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黑茶。
相传康熙在古堡内喝过茶
在紧邻东门大街东口的路南，一座二层楼阁的屋顶长满了蒿草，青瓦间长满了青苔。但那气势如虹的飞檐和图案精美的窗棂，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据刘振瑛介绍，那里便是清中后期有名的大玉川茶庄。当时，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堡直通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中原大批的茶、丝绸、食盐、瓷器等物资，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大草原的，而蒙古的皮、毛、蘑菇等也通过这里销往中原各地。
如今大玉川茶楼已经修复并叫为“康熙茶楼”。这个“康熙茶楼”还有一段富有传奇的民间故事。
康熙三十六年(1693年)，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噶尔丹。正月底，康熙抵达张家口，住进设在大境门城下来远堡中的行帐。二月初七这天，康熙主仆二人从“永镇门”(东门)进入堡子里东门大街转悠着，感觉口渴，便找了一座茶楼。
康熙二人细看茶楼内桌椅布局非常奇特。周遭摆放着十几张八仙桌，每桌四把椅子。而中间一张八仙桌却孤零零地摆在茶楼中央。片刻，一位老者将茶送上。康熙问道：“这屋中的桌椅为何这般摆布? ”老者微笑着答应：“今天是二月初七，恰逢我这茶馆聚会赏冰的日子。 ”康熙听着来了兴趣，请老者坐下，道：“何为赏冰? ”老者清了清喉咙道：“小老儿舍下有一稀罕对象，它能预测事务，算来距今已三十余年，年年以此图测定天气，无一不准。此外还有一绝，每年十月初七冰坨的景致似乎与朝政有关，只是冰图深奥费解。
这时，客人到齐。老者从后院将盖了红绸的瓦盆放在茶馆中央的八仙桌上，轻轻揭去红绸。
但见那冰坨之上，竟是一片汪洋。树木、房舍半淹水中，犬羊人马俱在水中挣扎，看来是洪涝水患之年。
康熙二人告别老者，骑马回营。康熙命人多多备置油布、毛毡之类的防水用具以及生姜、红糖等防潮祛寒药物。后来的草原征战，果真洪涝成灾。提及此事，众官兵无不叹服圣上英明。
此后，康熙帝总爱到张家口微服私访，私访的时间又大都在冬春季节，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要从这冰坨的图画中寻找治国之策，安民之本。现今，人们流连盼顾于繁华的街市，想必也忘记了清朝康熙曾经品过香茗、观赏过“宝贝”的大玉川茶楼了。
精选阅读
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二）
张家口堡曾先后隶属于万全县以及宣化府，直到清雍正二年才正式设立了行政建制，与当时的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口北三厅”，可见其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政府在长城上开小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明末清初，因张库大道的发展，才促使张家口堡和来远堡连成一片。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一些地产商人在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这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张家口市桥东区。
“张家口”一名的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永乐十八年，文曰：“是年，张家口建巡抚台”。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现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巩固边地，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迁民于翠屏口。由于移民中有大量的张姓，渐渐地人们便把“翠屏口”改叫为“张家口”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城堡北面的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加之军堡由指挥张文所筑，故名之曰“张家口”。
“茶马互市”让古堡“军转商”
明朝隆庆五年(公元 1571年)，张家口被辟为蒙汉“茶马互市”之所，主要贸易地点是大境门外的西沟，即“张库古商道”的起始点。张库古道发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明清，从大境门起始，经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达俄国的圣彼得堡，绵延2700多公里，素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
“茶马互市”开辟后，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 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只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 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制容器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票号林立是有名的“旱码头”
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形成了各地商贾在大境门外贸易到张家口堡置业的格局，张家口堡从单纯的“武城”转向兼有商贸功能的中外驰名的边境贸易城市。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六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从此更加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堡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当时曾有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达42家。当时各种贸易商号达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华北第二商埠”和“旱码头”。
茶马互市史渊源和终结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马互市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以上便是有关茶马互市的相关历史信息，盛极一时终也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
茶叶历史文化：青海高原上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起源于我国唐朝时期，在这个时代，唐代国力兴盛，对外贸易活跃。茶马古道就是其中遗留下来的重要历史见证。说到茶马古道，可能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道，在几千年前，它作为青海高原上传达文明的通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来探寻一下当时茶马互市上的一些场景吧。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间一种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湟源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历来就是交通要道，这里曾经商号云集，周家洋行遗址现在还保留着当初的模样。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车行驶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你偶尔会看到路旁一段段早已废弃的羊肠小道。不要小看那个小道，它曾经是青海高原上传播文明的重要通道。
以茶马互市而闻名的千年古道，由广阔的平原通向雪域高原。这个千年古道，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茶”和“马”，让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世世代代的茶商和赶马人用苦行来编织这张网。因而，茶马古道像一个神话，茶马互市是这个神话中的美丽传说。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模，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作战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青海湖海心山俗称湖心岛，古称仙山或龙驹岛。据古籍记载，早在汉代，岛上就有庙宇。附近牧民将马牛羊等牲畜，在冬季冰合后置于此山，永不宰杀。传说，当时有人将马置此山，至来年春天的时候，马皆有孕，所生之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因此称为“龙驹”，海心山因此而称为“龙驹岛”。帝王王莽、隋炀帝都求过龙种。唐天宝年间，名将哥舒翰夜屠石堡，攻占西海后筑神威城，希望得到龙驹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
可见，茶马互市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以兵马之力取天下”的成吉思汗最闻名的就是他不可战胜的骑兵团。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它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它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茶、饮食茶最早的国家，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茶叶进贡。到了汉代，市场上有了茶叶买卖。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
茶文化传入青藏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族人民又丰富和发展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茶文化。酥油茶是历史上汉藏茶文化交流结合的象征。“茶”代表了汉族古代的农业文化，“酥油”代表了古代藏族的畜牧文化。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丰富与发展，为中华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据我省地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介绍，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西宁就设立了茶马司，专管地方茶政。清代时，依然沿用明朝的制度，设立西宁、河州、庄浪等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管辖，每年用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换取青海等地的马匹。后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国内安定的局面，马匹的需求量逐渐减少，政府放松了茶马交易。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政府准许商人茶马自由贸易。这样的政策，使得青海的茶马互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青海历史的发展来看，清代后期茶马互市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就更加繁荣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月山下的湟源城成为了重要的贸易集散地。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许多外省客商纷纷来到湟源定居或者经商。除去商贩，一些能工巧匠也涌入这个地方，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月山下。同时，英、美、德等国的商行在湟源开庄设行。新泰光、仁记泰和、居里、瑞记等银行被众人熟知，当地贸易中介“歇家”多达四十家。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漫步在湟源老街，看着精雕细刻的商号大门和残存的古城豪宅，不难想象昔日的辉煌。
周家大院在哈城脚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茶马互市的见证。初秋时节，记者踏访了这一洋行遗址。据房子的主人讲，他们周家人世代居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一直没有翻修过。这么多年来，墙壁依然完好，路面上石子铺的花纹依然清晰可辨。以前的门很大，大马车通行绰绰有余。
听完洋行新主人的讲述，沿着高墙绕行，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茶马古道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像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
同时，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旅游业的发展中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所以说，寻找青海的茶马古道、发掘高原上的茶马互市，从文化、旅游等多面的角度来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