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库。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张家口堡"茶马互市"见证张库商道兴衰”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张家口堡"茶马互市"见证张库商道兴衰”相关知识！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通往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之路，全长1400多公里，作为贸易往来之路在汉唐时就已开通，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频繁，至明朝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民国后渐渐衰落，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如今，张库商道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2YS045）。
张家口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在这片众多有据可考的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茶楼——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张家口誉满海内外的四大茶庄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髌为二品官，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门望族。其时，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拥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五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财权均非同一般。
从乾隆年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又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再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在众多贸易项目中，茶叶是支柱项目，常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业与声名。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贸易关系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据考古史料证实，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榷茶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惜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让两族交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因蒙汉相争再次燃起烽火。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实录》载，到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从嘉靖元年到隆庆五年的43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诚就达70余次之多。
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最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十六世纪开始，渐渐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作（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
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
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张库商道的兴衰史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无疑，这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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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上）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下）
张库商道诞生明隆庆时偶然事件促成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再次燃起烽火。而这次登场的主角，一边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一边是北筑长城，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175公斤：《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俺答部下阿不孩复派石天爵款镇求互市，石天爵至镇（宣府镇），宣大巡抚龙大有命执之，将石磔于市。不同意互市已经没有道理，还将来请求互市的使者用酷刑杀掉，如此愚蠢的行为，自然激起双方战事的升级，蒙古族犯边掠边的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明代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城就达70余次之多，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期间，一些有远见的明朝官吏看到关闭互市带来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奏请开市。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上疏皇帝朱厚璁：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朱厚璁驳回上疏，斥责翁万达欺枉轻慢。第二年翁万达又上疏：俺答诸部求贡不遂，渐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上疏再次引起皇帝的不满。据史料统计，到嘉靖后期，犯边掠边的战事发生更加频繁，年年战事不断。
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廷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张库商道研究成史学界不容忽视课题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起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16世纪开始，渐渐地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在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做（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这种文化根脉是有据可溯的，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就是例证。
张家口堡成为茶马互市最大的受益地，前后兴盛近千年。张氏墓群以《备茶图》为代表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无论在人物着装服饰方面，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传达出很多信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反映出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这种文化现象在塞外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绵到今天，形成了如今张家口堡文化的缤纷与绚烂多彩。
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1000人，其中，有八大皇商，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如：山西静升王氏的族谱及碑文中明确记载有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一定与张家口有关。远在元代仅一批就带当地500人的队伍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自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淹没在了商海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一个武城、商城，一个由老倌车队与驼队而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边城张家口。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传奇商道“茶马互市”
这条充满神秘和布满奇险的古商道，同时也是一条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边茶文化的贸易古道。千百年来，它曾为促进藏汉地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铸就沿线藏、彝、汉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一条坚实的纽带。如今，昔日辉煌繁荣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迎来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雅安市茶马古道研究保护中心成立后迅速启动相关工作。茶马古道则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公元前53年，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蒙顶山上，茶祖吴理真栽下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棵茶树，由此也开创了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由汉而唐，而至宋、元、明、清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一群群背夫一队队马帮将一包包边茶运至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公元1954年12月25日，著名的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崇山峻岭间逶迤盘亘千年的茶马古道人力畜力运输时代宣告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川藏茶马古道其实蕴涵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和故事
千里川藏贸易
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
在我国的藏区，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在藏族地区，人们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都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同茶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国家级评茶师李洪奇说，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过去根本无法离开对茶叶的需求。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加上交通条件不发达，高原地区普遍缺少新鲜蔬菜，人们每天都需要饮用茶叶来分解牛羊肉等高脂肪、高蛋白类的食物，并从中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脚下一双鞋爪子、背上一个背夹子，手里捏着汗刮子解放前，在雅安至康定的茶马古道上，背夫跋山涉水，翻越著名的大相岭、飞越岭、二郎山等，背着沉重的茶包子经泸定走进藏区。
在密林之中，一队队马帮也驮着茶包逶迤而行。
1939年春夏，中国电影之父、著名摄影师孙明经就用他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一幅幅经典的茶马古道情景。在他之前，法国外交官方苏雅、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俄国人顾彼得、化学家路得那爱德等西方人士，都曾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留下一张张黑白的茶马古道照片。
在天全县著名的茶马古道驿站甘溪坡，当年的茶背子李忠全老人回忆他在茶马古道上背茶包的情形时说，他18岁起就开始背着边茶去康定，一直背到1951年。当时背夫背茶是很普遍的，光是甘溪坡就有四五十人!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沙哑的嗓音，和着浑厚的唱腔，唱出了茶背子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与苦难。
在荥经的新添古镇，在大相岭上的凰仪堡，在汉源的泥头驿、化林坪、飞越岭，一直到泸定、康定，再随着康定锅庄里的马驮子，一包包藏茶被运往藏区。
在高原的帐篷里，藏民们为远到而来的客人们端上一碗碗香甜的酥油茶;在茶叶产地雅安，采茶、揉茶、搓茶、溜茶、蒸茶、晒茶，捡茶、打包一道道工序，把川藏两地的人们紧密地连结起来。
作为中国的藏茶之乡，川藏咽喉雅安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茶号和茶商。
仅仅在清朝时期，雅安的天增公、孚和、义兴、裕兴、公兴等茶号，规模都十分庞大，几乎整个藏区都有他们销售的茶叶!在雅安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家茶厂的工人说，他们祖上几辈人都是做茶出身。
古道藏马换边茶
茶马互市奏响
汉藏贸易最强音
相关资料记载，我国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于宋、明，止于清代，存续1000多年。《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品带进藏区。相关史料还记载，最早的茶马互市是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宋以来朝廷对茶叶实行垄断，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雅(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
从雅安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朝时期，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
一位资深南路边茶专家说，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随着泸定铁索桥的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康定)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经此道。
专家介绍称，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康定)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每驮重50公斤)。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四川的茶叶由此开始成为交换马匹的货源，在雅安(雅州)、汉源(黎州)、天全(雕门)设立易马场易马，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统治者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了以茶治边的目的。
千年文化筋脉
从人力畜力运输
走向机器时代
拐子窝深深地嵌进石头里。茶马官道上，铺路石被马帮踩踏得溜滑。自从宋代以后，每年茶叶数量多达数十万引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藏区。
在名山县新店镇，作为目前唯一存世的古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著名茶马司内，人们约略能够领略当年茶马互市的风采。
专家介绍称，建成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2年)的茶马司过去专司茶马互市事宜，属成都府路统领，筹集边茶上交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与藏民族为主的各民族以茶易马公务，其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重50公斤)之多，当时茶马司接待民族茶马贸易通商队伍人数，有时每日高达2000余人。
解放之前，雅安城内天增公、孚和等茶号占据了城中大片的地盘。各茶号厂房、仓库和马店子等设施一应俱全，各路采办云集。
在川藏大路茶的官道必经之地荥经县，当年从乐山洪雅迁居到此的姜氏茶人，创立了享誉康藏的仁真杜吉品牌边茶，生意盛极一时。
从荥经至汉源，新添站、箐口站和黄泥堡三个驿站沿着当年南方丝绸之路而去，即从荥经县城出发后沿荥河南岸至花滩，折而向西经石佛寺后进入安靖、凰仪，然后翻越著名的大相岭进入汉源清溪境内。
在汉源，宜东古镇和三交乡的幺店子(旅馆)里，经此路过的背夫和马帮天黑歇脚后，黎明又启程翻越化林坪去往泸定、康定。
自始阳而至碉门、康定，在天全县境内，当年用于烘干茶叶的石炕头，把背夫身上受雨的茶叶烘干再行转运。背夫前仆后继，戴月披星，古道蛇行大荒，商家不绝如缕
两片茶叶，染绿世界。
一条古道，人畜接力。
事实上，川藏茶马古道远远不只有一条道路。在这条干道的沿线山野之中，许多条密密麻麻的支道、小道，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桠附生在它的周围，条条道路通向藏区。2011年8月，在雅安举办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介绍说。
雅安市雨城区严桥古镇的一位村民说，过去每年只要到了茶商前来秤收大茶的时候，当地家家户户皆出去采摘茶叶。茶叶经过传统的手法制作成熟茶，然后被销往藏区。
过去藏茶运输，全靠人力和畜力到了1954年底川藏公路打通后，茶马古道从此迎来了汽车运输时代!雅安一家茶厂长期负责藏茶销售的经理说，如今在当年的茶马古道线上，一车一车的藏茶通过公路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运进藏区。
众多古道遗存
亟待得到
有效保护开发利用
重走茶马古道，追寻茶马历史烟云。
相聚雅安的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们发现，从雅安出发到康定、昌都、西藏的茶马古道上，处处保留着极为珍贵的遗址和遗物。
蒙顶天盖寺、蒙顶甘露古井、茶祖吴理真的故事传说，以及皇茶贡园遗迹，在氤氲的雨雾中隐隐地散发出古道源头的气息。
在山野城镇之间，古茶厂、古茶园、古驿站和集市，古碑记刻石以及古寺院、古遗址，宛若一条珍珠链上的珠子熠熠发光。
在雅安市博物馆内，古代茶具、茶器和收集来的丰富文物，则向人们讲述着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和重镇的昔日荣光
茶马古道沿途的各类遗存，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其多元文化的特点使它成为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一位茶马古道研究专家说，川藏茶马古道作为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大型商贸交通体系，它蕴含着的自然与人文信息，已经成为汉、藏及其他民族浓厚传统友谊的见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川藏茶马古道各路段的传统功能和风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部分地区的古道正在逐渐消失。
川藏茶马古道，现在亟需得到有效保护。
古茶树的"主人"
云南古代民族种茶的历史十分久远，世界最古老的茶农当属古濮人后裔的今布朗族、佤族、德昂族，而他们也是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古茶树的主人。
20世纪80年代，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许多新石器，属“忙怀类型”，而“忙怀类型”属“百濮”的“文化遗存”。再次证明居住在澜沧江沿岸一带最早居民是古濮人。1975年在布朗山老曼峨山出土了一些1000多年前古濮人种植茶树的工具及布朗先民在此安锅扎寨的遗迹。在古茶山深处，凡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有着零星或成片的古老茶园。今天，在布朗山巴达村和附近南糯山，除还存有一些约1700多年的野生大茶树外，还有许多树龄达800多年的人工种植的古茶树、古茶园。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布朗族和崩龙族(德昂族)统称仆子族，善种木棉和茶树……澜沧芒堆寨佤族布饶人种茶，昔日土司制度时，傣族土司专门规定芒堆人上交的贡品就是棉花和茶叶。”经研究，澜沧邦崴过渡型千年古茶树，最早是由布朗族先民古代濮人驯化、栽种成功存活至今；历史悠久的勐海南糯山八百年前栽培型大茶园，是距今五十五代人之前被称为“蒲满族”的布朗族先民栽种下的。澜沧景迈栽培型千年万亩古茶林，是傣历57年(公元695年)由布朗族先民濮人栽种的，首领叭岩冷最先把野生茶称为“得责”，把栽培茶称为“腊”，为傣族、基诺族所借用。据布朗人传说，西双版纳的茶树籽种还是从景迈带过去的。勐腊县易武曼撒茶山，是昔日普洱六大茶山之一，据当地农民说，1949年以前，石屏人到此种茶已六代人，茶树在石屏人来前就有了，是本族人(昔日汉族对当地布朗族的称呼)种的。
位于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镇布郎山，因布朗族而得名。
布郎山是普洱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是研究云南民族茶文化的核心区域。布郎山为澜沧江下游西岸(亦称江外)以佛海(今勐海)为中心的南糯、勐宋、布朗山、巴达、景迈等六大古茶山之一，其与澜沧江东岸(亦称江内)以易武为中心的倚邦、蛮砖、攸乐、莽枝、革登等六大古茶山共为普洱茶的十二大茶山，亦是同一历史时期的普洱茶主产区域。近代普洱茶贸易集散地和生产地随以易武为中心的江内六大古茶山的衰落，逐步西移到江外以佛海为中心的六大古茶山。民国以来，江外古六大茶山成了延续、传承和光大普洱茶历史文化的主茶区。勐海成为中国普洱茶又一中心。
西双版纳州茶叶种植面积43.8万亩。茶叶采摘面积35.7万亩，年产于毛茶1.86万吨，占全省茶叶总产量的20％左右。西双版纳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和茶马古道的发源地，有最适宜茶树生产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有上千年的茶叶种植历史。据2004年西双版纳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的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州境内古茶树、古茶园面积达13万亩，其中植株连片、集中、百年以上古茶园共有82234亩，其中分布于勐腊县有27793亩、景洪市有8225亩，勐海县有46216亩，勐海县占全州古茶园面积50％左右，是西双版纳州两县一市古茶园面积最多最大的县份。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外古六大茶山的现存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古茶园面积超过了以易武为中心的江内古六大茶山的现存面积。而在勐海古茶资源又集中分布于南糯、勐宋、布朗山、巴达、景迈等大茶山。
布朗山广泛分布着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其种质资源价值极高，已发现的就有6个茶种，均属普洱乔木大叶良种，具有芽叶肥壮，持嫩性强，叶质柔软，萌发期早，采摘期长的特点，鲜叶中水浸出物多，其多酚类、儿茶素、咖啡碱及各类营养物质均高于其它地区良种。布朗山茶以古茶叶为原料，故茶叶品质优良且珍贵，深受爱人们喜爱。
布朗族在千百年普洱茶的栽种、加工、储存和在药用、食用及饮用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和技艺，云南金健龙茶叶有限公司在充分继承了布朗族宝贵的民族茶文化传统基础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布郎山普洱茶的品质及各项卫生标准，生产出六种不同茶叶品种的布朗山茶产品，其独特和无比的品质，堪称优秀普洱茶的代表，成为具有云南独特地方文化的中国茶文化百花园的一枝奇葩。
王肃"酪奴"
北魏•《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
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张家口 茶叶之路上的“中转站”
在获悉张家口日报社发起“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资深专家米镇波先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张家口和张库大道记者：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米镇波：从福建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北方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清代这条商路至张家口约有一万里地之遥。
记者：历史上的张库大道延伸到了哪里？
米镇波：19世纪中期，出福建运茶叶到张家口有不止一条路线。大量的货物运到张家口之后，雇佣驼队继续北上“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到库伦，距京约有四千余里；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约有八百余里。”这里所指就是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有多长说法不一，最低也有4500里吧。这条大道开始修建是为了加强和蒙古的联系，雍正五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辟恰克图为商务口岸，其实这件事在康熙末年就定下来了。于是张库大道便由于商务的需要而再向北延伸到恰克图。
记者：在清代通往西北地区的三条商路中，张库大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米镇波：一百多年以来，经过绵延不断的贸易，张库大道和张家口相辅相携共同发展起来。清代西北地区商人在政府所设蒙古台站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三条通往西北的商路，即多伦诺尔、归化和张家口三个方向。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看到只有张家口方向上的这条路最为稳定，这为张家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刚刚签订恰克图商界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伊·索尔宾写过一个商务报告，叙述了茶叶从汉口到上海，转天津，赴通州，上张家口，出张家口往恰克图的路况和运费。他写到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转运，用骆驼或四轮牛车。这说明张库大道的路况还是好的，当然还有气候的问题。
记者：在清代中俄贸易中，张家口的地位是否更加凸显些？
米镇波：俄国曾经在三个方向上打开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之门，其中最成功的是恰可图。同治年间，在我国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之后，俄国就更加注重和倚重恰克图贸易。他们的方针是要把定点贸易变为贩运贸易，于是有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允准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去采购茶叶，并且把它们运回恰克图。这样张家口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和突出。
根据档案，同治三年2月到8月仅仅半年之内，经过张家口往恰克图转运的俄国茶商有二十人次，运砖茶2764箱，计184200斤；白毫茶1740箱，计133083斤。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被冷落，这一切对张家口的发展是有利的。
记者：张库大道是怎样的一条商道？
米镇波：这条商路养活了大量的参与运送货物的下层民众。
张库大道上曾经有的鲜活的场景都随着历史而远去了，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以负贩为生的劳苦大众时，不难体会到当他们拿到脚钱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快慰。张库大道是普通民众的糊口之路。
文化研究与开发记者：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相比，对张库大道的研究是否还很薄弱？
米镇波：是的。从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路，为此他们曾经拒绝了英国想经过西伯利亚往东探求中国之路的请求。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比起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早了一百多年。
香港树人大学校长钟期荣教授曾经给我写信说，感谢我们中国的学者突破了美国人费正清的说法，清朝在北方还有一个恰克图，并不是美国人说的只有一个广东。这说明学者对清朝北方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还不够。还不能满足大众的知情欲望。
记者：在张库大道的研究上，要注意哪些方向？
米镇波：今天张家口日报社的媒体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探究这段历史，恢复它的真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研究张库大道一定要联系相关的背景，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变化。要研究俄国探求东方之路的历史，要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居民的政策。要考虑到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的争夺。
在鸦片战争之前近百年，俄国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北方市场，他们的主要商品是毛皮和呢子。张家口一直是毛皮的集散地，就和这个背景有关。道光初年张家口有一个有名的集市叫朝阳村就是经营皮货的，这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记者：如何更好地挖掘张库大道的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和文化产业？
米镇波：如果这次外出考察能够对诸如货栈、票号、养驼户及庙宇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大道上的某些历史遗迹有所发现，那么贡献是很大的。
写一个报道拍一部片子，作为先声对张库大道有一个宣传，对下一步的联合开发，主要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许会形成中蒙俄三国联手开发旧商道，恢复历史的遗迹，吸引投资，开发自驾游，抢注著名商标，开发著名产品等，这或许不是空想。
记者：张库大道成就了张家口。向北开放，当今张家口还会有所作为吗？
米镇波：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近二、三百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其目的在于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生活日用品不足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商品已经有一种依赖，开张边境贸易是这种依赖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巨大的商业潜力是始终存在着的，相信张家口人在这方面也会有新的作为。
期待
记者：天津也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家口与天津有着怎样的渊源？
米镇波：天津口岸的开放对张家口市有影响的，这主要是表现在张家口税收额的减少；但同时天津口岸也给张家口带来了庞大的货运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张家口的发展既在西北也在东南，左右逢源。
记者：作为国内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这次“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有何期待？
米镇波：将张库大道的原貌恢复，重新展现出来是很多人的愿望。据我所知，北京、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都有媒体人或民营企业家动过这方面的脑子，也有的人付出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无疾而终。
2009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那里的老师曾经提出，就张库大道和恰克图贸易做一个教学片子，留在传媒大学使用，可惜也没有下文。
这次，张家口日报社决定做这件事，实现很多人的夙愿是很有魄力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人物名片
米镇波，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他是目前国内关于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先后两次到莫斯科短期访学，由其主编兼主撰的《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独著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都是国家社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由其翻译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8日)
从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图》挖掘张家口堡的历史
明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并向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及欧亚大陆的商道，形成了以经营茶叶为特征的国际贸易通道，俗称草原茶叶之路或张库商道。这条商道形成很早，但由于张家口地处长城脚下，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的地带，古代民族迁徙和政权变更十分频繁，加上连绵的战争造成史料极其匮乏，对这条商道的了解局限于明代之后。然而，一次考古发现把张库商道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并为张库商道最晚起源于辽代获得了历史的佐证，也因此成为学术科研课题(河北省社会基金项目：HB12YS045)。
1993年，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其墓主人名叫张匡正。在幽深的前墓室，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身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小童则身着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双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跳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盛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入其境。
这幅壁画立刻引起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因为辽代的饮茶习俗不仅在这幅壁画中得到了完整保存，而且表现之详细实属罕见，它填补了古代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另外，在下八里辽金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则最具代表性。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中华茶文化历史资料宝库中令人关注的部分。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会集中地出现在远离茶叶产地的宣化辽代墓群呢?却很少出现在茶叶产地的南方和中原地区?缘由需要从当时生活在此地域的契丹族(辽)与宋朝的茶叶贸易谈起。
根据《资治通鉴》与《辽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往来。吴越不仅是茶叶的主要产地还笃信佛教，它和契丹族具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因为契丹族同样信奉佛教而又需要茶叶，所以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从语言演变中也能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巨大的交易数量，在文化方面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人很早以前曾经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则称作(Kitai)，这些观点已经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通辽、锡林格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绘有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代天文图。这些发现，均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往来，契丹人正是传播茶叶到欧亚和中东的使者。
吴越(公元978年)归入宋朝后，契丹人大多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到了宋辽时期，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后两族交善，中原和契丹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纷争局面，开始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茶就占有很大比重。至此，茶贸、茶贡促使茶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又废茶榷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自由买卖了。澶渊之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均在宋景德年间之后，它无疑佐证了澶渊之盟后社会稳定与繁荣的贸易史实。
历经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之后，南北的茶叶贸易之路再次被隔阻，继而磨难重重、烽烟四起。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长城外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长城内是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后经明朝的种种政策：以茶驭蕃、以茶治边，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等不平等交换事件等，促使双方战事不断、矛盾不断升级，扰边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设立茶马互市，北方茶叶贸易之路历经战乱的践踏终于重新开启。
追溯这条贸易之路的源头，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无疑是最好例证。张氏墓群以《备茶图》壁画形式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历史信息，无论在着装服饰，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用实物例证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和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塞外这片土地上所特有的，它从古至今一直延绵不绝，它不仅造就了张家口堡，也奠定了今天张家口文化的多元与璀璨。
据记载，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曾有晋商开办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其中，有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大户商铺，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山西静升王氏族谱及碑文中，可以看到清道光年间王氏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也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与张家口密不可分。而远在元代，王家仅一次就带五百山西人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张家口旧称)从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湮没在了商海之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的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张家口从守边的武城演变成商城，靠的是行走在茫茫草原戈壁的老倌车与驼队，靠的是用双脚横穿欧亚大陆的民族精神。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草原茶叶之路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古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她是传播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使者。(作者为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张家口：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在获悉张家口日报社发起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资深专家米镇波先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张家口和张库大道
记者：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米镇波：从福建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北方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清代这条商路至张家口约有一万里地之遥。
记者：历史上的张库大道延伸到了哪里？
米镇波：19世纪中期，出福建运茶叶到张家口有不止一条路线。大量的货物运到张家口之后，雇佣驼队继续北上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到库伦，距京约有四千余里；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约有八百余里。这里所指就是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有多长说法不一，最低也有4500里吧。这条大道开始修建是为了加强和蒙古的联系，雍正五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辟恰克图为商务口岸，其实这件事在康熙末年就定下来了。于是张库大道便由于商务的需要而再向北延伸到恰克图。
记者：在清代通往西北地区的三条商路中，张库大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米镇波：一百多年以来，经过绵延不断的贸易，张库大道和张家口相辅相携共同发展起来。清代西北地区商人在政府所设蒙古台站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三条通往西北的商路，即多伦诺尔、归化和张家口三个方向。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看到只有张家口方向上的这条路最为稳定，这为张家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刚刚签订恰克图商界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伊索尔宾写过一个商务报告，叙述了茶叶从汉口到上海，转天津，赴通州，上张家口，出张家口往恰克图的路况和运费。他写到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转运，用骆驼或四轮牛车。这说明张库大道的路况还是好的，当然还有气候的问题。
记者：在清代中俄贸易中，张家口的地位是否更加凸显些？
米镇波：俄国曾经在三个方向上打开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之门，其中最成功的是恰可图。同治年间，在我国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之后，俄国就更加注重和倚重恰克图贸易。他们的方针是要把定点贸易变为贩运贸易，于是有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允准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去采购茶叶，并且把它们运回恰克图。这样张家口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和突出。
根据档案，同治三年2月到8月仅仅半年之内，经过张家口往恰克图转运的俄国茶商有二十人次，运砖茶2764箱，计184200斤；白毫茶1740箱，计133083斤。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被冷落，这一切对张家口的发展是有利的。
记者：张库大道是怎样的一条商道？
米镇波：这条商路养活了大量的参与运送货物的下层民众。
张库大道上曾经有的鲜活的场景都随着历史而远去了，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以负贩为生的劳苦大众时，不难体会到当他们拿到脚钱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快慰。张库大道是普通民众的糊口之路。
文化研究与开发
记者：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相比，对张库大道的研究是否还很薄弱？
米镇波：是的。从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路，为此他们曾经拒绝了英国想经过西伯利亚往东探求中国之路的请求。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比起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早了一百多年。
香港树人大学校长钟期荣教授曾经给我写信说，感谢我们中国的学者突破了美国人费正清的说法，清朝在北方还有一个恰克图，并不是美国人说的只有一个广东。这说明学者对清朝北方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还不够。还不能满足大众的知情欲望。
记者：在张库大道的研究上，要注意哪些方向？
米镇波：今天张家口日报社的媒体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探究这段历史，恢复它的真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研究张库大道一定要联系相关的背景，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变化。要研究俄国探求东方之路的历史，要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居民的政策。要考虑到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的争夺。
在鸦片战争之前近百年，俄国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北方市场，他们的主要商品是毛皮和呢子。张家口一直是毛皮的集散地，就和这个背景有关。道光初年张家口有一个有名的集市叫朝阳村就是经营皮货的，这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记者：如何更好地挖掘张库大道的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和文化产业？
米镇波：如果这次外出考察能够对诸如货栈、票号、养驼户及庙宇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大道上的某些历史遗迹有所发现，那么贡献是很大的。
写一个报道拍一部片子，作为先声对张库大道有一个宣传，对下一步的联合开发，主要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许会形成中蒙俄三国联手开发旧商道，恢复历史的遗迹，吸引投资，开发自驾游，抢注著名商标，开发著名产品等，这或许不是空想。
记者：张库大道成就了张家口。向北开放，当今张家口还会有所作为吗？
米镇波：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近二、三百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其目的在于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生活日用品不足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商品已经有一种依赖，开张边境贸易是这种依赖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巨大的商业潜力是始终存在着的，相信张家口人在这方面也会有新的作为。
期待
记者：天津也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家口与天津有着怎样的渊源？
米镇波：天津口岸的开放对张家口市有影响的，这主要是表现在张家口税收额的减少；但同时天津口岸也给张家口带来了庞大的货运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张家口的发展既在西北也在东南，左右逢源。
记者：作为国内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这次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有何期待？
米镇波：将张库大道的原貌恢复，重新展现出来是很多人的愿望。据我所知，北京、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都有媒体人或民营企业家动过这方面的脑子，也有的人付出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无疾而终。
2009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那里的老师曾经提出，就张库大道和恰克图贸易做一个教学片子，留在传媒大学使用，可惜也没有下文。
这次，张家口日报社决定做这件事，实现很多人的夙愿是很有魄力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人物名片
米镇波，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他是目前国内关于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先后两次到莫斯科短期访学，由其主编兼主撰的《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独著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都是国家社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由其翻译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