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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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中国历史上茶叶交易的“茶引制”改为“茶票制”，和晚清重臣左宗棠有关。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前，曾在安化隐居八年，安化是黑茶故乡，黑茶运销在清代盛极一时，安化最盛时期，茶号多达200多家，产销达20000引之巨(15万担，合8952吨)。他居住的小淹，正好是甘肃引商采购黑茶的中心。崇尚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必定也是有深刻的了解，对茶市情形十分熟悉。
左宗棠后来担任陕甘总督，改革西北茶务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以票代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为湖南黑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唐代开始，茶叶就属朝廷统销商品，称“榷(que)茶”，按照现代说法是“计划茶”，就像烟草局的香烟专卖。茶引”的最初性质是茶叶的贩运凭证，相当于“卖茶许可证”，当时采用“引茶制”，由茶商向朝廷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制作、运输。引票就是朝廷允准的茶叶购销指标。
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靠“茶引”购买茶叶。引茶一直延续至清代，茶引制施行以来，也有弊病，造成领引者持引众寡不一，多则十引百引，少则一引，随意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逃税漏税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茶商为牟取更大利润，将每引正茶100斤减少至80~90斤。
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弊病积深，不改革不行了，于是效仿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上发放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也实行茶票制度，他上书说：“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驰，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准北奏改盐票，鹾纳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
丝绸之路上的黑黄金
1873年朝廷准奏，“改引为票，曾设南柜。”
当时的具体规定是：每票50引，合茶51.2担(老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属历史上的株连作法，也是合同担保的雏形。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自由经营(杨自舟、董文延、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CY316.coM
豁免积欠，补贴税金。“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甘肃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税全部免掉，而且不准再乱收其他杂费。左宗棠经过与湖南巡抚协商，对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湖南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外拖欠的问题。
其后左宗棠再进行一系列的西北茶务整顿，茶销业逐渐复苏。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1873年试发放835张茶票，被茶商一抢而空;光绪元年(1875年)第一案茶票的发行量达到了1462票，合计4386吨。
左宗棠西北茶务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改茶引为茶票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以安化黑茶为主的湖南黑茶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黑茶边销和出口俄国的贸易问题，也为以后边茶供销政策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由於茶叶生意的繁荣，逐渐衍生了茶庄、“茶票”和中国丝茶银行。1925年，“中国丝茶银行”发行有5元的代茶币，印刷精美，红黄色，镂空花边，4个角印有“伍”字。上面自右至左横印“中国丝茶银行”6字。当中是扁椭圆形的采茶图，左右两旁均竖写“伍圆”字样，外加灰色镂空花边，再在两旁各竖写“天津”两字。“采茶图”下面自右至左横写“凭票即付国币伍圆”8字，再下面自右而左横印“中华民国十四年”7字。
1949年后，随着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用以茶叶交易的“提货凭证”慢慢退出了市场，2012年6月，香港茶票交易中心把茶票这种文化传承下来，同时开创一种茶交易的新模式。“茶票”的复出让沉睡了大半个世纪的“茶票”重新回到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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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话历史上茶与僧
古诗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我山中，茶与僧常因此相辅相成，声名与共。五代十国蜀人毛文锡所撰《茶谱》记载：昔日有僧，久病不愈。一老翁告以蒙山顶茶能祛宿疾。僧遂于山上筑室采茶，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疾瘥。
僧侣对茶艺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除了地理因素，当然还有功利方面的原因。僧人旷日持久地坐禅，正需要某种兴奋剂的支持，而茶恰好具有提神驱眠的功效。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疲睡见茶功的诗句。加上茶树终年常青碧绿，富有生气；茶性净洁，久饮益思；助人寂静斯文，稳健开神，为佛教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与僧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北朝隋唐统一之后，在禅宗率先倡导之下，茶饰、茶贸均呈发展之势。茶圣陆羽就曾当过和尚。在他所着的堪称世界第一部茶叶科学经典着作《茶经》中，将南北朝时敦煌人单道开坐禅不畏寒暑，归之于饮茶的功力。
名山出名茶，名山多庙寺。如着名的蒙顶茶、武夷岩茶、黄山毛峰、华顶云雾、雁荡毛峰等名茶，无不出自名山寺院。山中寺院种茶，与僧人爱惜生灵不无关系，况且，茶与僧相伴成趣，每每构成一种妙不可言的诗画意境。
茶，因其自性高雅，常被用作待客之佳品，甚至奉为取代酒浆的祝天祭祀圣品。唐代名僧皎然，在其《饮茶歌》中吟道：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他把酒贬得如此之低，把茶说得神乎其神，虽不免有偏见之嫌，却也不难看出中国茶文化之久远，以及僧与茶的密切关系。
历史上茶税那点事
唐朝以前已有饮茶的历史
茶，是发源中国的著名自然保健饮料。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百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今四川东部)就已经纳贡特产的茶叶了。在东汉、西汉均有食用茶的文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文人无以匡世，清淡渐盛，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刘伶、阮藉那样的酒量和不怕喝死的决心，要是喝多了胡言乱语，还伤感情，到后期，茶的饮料功能被进一步开发出来，清谈活动中，更多地用品茗来代替饮酒，茶逐渐变成奢侈饮料。这期间茶的饮用方法，是将茶进行初加工，制成茶饼或茶团，干燥后存放，饮用时注入沸水，并加盐、桔皮或姜葱调味烹煮，这一饮用法,一直沿用至唐代，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饮茶时中还会加盐，而在尼泊尔、锡兰等国家饮用红茶时还有加入小豆蔻、丁香和肉桂等香料的习惯，这都依稀保留着当年饮茶的影子。不过，饮茶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上层，较小众，老百姓是喝不起的，茶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贸易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轻，各地只是以纳贡的形式向朝廷提供茶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
唐朝饮茶逐渐盛行，唐中期开征茶税
唐王朝经贞观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种植就能够发展成为农业上一个独立的分工。在交通方面，隋朝时就贯通的大运河又勾通了南北水道，航运业发达，商贸活跃，这些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茶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唐朝从经济上、文化上、科学上和军事上都足够强大，唐朝在当时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者拥有有足够的自信，因此对宗教比较宽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道家相信长期饮茶，可以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作为中原佛教主流的禅宗，根据地就在江南一带，这里是主要产茶区，禅宗在修行中提倡禅茶一味，寺院精通于对茶叶栽培、焙制，讲究饮茶之道，很多人都知道茶圣陆羽，实际上陆羽小时就生活在寺院中，掌握了种茶制茶各个环节的技术。寺院为茶叶饮用的起到了推介作用，茶叶也为寺院创造了高附加值，随着宗教在各个地区、阶层、领域的渗入，茶的饮用习惯也走向底层。后来唐中期又禁酒，许多人不得不找寻替代的饮料，茶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公元758年左右，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对以后茶文化和茶生产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随着饮茶蔚然成风，茶叶已成为受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种茶、制茶和贩茶的积极性，南方逐渐有农民专门种茶为生，茶叶种植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元和郡县志》记载：蒙山在县西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以是蒙山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当时茶叶种植和贸易规模。另外，唐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茶叶因可解油腻,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很好的补充饮食,受到他们广泛欢迎，到唐玄宗时期，开设了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的茶马互市，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马匹以及纺织品等商品,开启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之门，也使中原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跟少数民族进行利益交换与控制的商品――茶叶。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从中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籽，种在滋贺县日吉神社的旁边，茶叶从此在日本扎下了根，茶道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成为日本传统美学之精髓，以到于现在很多老外都把茶道当成了日本的东西，而不知道本源在哪，这真是一件让中国人非常郁闷的事情。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库日渐空虚，随着茶叶经济在经济总量的比例日益扩大，对茶叶交易的税收问题开始重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茶税，《唐会要》第八十四卷记载：侍郎赵赞建议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长平仓相当于现在的储备粮库)。兴元二年(公元785年)罢茶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奏立税茶法，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这是茶叶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被征税，《唐会要》上记载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税率为10%，茶税收入为一年约四十万贯。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茶税率增为15%，至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一方面规范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另一方面打击偷税行为，还对茶农的生产制定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使茶商、园户都满意，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税率未增，却实现了税收倍增。
配合茶税的征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榷(qu)茶，即茶的专营专卖。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王涯奏请榷茶，自已担任榷茶使，命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统制统销，同时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法令只保护政府的利益，无视茶农茶商的利益，一颁布，就立即遭到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茶，十一月甘露之变就被宦官仇士良在杀死。后来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
为管理好茶税，唐代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到唐宣宗时(公元846-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茶税年收入达80万贯，已成与盐、铁等税并列的主要性税种，这距茶税的开征还不到百年。
宋代完善了榷茶制度，茶税征管加强
茶兴于唐盛于宋，到北宋，煎茶法已不流行，改之的是点茶法。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容器中用沸水冲点，在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煮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茶末上浮，形成粥面。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晚为佳。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主要的工具茶筅，就是中国民间刷把和西洋打蛋器的结合体。为配合点茶，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制成细末的茶砖，称末茶，现在日本茶道所称抹茶，名称就是从此而来。在中原各地，都有专业的茶楼，流行斗茶，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俱备上乘者为胜。在上层社会中，开始出现不加佐料和盐的清饮法。宋朝茶文化非常丰富，许多文人都在诗词中以开始用茶为主题赋咏，陆游就曾写过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红戏分茶，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宋徽宗还著《大观茶论》介绍茶文化。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之说。茶，已完全深入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周边西夏、辽、金、吐蕃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由于茶可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在游牧中，共同饮茶已成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和饮食生活习惯，南宋时有文献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可见这些少数民族对茶的刚性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茶叶植区扩大，有专家考证南宋时茶叶的年产量到5000万斤，并且茶业的各项分工越来越细，除了茶楼，还催生出专门制作茶末的磨房，茶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宋代陶瓷业发展，茶叶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宋代时，中国处于分裂的局面，宋朝北方先后有西夏、契丹、辽、金等国的侵扰，北方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南方相对要更稳定，战争的开支巨大，需要用茶叶与游牧民族交换马匹，主产于南方的茶叶，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战略物资，在税收和流通管理上都进一步受到重视。在唐朝昙花一现的榷茶制度，在宋代得到了恢复和完善。
宋江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在开封、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公元967年)在全国开始禁卖私茶，茶农只能把茶卖给山场，再由山场卖给政府。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y)，主要是卖到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茶叶，普通老百姓不能染指。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由于规定茶叶只能在一定地区贩卖，在贩卖过程中每过一地，还要向名地关卡交纳相应的商品过境税收，甚至有时过境税收比运费还高，加上交纳茶税的过程和方式上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茶农茶商的利益，严重打击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茶叶走私情况日增，榷场收到的茶数量和质量上都普遍下降。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为完善榷禁，蔡京推出《政和茶法》。该茶法废除政府垄断收购的制度，改为通过控制专卖凭证茶引，实现专卖控制。茶农登记在册，商人贩茶，须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相当于税收源泉控管证明单，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茶引上明确规定茶叶的购处、购量和销处、销期，应纳税收，沿途的纳税情况。通过茶引，茶农和商人受到严格监控，产茶到贩茶的全过程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把茶叶产销完全纳入榷茶制的轨道。同时，这一政策给予园户和商人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能够调动积极性。《宋史食货志》载：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贯，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余斤，可见其作用之大。茶引这一专卖方式，一直沿用到清朝。
元明清茶叶贸易一度盛况空前最终转向没落
元朝时茶叶的饮用已进一步分化，团茶只是宫廷才使用蒙古贵族在茶中加果仁、香料等饮用，而汉族知识分子的的清饮法较为流行，民间多用散茶。明朝，朱元璋推广将茶叶直接冲泡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于行，节约时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又能够体现茶叶的清香，自然成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
元明清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榷茶制度。元代时设有盐、茶转用司，专门负责茶税和茶的专卖。元代虽然一度实行过茶叶的自由买卖，但总的还是实行榷茶，用茶引来实现茶税专卖和税收管理，有专家考证，至元十三年，茶税税额才1200锭(一锭50两)，1330年达到218212锭，其增幅之大，榷茶制度功不可没。明朝对偷逃茶税处罚有十分严厉的法律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明太祖时，一位附马走私茶叶，还被处以死刑。可见茶税在明朝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茶税的增长也从侧面体现了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不缺马匹，其统治时期边境地区取消了茶马互市，到明朝时由于对北方的战略要求，马匹用量大增，又恢复了茶马互市。万历元年，张居正整顿边境茶叶市场，打击茶叶走私，使茶叶贸易完全暂停，导致了蒙古和女真各部的不满，这真是一场茶叶，更应该说是茶税引发的战争，一打就是三年，最后明王朝重开茶市，对各部落进行分化瓦解才结束战争。
清朝的茶叶税收，很大一部份来源于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贸易。在明朝万历年间，荷兰人开始直接从中国运茶回欧洲销售。明朝末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专门贩茶。以后，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商人也相继从中国贩茶并转卖到欧美。17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大量贩茶到欧洲销售。美国独立后，中国购买茶叶并成为当时继英国以后，向中国进口茶的第二大国。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竟高达11万吨，茶叶出口占当时外贸总量的80%左右。英国茶叶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但同时也将大量白银流向中国，造成贸易逆差。后来，英国人一方面设法将鸦片输入中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在这一大前提下，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场由茶叶引起的战争;另一方面为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通过传教士在福建桐木关一带窃取种茶和制茶技术，将茶树苗和茶工私运到在印度大吉岭一带进行试种并成功，后来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规模种植，并试制出红茶，使这两个地区的茶叶成为世界名茶。当时，国外消费市场口味偏重于红茶，印度产茶区兴起，国际市场的茶叶竞争已经日趋激烈，清政府财政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就不断提高茶叶的出口税率，出口成本增加，而中国茶叶从价格到质量上已无优势可言，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只能加快中国茶出口量萎缩，到十九世纪末，印度茶最终取代了中国茶的地位，在茶叶市场上中国彻底失去了话语权，中国茶叶出口在全球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足30%，2012年，全球茶叶出口总量174万吨，中国茶叶出口总量为31万吨，占总量的17.8%，当年失去的市场，到现在也没能抢回来。呜呼!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各方面都失去竞争力的大清帝国，也如它的茶产业一样，走向了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一开始征收对茶征税时，称所收取的税收用于充常平仓本钱，承诺的是用于社会保障救济性支出，但唐帝国却是将这笔税收挪作他用，又所税亦随得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后来再次开征茶税，打起的旗号也是称此款项作为国家储备，并承诺灾年减免税，以丰补歉，并最终也未落到实处，《唐会要》记载：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正是唐政权后期对国民的巧取豪夺，动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唐朝后期农民起义不断，终将腐朽的唐帝国推向了灭亡。清朝时期国际茶叶市场的丧城失地，清政府对茶叶产业的掠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说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才是财政增收的根本，巧取豪夺最终只能是杀鸡取卵。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的名茶
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贡茶院，皇室对茶的需求特别大，在今天的浙江湖州有顾，后来不够，陆羽又推荐了阳羡茶，那个时候的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皇宫。时间很紧，从浙江到当时的唐长安，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四千里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类似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这些陆羽发现的，还有蒙顶茶--四川雅安--中国雨都，有三个有名的雅雨、雅女、雅鱼堪称雅安三绝，蒙顶山不输于这三绝，雅安是第一个种茶的地方，很多文人都非常喜欢蒙顶茶，到现在为止，蒙顶茶依然是黄茶翘楚。白居易就写过《琴茶》：
琴茶
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茶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晒青绿茶，唐朝主流是蒸青。晒青的干燥方式是晒干，蒸青是杀青的问题，用蒸汽把青涩的味道去掉。炒青和烘青就出现较晚，它们主要是干燥方式的问题，即炒干还是烘干。其它茶类出现得更晚，基本上明朝之前是绿茶。到了明朝，根据不同的茶树叶子，人们找到了很多新的加工方式，这种新的加工方式就出现了新的茶类，基本茶类有六类。
绿茶
绿茶的加工方式比较简单--杀青、揉捻、干燥，，但是每一种加工方式的杀青、揉捻、干燥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龙井是扁状的，碧螺春是条索状的，而且这些茶的加工方式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家茶农，收集了很多茶叶，还没来得及加工，就堆在那里。来了一个军队，没地方住，就住在树叶上，结果一受热就发酵了。其实很多茶的出现都是非常偶然的，等后人记载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当时的情况很远了，所以这些传说本身，它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载是茶文化，民间的传说也表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对所创造的财富所体现的一种智慧中的自我欣赏，它也是一种文化。
黑茶
黑茶也是很偶然的，代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普洱茶。汉民族基本不喝，基本是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喝，比如老青砖。黑茶和其它茶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喝茶，和我们喝茶不一样，我们喝茶是一种生活的点缀，黑茶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肉食乳饮，他们缺少维生素，只有靠茶来补充。黑茶也发酵，但他是后发酵，先做成绿茶再发酵，据说是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几千华里，气候变化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还下雨下雪，一下子茶就受潮了，就发酵了，结果黑茶更受欢迎。在一片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出产的东西，却天然属于那些极寒和酷暑轮流交加的地方，属于那些举杯豪饮、纵马驰骋的人们。你能说出其中的缘由吗？这就是老青砖茶。
黄茶
黄茶也很有意思，黄茶的基本工艺流程和绿茶是一样的，但黄茶是绿茶加工不当造成的，热的茶堆在一起，闷黄了。但后来发现有的地区有的茶树做成黄茶更好喝，黄汤黄叶，有一种类似于粮食的香味，除了蒙顶黄芽，就是君山银针。但是君山银针很珍贵，它有三起三落的特点，所以一般极难获得。
历史上的“茶痴”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历史上，漳州的茶叶出口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同样的，漳州茶出口的历史也很早，在明朝中叶甚至达到顶峰，因此，海上茶叶之路申遗，漳州不遑多让。昨日，记者走访漳州市多位茶文化专家，了解到漳州茶文化出口的相关历史。
[证据一]漳州茶很早到了南洋所谓海上茶叶之路，顾名思义，应该是指茶叶通过海路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一级评茶师、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教务处处长蔡烈伟说，从我国茶叶出口的历史事实来看，茶叶是先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后来才到欧洲的。
史料记载，宋朝时茶叶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到元、明以后，中国茶才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形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以南洋诸国为中介通往地中海和欧、非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发展繁荣起来，茶叶成为18世纪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于漳州而言，茶叶也早早漂洋过海到南洋。明朝（1368年1644年）中叶，漳州的茶叶就远销东南亚。漳州市茶叶协会秘书长黄艺辉介绍。《海澄县志》也有记载，到了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已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也陆续兴起。
[证据二]出口曾居全省之冠随着漳州茶业的不断发展，至明朝已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漂洋过海。明中叶海澄月港已成为福建外贸大港。黄艺辉说。
据了解，当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货物，虽然史书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中关于福建省输出海外的商品等有关记载来看，除了丝织品、陶瓷、糖、果品外，还有茶叶。《海澄县志》也记载，明朝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300吨，居全省之冠。
到了清末，漳州茶叶更加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黄艺辉说。
黄艺辉介绍，当时漳州一些大茶庄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
[证据三]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地名重于世，然而很少人知道，其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于漳州。漳州市芗城地方志委陈侨森认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
陈侨森说，从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可看出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各异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仿效漳州，也可能是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
《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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