膏的营养价值更高，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中对普洱茶膏的介绍胜过普洱茶，虽然描述得有点夸张，但恰恰证明了茶膏的珍贵价值。

《本草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除此之外，茶膏还可调配出多种时尚口味的茶饮。如普洱蜂蜜茶、普洱枸杞茶、普洱姜茶等，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口感和特殊营养物养生的需求。

普洱茶膏挑战普洱茶第二回合：

普洱茶膏相比普洱茶，茶膏的便携性非常好，冲泡过程简洁方便卫生。

早上，当你坐在工位上，或是坐进班台里，或是坐在会议桌前，信手在面前的茶杯中放进一颗豌豆大小的茶膏块，热水一冲，香溢四座，在一片探询、疑惑、艳羡的目光织就的艳阳中呷上一口，神清气爽之余，一丝几百年来的优越也在心中融化开，滋润了一天的心情……

看着同事们抓茶叶、搅咖啡、撒糖的一通忙乎，你可以庆幸自己免去了洗茶、冲泡、过滤、倒渣等一系列繁复的程序，省时省力的同时无疑还做了节水、环保的范例。即便是对于最简单的袋泡茶来说，茶膏都更加方便，甚至免去了茶袋对环境的污染……也许这样的简单带来的从容便是现代快捷生活所期盼的品质。

普洱茶膏挑战普洱茶第三回合：

普洱茶一般只是分为粗加工、浅加工产品，而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深加工、精加工产品。

一般茶叶只是粗加工、浅加工产品，经过蒸、炒、晒、烘、揉、压等几个简单工序即可制成。冲泡既费时又麻烦，养生功效也很一般。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深加工、精加工产品，精选优质普洱茶原料制成。100公斤普洱茶仅能提炼出5公斤茶膏，名副其实是精华的浓缩。其人体可摄入的茶多酚含量是普通茶叶的30倍到70倍。在品饮上方便时尚，并且汤色通透、醇正浓厚、香气馥郁、回味无穷。在口感上，茶膏温和厚重，更像是品饮老茶的感觉，层次感丰富，汤色诱人。

普洱茶膏探秘一:普洱茶膏的产生

编者按：陈杰老师的《拾起悠远的记忆----普洱茶膏探秘》一文在文献梳理考证和实物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展示了茶膏由唐至清起落浮沉的历史，尤其从实验和工艺制作的角度考辨了清代“宫廷普洱茶膏”的来龙去脉，并在厘清茶膏发展史的基础上，论及现代茶膏的特点及鉴别，实为现代茶膏行业的奠基之作，对现代茶膏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陈杰《普洱茶膏——一种被遗忘的养生文化》一书。

普洱茶膏作为云南普洱茶五大系列品种(即普洱团茶、普洱饼茶、普洱沱茶、普洱砖茶、普洱茶膏)之一，有着上千年的生产历史。

与普洱茶前四个系列品种(团、饼、沱、砖)不同，普洱茶膏从诞生之始，就始终深居一隅，笼罩着一种神秘光环，极少被外界所知。即使在当今，云南普洱茶大红大紫之时，各种关于普洱茶的专著与文章层出不穷，可谓“泛滥成灾”。但仔细研读发现，关于普洱茶膏的介绍极为罕见，即使有，也只局限陈述古人的话语，对其产生、演变、特性、工艺及生产等缺乏必要的了解与剖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空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普洱茶中的团、饼、沱、砖四种茶品,从一出现到现在，同属于“雅俗共赏”的茶品，即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乃至普通百姓，都可品尝品质不同的茶品，而唯有普洱茶膏不同，则是“非雅不能赏”，是皇家的专属贡品，非平民百姓所能得到。它不仅具有特殊的营养功能，同时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没有普洱茶膏的普洱茶家族，是不完整的。而且，普洱茶膏也是普洱茶家族中最高贵的成员。

我们从现今能够查阅的历史资料证明，普洱茶膏的名称是与普洱茶同时定名的。即1729年(雍正七年)。当时，清朝皇室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统管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样就使在普洱府地区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因此茶叶史专家们认为，普洱茶名称是以地方名称定名的。也就在这一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普洱茶团、普洱女儿茶及茶膏，进贡朝廷做为贡品。这里指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由此可见，在1729年之前，即普洱茶及普洱茶膏正式确定名称之前，普洱茶及普洱茶膏就已经存在，否则，清朝皇帝不会在圣旨中明确点明。

一、普洱茶膏的产生

其实，只要注意中国茶叶发展历史，尤其是制茶工艺演化历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洲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象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先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洲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风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独有情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的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迷。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溫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官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消声匿迹。

读懂普洱茶膏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说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茶产品——茶膏。也许，这种实践由于涉及面极少，不是茶叶发展的主流，没有纳入茶学专家的视野。到了清朝，这个唯一的茶产品，开辟了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站在历史的角度，你会发现，普洱茶膏不是某个时期、某一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普洱茶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唐朝与宋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茶膏生产经验，虽然那时的很多茶膏品种没有延续下来，或者说因工艺及品质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却为后来的普洱茶膏生产者提供了借鉴。

我们有理由这样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时期茶膏的启发并在借鉴唐宋茶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一、唐代：发现茶膏雏形

唐代，“茶圣”陆羽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特别是因编纂《韵海镜源》（唐代著名的文学著作）时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关于《茶经》或许有一点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后又专指物之精华。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采之”就是采茶；

“蒸之”是将采回的鲜叶用釜蒸熟；

“捣之”是将蒸熟的茶叶未凉前放入杵臼中捣烂，成为茶泥；

“拍之”是将茶泥倒入模具中加以拍击，使其紧密坚实，不留缝隙；

“焙之”是将入模的饼茶解出，用烘焙的方法将饼茶烘干，防止发霉；

“穿之”是将烘干的茶穿成一串，便于运输和计数；

“封之”则是将茶叶成品用特有的贮藏工具进行贮藏。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陆羽去世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出现了。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虽然陆羽之后的唐代出现了“茶膏”，仍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陆羽品茗图

二、宋代：茶膏的形成

宋代茶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宋徽宗赵佶。赵佶著有《大观茶论》一书，书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茶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

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在宋代，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并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从这些描述中可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饼茶制作过程中，宋人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这些茶逊色不少。

但是，这种制茶工艺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宋人斗茶

三、清代：普洱茶膏被正式定名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茶膏再次浮上水面。

清代贡品——普洱茶膏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乾隆时期，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现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为了选料更精细，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四、20世纪50年代：茶膏销声匿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五、2004年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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