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贸易。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久远时代的普洱茶贸易”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最开始打造的丝绸之路就是为了能与他国进行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也是一种贸易形式的体现，那嫁接到茶文化上面来说，其实最开始的普洱茶贸易是最值得一提的。普洱茶是交易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其实熊很多文献里面体现的资料的来说，中国人民真的是从古至今的智慧都是无限的，传统模式下的人尚有如此大的智慧，那就更别提现代的人们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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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武普洱茶的历史时代
谈谈普洱茶在易武时代的兴盛，又因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易武茶业走向衰落。以及易武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以及现在易武茶马古道的文化符号；如古茶园、古茶座、古民居、公家大园易武是六大茶山之一，六大茶山是享誉中外的普洱茶的原产地，而易武更是种茶、制茶和销售茶叶的中心。宋朝时，当时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叶已远在广西进行茶马交易。据史料记载，明代以来，商贾、民众出资出力修路架桥，开辟茶马古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辟易武至思茅主要通道，普洱府向清朝廷上贡的女儿茶，也是从这条驿道运出。道光十年(1830年)，在磨者河上首建永安桥，连接易武和倚邦。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修建由易武经倚邦至思茅的茶马古道。从此，普洱茶内销思茅、元江、石屏、昆明等地，一部分销往西藏。
西双版纳是普洱茶的发源地之，随着茶产业的兴起，茶马古道应运而生。易武作为古代六大茶山茶叶的集散地，历史地成为了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格局，分别通向北京、西藏、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和印度。除了进京和进藏的2条线路外，其余都通向了毗邻的国家。有一条拥有悠悠近2000年历史的古道，起源于西双版纳，也一度延伸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它不仅见证了普洱茶贸易的盛衰，更推进了古远的民间国际贸易。
易武盛产茶叶，乃普洱茶古代六大茶山之一。随着茶叶产业逐步兴旺，明清时期，商贾、民众集资投劳修路架桥，开辟茶马驿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辟易武至思茅的古驿道，全长535华里，是六大茶山通向思茅、普洱的第一条石板铺就的茶马古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修通由易武经倚邦至思茅的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路面宽3～4尺，全长470华里。民国年间，历任镇越县长下令各区、乡组织义务民工整修，以县府治所易武为中心，通往各区、乡的便道。至1949年，易武通往国内主要驿道有7条，总里程2875华里。通往老挝的有4条，总里程1480华里。由于年久失修、交通改道等原因，现在只有少部分残留下来。如今易武乡境内尚且保留的青石板茶马古道有19段，总长10617米左右。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大量汉人进入易武经营茶业，使易武茶业市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许多茶庄纷纷停业，易武茶业走向衰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普洱茶再次名声鹊起，沉寂多年的普洱茶传统加工作坊纷纷涌现，传统制茶工艺继续传承。
易武茶马古道形成原因唐人樊绰在《蛮书》中曾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银生城指的是唐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辖今景东、景谷、普洱，西双版纳。成书于清嘉庆时期的《滇海虞衡志》记载：普洱茶所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端、六日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足见当时茶业之盛。道光及光绪本《普洱府志》，则以攸乐、倚邦、莽枝、蛮湍、慢撒、易武为六茶山，去革登而新增易武，革登茶业产量，当时可能已衰落，由易武取而代之。易武海拔较高，最高处达2000多米，产茶各山，干季期间，晨雾甚浓，日中方散，雾凝如雨，茶树赖以滋润，茶质优良。据当地人的讲述，易武土着民族在东汉末年将野生茶树引为药用，并从药用变为饮料，发展成主要的经济作物，投入市场交易，但没有史实可考。然而，易武在唐朝时开始大量种茶，却有据可依。据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樊绰《蛮书》约成书于唐懿宗咸通四年，后于《茶经》面世一世纪，此当为易武产茶的最早记录。易武茶业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形成茶产业。到了元代，因为战争和疾病的危害，土着村寨大量迁并，人口逐年减少，茶业也随之衰落。明朝茶业有所恢复。明末清初，内地人看到易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发展茶业的巨大潜力，相约迁居易武，特别是石屏人大量迁居而来，掀起了奔茶山的热潮。石屏人迁居易武后，不仅恢复了荒废的茶园，还新垦种植了许多新茶园，使易武的茶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有名的万亩茶园和万担茶的主产区。茶叶的加工也从加工散茶转向加工成型茶，分别制成元宝茶(七子饼茶)、长方形茶砖(砖茶)和团茶。其中以圆形饼茶最为出名，曾一度扬名海内外。茶成为易武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茶业发展达到了顶峰。据李拂一先生着《镇越县新志稿》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是六大茶山最辉煌的时期，易武茶山年产晒青毛茶7万担，最高时达10万担。茶业的发展，使当地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呈现出盖楼房、建寺庙、办茶庄、开店铺、办学堂、筑路架桥的兴旺发达景象。至今还保留有大量的古茶园、古建筑、茶马古道等文化遗产。
易武茶马古道的文化符号古茶园易武至今还有古茶园11430亩，主要分布在麻黑、高山、曼洒、曼乃、曼腊等几个地方，全乡各个地方均有零星分布。位于麻黑村委会的古茶园最具代表性，茶园面积4700多亩，有茶树56.4万余株，这片茶园均为老茶树，从明朝初期起就开始在这里种植，在清雍正至道光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末和民国不间断地补种，增种，由此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古茶座易武茶产业的发展，在漫氏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国内外战争、社会动乱、天灾人祸、方针政策的影响，时而兴旺发达，时而冷冷清清，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茶业发展达到顶峰，易武茶区(包括漫撒茶山)茶民众多，茶商云集，茶庄林立。主要茶庄有：同兴号，大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易武建立最早的茶庄，与同庆号、乾利贞、同昌号多年形成四强之势。其他茶庄还有东和祥(义兴祥)、泰东祥、宋兴昌、元泰丰、鸿庆号等。
古民居明洪武年间，中原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石屏。明末清初，六大茶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发展茶业的巨大优势，吸引了部分石屏等地人迁入易武。清乾隆年间至道光年间，易武土司用窑泥制造砖瓦坯，造瓦窑烧砖瓦，建盖四合院民宅，其建筑结构和布局与江南各地略同。易武现存的古民居一般是砖土木结构，即房屋结构用木质穿斗，外墙用砖石打基石，上面用土夯筑山墙，房顶用筒瓦铺盖的四合院。为正堂两耳的二层楼房，正大门前是用青石铺设的正方形天井，正面上房为堂屋，堂屋两边为主人卧室，每边用木板隔分为里间和外间。长辈多住里间并铺没有地板，中间为堂屋，作为祭祀活动和接待亲戚朋友及设宴席专用，有时用于粮米加工的临时作坊。楼上用木板相隔，有的用作堆放家什用具，有的用作接待远亲留宿之用。正房下左右建有二层楼的耳房，下面为灶房，楼上一般作粮食储藏室。房屋一般是坐北朝南或因地形而为坐南朝北，屋脊两端翘起，左端微高，右端稍低，意为：左青龙、右白虎。整个民宅建筑风格和各种花纹雕刻及禽鸟图案，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公家大园该大园被认为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是茶文化在易武的见证。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易武、倚邦、攸乐、曼撒、曼砖、革登70％的茶叶均在易武集散，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约400余年的10株大榕树紧紧围绕着公家大园，树冠高大，枝叶茂盛，仿佛在迎接八方来客。榕树的根系当时还被马帮运茶出发前用来栓马。
2006年，在易武原关帝庙旧址仿照关帝庙建筑风貌，建成普洱茶古六大茶山茶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951.9平方米，馆内收藏有石刻碑文、木匾、清代字据契约和当地老百姓祖传的制茶、泡茶、马帮驮运茶的工具，各茶庄、茶号生产的茶叶样品，有关茶文化历史书籍等计364件。
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和普洱茶的原产地，易武在清朝光绪年间，一度是云南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茶叶生产、加工和集散之地。各种商号、茶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商业繁盛，马帮不绝就是对易武古镇那时的真实写照。
茶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而且还促进了其他(传统)产业，如：种植业、加工业、纺织业、商业、交通的发展。使易武呈现出商旅民工云集、店铺茶庄林立、骡马、牛帮塞途的繁荣景象。
大量汉人迁居易武种茶、制茶、卖茶，既恢复和发展了茶业；由于当地土着民族与汉族共同居住、共同耕作、共同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汉族的花灯艺术、教育形式(私塾)、酱菜加工、农具制作、建筑技艺(四合院)、纺织技术等大量先进的汉文化传人了易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以上就是中国普洱茶经网提供整理的关于易武普洱茶历史时代的繁荣昌盛的相关介绍。
普洱茶进入土豪时代
中国普洱茶网讯：当下普洱茶一扫几十年来的筚路蓝缕、无人问津，已进入了最闪耀的土豪时代，文化与财富并存!土豪品牌，土豪普洱茶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市场里。
一万五一饼的普洱新茶你能想象吗?一掷千金只为喝杯老茶你能想象吗?尚在严冬腊月就大把派钱给茶农只为预定来年春茶你能想象吗?珠三角大量私人藏家仓库囤积价值过亿的普洱茶你能想象吗?是的，这些就是最近两年正在上演的一幕幕情节，当下普洱茶，一扫几十年来的筚路蓝缕、无人问津，已进入了最闪耀的土豪时代，文化与财富并存!
土豪品牌和土豪茶
2013年末，普洱茶市场风头正劲的土豪品牌，当属雨林古茶坊，其土豪产品腾蛟起凤、野芳等将普洱新茶的价格拉上了一个历史新高度，意在切割大牌无能为力的高端版图。
老牌大厂也不甘寂寞，大益金色韵象、下关金色印象前后上市，这两款被业内称为土豪金的产品，也一度在普洱茶市场上呼风唤雨，名噪一时。
一些本就打土豪牌的高端古树普洱品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飞速发展起来，如陈升号的班章金印、润元昌的印级系列、合和昌的丹凤朝阳、澜沧古茶的传奇系列等一些土豪品牌土豪茶，在普洱茶市场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普洱茶消费者已明朗细分，藏客也明确往高品质普洱靠拢，普洱茶已经全面进入土豪时代!
土豪高价收料，普洱毛茶暴涨
2013年进入下半年以来，业内众口一词的预测，明年普洱茶春茶行情仍然高涨，这就使得新一轮毛茶(未加工的茶菁)资源抢夺战提前打响。10月，山头茶小众产品主力军东莞客纷纷奔赴云南各著名茶区大派现金，预订来年头春的优质毛茶。有茶商短短三四天内就送出现金300万元，只为茶农届时能高看一眼。
再加上近年来涌现出的诸多主要走高端、小众路线的山头茶品牌，如陈升号、合和昌、润元昌以及最近冒出来的雨林古茶坊，这些品牌与大益、下关等大众化普洱茶品牌有所不同，它们无不以云南某一知名山头或茶区的古树、大树茶为卖点。这就使得本就稀缺的古树原料资源，成本更快上涨，加速推进普洱茶进入土豪时代!
近年来，凭借投资普洱茶而身价倍增，跻身土豪行列的茶人，可谓大有人在。商人逐利的天性，犹如鲨鱼对血的敏感一样，很多人闻到钱腥便想进来，有没有收获则很难说，尤其是在普洱茶行业风云变幻、行业洗牌在所难免的时期，繁荣背后可能是泥沙俱下。
2013年普洱茶行业报告指出：未来几年是普洱茶的品牌年，谁能做好普洱茶品牌，谁就能在未来胜出。于是，更多想成为土豪的茶商，选择了另一条比较稳妥的途径加盟一些有潜力的古树新贵品牌，达到共同富裕。
一时间，全国范围内雨林古茶坊、陈升号、合和昌、润元昌等高端普洱品牌的加盟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土豪背后的反思
是的，无论你认不认同，普洱茶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运转的资本时代。在国内普洱茶投资渠道不通透、产业链条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老牌大厂可以循规蹈矩、力求创新，而一些想做得长久的新贵品牌，就不得不思量一下了。
一辆车才起步，就把油门踩到底，这是自取灭亡，无论曾经历怎样的繁荣，自我高潮之后，都应该回归性价比才是长远之道!
而对于我们大多数茶友来说，少数能理解普洱茶收藏系统的人，要么是对系统产生的巨大利润感兴趣，要么产生依赖，大多不会质疑反对;而绝大多数的人，都由于不了解这个系统，导致在收藏上屡屡出现失误。
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只需记住不管普洱茶的投资收藏还是企业发展，都应以品质为王。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上各朝代的普洱茶贸易
宋代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明清两代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近代
辛亥革命以后
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
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
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茶礼的时代
茶会的盛起。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
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云南茶马古道：普洱茶贸易运输的古代“高速公路网”
云南的历史总是与路有关，五尺道、蜀身毒道、茶庵鸟道、茶马古道，道路串联起来了当地人对于先辈历史的记忆。在崇山峻岭、地势复杂的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好比古代的“高速公路网”，将一个个古茶镇串联起来，其上“飞驰”的马帮，不仅将普洱茶运往了世界，还为云南刻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
茶马古道源于西南地区民间自发形成的贸易互市，早期主要是以马易物。到了唐宋时期，随着茶叶饮用的盛行以及煮茶烹茶之法传入藏族地区，开始有了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自此一直到民国时期，这些古道成为了西南地区汉藏交流，甚至是与东南亚交流的重要交通商道，而“茶马古道”也因此而得名。
广泛意义上讲，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不止一条，比如有记载的陕甘茶马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是以陕西商人为代表的内地贸易路线西行的主道。然而历史更悠久且更出名的茶马古道要数川藏、滇藏这两条。每条主道与区域内的各支线一起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西南贸易交通网。普洱茶原产地区的茶叶产销重镇就是滇藏茶马古道贸易网上一系列重要的节点，从产茶、采购到贩运都始自这里。而产自古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则从茶马古道这条条古代“高速公路”，或作为贡品传入清朝的宫廷，或是化作藏胞毡帐飘出的浓郁的酥油茶香……古代“高速公路网”——茶马古道
明清时期，改进制茶方式后的普洱茶不仅口感更醇厚，且更便于运输，因此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明星产品。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直到北京的官马大道。清朝时期的普洱贡茶就是经由这条路由骡马运至昆明的。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年间，这条古道向南逐渐延展，从思茅，再到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辗转出国到缅甸，当时许多老字号茶庄都从这里出口普洱茶。而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佛海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为近现代普洱茶产销重地。
易武古镇自唐宋以来就是六大茶山中最大的制茶中心和运销地，尽管当时这里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民间，但市场却很繁荣。茶马古道也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中断。据考证，易武在唐朝的南诏时期就被称为“利润城”，可见当时的贸易规模不小。到了清朝，这里被划归普洱府，而普洱府的设立以及普洱茶作为贡茶后，随着雍正朝后期汉族移民的迁入，带动了当地制茶工艺的发展与普洱茶品质的不断提升。普洱茶作为贡茶，在清朝占据了贡茶的很大比例，而这些普洱贡茶，则又以易武所产之茶为多。
示意七子饼茶
而关于易武贡茶，更是有段不得不说的故事。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汉族百姓南迁往云南移民谋生，因此也有了“穷走夷方，急走场”的说法。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劳动力，更有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勐腊县志》中就记载了雍正年间石屏等地的汉族迁居到勐腊后，对树林茶进行改造，开山种茶，建立茶园。原本以野生茶株为主的自生自灭型茶园，正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开始过渡到栽培型的茶园。
同样被改造的还有对茶叶的加工程序。后来成为贡茶的“元宝茶”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至今易武的当地人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雍正年间从石屏宝秀宝山街来的移民刘汉成，到了易武不仅开辟了上百亩的茶园，还创制了新的制茶工艺。
以往制茶，一般都是采摘茶叶后直接入锅炒制，等到变软凋萎后，再揉搓成条状，晒干或者晾干，雨天的时候微火烤焙干制成粗制的青毛茶。一般这样的散茶就直接装麻袋卖给茶商，再托运到普洱卖掉。从这个制茶过程来看就知道，这些茶叶不仅优劣难分，好茶次茶混杂，而且还难以运输，不易存放，唯一仰仗的就是这里的山水养出的野生茶叶。
刘汉成则是将这些茶叶分选、拼配、装筒、蒸茶、揉圆、紧饼、解袋、包扎，经过这八道工序，普洱茶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粗制，而是“条索紧卷，龙尾凤尖”，这些茶叶都被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垛用竹笋叶包裹，也就是流传至今的易武“七子饼茶”。乾隆年间开始运往京城的贡茶就是“七子饼茶”，乾隆曾作诗“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说的就是作为贡品的普洱茶了。
到了清朝末年，光是易武一个镇就有30多个大茶号，在清末民初，单是易武普洱茶的年出口销量最多曾达到6000多担，同庆号、乾利贞号还有车顺号等茶号也都声名远播。而易武成为普洱茶区最大的加工基地。滇西和川藏的茶商都来到易武购茶，易武街上也常常是“人喧马叫，骡马塞道”，从普洱、大理、丽江来的马帮驮着易武的茶叶，送到滇西北的滇藏茶马古道上，入西藏，出印度。易武当地的茶号也有自己的马帮或者是牛帮，驮着普洱茶南下到越南、缅甸、香港，再由海上销往日本和欧洲。至今在茶马古道的许多遗址上都可以看到当年一个个过往商队留下来的马蹄印，而当地的马帮文化至今都留存在当地人对繁荣过往的回忆与描述中。如果你有时间去到易武古镇，易武老街上的青石板上，马蹄留下的印记犹在，而当年马帮结队出发之处的公家大园，会让你抚今追昔，思绪联翩。
易武古镇上的那块珍贵的“瑞贡天朝”宝匾就是道光皇帝在喝到车顺号的普洱茶，大赞后御赐车顺号主人清朝进士车顺来的，取义“意为用最好的茶叶、极至之茶、祥瑞之物贡奉给朝廷”。特允他们家世代供奉这个匾牌并置于门楣。宝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瑞贡天朝”，一旁则是正楷小字“例贡进士车顺来立”和“钦命头品顶戴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捷勇巴图鲁书”，在车顺号老宅存放至今“高速路”上的“老司机”——马帮
不少人都觉得茶马古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驮着茶叶或者是货物的马帮，而事实上这些贸易商路上行走的既有马帮，也有牦牛驮队，还有背夫或者是挑夫，并且西南地区主要的三条茶马古道上，商旅类型都不尽相同，川藏道上负责运输的主要还是以背夫和牦牛队为主，青藏道和滇藏道上骡马和驴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的交通工具的选择上很有限，历史上就记载过南诏是“有舟无车”，而云南独特的马帮文化也滋养于此。
云南的马帮实际上主力并非是马，而是骡子，主要以为云南马这个品种个头矮小、不堪重负，骡子逐渐成为了运输主力。而最早的马帮也分忧官帮和民帮的区别，官帮自然是由政府出资，押运的货物也是以官商的重要物资为主。而民帮中，常年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马帮”，民间组织起来运输茶叶、药材和盐巴，还有一种就是逗凑帮，这类马帮一般都是临时集结，季节性运输，规模较小。
大型的马帮往往是一个有组织性的“车队”，并不是松松散散一拨人上路经商运货那么简单。在马帮里负责对行进路线布局与指挥的头儿被叫做“马锅头”，也是马帮一干人等的头儿，他的下面往往还设置有“二锅头”“三锅头”和“管事儿”，平均每3到5匹驮马都配备一个赶马人，此外还有带着武器的“武装押运”，既是为了防范盗匪也防范野兽。头骡往往还要挂着大铃，披着彩带，还有的系着红绣球，既是标识也有吉祥的意义。
赶马人的生活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具有浪漫色彩，深山密林中虽有鸟语花香，更多的却是崇山峻岭和风霜烈日，情感上的孤寂让赶马人将对家乡、亲人与爱人的思念都寄托于一首首高昂苍劲的赶马调中。
“阿哥心中莫怄气，妹把行装来备齐，买鞍配架妹熟悉，哥要细细搭伙计。郎约伙计吃顿饭，同心赶马走他乡；妹备公鸡高粱酒，择个吉日好架鞍。吃完鸡头看财喜，还债要走夷方地；大路小路多清吉，吃了下箸多福气……”新婚夫妇分别在即，丈夫马上要远行，赶马到德宏、西双版纳一带做生意，妻子细致地位丈夫置办赶马的装备。这段极富风情的歌来自于上个世纪初流传下来的《赶马调》，也是马帮文化流传下来的点滴
明朝末年，由于战乱以及瘴气流行的原因，普洱茶的贸易一度低落，许多的古茶园也因此而荒废，只有滇南地区的少数马帮参与茶叶运销。清朝时期社会逐渐发展稳定，雍正时期的归土改流都带动了当地的发展，改进后的普洱茶不仅在民间受欢迎，更是皇室以及王公贵族的青睐而畅销，也带动了马帮运输的发展。据记载，清末，每年到六大茶山地区运输茶叶及其他商品的马匹多达万匹，来自地区内以及省外各地的马帮络绎不绝，思普（思茅到普洱）路上也是马帮成群。
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
据考证，当时比较有名的大马帮有腾越帮、蒙自帮、思茅帮曲靖帮等等，这些马帮在茶业贸易中得到了发展后，逐渐自立门户也成为了大商号，书写了有关云南古代商人的特殊传奇。比如说历史上玉溪马启祥的“兴顺和”商号，最初就是一个“走夷方”的小马帮，后来不断壮大发展，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不仅在省内的昆明、思茅、下关等地设立分号，还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各地。江城的“敬昌茶号”更是把茶号远销到东南亚各国。
如今再到云南，仍然可以在磨黑孔雀屏、或是那柯里的茶马古道遗迹上感受衣着各异的商队，驮着货物的马队带着茶香从百年前的历史缓缓走来……
中俄茶贸易串演的角色
悲情岁月
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
茶在近代史上串演的角色与中俄草原茶路存在的同期，茶的贸易还串演着别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对华贸易滋养了西伯利亚的繁荣和俄国纺织业的兴盛一样，当整个英国的工人普遍每天下午饮茶来恢复体力时，对华茶贸易就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
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作为茶叶原产国和传统输出大国的中国，其茶叶贸易完全崩溃。
邓九刚研究中俄草原茶路的著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00年，邓的《茶叶之路》出版。与此前后，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开拍。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普洱茶在我国什么时代最兴旺 茶与禅如何结合？
普洱茶，一种最自然的茶，它永远都看起来那么平凡，但是味道却是让人一品便从此爱上的茶。这样的茶虽然平凡，但是却可以储存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越久越香，这样的茶真的让人不得不去爱，那么普洱茶最爱我国国人喜爱是什么时代呢?茶与禅又是在哪个时代结合到一起的呢?
一、普洱茶最兴旺的时代：
我国茶道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唐朝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鼎盛期，由于禅师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
二、茶与禅如何结合起来的?
1、在我国古代凡是禅宗丛林，寺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禅宗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
2、佛教禅师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交友时以茶为媒广结善缘，这就是佛教禅师提倡茶道的原因之一。
3、在禅师心中，茶是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禅是以茶净心之理、正清和雅之道。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缘，互为体用，互为能所。可以茶喻禅，以茶行禅，以茶悟禅，以茶参禅;也可以禅释茶，以禅施茶，以禅品茶，以禅悟茶。
4、茶禅，将禅修融于茶道之中，形成茶禅一味的理念，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茶道文化生活习惯，从起源于佛教禅宗寺院到融入社会民间，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共同钟爱，流传千载，长兴不衰，可谓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应为国人重视保护。
茶与禅相互依存的年代很久远了，有一种说法：因为有茶，禅师饮之而后长寿，其实人们总喝茶是可以慢慢寿命变长的，因为茶能治百病，内含人体所需要的好多元素。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多喝点茶。茶与禅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的渊源，佛家说，有缘则能出现，世间的事，缘到则成。茶禅的生活是佛教僧人禅修法门之一，茶与禅的关系真的很密切，希望我们普通人也能一边品茶，一边去想想我们的生活，品茶如品生活!
武夷茶时代的发展
武夷茶
历代大事记
武夷茶自有传颂以来，至今已2000余年。
元代以前：
主要是产制团饼茶和蒸青晒青散茶，明代出现炒青绿茶，清代初研制出乌龙茶(岩茶)、红茶、龙须茶。武夷山是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
汉朝：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军灭了闽越国，并诏令将闽越民举迁江淮之间，以虚其地。当地官员将武夷茶献给汉武帝，武夷茶纳贡从汉武帝开始。但史志中未见汉代武夷山产茶记载。
考古发现：
城村汉城遗址数以万计的陶器里，有大量茶具茶壶、茶杯，证实汉代闽越国先民种茶饮茶的实事。
唐代：
唐玄宗于784年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道教将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佛教寺庙也大兴，武夷山名声日高，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武夷山茶自然包含在内，例证有：⑴唐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到送武夷茶晚甘候;⑵唐徐寅《尚书惠蜡面茶》(系福建最早的茶诗，已1100多年)写到唐时武夷茶采制的时间、礼祭、制作、运输、煮饮和受赠者的感激之情。
宋代：
武夷茶处于兴盛时期，主要制作龙团凤饼茶。
⑴武夷茶是建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苑上贡团茶中包括武夷茶，如苏轼《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都有记载。
⑵斗茶盛行，成纳贡选品和游艺项目。
⑶武夷茶与儒、道产生了密切联系，朱熹、白玉蟾等，种茶、饮茶、写茶，都留下了许多诗词和美丽传说。
元代：
主要制作饼茶。
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备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亲入武夷山，监制贡茶。元大德五年(1301年)，由高兴之子高久住任福建省邵武路总管，奉命到武夷山监制贡茶，并在九曲溪之四曲南畔建皇家御茶园，制作贡茶，当时园中场工250户，采制贡茶360斤，龙凤茶5000饼以入贡，后又逐增，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增至960斤。贡额年年加，茶农苦不堪言，出现茶园抛荒、茶产下降。现今四曲北岸题诗岩还保留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喊山仪式就兴其时的武夷山。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读完后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据说祭拜呼喊后，通仙井井水会慢慢升高，系神力所为，传得玄乎。
明代：
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
武夷茶由蒸春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明徐火勃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明万历三十五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绿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是武夷茶，开了武夷茶外销先河。
清代：
是武夷茶大发展的时代
⑴武夷茶由绿茶发展到乌龙茶武夷岩茶。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制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产制武夷岩茶。
⑵创制了小种红茶：
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
当地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是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关于红茶起源时间，曾有四种不同说法：①明代中期;②明代末期;③清中期;④19世纪中期等四种说法，多数说法是在清代。
⑶创制了龙须茶：
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主要运输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⑷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武夷茶名扬中外，并带动了周边地区茶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
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14年茶销量仍达45万斤，到1948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3000斤)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许多著名的茶叶界前辈，如吴觉农、张天福、王泽农等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他们在武夷山开茶园搞试验，取得许多成果，如试制成功九一八揉茶机、林馥泉在此期间撰写的《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等，为茶业发展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至今，
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发展阶段。现今武夷茶面积达10万亩，总产近1000万斤，比1978年增13倍以上，比1948年总产13000斤，更是天壤之别;
2002年武夷岩茶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种》，
2003年武夷山获国家文化部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2006年6月武夷岩茶(大红袍)手工制作技艺被国家文化部确认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山大红袍和正山小种红茶获国家商标局核准证明商标。进一步提升武夷茶的声誉与地位。茶业已成武夷山支柱产业。
80年代初，为解决大批量茶叶生产的要求，武夷山研制出乌龙茶综合做青机，并获国家商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继而又生产出90型、110型滚筒杀青机、萎凋机。
1980年、1982年、1986年，武夷肉桂在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会上，获一等奖。
1984年，武夷岩茶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
1985年、1989年，武夷岩茶肉桂获国家农业部名茶奖。
1986年，研制出乌龙茶初制操作电脑程控仪，而后可变速长滚筒综合做青机也投入使用。
1987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崇安县茶场题写厂名。
1988年，1月15日，日本女作家左能典代在东京创办中日文化交流沙龙武夷岩茶房，邀请日本名流品尝、鉴赏武夷岩茶。
1990年，4月6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到武夷山视察，为武夷岩茶专集《武夷奇茗》题写书名。8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到武夷山视察，为首届武夷岩茶节题写会标。9月14日，台湾大学教授吴振铎抵武夷山考察乌龙茶。10月1日，首届武夷岩茶节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分别题词或发来贺信，200多名中外宾客参加了开幕式。10月3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抵武夷山考察，在武夷山御茶园品茶，并撰词一首，极力称颂武夷岩茶。
1991年，10月，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福建的知名茶侣在武夷山举办第二届国际无我茶会。
1992年，9月16日，举办第二届武夷岩茶节，4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993年，10月用传统制茶工艺生产的武夷肉桂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11月810日，武夷山机场扩建竣工试航暨第三届武夷岩茶节在武夷山市举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张廷发参加庆典活动。
1994年，10月26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武夷山考察期间，先后走访了星村镇茶叶专业户虞德庆和天心村茶农苏炳溪等农户。12月20日，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的《大红袍岩茶无性繁殖及加工技术研究》获福建省科委科学技术成果鉴定通过。
1995年，10月26日，武夷肉桂获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10月2629日，在武夷山市举办第五届国际无我茶会和第四届武夷岩茶节。
1996年，8月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是年，景区管委会开辟了九龙窠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
1997年，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武夷肉桂获名牌产品称号。
1998年，3月10日，在香港举行了一场20克大红袍母树茶叶拍卖会，香港的施先生以3.38万元的港币竞买成交。6月10日，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武夷山茶叶有自行出口的外贸权。8月1821日，举行98武夷旅游月暨第五届武夷岩茶节，期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
1999年，4月17日，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来武夷山观光，到御茶园品尝大红袍。10月5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武夷山视察时，到九龙窠观看了武夷茶王大红袍茶树。
2000年，7月27日，举办中国武夷山茶文化节。9月6日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武夷山观光考察，参观御茶园。
2001年，5月3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武夷山视察期间，游览了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发出陡峭绝壁见茶王的赞叹。9月17日，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统纳丹抵武夷山游览，并接受了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赠送的一盒武夷茶王大红袍。
2002年，3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疫总局批准武夷岩茶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3月29日，由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申请的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6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GB18745《武夷岩茶》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9日，为做好武夷岩茶原地域产品保护工作，武夷山市首家质量技术监督数码防伪中心成立。8月29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武夷山考察，游览了御茶园等景点。12月18日，武夷山市市政府在北京举办迎奥运武夷茶文化之旅推介会;承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选手首位获得金牌的，武夷山市将赠送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
2003年，2月武夷山市荣获中国茶艺艺术之乡称号，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夷山支公司与武夷山市政府签订了以产品责任保险方式承保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母权一亿元的合同。11月1213日武夷山市举办首届中国武夷山茶文化艺术节暨第六届武夷岩茶节。
2004年，12月武夷山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启用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的通知》。
2007年10月10日最后一次采摘自福建武夷山360多年母树的大红袍茶叶20克，正式珍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茶叶第一次被藏入国博。从此武夷山将不再制作母树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