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316.com - 红茶熬法】
清代大锅熬膏法被皇帝钦点！“大锅熬膏法”虽然为云南独创，甚至也作为贡品进京过，也曾经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的贡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它时间很短，就没有了下文。自清朝时期起始，普洱茶迎来了它第一次繁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普洱茶作坊或者茶号，像福元昌、同庆号、车顺号、宋聘号等等，却不知道哪一家有过生产普洱茶膏的记录。我们从云南众多的史料中，会偶尔发现一两句涉及普洱茶膏的评语，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就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困惑：我们知道普洱茶膏来自云南，但却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甚至有人提出：云南土司创造了这种大锅熬膏法，并没有在云南普及，其真正的生产地被转移到了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饮用云南的普洱茶，尽管那时不叫普洱茶，但这种茶品因源源不断流入西藏，加之普洱茶解油腻的功效，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西藏到云南形成的多条“茶马古道”，就因普洱茶才有的。
藏区本身就有煮茶的习惯，他们饮用普洱茶，不像内陆地区的品茶，也没有茶道的技法，而是加入奶、盐、姜片等一起煮。是饮食中的一种佐料。也可称为“混合饮”。唯独对待普洱茶膏，则是采用的“纯饮”，即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西藏饮用普洱茶膏，尤其是在大的寺院及上层喇嘛中的普及，早于清朝宫廷。据此，也有人认为“大锅熬膏法”有可能就来自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茶马古道”的历久不衰，对普洱茶的理解和依赖远远胜于内陆地区。虽然他们自始至终不接受汉民族茶道的技法，基本采用“混合饮”的方式，但不排除他们本身也有“纯饮”普洱茶的需求。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结合藏传医药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大锅熬膏法”制作的普洱茶膏，专供寺院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自清代起，甚至有人认为比清代还早，有可能是元朝，很多大的寺院都建有自己的“熬茶间”。
其实，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至今在西藏一些大的寺院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熬茶间”，只是它仍然还是那么隐蔽，轻易不向外界暴露，更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藏区寺院对活佛级以上人员的生活料理一直是高度保密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传统，活佛乃至活佛级以上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神圣的，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包括他们的饮食。
我们目前还不能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认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大锅熬膏法”制成的普洱茶膏，并没有在云南得到普及和应用，相反是在西藏或者更大的区域——藏区，成为专供活佛及活佛级以上人物的“纯饮”的茶品。除此之外，西藏地区“纯饮”的茶品没有第二个。它体现的用途，或者说价值，不仅是保健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种神秘性，反而限制了它的传播。“大锅熬膏法”——无论是云南的创造，还是西藏的发明，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它的用途很窄，影响力也极弱。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宫廷创建的普洱茶膏声名鹊起，加之后人不知道有两种普洱茶膏，还误认为是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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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法普洱茶膏制作-大锅熬膏法-压榨制膏法
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是云南先人借鉴中医药熬膏的思路形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清代（目前据史料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清代）已趋于成熟，并自成体系。其中大量的中药膏状药物，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已经有几十种，说明熬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恐怕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技术相对中医药界的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只能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尝试的结果。
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的操作，极其简单，而且对生产工具与场地要求不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坊，只要有锅，有滤布就可操作，属于只要你愿意尝试，都会成功的方法。
根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考证，其整个工序如下：
①将茶及茶末放置大锅中，充分煎熬，使汁全出为止。投一次茶料，反复熬煎七次。
②将煎熬之茶汤盛于布袋中压榨，使茶汤滤出，反复多次，避免有茶渣。
③将滤出茶汤，再置于大锅中煎熬，茶汤上面浮上浅黄色之物，以小锅铲剔去，膏汁始清。
④茶汤煎熬成极浓茶汁时，转盛于中锅中煎熬，至液体呈膏状，再易小锅收膏，搅拌须快，此时应注意力求不嫩不老为度，其程度全凭眼力和经验，取起一团，拉长不沾手，色起淡褐色，恰到好处。
⑤用具：第一套用大铁锅，二套大铁锅，三套铜锅，四套铜锅，滤汁细布，定型模子，存膏器暂用铁盒，以玻璃瓶盛装最适合。
1950年，为支援进藏部队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熬制普洱茶膏3500千克的任务，结果仅制成42市担（一市担为100斤）运出。这次的制作过程基本上是沿用云南古代熬膏的方法。经试验一市担茶叶，可煎茶膏20~25市斤，那时省茶司每日约熬茶膏15.2市斤。
这种普洱茶膏熬膏的方法相比中药的熬膏要复杂了一些。仔细分析，部分提法也是错的，估计是有意识的误导。如提到原料中所说的“茶末”，茶末不可能熬出茶膏，茶末内含物质极少，根本熬不出“膏类”物质。凡是做过这方面实验的人都清楚这点。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误以为“茶膏”就是用普洱茶的“废料”，即不能压茶的茶末做出来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种误传，用茶末去熬制茶膏，却总出不来东西，不知道问题出在原料上，还以为熬膏的技术有问题。
另外是普洱茶膏熬膏的老嫩度的提法。其实，熬膏的过程主要问题是含水量的把握，含水量大，膏稀，不能定型。含水量少，容易出焦屑（俗称过火烤焦的意思）。不存在老、嫩之分。历史上也没有膏体老嫩区别标准。因为它们最终都溶于水，只要溶于水，就无法辨别它的老嫩。其实，老嫩度只是一种说法，估计是熬膏人为强调自身熬膏的技巧故弄玄虚而已，别太当真。重要的是，熬膏的质量的好坏只有一条标准，在不出现焦屑的前提下，含水量越少越好。
普洱茶膏的“压榨制膏法”与“大锅熬膏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生物科技的运用。代表古代科技的一个高度。这种制膏方法是借鉴唐宋时期压榨制膏思路，而形成的更高级别的生物科技。虽然它很原始，但渗透着超前的科技理念。
（一）“压榨制膏法”主要由几个过程构成
1.轻蒸、解块、淋洗
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普洱茶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茶叶品质的鉴别与评判。其中，是否具有有害物质——甚至可能的投毒，需要仔细甄别。茶品的安全性检验是这个环节的重中之重。
2.二次发酵
采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再次转化与分解。
3.小榨去水，大榨出膏
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4.自然沉淀，分层析出
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5.收膏、压模
将分层析出的茶汁放阴凉处风干，获得稠密度轻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成形。以故宫博物院至今保存完好的茶膏为例，为委角方形饼状，大不过寸许，每块约为4克，面上压有花纹，中间寿字，四福绕之，色黝黑。
（二）这种工艺的好处
1、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
2、整个制作过程没有高温蒸煮，基本上是在常温下操作，保护了普洱茶特有的活性酶，这也就为制成的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3、容易成型，膏体没有“黏稠感”，可制成各种图案和模型。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茶膏，一个个小块，尺寸与重量严格的一致，且上面压有精美的图案，就是用这种工艺制成的。很多人试图用大锅熬膏的工艺复制故宫的茶膏，无论怎样下工夫，但就外观比照，都与故宫博物院里的茶膏相距甚远。
4、汤色通透，红艳明亮。按照这种工艺制作茶膏，你会发现，其冲泡出来的茶汤颜色通透性极强，几乎没有肉眼可看到的杂质，红亮度极高。
5、就香气而言，新制作出来的茶膏“味薄”，但陈化一段时间后，一般是经过三年，其香气逐渐升高，且越陈越香。这是因为茶叶的香气形成有两个路径：一是高温提香，如绿茶、乌龙茶等，通过短暂的高温将茶叶中的芳香类物质激活；另一种途径是在常温的状态下，通过微生物产酶，酶产脂类物质，而脂类物质又生成芳香类物质。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循环生成的系统，需要一个时间演化过程。正宗的普洱茶膏芳香类物质的生成就是源于这个途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高温对制作茶叶，甚至茶膏是一个大忌的原因。
6、可实现品种多样化。“压榨制膏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自然沉淀，分层析出”。意思是在自然沉淀状态下，将不同层次的沉淀物分层取出，可制成感官不同的茶膏，实现了品种的差异化。如将最上层的沉淀物取出，可制成真正意义的“上投茶”，这种茶膏体积最小，也最轻，在吸透水后，仍可漂浮在水的上端，其比重轻于水。
（三）“压榨制膏法”的不足
尽管我们说了采用“压榨制膏法”制作的茶膏种种好处，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虑，也存在一些不足：
1、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这就必然造成普及性极差。
2、产量极低，成本奇高，造成普及性极差并很难推广。
但不管怎么讲，这种压榨制膏的方法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压榨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云南土司发明的“大锅熬膏法”
云南土司发明的“大锅熬膏法”！我们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只知道清代皇帝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所发的圣旨（1729年）。第一次知道清代就有“茶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能猜测，这种“大锅熬膏法”是云南先人借鉴中医药熬膏的思路形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清代已趋于成熟，并自成体系。其中大量的中药膏状药物，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已经有几十种，说明熬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恐怕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技术相对中医药界的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只能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尝试的结果。“大锅熬膏法”的操作，极其简单，而且对生产工具与场地要求不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坊，只要有锅，有滤布就可操作，属于只要你愿意尝试，都会成功的方法。
其整个工序如下：
将茶及茶末放置大锅中，充分煎熬，使汁全出为止。投一次茶料，反复熬煎七次。②将煎熬之茶汤盛于布袋中压榨，使茶汤滤出，反复多次，避免有茶渣。③将滤出茶汤，再置于大锅中煎熬，茶汤上面浮上浅黄色之物，以小锅铲剔去，膏汁始清。④茶汤煎熬成极浓茶汁时，转盛于中锅中煎熬，至液体呈膏状，再易小锅收膏，搅拌须快，此时应注意力求不嫩不老为度，其程度全凭眼力和经验，取起一团，拉长不沾手，色起淡褐色，恰到好处。⑤用具：第一套用大铁锅，二套大铁锅，三套铜锅，四套铜锅，滤汁细布，定型模子，存膏器暂用铁盒，以玻璃瓶盛装最适合。
1950年，为支援进藏部队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熬制茶膏3500千克的任务，结果仅制成42市担（一市担为100斤）运出。这次的制作过程基本上是沿用云南古代熬膏的方法。经试验一市担茶叶，可煎茶膏20~25市斤，那时省茶司每日约熬茶膏15.2市斤。这种熬膏的方法相比中药的熬膏要复杂了一些。仔细分析，部分提法也是错的，估计是有意识的误导。如提到原料中所说的“茶末”，茶末不可能熬出茶膏，茶末内含物质极少，根本熬不出“膏类”物质。凡是做过这方面实验的人都清楚这点。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误以为“茶膏”就是用普洱茶的“废料”，即不能压茶的茶末做出来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种误传，用茶末去熬制茶膏，却总出不来东西，不知道问题出在原料上，还以为熬膏的技术有问题。
另外是熬膏的老嫩度的提法。其实，熬膏的过程主要问题是含水量的把握，含水量大，膏稀，不能定型。含水量少，容易出焦屑（俗称过火烤焦的意思）。不存在老、嫩之分。历史上也没有膏体老嫩区别标准。因为它们最终都溶于水，只要溶于水，就无法辨别它的老嫩。其实，老嫩度只是一种说法，估计是熬膏人为强调自身熬膏的技巧故弄玄虚而已，别太当真。重要的是，熬膏的质量的好坏只有一条标准，在不出现焦屑的前提下，含水量越少越好。
普洱茶膏制作工艺：大锅熬膏法
普洱茶膏制作工艺：大锅熬膏法！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是云南先人借鉴中医药熬膏的思路形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清代（目前据史料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清代）已趋于成熟，并自成体系。其中大量的中药膏状药物，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已经有几十种，说明熬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恐怕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技术相对中医药界的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只能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尝试的结果。
普洱茶膏“大锅熬膏法”的操作，极其简单，而且对生产工具与场地要求不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坊，只要有锅，有滤布就可操作，属于只要你愿意尝试，都会成功的方法。
根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考证，其整个工序如下：
①将茶及茶末放置大锅中，充分煎熬，使汁全出为止。投一次茶料，反复熬煎七次。
②将煎熬之茶汤盛于布袋中压榨，使茶汤滤出，反复多次，避免有茶渣。
③将滤出茶汤，再置于大锅中煎熬，茶汤上面浮上浅黄色之物，以小锅铲剔去，膏汁始清。
④茶汤煎熬成极浓茶汁时，转盛于中锅中煎熬，至液体呈膏状，再易小锅收膏，搅拌须快，此时应注意力求不嫩不老为度，其程度全凭眼力和经验，取起一团，拉长不沾手，色起淡褐色，恰到好处。
⑤用具：第一套用大铁锅，二套大铁锅，三套铜锅，四套铜锅，滤汁细布，定型模子，存膏器暂用铁盒，以玻璃瓶盛装最适合。
1950年，为支援进藏部队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熬制普洱茶膏3500千克的任务，结果仅制成42市担（一市担为100斤）运出。这次的制作过程基本上是沿用云南古代熬膏的方法。经试验一市担茶叶，可煎茶膏20~25市斤，那时省茶司每日约熬茶膏15.2市斤。
这种普洱茶膏熬膏的方法相比中药的熬膏要复杂了一些。仔细分析，部分提法也是错的，估计是有意识的误导。如提到原料中所说的“茶末”，茶末不可能熬出茶膏，茶末内含物质极少，根本熬不出“膏类”物质。凡是做过这方面实验的人都清楚这点。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误以为“茶膏”就是用普洱茶的“废料”，即不能压茶的茶末做出来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种误传，用茶末去熬制茶膏，却总出不来东西，不知道问题出在原料上，还以为熬膏的技术有问题。
另外是普洱茶膏熬膏的老嫩度的提法。其实，熬膏的过程主要问题是含水量的把握，含水量大，膏稀，不能定型。含水量少，容易出焦屑（俗称过火烤焦的意思）。不存在老、嫩之分。历史上也没有膏体老嫩区别标准。因为它们最终都溶于水，只要溶于水，就无法辨别它的老嫩。其实，老嫩度只是一种说法，估计是熬膏人为强调自身熬膏的技巧故弄玄虚而已，别太当真。重要的是，熬膏的质量的好坏只有一条标准，在不出现焦屑的前提下，含水量越少越好。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
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茶膏制作工艺中的大锅熬膏
茶膏制作工艺中的大锅熬膏！“大锅熬膏”是目前云南普洱茶市场中仍然保留的一种加工方式。
由于这种加工方式操作简单，对加工器具与场地要求不严，基本以手工制作为主，特别适合个人或小作坊的生产。所以集聚了庞大的生产人群。
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生产人群”，而不是企业，是因为这些产品几乎都具备“三无”特征：无厂房、无设备、无检测手段。在淘宝网上搜索，会发现很多类似这种产品。虽然它制作的人群最多，但市场份额却最少。在现代普洱茶膏的市场中基本处于弱势，不是主流。
其实，在这些人群中，很多人是抱着玩茶的心态，尝试着制作一些茶膏，主要目的是用于朋友间交流，而不是将它视为商品。
皇印茶膏之表章经史之宝
我们之所以说它不代表现代普洱茶膏的生产主流，其主要原因是这种生产工艺落后所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茶膏的生产会依靠“大锅”，而不是通过一组先进设备就能创造出的入口（饮用）产品。况且，这种生产方式始终没有规范的标准，更没有检测的标准。因此，当我们向这些仍然坚持用“大锅熬制”方法的人索要他们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时，很多人竞是一脸的茫然。甚至都不知道到哪儿检测，应当检测什么？因为他们只知道“熬制”，至于熬制出的茶膏是什么？保留有哪些茶的特征？有哪些营养成分？都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说，这种方法“玩茶”可以，但作为商品却差距太远。不具备保留的价值。另外，虽然“大锅熬膏”方法简单，人人都可操作，但毕竟加工手段落后，生产量也是极低的。这种加工方式只适合个人和小作坊，不适合企业规模化生产。
古代普洱茶膏的制作方法：土制大锅熬膏法
普洱茶从制式上分为五大系列：团茶、饼茶、沱茶、砖茶、茶膏。而茶膏是这五大系列极特殊的一种，很少有人涉及。它又分为古代制法与现代制法两部分。其中，古代制法中的“御制压榨制膏法”代表古代普洱茶制作的最高技艺，给予这种评价不仅仅因为它是普洱茶第一款深加工的产品，而是因为这种制作技艺已接近现代生物科技的雏形；而现代茶膏制作中的“低温制膏法”则代表现代普洱茶制作的最高技艺，因为它的制作流程已经属于现代生物科技最前沿技术应用的范畴，其中的微生物菌群的分离与制取，发酵模型的创立，不仅在中国大陆，在国际生物学界都具备领先地位。
“大锅熬膏法”是云南先人借鉴中药熬膏的思路形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清代已趋于成熟，并自成体系。其中大量的中药膏状药物，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已经有几十种，说明熬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恐怕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这种技术相对中医药界的人而言，没有什么门槛。只能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尝试的结果。
“大锅熬膏法”的操作，对生产工具与场地要求不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坊，只要有锅，有滤布就可操作。根据《云南省茶叶进口公司志》考证，其整个工序如下：
1、将茶及茶末放置大锅中，充分煎熬，使汁全出为止。投一次茶料，反复熬煎七次。
2、将煎熬之茶汤盛于布袋中压榨，使茶汤滤出，反复多次，避免有茶渣。
3、将滤出茶汤，再置于大锅中煎熬，茶汤上面浮上浅黄色之物，以小锅铲剔去，膏汁始清。
4、茶膏煎熬成极浓茶汁时，转盛于中锅煎熬，至液体呈膏状，再易小锅收膏，搅拌须快，此时应注意力求不嫩不老为度，其程度全凭眼力和经验，取起一团，拉长不粘手，色起淡褐色，恰到好处。
5、用具：第一套用大铁锅，二套大铁锅，三套铜锅，四套铜锅，滤汁细布，定型模子，存膏器暂用铁盒，以玻璃瓶盛装最合适。
1950年，为支援进藏部队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熬制茶膏3500斤的任务，结果制成42市担（一市担为100斤）运出。这次的制作过程基本上是沿用云南古代熬膏的方法，经试验一市担茶叶，可煎茶膏20—25市斤，那时省公司每日约熬茶膏15.2市斤。
这种熬膏的方法相比中药的熬膏要复杂了一些。仔细分析，部分提法也是错的，估计是有意识的误导。如提到原料中所说的“茶末”，茶末不可能熬出茶膏，茶末内含物质极少，根本熬不出“膏类”物质。凡是做过这方面实验的人都清楚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误以为“茶膏”就是用普洱茶的“废料”，即不能压茶的茶末做出来的。一些人听信这种误传，用茶末去熬制茶膏，却总出不来东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以为熬膏的技术有问题。其实原因在于原料上。
另外，市场上对熬膏有老嫩程度的提法，也是不存在的。其实，熬膏的过程主要是对含水量的把握，含水量大，高稀，不能定型。含水量少，容易出焦屑（俗称过火烤焦的意思），不存在老、嫩之分。历史上也没有膏体老嫩的区别标准。因为它们最终都溶于水，只要溶于水，就无法辨别它的老嫩。其实，老嫩度只是一种说辞，估计是熬膏人人为强调自身熬膏的技巧故弄玄虚而已，别太当真。重要的是，熬膏的质量好坏只有一条标准，在不出现焦屑的前提下，含水量越少越好。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
普洱茶膏在清代被定名！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普洱茶“忌高温”的特性。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没有确切的纪录知道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记载，他们所服食的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炼丹术”中所使用的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所以在五行生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于是当时就有一种设想，那就是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鼎”（古代的烹饪器，也是记载功勋的礼器）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战国末期就萌芽了。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修炼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
后人将这场探索活动叫“金丹术”。他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理论。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
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在炼丹术发展初期就有人服食丹药，首先是三国时期何晏大将军（曹操的义子）带头服用“五石散”，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于是在社会上“服石”之风盛行。由于“五石散”中主要成分为砷制剂，服后浑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所以社会上就又流行起宽肥的服装，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誉为高士。后来炼丹家们进一步又炼出了升华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只要服用一点就可得到同样的“药效”，就这样，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结果不是中毒就是发病死亡，这可以说是古代的吸毒潮，所造成社会危害相当严重，可与今日的吸毒热相比。所以在当时的古诗中就有“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此事。
但尽管如此也未能因此而停止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种观点与当时传统的医学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被奉为“医圣”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认为：“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的。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将道士逐出皇宫，并中止了“炼丹术”。应当说，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医，本人自幼爱好医学，勤于钻研。他曾开辟药圃（即养素园），亲自种药，以获取直接经验；同时，又遍游各地采访药物，善于向地方民间医生吸取经验。他一生著述甚丰，大约有十几部专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两部留存，其余十几种都已佚失。
《本草纲目拾遗》采录药物921种，其中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未收录的民间草药，其余则是对《本草纲目》所叙述草药形态、主治不够详尽之处加以补充，或纠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讹误等。更重要的是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中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学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黯。”说明铅粉有毒，纠正了这一错误。而且赵学敏对于《本草纲目》中分类不恰当的都加以订正。
《本草纲目拾遗》所引据的医药书达282家，引据的经史百家书目也达343家，包括当时罕见的钞本和珍秘本。如汪连仕的《采药书》，李草秘《海药秘录》、《百草镜》，王安卿《采药志》等。另外，该书附录了一些方剂，还辑录了很多嘉庆以前的医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拾遗》打破了中医药只强调“国粹”，拒绝外部（指外国）的成就，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国外的一些草药（相当于现代的进口药）介绍给了国人。如金鸡勒（即金鸡纳皮）、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可见，赵学敏不是一个封闭的学者，其开放的心态足以令当今的中医药学者汗颜。何况，他又是处在乾隆时期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2005年，云南出现了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普洱茶膏的生产，也是第一个将普洱茶膏作为成熟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着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科技的“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普洱茶膏》第三章：一、云南土司发明的“大锅熬膏法”
《普洱茶膏》第三章：古代普洱茶膏制作的两种方法：一、云南土司发明的“大锅熬膏法”。二、清朝皇宫的“压榨制膏法”。
云南土制的普洱茶膏，即“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在什么时期发明的？目前仍是一个悬案。
我们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只知道清代皇帝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所发的圣旨（1729年）。第一次知道清代就有“茶膏”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只能猜测，这种“大锅熬膏法”是云南先人借鉴中医药熬膏的思路形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清代已趋于成熟，并自成体系。其中大量的中药膏状药物，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已经有几十种，说明熬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大锅熬膏法”是谁发明的恐怕很难有一个定论。因为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技术相对中医药界的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只能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尝试的结果。
“大锅熬膏法”的操作，极其简单，而且对生产工具与场地要求不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坊，只要有锅，有滤布就可操作，属于只要你愿意尝试，都会成功的方法。
根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考证，其整个工序如下：
①将茶及茶末放置大锅中，充分煎熬，使汁全出为止。投一次茶料，反复熬煎七次。
②将煎熬之茶汤盛于布袋中压榨，使茶汤滤出，反复多次，避免有茶渣。
③将滤出茶汤，再置于大锅中煎熬，茶汤上面浮上浅黄色之物，以小锅铲剔去，膏汁始清。
④茶汤煎熬成极浓茶汁时，转盛于中锅中煎熬，至液体呈膏状，再易小锅收膏，搅拌须快，此时应注意力求不嫩不老为度，其程度全凭眼力和经验，取起一团，拉长不沾手，色起淡褐色，恰到好处。
⑤用具：第一套用大铁锅，二套大铁锅，三套铜锅，四套铜锅，滤汁细布，定型模子，存膏器暂用铁盒，以玻璃瓶盛装最适合。
1950年，为支援进藏部队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接受熬制茶膏3500千克的任务，结果仅制成42市担（一市担为100斤）运出。这次的制作过程基本上是沿用云南古代熬膏的方法。经试验一市担茶叶，可煎茶膏20~25市斤，那时省茶司每日约熬茶膏15.2市斤。
这种熬膏的方法相比中药的熬膏要复杂了一些。仔细分析，部分提法也是错的，估计是有意识的误导。如提到原料中所说的“茶末”，茶末不可能熬出茶膏，茶末内含物质极少，根本熬不出“膏类”物质。凡是做过这方面实验的人都清楚这点。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误以为“茶膏”就是用普洱茶的“废料”，即不能压茶的茶末做出来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种误传，用茶末去熬制茶膏，却总出不来东西，不知道问题出在原料上，还以为熬膏的技术有问题。
另外是熬膏的老嫩度的提法。其实，熬膏的过程主要问题是含水量的把握，含水量大，膏稀，不能定型。含水量少，容易出焦屑（俗称过火烤焦的意思）。不存在老、嫩之分。历史上也没有膏体老嫩区别标准。因为它们最终都溶于水，只要溶于水，就无法辨别它的老嫩。其实，老嫩度只是一种说法，估计是熬膏人为强调自身熬膏的技巧故弄玄虚而已，别太当真。重要的是，熬膏的质量的好坏只有一条标准，在不出现焦屑的前提下，含水量越少越好。
一、云南土司发明的“大锅熬膏法”。
二、清朝皇宫的“压榨制膏法”。
对大锅熬制普洱茶膏的一种改进
对大锅熬制普洱茶膏的一种改进！如果说，“大锅熬制”是一种落后工艺，只适应个人或小作坊生产的话，那么中药提取加喷雾干燥则是对“大锅熬制”的一次改进与提升。
其实，目前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都是委托中药制药企业代加工，即我们通常说的委托加工。采用的就是中药制膏的手段。在这些企业中，虽然个别企业仍然打着“大锅熬制”的旗号，但工艺的路线基本参照中药制膏的途径。他们之所以坚守“大锅熬制”的说法，是误认为中国古代清朝皇宫的普洱茶膏也是这种制作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规避中药制膏的工艺，毕竟这种方法透明度太高，容易模仿，缺少神秘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采用中药制膏的方法相对“大锅熬制”而言，应当是一种进步。其隐蔽的说法只能视为一种说辞或者文字游戏。仅就“提取”而言，“大锅熬制”所使用的“锅”与中药“提取”所使用的“提取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锅”是厨房的一种工具，而中药“提取缶”是一种制药设备。
中药提取加喷雾干燥是目前中国大陆加工中药制剂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很多关键技术及设备也是借鉴了国外的发明和成熟的经验。
在普洱茶深加工中，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可生产出品质好于“大锅熬制”的普洱茶膏，还可生产出高品质的速溶茶粉。
清代贡品——普洱茶膏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茶膏在历代都有被录入史书。
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今日有幸在荣宝斋见到一款清宫著录的的百年老茶膏，先看包装颇有讲究，茶膏以长方形纸盒为主体，外包装名黄色缎子，盒盖面印有红色正龙纹，盒内装着小茶膏，上下叠落排列，每行由等距的笋衣为材质，加工成长方条于每层茶膏下做间隔，用于防潮，加固，再以长方形黄陵纵向做间隔，以防止茶膏相互碰撞而碎裂，茶膏最上层应附黄陵面说明书，盖上盒盖，将骨质别子插入扣鼻内，与说明书共同呈横向拉力的作用，以进一步巩固茶膏在盒内的稳定性。皇帝有时也会拿出少量的茶膏赏赐王公大臣，或外国使臣，已示恩宠，民间绝无此茶品上市。此款普洱茶膏，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呈四方委角形，上表面上中心为团寿字，四角偶以蝙蝠纹装饰，图案布局疏密均匀，花纹规则，纹样呈阳文，与茶膏表平面形成鲜明的凹凸感，具有独特的美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茶膏如出一辙，而附有的原包装盒的内材质，图案，颜色，以及盒内留有的笋衣，也与清代贡品中的普洱贡茶膏的包装盒也竞相一致。如此可见，这些附有包装盒的普洱茶茶膏，系为请光绪朝（1875~1908）云南进贡的茶膏，至今已有100余年。
现在我们所能喝到的普洱茶膏，一般汤色都有点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的沉淀物和悬浮物，无通透感（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一品，更缺少一种厚重感，一种滑润度，这是因为膏内含物质太少。原以为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会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会产生风化戓霉变。却未曾想到此款百年老茶膏经过岁月的洗礼，膏体表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所碳化，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此款茶膏表面就有一层厚厚的白霜，由此可见年份真的已经很久远，接着我们很隆重的品了一下此款茶膏，我们放了2-3克的量，发现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此茶膏的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入口即化、生津极快，口感上仍具有生茶的霸气，还很有性格，耐泡度也很高，回甘持久。
此藏家活着时就非常酷爱普洱茶，代代相传，一直保存至今，是款难能可贵的普洱茶膏珍藏品。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北京创彩博通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协助蒙顿茶膏北京办事处策划设计的一款高端文化珍藏级普洱茶膏。亦可作为文化交流中的高端馈赠礼品。“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取材于清代皇帝玉玺印文，对普洱茶膏进行塑形艺术创作，大全套共二十四块普洱茶膏，亦可按不同印文注解内容选取其中6块组成小全套，单块普洱茶膏重量为120克。
清宫皇帝宝玺是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御用国宝总称，共二十五方。作为普洱茶膏的配文，配制了“清宫皇帝宝谱册”，详细说明了清代皇帝玉玺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其中“清宫皇帝宝谱册”的制作采用手工钤印的方法，更具艺术内涵。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盛装于花梨实木盒内，木盒表面精雕祥龙图案，古韵绵长，富丽华贵。其珍藏价值在于原料珍贵，制膏工艺考究，茶膏陈化后品质递增，塑型工艺复杂，观赏性强，品饮厚重绵滑等特点。全套限量发行：共三百八十八套。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原料精选窖藏三十年的云南大叶古树特级普洱茶，纯茶萃取、剔除农残。现云南省博物馆、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和中国茶叶博物馆已相继都收藏了蒙顿茶膏捐赠的顶级茶膏。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专为文化鉴赏、收藏者打造的一款极品普洱茶膏。其塑型工艺非常复杂，需要经过绘图、制版、制模、浇注、固化、脱模、整形等繁琐工艺才能达成。利用茶膏作为艺术品表现形式，是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朝光绪年间的“清宫御制普洱茶膏”都是经过开造注模后浇注成型的，小小的茶膏表面雕塑五福捧寿等图案。
茶为国饮，遍及中华。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茶也因其保健、养生的功效，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普洱茶膏传承着中国古老的养生文化。品饮口感厚重绵滑，其营养性由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咖啡碱、茶氨酸。这五大部分集合成有机的整体，为人体提供诸多的营养成分与保健因子。具有解酒护肝、消食解腻、养胃护胃的直接功效，同时对抗癌、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也存在潜在的功效。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在其所著的医史文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曾悄然出现过茶膏
清代曾悄然出现过茶膏！对于普洱茶膏来说，它的历史就是简单的六个字就能概括的“兴于唐、盛于宋”，而其实茶膏曾经在清代也悄然出现过，您是否了解呢？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玉龙胜雪茶膏鉴赏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
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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