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堡茶历史。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上）”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上）”相关知识！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Www.cY316.COM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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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 茶叶之路上的“中转站”
在获悉张家口日报社发起“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资深专家米镇波先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张家口和张库大道记者：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米镇波：从福建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北方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清代这条商路至张家口约有一万里地之遥。
记者：历史上的张库大道延伸到了哪里？
米镇波：19世纪中期，出福建运茶叶到张家口有不止一条路线。大量的货物运到张家口之后，雇佣驼队继续北上“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到库伦，距京约有四千余里；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约有八百余里。”这里所指就是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有多长说法不一，最低也有4500里吧。这条大道开始修建是为了加强和蒙古的联系，雍正五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辟恰克图为商务口岸，其实这件事在康熙末年就定下来了。于是张库大道便由于商务的需要而再向北延伸到恰克图。
记者：在清代通往西北地区的三条商路中，张库大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米镇波：一百多年以来，经过绵延不断的贸易，张库大道和张家口相辅相携共同发展起来。清代西北地区商人在政府所设蒙古台站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三条通往西北的商路，即多伦诺尔、归化和张家口三个方向。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看到只有张家口方向上的这条路最为稳定，这为张家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刚刚签订恰克图商界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伊·索尔宾写过一个商务报告，叙述了茶叶从汉口到上海，转天津，赴通州，上张家口，出张家口往恰克图的路况和运费。他写到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转运，用骆驼或四轮牛车。这说明张库大道的路况还是好的，当然还有气候的问题。
记者：在清代中俄贸易中，张家口的地位是否更加凸显些？
米镇波：俄国曾经在三个方向上打开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之门，其中最成功的是恰可图。同治年间，在我国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之后，俄国就更加注重和倚重恰克图贸易。他们的方针是要把定点贸易变为贩运贸易，于是有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允准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去采购茶叶，并且把它们运回恰克图。这样张家口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和突出。
根据档案，同治三年2月到8月仅仅半年之内，经过张家口往恰克图转运的俄国茶商有二十人次，运砖茶2764箱，计184200斤；白毫茶1740箱，计133083斤。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被冷落，这一切对张家口的发展是有利的。
记者：张库大道是怎样的一条商道？
米镇波：这条商路养活了大量的参与运送货物的下层民众。
张库大道上曾经有的鲜活的场景都随着历史而远去了，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以负贩为生的劳苦大众时，不难体会到当他们拿到脚钱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快慰。张库大道是普通民众的糊口之路。
文化研究与开发记者：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相比，对张库大道的研究是否还很薄弱？
米镇波：是的。从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路，为此他们曾经拒绝了英国想经过西伯利亚往东探求中国之路的请求。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比起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早了一百多年。
香港树人大学校长钟期荣教授曾经给我写信说，感谢我们中国的学者突破了美国人费正清的说法，清朝在北方还有一个恰克图，并不是美国人说的只有一个广东。这说明学者对清朝北方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还不够。还不能满足大众的知情欲望。
记者：在张库大道的研究上，要注意哪些方向？
米镇波：今天张家口日报社的媒体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探究这段历史，恢复它的真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研究张库大道一定要联系相关的背景，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变化。要研究俄国探求东方之路的历史，要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居民的政策。要考虑到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的争夺。
在鸦片战争之前近百年，俄国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北方市场，他们的主要商品是毛皮和呢子。张家口一直是毛皮的集散地，就和这个背景有关。道光初年张家口有一个有名的集市叫朝阳村就是经营皮货的，这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记者：如何更好地挖掘张库大道的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和文化产业？
米镇波：如果这次外出考察能够对诸如货栈、票号、养驼户及庙宇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大道上的某些历史遗迹有所发现，那么贡献是很大的。
写一个报道拍一部片子，作为先声对张库大道有一个宣传，对下一步的联合开发，主要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许会形成中蒙俄三国联手开发旧商道，恢复历史的遗迹，吸引投资，开发自驾游，抢注著名商标，开发著名产品等，这或许不是空想。
记者：张库大道成就了张家口。向北开放，当今张家口还会有所作为吗？
米镇波：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近二、三百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其目的在于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生活日用品不足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商品已经有一种依赖，开张边境贸易是这种依赖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巨大的商业潜力是始终存在着的，相信张家口人在这方面也会有新的作为。
期待
记者：天津也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家口与天津有着怎样的渊源？
米镇波：天津口岸的开放对张家口市有影响的，这主要是表现在张家口税收额的减少；但同时天津口岸也给张家口带来了庞大的货运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张家口的发展既在西北也在东南，左右逢源。
记者：作为国内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这次“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有何期待？
米镇波：将张库大道的原貌恢复，重新展现出来是很多人的愿望。据我所知，北京、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都有媒体人或民营企业家动过这方面的脑子，也有的人付出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无疾而终。
2009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那里的老师曾经提出，就张库大道和恰克图贸易做一个教学片子，留在传媒大学使用，可惜也没有下文。
这次，张家口日报社决定做这件事，实现很多人的夙愿是很有魄力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人物名片
米镇波，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他是目前国内关于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先后两次到莫斯科短期访学，由其主编兼主撰的《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独著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都是国家社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由其翻译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8日)
张家口：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在获悉张家口日报社发起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资深专家米镇波先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张家口和张库大道
记者：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米镇波：从福建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北方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清代这条商路至张家口约有一万里地之遥。
记者：历史上的张库大道延伸到了哪里？
米镇波：19世纪中期，出福建运茶叶到张家口有不止一条路线。大量的货物运到张家口之后，雇佣驼队继续北上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到库伦，距京约有四千余里；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约有八百余里。这里所指就是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有多长说法不一，最低也有4500里吧。这条大道开始修建是为了加强和蒙古的联系，雍正五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辟恰克图为商务口岸，其实这件事在康熙末年就定下来了。于是张库大道便由于商务的需要而再向北延伸到恰克图。
记者：在清代通往西北地区的三条商路中，张库大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米镇波：一百多年以来，经过绵延不断的贸易，张库大道和张家口相辅相携共同发展起来。清代西北地区商人在政府所设蒙古台站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三条通往西北的商路，即多伦诺尔、归化和张家口三个方向。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看到只有张家口方向上的这条路最为稳定，这为张家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刚刚签订恰克图商界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伊索尔宾写过一个商务报告，叙述了茶叶从汉口到上海，转天津，赴通州，上张家口，出张家口往恰克图的路况和运费。他写到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转运，用骆驼或四轮牛车。这说明张库大道的路况还是好的，当然还有气候的问题。
记者：在清代中俄贸易中，张家口的地位是否更加凸显些？
米镇波：俄国曾经在三个方向上打开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之门，其中最成功的是恰可图。同治年间，在我国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之后，俄国就更加注重和倚重恰克图贸易。他们的方针是要把定点贸易变为贩运贸易，于是有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允准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去采购茶叶，并且把它们运回恰克图。这样张家口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和突出。
根据档案，同治三年2月到8月仅仅半年之内，经过张家口往恰克图转运的俄国茶商有二十人次，运砖茶2764箱，计184200斤；白毫茶1740箱，计133083斤。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被冷落，这一切对张家口的发展是有利的。
记者：张库大道是怎样的一条商道？
米镇波：这条商路养活了大量的参与运送货物的下层民众。
张库大道上曾经有的鲜活的场景都随着历史而远去了，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以负贩为生的劳苦大众时，不难体会到当他们拿到脚钱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快慰。张库大道是普通民众的糊口之路。
文化研究与开发
记者：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相比，对张库大道的研究是否还很薄弱？
米镇波：是的。从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路，为此他们曾经拒绝了英国想经过西伯利亚往东探求中国之路的请求。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比起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早了一百多年。
香港树人大学校长钟期荣教授曾经给我写信说，感谢我们中国的学者突破了美国人费正清的说法，清朝在北方还有一个恰克图，并不是美国人说的只有一个广东。这说明学者对清朝北方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还不够。还不能满足大众的知情欲望。
记者：在张库大道的研究上，要注意哪些方向？
米镇波：今天张家口日报社的媒体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探究这段历史，恢复它的真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研究张库大道一定要联系相关的背景，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变化。要研究俄国探求东方之路的历史，要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居民的政策。要考虑到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的争夺。
在鸦片战争之前近百年，俄国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北方市场，他们的主要商品是毛皮和呢子。张家口一直是毛皮的集散地，就和这个背景有关。道光初年张家口有一个有名的集市叫朝阳村就是经营皮货的，这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记者：如何更好地挖掘张库大道的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和文化产业？
米镇波：如果这次外出考察能够对诸如货栈、票号、养驼户及庙宇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大道上的某些历史遗迹有所发现，那么贡献是很大的。
写一个报道拍一部片子，作为先声对张库大道有一个宣传，对下一步的联合开发，主要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许会形成中蒙俄三国联手开发旧商道，恢复历史的遗迹，吸引投资，开发自驾游，抢注著名商标，开发著名产品等，这或许不是空想。
记者：张库大道成就了张家口。向北开放，当今张家口还会有所作为吗？
米镇波：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近二、三百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其目的在于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生活日用品不足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商品已经有一种依赖，开张边境贸易是这种依赖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巨大的商业潜力是始终存在着的，相信张家口人在这方面也会有新的作为。
期待
记者：天津也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家口与天津有着怎样的渊源？
米镇波：天津口岸的开放对张家口市有影响的，这主要是表现在张家口税收额的减少；但同时天津口岸也给张家口带来了庞大的货运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张家口的发展既在西北也在东南，左右逢源。
记者：作为国内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这次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有何期待？
米镇波：将张库大道的原貌恢复，重新展现出来是很多人的愿望。据我所知，北京、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都有媒体人或民营企业家动过这方面的脑子，也有的人付出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无疾而终。
2009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那里的老师曾经提出，就张库大道和恰克图贸易做一个教学片子，留在传媒大学使用，可惜也没有下文。
这次，张家口日报社决定做这件事，实现很多人的夙愿是很有魄力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人物名片
米镇波，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他是目前国内关于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先后两次到莫斯科短期访学，由其主编兼主撰的《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独著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都是国家社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由其翻译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8日)
从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图》挖掘张家口堡的历史
明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并向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及欧亚大陆的商道，形成了以经营茶叶为特征的国际贸易通道，俗称草原茶叶之路或张库商道。这条商道形成很早，但由于张家口地处长城脚下，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的地带，古代民族迁徙和政权变更十分频繁，加上连绵的战争造成史料极其匮乏，对这条商道的了解局限于明代之后。然而，一次考古发现把张库商道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并为张库商道最晚起源于辽代获得了历史的佐证，也因此成为学术科研课题(河北省社会基金项目：HB12YS045)。
1993年，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其墓主人名叫张匡正。在幽深的前墓室，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身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小童则身着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双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跳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盛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入其境。
这幅壁画立刻引起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因为辽代的饮茶习俗不仅在这幅壁画中得到了完整保存，而且表现之详细实属罕见，它填补了古代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另外，在下八里辽金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则最具代表性。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中华茶文化历史资料宝库中令人关注的部分。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会集中地出现在远离茶叶产地的宣化辽代墓群呢?却很少出现在茶叶产地的南方和中原地区?缘由需要从当时生活在此地域的契丹族(辽)与宋朝的茶叶贸易谈起。
根据《资治通鉴》与《辽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往来。吴越不仅是茶叶的主要产地还笃信佛教，它和契丹族具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因为契丹族同样信奉佛教而又需要茶叶，所以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从语言演变中也能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巨大的交易数量，在文化方面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人很早以前曾经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则称作(Kitai)，这些观点已经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通辽、锡林格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绘有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代天文图。这些发现，均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往来，契丹人正是传播茶叶到欧亚和中东的使者。
吴越(公元978年)归入宋朝后，契丹人大多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到了宋辽时期，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后两族交善，中原和契丹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纷争局面，开始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茶就占有很大比重。至此，茶贸、茶贡促使茶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又废茶榷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自由买卖了。澶渊之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均在宋景德年间之后，它无疑佐证了澶渊之盟后社会稳定与繁荣的贸易史实。
历经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之后，南北的茶叶贸易之路再次被隔阻，继而磨难重重、烽烟四起。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长城外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长城内是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后经明朝的种种政策：以茶驭蕃、以茶治边，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等不平等交换事件等，促使双方战事不断、矛盾不断升级，扰边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设立茶马互市，北方茶叶贸易之路历经战乱的践踏终于重新开启。
追溯这条贸易之路的源头，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无疑是最好例证。张氏墓群以《备茶图》壁画形式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历史信息，无论在着装服饰，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用实物例证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和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塞外这片土地上所特有的，它从古至今一直延绵不绝，它不仅造就了张家口堡，也奠定了今天张家口文化的多元与璀璨。
据记载，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曾有晋商开办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其中，有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大户商铺，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山西静升王氏族谱及碑文中，可以看到清道光年间王氏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也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与张家口密不可分。而远在元代，王家仅一次就带五百山西人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张家口旧称)从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湮没在了商海之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的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张家口从守边的武城演变成商城，靠的是行走在茫茫草原戈壁的老倌车与驼队，靠的是用双脚横穿欧亚大陆的民族精神。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草原茶叶之路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古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她是传播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使者。(作者为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张家口堡"茶马互市"见证张库商道兴衰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通往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之路，全长1400多公里，作为贸易往来之路在汉唐时就已开通，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频繁，至明朝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民国后渐渐衰落，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如今，张库商道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2YS045）。
张家口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在这片众多有据可考的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茶楼——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张家口誉满海内外的四大茶庄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髌为二品官，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门望族。其时，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拥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五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财权均非同一般。
从乾隆年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又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再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在众多贸易项目中，茶叶是支柱项目，常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业与声名。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贸易关系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据考古史料证实，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榷茶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惜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让两族交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因蒙汉相争再次燃起烽火。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实录》载，到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从嘉靖元年到隆庆五年的43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诚就达70余次之多。
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最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十六世纪开始，渐渐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作（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
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
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张库商道的兴衰史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无疑，这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
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
曾是长城边防线上重要驻军城堡，后又成为张库大道上重要商业城镇的张家口堡，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区的发祥地，从2009年起，张家口市对这座已有580多年历史的古堡进行修复保护。日前，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古堡基本恢复明清风貌。
张家口堡最初是明朝的军堡，清朝开通大境门(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以后，这里逐渐由军转商，有外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42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旱码头”。经过500余年的历史沧桑变迁，这座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交融的古老城池，重现了往日的生机。
修复工程耗资8000万元据新华社、中国网、《河北日报》报道，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朝隆庆五年起，张家口长城外形成了在历史上被称为“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清代开通大境门后，从张家口通往蒙古、直至俄罗斯的被称为张库大道的国际商道开始形成并兴盛数百年，与大境门相距仅6里多地的张家口堡由“武城”逐渐演变成重要商业城镇。
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建筑文化表现出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等交融的多元化特点。现在的古堡占地约23公顷，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目前有20条街巷、478处院落保持了原有格局，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重点院落有93处，包括当时的行政衙署、驻军机构、寺庙、洋行、票号、民居等。
从2009年起，古堡所在的张家口市桥西区启动了古堡保护修复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8000万元，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堡内8条街巷，及文昌阁、玉皇阁、抡才书院、康熙茶楼等11个重要景点进行了整治和修复。
据介绍，接下来张家口市桥西区将逐步对堡内93个重点院落进行全面恢复，并深入挖掘古堡以洋行、票号为主的金融史，恢复堡内各类金融机构建筑，将古堡打造成为以明清建筑、中外金融等为主题的博物馆。
张家口市因古堡而得名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这座与张家口市同名的军堡，与其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所谓张家口堡，人们大多会猜测这里最初可能是张姓家族统治下的军事要塞，这种猜测不无根据。作为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堡正是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主持建立的军堡。
当时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现在进出堡子共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是后人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口，所以得名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建成100年后由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一小门。
既然是屯兵重地，张家口堡的构造十分坚固，城堡四角各有一戍楼，东南门楼和西城墙上有?望和御敌功能的重檐阁楼，堡内有协镖署、中营署、守备署，常年驻扎着为数不少的军队，因此有“武城”之称。建堡之初，堡内的大多建筑为官衙、官邸、豪商私宅，民居、街市在明朝后期才陆续建成。
张家口堡曾先后隶属于万全县以及宣化府，直到清雍正二年才正式设立了行政建制，与当时的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口北三厅”，可见其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政府在长城上开小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明末清初，因张库大道的发展，才促使张家口堡和来远堡连成一片。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一些地产商人在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这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张家口市桥东区。
“张家口”一名的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永乐十八年，文曰：“是年，张家口建巡抚台”。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现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巩固边地，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迁民于翠屏口。由于移民中有大量的张姓，渐渐地人们便把“翠屏口”改叫为“张家口”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城堡北面的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加之军堡由指挥张文所筑，故名之曰“张家口”。
“茶马互市”让古堡“军转商”明朝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被辟为蒙汉“茶马互市”之所，主要贸易地点是大境门外的西沟，即“张库古商道”的起始点。张库古道发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明清，从大境门起始，经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达俄国的圣彼得堡，绵延2700多公里，素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
“茶马互市”开辟后，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只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制容器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票号林立是有名的“旱码头”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形成了各地商贾在大境门外贸易到张家口堡置业的格局，张家口堡从单纯的“武城”转向兼有商贸功能的中外驰名的边境贸易城市。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六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从此更加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堡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当时曾有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达42家。当时各种贸易商号达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华北第二商埠”和“旱码头”。
相传康熙在古堡内喝过茶在紧邻东门大街东口的路南，一座二层楼阁的屋顶长满了蒿草，青瓦间长满了青苔。但那气势如虹的飞檐和图案精美的窗棂，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据刘振瑛介绍，那里便是清中后期有名的大玉川茶庄。当时，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堡直通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中原大批的茶、丝绸、食盐、瓷器等物资，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大草原的，而蒙古的皮、毛、蘑菇等也通过这里销往中原各地。
如今大玉川茶楼已经修复并叫为“康熙茶楼”。这个“康熙茶楼”还有一段富有传奇的民间故事。
康熙三十六年(1693年)，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噶尔丹。正月底，康熙抵达张家口，住进设在大境门城下来远堡中的行帐。二月初七这天，康熙主仆二人从“永镇门”(东门)进入堡子里东门大街转悠着，感觉口渴，便找了一座茶楼。
康熙二人细看茶楼内桌椅布局非常奇特。周遭摆放着十几张八仙桌，每桌四把椅子。而中间一张八仙桌却孤零零地摆在茶楼中央。片刻，一位老者将茶送上。康熙问道：“这屋中的桌椅为何这般摆布？”老者微笑着答应：“今天是二月初七，恰逢我这茶馆聚会赏冰的日子。”康熙听着来了兴趣，请老者坐下，道：“何为赏冰？”老者清了清喉咙道：“小老儿舍下有一稀罕对象，它能预测事务，算来距今已三十余年，年年以此图测定天气，无一不准。此外还有一绝，每年十月初七冰坨的景致似乎与朝政有关，只是冰图深奥费解。
这时，客人到齐。老者从后院将盖了红绸的瓦盆放在茶馆中央的八仙桌上，轻轻揭去红绸。
但见那冰坨之上，竟是一片汪洋。树木、房舍半淹水中，犬羊人马俱在水中挣扎，看来是洪涝水患之年。
康熙二人告别老者，骑马回营。康熙命人多多备置油布、毛毡之类的防水用具以及生姜、红糖等防潮祛寒药物。后来的草原征战，果真洪涝成灾。提及此事，众官兵无不叹服圣上英明。
此后，康熙帝总爱到张家口微服私访，私访的时间又大都在冬春季节，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要从这冰坨的图画中寻找治国之策，安民之本。现今，人们流连盼顾于繁华的街市，想必也忘记了清朝康熙曾经品过香茗、观赏过“宝贝”的大玉川茶楼了。
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羊楼洞见证中俄茶叶之路的兴衰史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