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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
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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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于清代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于清代！茶膏的制作工艺的没落期于明朝朱元璋废止龙团凤饼而起，然而远在京城之外的边疆地带——云南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茶膏才得以流传，也为清代的茶膏成为皇室专用奠定基础。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此时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工艺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与唐宋时期茶膏的制作工艺不同，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
然而大锅熬制的茶膏制作办法存在很多食品生物学问题；
1、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后来乾隆执政，将茶膏有皇室“贡品”转为皇宫“御制”。其茶膏制作工艺亦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皇帝极为害怕投毒而致命，因此将茶膏迁入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
乾隆时期，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于是茶膏迁入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之后，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历经186道工序，72天精工细作，才成就宫廷茶膏。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
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茶膏演变史(三)——清代：普洱茶膏正式定名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清代宫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宫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英国使团马噶尔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的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延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普洱茶“忌高温”的特性。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没有确切的纪录知道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记载，他们所服食的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炼丹术”中所使用的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所以在五行生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于是当时就有一种设想，那就是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鼎”（古代的烹饪器，也是记载功勋的礼器）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战国末期就萌芽了。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修炼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
后人将这场探索活动叫“金丹术”。他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理论。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
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在炼丹术发展初期就有人服食丹药，首先是三国时期何晏大将军（曹操的义子）带头服用“五石散”，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于是在社会上“服石”之风盛行。由于“五石散”中主要成分为砷制剂，服后浑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所以社会上就又流行起宽肥的服装，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誉为高士。后来炼丹家们进一步又炼出了升华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只要服用一点就可得到同样的“药效”，就这样，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结果不是中毒就是发病死亡，这可以说是古代的吸毒潮，所造成社会危害相当严重，可与今日的吸毒热相比。所以在当时的古诗中就有“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此事。
但尽管如此也未能因此而停止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种观点与当时传统的医学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被奉为“医圣”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认为：“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的。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将道士逐出皇宫，并中止了“炼丹术”。应当说，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医，本人自幼爱好医学，勤于钻研。他曾开辟药圃（即养素园），亲自种药，以获取直接经验；同时，又遍游各地采访药物，善于向地方民间医生吸取经验。他一生著述甚丰，大约有十几部专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两部留存，其余十几种都已佚失。
《本草纲目拾遗》采录药物921种，其中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未收录的民间草药，其余则是对《本草纲目》所叙述草药形态、主治不够详尽之处加以补充，或纠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讹误等。更重要的是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中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学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黯。”说明铅粉有毒，纠正了这一错误。而且赵学敏对于《本草纲目》中分类不恰当的都加以订正。
《本草纲目拾遗》所引据的医药书达282家，引据的经史百家书目也达343家，包括当时罕见的钞本和珍秘本。如汪连仕的《采药书》，李草秘《海药秘录》、《百草镜》，王安卿《采药志》等。另外，该书附录了一些方剂，还辑录了很多嘉庆以前的医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拾遗》打破了中医药只强调“国粹”，拒绝外部（指外国）的成就，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国外的一些草药（相当于现代的进口药）介绍给了国人。如金鸡勒（即金鸡纳皮）、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可见，赵学敏不是一个封闭的学者，其开放的心态足以令当今的中医药学者汗颜。何况，他又是处在乾隆时期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2005年，云南出现了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普洱茶膏的生产，也是第一个将普洱茶膏作为成熟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着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科技的“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清代贡品——普洱茶膏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茶膏在历代都有被录入史书。
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今日有幸在荣宝斋见到一款清宫著录的的百年老茶膏，先看包装颇有讲究，茶膏以长方形纸盒为主体，外包装名黄色缎子，盒盖面印有红色正龙纹，盒内装着小茶膏，上下叠落排列，每行由等距的笋衣为材质，加工成长方条于每层茶膏下做间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长方形黄陵纵向做间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而碎裂，茶膏最上层应附黄陵面说明书，盖上盒盖，将骨质别子插入扣鼻内，与说明书共同呈横向拉力的作用，以进一步巩固茶膏在盒内的稳定性。皇帝有时也会拿出少量的茶膏赏赐王公大臣，或外国使臣，已示恩宠，民间绝无此茶品上市。此款普洱茶膏，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呈四方委角形，上表面上中心为团寿字，四角偶以蝙蝠纹装饰，图案布局疏密均匀，花纹规则，纹样呈阳文，与茶膏表平面形成鲜明的凹凸感，具有独特的美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茶膏如出一辙，而附有的原包装盒的内材质，图案，颜色，以及盒内留有的笋衣，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贡茶膏的包装盒也竞相一致。如此可见，这些附有包装盒的普洱茶茶膏，系为请光绪朝（1875~1908）云南进贡的茶膏，至今已有100余年。
现在我们所能喝到的普洱茶膏，一般汤色都有点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的沉淀物和悬浮物，无通透感（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一品，更缺少一种厚重感，一种滑润度，这是因为膏内含物质太少。原以为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会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会产生风化戓霉变。却未曾想到此款百年老茶膏经过岁月的洗礼，膏体表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所碳化，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此款茶膏表面就有一层厚厚的白霜，由此可见年份真的已经很久远，接着我们很隆重的品了一下此款茶膏，我们放了2-3克的量，发现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此茶膏的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入口即化、生津极快，口感上仍具有生茶的霸气，还很有性格，耐泡度也很高，回甘持久。
此藏家活着时就非常酷爱普洱茶，代代相传，一直保存至今，是款难能可贵的普洱茶膏珍藏品。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
清朝雍正时期的普洱茶膏！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了普洱府。在普洱府设立的当年，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这样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上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雍正时期的茶膏，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被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仍能看到这种熬制茶间及自制的茶膏。
但是这种大锅熬制茶膏从食品生物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
1、使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状态下，大量的营养物质会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练，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制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区别。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北京创彩博通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协助蒙顿茶膏北京办事处策划设计的一款高端文化珍藏级普洱茶膏。亦可作为文化交流中的高端馈赠礼品。“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取材于清代皇帝玉玺印文，对普洱茶膏进行塑形艺术创作，大全套共二十四块普洱茶膏，亦可按不同印文注解内容选取其中6块组成小全套，单块普洱茶膏重量为120克。
清宫皇帝宝玺是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御用国宝总称，共二十五方。作为普洱茶膏的配文，配制了“清宫皇帝宝谱册”，详细说明了清代皇帝玉玺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其中“清宫皇帝宝谱册”的制作采用手工钤印的方法，更具艺术内涵。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盛装于花梨实木盒内，木盒表面精雕祥龙图案，古韵绵长，富丽华贵。其珍藏价值在于原料珍贵，制膏工艺考究，茶膏陈化后品质递增，塑型工艺复杂，观赏性强，品饮厚重绵滑等特点。全套限量发行：共三百八十八套。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原料精选窖藏三十年的云南大叶古树特级普洱茶，纯茶萃取、剔除农残。现云南省博物馆、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和中国茶叶博物馆已相继都收藏了蒙顿茶膏捐赠的顶级茶膏。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专为文化鉴赏、收藏者打造的一款极品普洱茶膏。其塑型工艺非常复杂，需要经过绘图、制版、制模、浇注、固化、脱模、整形等繁琐工艺才能达成。利用茶膏作为艺术品表现形式，是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朝光绪年间的“清宫御制普洱茶膏”都是经过开造注模后浇注成型的，小小的茶膏表面雕塑五福捧寿等图案。
茶为国饮，遍及中华。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茶也因其保健、养生的功效，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普洱茶膏传承着中国古老的养生文化。品饮口感厚重绵滑，其营养性由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咖啡碱、茶氨酸。这五大部分集合成有机的整体，为人体提供诸多的营养成分与保健因子。具有解酒护肝、消食解腻、养胃护胃的直接功效，同时对抗癌、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也存在潜在的功效。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在其所著的医史文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
清代形成了普洱茶膏！你知道普洱茶膏的形成在什么时期吗？其实，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一起来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这已成为不解的谜。
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普洱茶膏被追捧
普洱茶膏被追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产茶大国，从2002年至2013年，茶叶出口从23万吨增长到31.4万吨，出口金额从3.4亿美元增至10.4亿美元，形势大好。不只茶叶，茶膏的市场份额额逐年增大。
茶膏虽然是茶行业的新生代产品，但追其历史，可远追溯到唐朝古代。历史中，普洱茶膏一直作为贡品专供皇室与达官贵人享受，民间鲜有听闻，至现代，一些茶行企业将古代茶膏制作，流通与市场中。然而由于茶膏制作工艺复杂，众多茶业做制作的茶膏技术和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尽管如此，茶膏还是打开了茶叶消费者的心门，受到了茶叶消费者的大力追捧。
2008年，由广州帝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一支以张鹏飞为首的强大的专家科研团队，历经数载，独立研发了十多项专利技术，并联合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及技术研究机构之精英人士，成功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和新产品研发体系，剖析皇室普洱茶膏制作工艺，让茶叶消费者们真正享受了古代皇室专用贡品质量的茶膏制品。
茶膏在现当代已经成为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泡的养生茶文化。平衡健康养生已经是当代人的快节奏、高压力生活总的刚性需求，御茗堂茶膏中富含高于原茶30—50倍的茶多酚、儿茶素等有益物质，能够清理人体血管内垃圾、高效排除毒素、抗衰老、从而达到平衡养生的功效，成为了都市人群健康生活的新潮流。
普洱茶膏是清代的国礼
普洱茶膏是清代的国礼！由于普洱茶膏所得不易，而且功效独特，所以在清代是作为国家级珍品来使用的，是级别很高的一种国礼，满清政府关于外交关系的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
一、越南：
1、乾隆四十九年，恩赏安南（今越南）国王金玉珠宝一批,内有茶膏等物。
2、乾隆五十四年，特赐安南（今越南）国王五次,内有金玉珠宝一批,茶膏二匣。
3、乾隆五十五年，加赐安南（今越南）国王御笔福字,金玉珠宝一批,茶膏等物。又于热河加赐国王九次。每次均有珠宝,茶膏等。
二、缅甸：
1、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国王遣使庆祝万寿。特赐国王三次，每次均有珠宝、玉器、茶膏等；
2、乾隆五十八年，缅甸国王遣使祝釐，特赐国王玉器、珠宝、陶瓷、茶膏、绸缎等物。
3、乾隆六十年，缅甸国正副使臣等同在热河瞻觐，特赐缅甸国王金银玉器，及绸缎珠宝茶膏等.
除以上所列举的以外，尚有数十次向南掌（今老挝）、朝鲜等国国王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这也变相的证明了清代学者赵学敏的著作中所提到的“每年人贡，民间不易得也。”这里还不得不重点提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一次国际交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的与国际社会间的对话——马戈尔尼使团访华。
1792年，也就是乾隆57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58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署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要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现将其中三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摘录如下：
1、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2、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茶，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3、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普洱)茶膏26匣，
当时的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如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清代普洱茶膏代表超贵族的身份
清代普洱茶膏代表超贵族的身份！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明朝——普洱茶膏被朱元璋“叫停”
明朝——普洱茶膏被朱元璋“叫停”！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明朝出版的茶书最多，高达五十五种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种，后来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种，但明朝的茶书质量一般，没有超越唐宋时期如《茶经》、《大观茶论》等茶书的内容。绝大部分为茶区概要，风土人情，或唐宋茶书的翻版，因此，明代对中国茶叶的研究是最薄弱的。
那为何茶膏会在明朝被皇帝朱元璋“叫停”呢？宋朝时期，茶膏已经形成，并且茶膏的制作工艺还被记录在书籍上，受到了皇帝的重视，明间也都视为珍宝，然而到宋朝末期，人们的生活水生火热，朱元璋领民起义，改朝换代，建立明朝。由于茶膏的制茶工艺复杂，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被朱元璋斥之谓“奢侈”。朱元璋是非常体恤民情的皇帝，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一是这种制茶法因为工艺复杂，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被朱元璋斥之谓“奢侈”。它只满足少数人的享乐，大部分人或者说平民百姓根本消费不起。那时的团饼茶素有“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说法。真正是黄金有价，贡茶无价。朱元璋少时贫穷，深知社会底层人的辛苦。他知道，这种龙团凤饼制茶方式的延续，距离普通人民大众愈来愈远。因此下决心取缔这种制茶模式，改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散形茶”，目的是要使普天之下，他的臣民都能享用饮茶的快乐。
二是唐宋延续下来的贡茶制度，造成当时的各级官吏对茶农与茶工的剥削愈演愈烈。到元代时，多次爆发了小规模农民暴动，反抗朝廷对茶农的盘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朱元璋取缔“龙团凤饼”的同时，也一并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
三是宋代过分强调制茶技艺，追求工艺至高至极。在制茶技艺达到顶峰之时，反倒出现无技可施。这就使一部分制茶工匠在技穷之后开始走向“旁门左道”。为了提高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他们便将龙脑及一些香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香味添加剂的东西，混入茶中，使品茶者明显感到不同于其他茶的味觉，以便胜出。这种近似“掺假”的方法在当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被记录在很多茶书里。可见，中国的制茶领域里的“造假”现象，自宋代起始，就一直作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存在，有的甚至被奉为“祖传秘方”、“祖传秘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市场仍盛行的一部分所谓的“奇香”与“高香”茶，都与香味添加剂有关。
茶膏于明代消沉了一个朝代，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古代历史朝代转换发展的必然成果。
普洱茶膏与乾隆皇帝的关系
普洱茶膏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中，曾出现无数个盛世局面，从西周的成康盛世，到唐朝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国泰民安，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康乾盛世。
乾隆皇帝一生丰功伟绩，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三下江南中的风流韵事至今为百姓所津津乐道。这则与普洱茶膏的故事，算是一颗沧海遗珠吧。
乾隆皇帝就是一位茶叶爱好者，为喝到最好的茶，他甚至发明了一个秤，称不同水的重量，选取最轻的水泡茶，足见他对茶的考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关于茶的诗很多，从这些诗中可发现，乾隆皇帝对云南的普洱茶也是情有独钟的。
附上一首乾隆皇帝的《烹雪》
瓷瓯瀹净羞琉璃，石铛敲火然松屑。
明窗有客欲浇书，文武火候先分别。
瓮中探取碧瑶瑛，圆镜分光忽如裂。
莹彻不减玉壶冰，纷零有似琼华缬。
驻春才入鱼眼起，建城名品盘中列。
雷后雨前浑脆软，小团又惜双鸾坼。
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来足夸雀舌。
点成一碗金筌露，品泉陆羽应惭拙。
寒香沃心欲虑蠲，蜀笺端研几间设。
兴来走笔一哦诗，韵叶冰霜倍清绝。
乾隆品茶，写了许多品茗试泉赞美茶事的诗。粗略从《御制诗》寻出抄录就不下两三百首。这不要谈皇帝，就是古代许多爱茶的
诗人如苏轼、陆游等，也没写过这么多茶诗。这也算是一个茶诗之最了。
现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还遗留着云南古六大茶山进贡的普洱茶贡品。其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普洱茶的砖茶、沱茶、团茶和金瓜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普洱茶膏的茶制品。现在仍保存在故宫的普洱茶膏，是清朝道光年间宫廷御茶房生产的，除少许碳化外，茶膏没有任何霉变。称奇的是，这个普洱茶膏在自然条件下被存放了100多年，不仅没有变质，且至今仍可以食用。
普洱茶膏自有开始，便是皇家的御用品，史书中记载，英国特使来到中国请求开通通商港口，乾隆没有应允，但是两国邦交，赠了英国女皇无数珍品，其中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作为当时的的天朝上国来说，赠送整个使团的礼品价值已达51.9万两白银，但茶膏仅一盒，可见即便在当时普洱茶膏都是极为真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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