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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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从其源头来看，属于佛门寺僧炒制的山茶、散茶，炒制工艺最初源自寺僧，然后流传民间，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累形成;从时间延续来看，其工艺发端于宋元，成熟于明清，沿用至今;从品质特征来说，形成于元代，成型于明代，固定于清代，延续至当代，传承不绝。明代是龙井茶发展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为后期龙井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到了明代，随着龙井茶崭露头角，名声远播，它也逐渐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成为一种名茶。明嘉靖《浙江通志》、万历《杭州府志》、万历《钱塘县志》都对龙井茶的生产有所记载。此时的龙井茶也已成为中国名茶之一，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茶。明万历十八年(1590),屠隆《考槃余事》及《成化志》还记载了当时龙井和天目皆已选为贡茶的史实。
那么明时的龙井茶工艺、滋味究竟如何呢?
龙井茶的制作加工，自古颇为讲究。采鲜叶，以谷雨前一芽一叶为上;炒制中，需控制火候和手法;
成干茶，要求形如雀舌，色泽黄绿;瀹茶汤，则碧绿挺秀，香高浓郁;品滋味，还要醇厚回甘，能给人以齿颊留香之妙。
而提及龙井茶的香气，早有果甘香若兰、出老龙井者作豆花香等的讲法，这与现代茶人对龙井佳品香气的描述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说到龙井的具体滋味时，有说汲泉煮茗图轴(局部)〔明〕沈周绘
色青味甘，异于他山的，也有类似李攀龙《寄赠元美龙井茶》诗中直接称龙井茶比虎丘茶好的。而袁宏道则别出心裁地通过一番比较，给人以直观了解和感受。他喜好品茗，喜好比较当时盛产之名茶，将其一评高下。他记载道：龙井亦佳，但茶少则水气不尽，茶多则涩味尽出，天池殊不尔。大约龙井头茶虽香，尚作草气，天池作豆气，虎丘作花气，唯卉非花非木，稍类金石气，又若无气，所以可贵。卉茶叶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余钱。余觅之数年，仅得数两许。近日徽有送松萝茶者，味在龙井之上，天池之下。简述了龙井茶与当时各大名茶的滋味差别，有理有序。
除此之外，后世流传至今的龙井茶独特的撮泡法，也与当时独特的炒制工艺和散茶的形状有密切关系。
除了龙井茶的发展外，明代的杭州茶队伍也得到了壮大，名茶新品不断涌现，有分水贡芽茶、临安天目茶、临安昌化茶、萧山云石三清茶等。据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富春贡茶列为贡品;明正统《富阳志》贡赋一节中提及，每年进贡茶叶20斤;谈迁的《枣林杂俎》说到浙江贡中杭州地区各县市岁贡如下：富阳县茶20斤，淳安县茶5斤，桐庐县茶5斤，分水县(今归属桐庐县)茶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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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泡茶
明代是中国饮茶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时期。据明代黄一正《茶类?今茶名》一书记载，仅茶名就有97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太祖朱元璋从体察民情，减轻茶农负担的角度考虑，颁发了罢造龙团、改进芽茶进贡的诏令，此项举措对元代以来重散略饼的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散茶技术的发展。从此形成了茶叶生产从饼茶向散茶转变、生产工艺也由繁到简的转化过程。明清两代由于散茶的发展，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除了绿茶之外还逐渐出现了红茶、乌龙茶、花茶、黑茶等茶类。从此，用沸水直接冲泡散茶的饮茶法，逐渐代替了唐代饼茶煎饮法和宋代末茶点饮法，因此，也促进了当时中国茶具的发展。
明代人饮茶注重色、香、味的完美统一。他们认为：唐宋人将团饼茶经碾末后再煎饮或宋代人的点饮法有损于茶之真味，提出了采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洁，饮茶时追求优雅和谐宁静自然的环境。如罗禀《茶解》中所述：山堂夜坐，吸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同时，对饮茶的人数也有讲究，所谓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明代茶人还十分重视泡茶用水和泉水的选择；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茶，茶只得八分耳；李梦阳《谢友送惠山泉》诗中写到：故友何方来，来自锡山谷。暑行四千里，致我泉一斛［1］。由此可见，明代茶人为求一斛好水，可以不辞辛苦，冒暑千里。而许次纾在《茶疏》提出：茶滋于水，水借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指出了想要泡制美味的茶汤，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说明了正确掌握和使用泡茶用的水、器、火，是泡好一壶（杯）茶的基本要素，是泡制美味茶汤的必要条件。
［1］斛（hu）：斛指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
明代茶税
明代茶税(TeataxinMingDynasty]明代茶叶税收。明代茶政基本沿承宋制，以榷茶易马为主，辅收茶税，但其法严厉。明代梁材《议茶马事宜疏》: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题，切照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考之茶法，在大明律日:"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盖行于腹里地方者也。至于通番禁例，在太祖高皇帝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口迁化外。《明会典》凡引由;洪武初议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又各处茶课钞数。应天府江东瓜埠巡检司钞一十万贯;苏州府钞二千九百一十五贯一百五十文;常州府钞四千一百二十九贯，铜钱八千二百五十八文;镇江府钞一千六百二贯六百二十文;徽州府钞七万五百六十八贯七百五十文;广德州钞五十万三千二百八十贯九百六十文;浙江钞二千一百三十四贯二十文;河南钞一千二百八十贯;广西钞一千一百八十三锭一十五贯五百九十二文;云南银一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贵州钞八十一贯三百七十一文。终明一代，茶税苛重，茶户深苦。
由荼到茶的演变
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着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着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着作，作者都是着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不论周公、孔子比盂轲早几百年，孔子门人子夏也比孟轲早得多。孟轲所说，当然是指《尔雅》的，苦荼也，并不是朱熹、李炳英注解梓。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所说的应该是尔雅)中的粳。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所说舍其梧，则为贱场师也。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粳字，从《方言》的字，从《凡将篇》的芬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着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着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茶名称的演变----槚、荈、茗、荼
茶之味冲淡，平和，宁静，中国人以茶为友，习以为常。茶就这样以一种亲切、自然、拙朴的面貌融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相伴数千年，默默地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一部饮茶史，也就是中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随着时代的推移，茶在被世人称之为茶之前，又经历了哪些名称的变化呢?
茶曾有许多名称，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如槚、荈、茗、荼、诧、苦茶、瓜卢、皋卢等。其中“荼”是唐以前茶的主要称谓。
《尔雅·释草第十三》，“荼，苦菜”。苦菜为田野自生之多年生草本，菊科。“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致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问世，其中已有“采荼薪樗”(《豳风•七月》)和“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邶风•谷风》)之句。相传“荼”的由来是因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唐以前茶的其他称谓：
我国古代记言体史书《尚书》称茶为“诧”。
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尔雅》中，则有“槚，苦荼”的解释，则茶又被称为“槚”了。《说文解字》：“槚，楸也，从木、贾声。”而贾有“假”、“古”两种读音，“古”与“茶”、“苦茶”音近，因茶为木本而非草本，遂用槚(音古)来借指茶。
西汉杨雄《方言论》中将茶称之为“设”。原文：“蜀西南人谓茶曰设。”《说文解字》：“设，香草也，从草设声。”段玉裁注云：“香草当作草香。”设本义是指香草或草香。因茶具香味，故用设借指茶。
在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茶则被称做“荈”。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其与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及文学家王褒都是四川人，而四川是中国最早饮茶的地区，“武阳买茶”的武阳就是现今四川彭山。
在东汉时的《桐君录》中，茶叫做“瓜芦木”。
成书于晋代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有“园有芳蒻、香茗”的记载。茗，古通萌。《说文解字》：“萌，草木芽也，从草明声。”茗、萌本义是指草木的嫩芽。茶树的嫩芽当然可称茶茗。后来茗、萌、芽分工，以茗专指茶(茶)嫩芽。
东晋的裴渊在他的《广州记》中记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茶又被称做“皋卢”。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为“其名，一曰茶，二曰槚(jiǎ)，三曰蔎(sh)，四曰茗，五曰荈(chuǎn)”。《尔雅·释木》曰：‘檟，苦茶。’蔎，香草也，茶含香，故名蔎。茗荈，皆茶之晚采者也。荈：茶叶老者。——《玉篇》。晋·郭璞：“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
茶圣陆羽在写《茶经》时，将荼减少一划，改写为茶，自此古今的茶书中，茶字的音、形、义便固定下来。
元明代茶史概述
到了元代，茶叶又返璞归真，追求简约。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著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茶书撰写的巅峰时期。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于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代的特色之一。对于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于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于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茶文化简史——明代
（1）泡茶道形成与流行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2）茶书的大量撰述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3）紫砂茶具勃兴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不知点茶的明代饮茶风尚
中国饮茶发展至明代，出现了饮茶史上的一大变革。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正式废除福建建安北苑团茶进贡，禁造团茶，改茶制为叶茶(散茶)，唯令采芽茶以进，从此改变了唐宋以来饮用末茶为主的习惯，也结束了团茶、饼茶独领风骚的地位。
宋代末茶的没落，连带以茶筅击拂的点茶法亦渐行消失，从此国人不识末茶、点茶为何物?连明代的训古学者，读到宋代文学作品中出现茶筅名词时，亦苦思不知其为何物。
宋团茶、明散茶
明代茶器与饮茶方式发生变化，旧时饮用末茶的茶器，如茶碾、茶磨、茶罗、茶筅、茶勺、茶盏等等，都因叶茶改为冲泡方式，不须研磨击拂，所以随着末茶的废置而消逝。由于叶茶的制法与吃法焕然一新，饮茶文化也有了新发展，采摘后的茶叶以搓、揉、炒、焙制成，与今日一般茶叶作法相同，制茶不复宋代繁复，这种炒青制茶法，自明代以后成为我国制茶的主要方式，并传播至世界。
宋茶盏、明茶钟
明宣德甜白暗花蓮瓣纹蓮子茶钟
宋代团茶、草茶(宋人称叶茶、散茶为草茶)，皆须槌碎研碾成末，置于茶盏内，再用汤瓶点水、茶筅击拂。而明代叶茶为散条形，所以明人改用茶壶容茶，汤壶(煮水壶)煮沸水冲泡，再注入茶杯饮用。由于不需直接在碗内击拂茶末，亦不再使用容量较大的茶盏、茶碗，而改用容量较小的茶钟、茶杯饮茶，为观茶色特重白瓷。
明代紫砂壶的兴起
供春壶
泡茶茶壶或煮水砂壶，特别是宜兴紫砂或朱泥茶壶，在明代中期以后成为茶器新贵，也是文人、茶人间争相收藏的对象。明代以后的泡茶法，茶壶居主要地位，茶壶的大小、好坏亦关系到茶味，这是以茶筅于茶盏内搅拌茶末的唐宋茶器上不曾有过的现象。
明人重视江苏宜兴所产砂壶，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冯可宾在《岕茶笺》(天启三年)中亦说道：茶壶，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壶小则味不涣散，香不躲搁。
故而宜兴所产紫砂、朱泥茶壶，自明代以来兴盛不衰，直至今日仍为广大爱茶者所喜好，这些明人饮茶习尚亦多反映于明代绘画上。
明文人的茶寮(茶室)
明文征明《品茶图》
明代文人饮茶风气，极富特色，除要求茶器外，亦对茶品、泉品、茶友、赏器、闻香、插花、择果等有诸多要求，而幽人雅士则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茶室为要，在书斋一侧建构茶寮[lio]，成为必备条件之一。
明代文人饮茶表现明代画作中，多为一人独啜，或二三知友评书鉴画，一旁侍童或汲泉，或准备茶事，画面呈现文人优游茶事的情趣，鲜有宋画《文会图》等多人茶会的雅集情景。明文人品茶不喜众饮，常曰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返璞归真的明代茶
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后人于此评价甚高：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明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这种瀹饮法实际上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一些文士如文征明、唐寅、徐渭皆是一时怀才不遇的大文人，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因此他们有能力开创了明代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都有不少佳作传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与前人相比，他们更加强调了品茶时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情趣的营造，这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画作中高士们或于山间清泉之侧抚琴烹茶，而泉声、风声、琴声、与壶中汤沸之声融为一体。或于草亭之中相对品茗，或独对青山苍峦，目送江水滔滔。
茶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成了人们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媒介。
明初社会不够安定，使得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琴、棋、书、画，而茶正可融和于其中，因此许多明代茶人都是饱学之士。这种情况使得明代茶著计有五十余部之多，其中有许多传世佳作。
其中，陈继儒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在这中间，朱权及其《茶谱》尤有重大贡献。
朱权（公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世称神姿秀朗，慧心敏语，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他在《茶谱》中就明确表示他饮茶并非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对废团改散后的品饮方法进行了探索，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明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曾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等地，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都带有茶叶。
南亚诸国对于中国茶叶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正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