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茶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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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寺僧与茶
寺庙大都建筑于名山之上。因此，自古有「天下名山寺古多」的说法：而寺庙又庙庙种茶，于是「名山出好茶，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也一直是茶人们所认定的观念。因为，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牟融游报本寺：「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李嘉佑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的诗句「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都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二)名寺出名茶
所谓「名寺出名茶」，在寺僧的努力培植下，在历代都出现知名的茶来，唐朝国史补中提到的一些名茶，例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灉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的「鸩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这些历史名茶，就是出于寺僧创制、宣传出来的珍品。至于近代的一些名茶，例如「黄山毛峰」，主要产地是安徽省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的极品，是产于齐云山的水井庵：「霍山黄芽」，主要产在安徽省大别山的太阳乡长岭庵;而休宁「松萝茶」是产在安徽省的歙县，是明朝比丘大方结庵于松萝时所创制的名茶。
从各种茶诗、茶文和名茶的出现，无不表明茶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佛教需要茶，而茶藉由佛教寺庙的建立、寺僧的研究采制技术、讲究品饮艺术及茶文学的宣传等等过程逐步发展。
因此，今天讲茶艺，研究茶文化，已经脱离不了宗教的关系，所以饮茶文化或者饮茶生活，也算是是某一种生活的信仰，某一种信仰的生活了，而无需要再问饮茶时是否要信仰那一种宗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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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庙瑞岩寺与竹筒茶
2000年7月，武夷山举办“凯捷杯”茶王赛，瑞岩寺云门竹筒茶的传人张旺，也带上这一佛门茶品，展示了云门竹筒茶的独特风格，云门竹筒茶吸引了一些港澳茶商茶客堪称武夷一绝的佛门茶，从此扬名海内外。瑞岩寺是武夷山著名的佛教寺庙，在这座千年古刹里，一种地道的寺庙手工茶，仍在传承着它的千年特色秘笈，它就是云门竹筒茶。
瑞岩寺坐落在武夷山北面的吴屯乡，四周群峰环绕，山岚氤氲，云雾不绝，寺院清幽。寺院周边山上，僧人们从武夷山山北移栽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岩茶，这种岩茶通过僧人们精心管理，长得十分茂盛。
瑞岩寺的竹筒茶与当地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据悉，瑞岩寺始建于唐朝广明庚子(880年-881年)年间，因乡人翁藻光剔度为僧后名声大噪。翁藻光出家前是吴屯人，幼年喜欢在寒冬季节里扣冰洗浴。出家后，人称他为“扣冰和尚”。
翁藻光年轻时曾南下云游，信奉云门宗。云门宗为中国佛教五大禅宗之一，认为万事万物皆体现“真如”，皆有佛性，其说教方式是“云门三句”，即：“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云门三句的义理后来成了僧尼们制做云门竹筒茶的祈愿秘笈。
唐广明元年(880年)，彭王当捐募巨金建瑞岩寺于吴屯的吴边山下，请翁藻光担任住持。翁藻光竭力弘扬云门禅宗，据说文偃宗师曾来过瑞岩寺，见扣冰精心伺弄着那些野生茶丛，认为那些翠绿茶丛乃为佛界“灵物”，就指点“扣冰和尚”如何采摘和窨制这些野茶的方法。扣冰得云门禅宗大师点化，并按云门大师所说如法炮制，将野茶采来后，萎凋缩水，虚火旺炒，然后遵循太极图案中“阴阳鱼”的走势进行搓揉，烘焙。再砍来纤纤玉竹，取其一节，将茶叶塞入压紧，封存。饮用时，将其置入沸水中煮。滤其茶汤啜之。此茶有玉竹之甘香、野茶之馥郁，消积健胃，解渴生津，涤心去浊，醒脑明神，取其名为“云门竹筒茶”。
据说当地百姓一有病恙，便到寺中求医问药，“扣冰和尚”常将云门竹筒茶送给百姓，具有多种疗效。
后来扣冰和尚圆寂，他的弟子张氏仍沿用此法制作云门竹筒茶。每年的庙会活动或行醮斋礼仪时，都要用到大量的云门竹筒茶。后来，云门竹筒茶发展到武夷山周边庙会的专用茶，佛教色彩更加浓厚。至于如何制作云门竹筒茶的工序与技法，如今在吴屯《张氏家谱》中亦有记载。由于云门竹筒茶产量不多，加上工艺独特，显得弥足珍贵。
2000年7月，武夷山举办“凯捷杯”茶王赛，瑞岩寺云门竹筒茶的传人张旺，也带上这一佛门茶品，展示了云门竹筒茶的独特风格，云门竹筒茶吸引了一些港澳茶商茶客，就连老外们也青睐武夷佛门的特色茶，深得茶叶行家青睐，堪称武夷茶中一绝。
来自香港佛教协会的佛茶研究专家程涵露女士赞叹：中国各地茶乡竹筒茶样品极多，特别是云南贵州一带，但那些竹筒茶只是特产而已，没有附着佛教文化。像云门竹筒茶能融入佛教智慧的秘笈，只有瑞岩寺的最特别。
茶与戏曲的关系
我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唯一由茶事发展产生独立的剧种—“采茶戏”的国家。
所谓采茶戏，是流行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一种戏曲类别。如广东的“粤北采茶戏”、湖北的“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蕲春采茶戏”等等。这种戏以江西较为普遍，剧种也多。如江西采茶戏的剧种，即有“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武宁采茶戏”“赣东采茶戏”“吉安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和“宁都采茶戏”等，这些剧种虽然名目繁多，但它们形成时间大致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采茶戏，是直接由采茶歌和采茶舞脱胎发展起来的。如采茶戏变成戏曲，就要有曲牌，其最早的曲牌名，就叫“采茶歌”。
采茶戏的形成，不只脱颖于采茶歌和采茶舞，还和花灯戏、花鼓戏的风格十分相近。花灯戏是流行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区的花灯戏类别的统称。以云南花灯戏的剧种为最多。其产生年代较花鼓戏和采茶戏稍迟，大多形成于清代末叶。花鼓戏以湖北、湖南二省的剧种为最多，其形成时间和采茶戏相差不多。这两种戏曲也是起源于民歌小调和民间舞蹈。因为采茶戏、花灯戏、花鼓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时间、风格等都比较接近，所以这三者之间，自然也就存在相互吸引的关系。
茶对戏曲的影响不仅直接产生了采茶戏这种戏曲，更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对所有戏曲都有影响的，剧作家、演员、观众都喜好饮茶，茶叶文化浸染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戏剧也离不开茶叶。如明代我国剧本创作中有一个艺术流派，叫“玉茗堂派”，即是因大剧作家汤显祖嗜茶，将其临川的住处命名为“玉茗堂”而引起的。过去不仅弹唱、相声、大鼓、评话等等曲艺大多在茶馆演出，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剧场，又都兼营卖茶或最初也在茶馆。所以明清时，凡是营业性的戏剧演出场所，一般都统称为茶园或茶楼，戏曲演员演出的收入，早先由茶馆支付。如上一个世纪末北京最有名的“查家茶楼”、“广和茶楼”以及上海的“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就均是演出场所。这类茶园或茶楼，一般在一壁墙的中间建一台，台前平地称之为“池”，三面环以楼廊作观众席，设置茶桌、茶椅，供观众边品茗边观戏。
茶人“茶”与“人”的关系
德以润身，茶以养人
在唐诗里面，茶人是指做茶的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茶农。不过，茶农始终是没有话语权的，当文人们发现“茶人”这个词的好处之后，茶人更多的指向有文化的群体，比如早年在台湾，茶人便不一定是种茶采茶制茶之人，也可以是品茶藏茶卖茶茶文化搞出门道的人，茶人的范围在扩展。
既然茶人范围如此宽泛，几乎可以说和茶有关系的人都能算上“茶人”了，按理说就没什么可争议了。也不是那么简单，前一段时间，央视拍了一个关于茶的纪录片，有著名的茶人认为不行，因为里面没有采访到多少著名的茶人。他的批评虽然不一定适合这个纪录片，但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茶有更加深入的体验与研究，在这部分人的范围内，大概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茶人。
其实，茶人两个字放在一起，无外乎在探讨“茶”与“人”的关系，如果这关系是对的，那本不在于知识的渊博，名声的显赫；而如果关系是不恰当的，可能称为专家、社会活动家这些西化的名词更为合适。
茶人首先是能在茶中找到乐趣的人，而不仅仅是以茶为工具谋些名与利，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无论资历与水平，我想称为茶人都无不可，因为这乐趣，茶和人已经开始相融了，茶人这个词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若要深层次说，茶人应该是能得到茶滋养的人。这个看起来简单，对于那些和茶打交道多年的人来说，反而不容易。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传统上来说，写书法的人是会得到书法的滋养的，练武的人是会得到拳法的滋养的，字养人、拳养人，这说明这个路子是对的，反之即使取得了外在的名利，却去道愈远。内在的和谐是最高的标准，这和西方外在取相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时刻向外逐求的时代，这个角度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看到很多娱乐的作品，有众多的休闲方式，但其实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和滋养。
茶与中国名著的关系
四大名著的内涵，是博大而丰盛的，不同的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体悟。但无论如何，它们写的是人，进一步是人生，更进一步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茶可以启发文人墨客的文思画意，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通过饮茶，他们得到了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愉悦。
中国饮茶在唐代以煮茶为主，这一时期主要是饼茶，而《西游记》中多是提壶冲泡。第16回中，唐僧一行来到观音院，遇见一老僧，叫献茶时，一个小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斟了三杯香茶”。这里所用的茶具如茶杯、茶钟等，在唐宋时是没有的。可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在明代，写唐代的事情，未免偶尔会穿帮。
据说，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其中场景很多都和现实生活中的连云港云台山相似，今天在云台山还有一副对联，“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云台山也产茶叶，而且茶芽香叶俯首可拾，因此，以茶为菜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反映在小说中，便是不同的茶饭。
水浒中写茶也很细致，里面提及的茶汤多姿多彩。潘金莲四次到隔壁的王婆茶铺，便提到四种茶汤：梅汤(茶中放几粒乌梅煎制而成)、和合汤(一种甜茶)、姜茶和宽煎叶儿茶。所谓“姜茶”，乃是宋元流行的“七宝擂茶”中的一种比较高档的茶品。以一些姜片作佐料，再加一些糖同茶叶放在一起，用沸水冲泡。
不但如此，茶在小说中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如王婆向西门庆推荐梅汤，从而表明她看穿了西门庆想勾搭潘金莲的野心，以此来暗示自己可以为其“做媒”，后来西门庆再次拐进王婆的店里，王婆又说，大官人，吃个和合汤如何?这和合汤一般用在婚宴中，等于是进一步暗示，自己能帮助成就好事。
水浒中还有一个喝茶习惯———饭后喝茶。施恩为利用武松夺回快活林，每天安排人给监狱中的武松送饭，“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而为武松换牢房的理由是：“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搬茶搬饭却便当。”因为一只公鸡，时迁被祝家庄擒去，杨雄、石秀到李家庄求救，主人李应“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
而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写到：“(史进入城)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这里说的茶博士，其实已经是身兼煎茶、煮茶、沏茶、泡茶之职的师傅了。
也许罗贯中也查阅了历史典籍，知道在三国时期喝茶是没有太多可以讲的，所以三国里面对茶的描述都比较简单，一般就两个字“茶罢”，然后主人公该干嘛干嘛去了。有意思的是，虽然典籍没有记载，但现在湖南的擂茶却留有三国的传说。
据说三国时，张飞领兵途经武陵桃花源时，部队瘟疫流行，进退不得，苦不堪言。当地山上住着一位鹤发老人，素闻张飞大名，有心要去医治将士之病，于是献上祖传秘方———擂茶。张飞和官兵饮服后，病情大好，遏制了瘟疫的流行。
人生是需要去完成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名著正是中国人的四种修行。三国的主题是争，水浒的主题是义，西游的主题是悟。而要抵达或者超越它们，就构成了这种修行中，所要突破和跨越的四道关卡。过不去，就是平庸;过得去，便是超然。
普洱茶与西藏的关系
长期以来，普洱茶成为思茅、西双版纳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密切联系的经济媒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因为茶叶有助消健胃，去脂解腻、散热解渴的作用，所以茶为藏胞不可缺少的饮料。《明史朵甘传》说，其地皆肉食，倚茶为命。历代由内地供藏胞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普洱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末云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区供应的茶叶减少。清兵入滇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麻，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川互市茶马。就在这一年十月在北胜川开茶市以藏马易普洱茶。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道方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赶马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达五百万斤之多。同时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从普洱贩茶供应藏族地区。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自清代中后期以来，西藏对茶叶的需要主要由四川、云南供给，主要在打箭炉中转。因此入藏的茶叶，统称为边茶。
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好。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因不合口味，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为适合藏民口味，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茶，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噶伦堡混销，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云南茶叶主要是由民族资本的商号在思茅，佛海、易武等地设厂加工，并负责运销。民国初年，思茅有茶号22家。云南的茶商与厂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特点，并创造了优质名牌产品。例如在西藏享有盛名的恒盛公紧茶，水昌祥藏庄茶，洪盛祥紧茶与砖茶，深受藏胞喜爱.尽管云南茶来路遥远，运输费用超过茶叶自身的价值，因而价格较高，但藏胞宁可吃滇茶。早在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的茶叶贸易的恒盛公，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厂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量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本世纪初，丽江商人杨守其开通了从勐海经缅甸转印度到西藏的新茶叶路。由于可资火车，轮船，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扩大了销路，推动了生产。恒盛公茶厂建立之时，每年产紧茶二千包，到抗日战争前发展至二万包。从勐海出境销藏的边茶1935年为13729.7担，1936年16043.8担，1937年为90106担.而1944年，印度销西藏的茶仅850担。
宋茶与诗词的密切关系
由于宋朝社会稳定，国泰民安，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因此饮茶之风兴盛，许多文人士大夫都爱饮茶。在此背景下，诗人们创作了大量的咏茶之诗。茶诗和茶文化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茶诗对茶的描写，特别是对饮茶的描写，是宋诗生活化、细腻化、精致化的一种表现，当时的饮茶之风也是文人生活极度雅致、艺术化、生活化的一种表现，与禅悦之风等息息相关。从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宋文人饮茶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的茶饮、茶艺活动高度普泛化，使文人士大夫们经常接触至茶叶、茶事。同时茶叶也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既可以寄情，又可以托以言志。因而茶主题在宋诗与宋词中频频出现。宋代所用典故多出自陆羽、卢仝和张又新的作品。
北宋茶诗兴盛主要原因
北宋茶诗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由我国悠久光辉的饮茶历史决定的，二是由于当时茶叶生产的异常繁荣，三是茶文化在民间深入，不仅茶坊异常兴盛，而且茶俗深入民间生活，这些都为北宋茶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
宋茶诗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茶诗作者二百六十余人，现存茶诗逾1200篇。
一：世俗化的选材角度
诗歌发展到北宋时期，相比唐代有了很大的开拓与创新。在题材方面，选材角度不断拓展，逐渐世俗化，向日常生活倾斜，很多的琐事和细物也可以作为其写作的对象，表现生活情趣的诗歌越来越多。这使得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而缺少唐诗那种奔放的浪漫情怀。
二：理性思辩的艺术风格
北宋建立之后，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的变化，因此也使得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与前代文人大不相同。
这时影响他们的比较重要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变化就是：统治者改变了以前对待佛教的一些态度。在前代后周时期，政府实行灭佛政策，不准人们信仰佛教，而此时政府却对佛教进行了保护，并且采取了相关的鼓励措施。因此这个时候，信佛的风气又开始传遍大江南北。受此思想的影响，北宋的文人们大都不像唐代的文人那样张扬，大气，他们的人生态度也都比较倾向于理智、沉静和淡泊。他们大都能够保持比较平和的心态，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不像唐代的文人那样那么地激情澎湃，可是确实多了很多理性的色彩，他们此时都比较注重内心的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
而饮茶与这一心态正好是完全契合的，饮茶不像饮酒，不像酒那样能够很快地使人情绪激动，而是一种越喝越使人心情沉淀的饮品，茶那淡淡的清香、清净悠远的品饮环境、茶艺的细腻、缓慢、安静的特点，正好符合了人们审美情趣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在寺院中，茶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饮品。由于僧侣们要经常打坐、诵经，他们为了
消除疲倦使得饮茶成为禅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很多寺院也都自己种有茶叶，由于僧侣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有很多的名茶都出自佛门。因此，佛教与茶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文人都喜欢品茶参禅，而且，当他们和高僧一起参禅的时候往往会一品茶香，然后挥笔而成一篇诗作。因此，不少的茶诗也都体现了是人们这种宁静、理性、恬淡的艺术情趣。比如下面郭祥正的《休师携茶相过二首》：晚风吹坐忽生凉，旋碾新茶与客尝。我本无心无所证，沉烟何事结圆光。
三：自然清幽的意境
宋代的诗歌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就是以平淡为美，诗歌的已经和风格崇尚平淡自然。茶诗作为北宋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宋诗理性内省自然的特点，又深受茶之品性的影响，因此使得北宋茶诗的意境有一种清幽淡雅之美。它与唐代茶诗的古朴率直相比，北宋茶诗的艺术风格显得更加细腻婉约，清丽阴柔。
茶诗历史总结
纵观北宋以前茶诗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也是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才达到了北宋时期的高峰期。其主要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二是汉、魏、南北朝时期、三是隋唐五代时期、四是北宋时期，而每个阶段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先秦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气候已经比较适合茶树生长，因此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些茶树分布了，不过在这个时期，南北方人们对茶叶的运用却各不相同。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主要还是将茶用来食用，而不是饮用，而南方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饮用茶叶了。我们查阅先秦的诗歌，发现在在这个时期还没有产生咏茶诗。但是，在古代，茶也叫荼，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在《诗经》中也有一些诗句提到过荼了。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三首诗中关于荼的句子就是茶诗的起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茶诗作品创作的酝酿和萌芽阶段。
其次是汉、魏、南北朝时期。到了汉代的时候，饮茶之风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这个时期不仅饮茶兴起，而且人们还认识到了茶的药用功效，特别是南方的文人们，他们饮茶更是较为普遍，因此茶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慢慢地产生了。这个时期是茶诗的初步发展时期，出现了一些写茶的诗歌。比如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晋代文人杜育写的《荈赋》等等。特别是《荈赋》，是第一首正面描写茶叶的诗歌，对茶的生产和品饮都有非常充分的叙述。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茶诗的初步发展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五代时期。到了唐代，茶叶的生产进一步地发展，茶叶贸易开始兴盛，同时佛门里茶事也比较盛行，因此，在这个时期，茶文化开始走向繁荣，并成为我国茶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史称茶兴于唐、茶盛于唐。这个时侯时候，饮茶的习俗不仅开始普及民间，而且还传播到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中唐的时候，人们饮茶也不仅仅是为了治病，而是开始成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嗜好，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茶诗开始大量出现，而其题材也呈现包罗万象之势：有记载名茶的，有说明茶叶生产的，有吟咏茶具的而茶诗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如绝句、宝塔诗、唱和诗等等，各种形式层出不穷。因此，这个时期也是茶诗的繁荣发展期。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北宋时期。在这个时期，茶诗经过之前的孕育期和唐代的繁荣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茶诗发展到北宋，开始达到第二个高峰。因为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较唐代有所不同，他们喜欢描述清幽的意境，喜欢理性内省的风格，比较注重细节，喜欢参禅问道，而茶的品性正好契合了他们的这些心理需求，所以宋代文人饮茶之风比前代更甚，茶诗发展到北宋空前繁荣，而且还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与特色，比如许多作品都有一种清幽的理性的美。而北宋的许多著名诗人如欧阳修、梅尧巨、苏轼、黄庭坚等也都留下了咏茶之诗，而且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等也十分丰富。
斗茶之风与茶具演变的关系
相传，在公元前2737年，神农氏最早发现了茶。可见，中国茶叶历史之悠久。中国人尚礼，以茶待客是中国礼仪的一大特色。而在饮茶之风不断演变的同时，茶具也与时俱进着。
早期，人们对茶叶的认识仅停留在药用价值，多将茶作为中药服用，所以没有专门的茶具。唐朝时，饮茶风靡全国，随着这一时期饮茶方式的改变，带动了茶具的发展与变化。唐朝茶具品种开始增多，器型也较为丰富。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带动了茶具的发展，那么到了宋代，茶具有何变化呢？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人饮用的大小龙团仍然属于饼茶，所以现存的宋代茶具与唐茶具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饮茶方法上，宋与唐则大不相同，最大的变化是宋代的点茶法取代煎茶法而成为当时主要的饮茶方法。同时，唐代民间兴起的斗茶到了宋代也蔚然成风，由此衍生出来的分茶也十分流行。这种点茶法以及斗茶、分茶的风气极大地影响了宋代茶具的发展。
宋人为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极力讲求烹渝技艺的高精，对茶水、器具精益求精。宋人改碗为盏，因为它形似小碗，敞口，细足厚壁，以便于观看茶色。其中，著名的有龙泉窑青釉碗、定窑黑白瓷碗、耀州窑青瓷碗。为了便于观色，茶盏就要采用施黑釉者，于是建盏成了最受青睐的茶具。其中，产在建州(今福建建阳一带)的兔毫盏等，更被宋代茶人奉为珍品。因为茶盏的黑釉与茶汤的白色汤花相互映衬，汤花咬盏易于辨别，正是这样的特点，宋人斗茶必用建盏。可见，斗茶对宋代茶具的巨大影响。
茶要泡得色香味淋漓尽致，必须有茶器的辅佐。茶器的选用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彰显茶的滋味。茶具为茶服务，好茶具只有配上好茶，才相得益彰。
古人云：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具皆所必需。自从茶进人中国人的生活领域以来，无论是药用、食用、饮用，都离不开器具。中国茶具是随着中华民族茶之为饮的饮茶实践和社会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得到创新完善的。在人们利用茶叶的漫长岁月中，作为器物文化体系，茶具的演变发展无不与其保持着相依和承继的关系，成为中国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香普洱茶与古道的关系
普洱茶是采用绿茶或黑茶经蒸压而成的各种云南紧压茶的总称，包括沱茶、饼茶、方茶、紧茶等。运用不同的加工方法，可制成多种普洱茶。鲜叶经过杀青、揉捻、晒干，制成的大叶青茶，叫普洱散茶。用普洱散茶蒸制、压模，可制成方形的普洱方茶、碗形的普洱沱茶、圆形的七子饼茶、心形的普洱紧茶。普洱茶品质别具一格，色泽乌润，香气馥郁，滋味醇厚回甜，饮后令人回味无穷，而且茶性温和，有较好的药理作用。
普洱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生产历史悠久，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记载，西藩用普茶已自唐朝。清代普洱府即现代普洱县周围所产茶叶运至普洱府集中加工再运销，普洱成为集散地，蒙、康、藏各地普洱茶因此得名。
普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达两千年之久，民间有武侯遗种(武侯是指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普洱茶，是指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生产的大叶种茶为原料制成的青毛茶，以及由青毛茶压制成各种规格的紧压茶，如普洱方茶、普洱沱茶、七子饼茶、藏销紧压茶、圆茶、竹筒茶、拼装散茶等。在长期的生产制作和销售过程中，普洱茶的花色品种不断更新,形成自己特有的产品系列。普洱茶是用优良云南大叶种，采其鲜叶特殊加工制成，条索粗壮肥大，色泽乌润或褐红，滋味醇厚回甘，并具独特陈香。普洱茶，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饮料。经医学临床实验证明，普洱茶具有降低血脂、减肥、抑菌、助消化、暖胃、生津、止渴、醒酒、解毒等多种功效，因此，海外侨泡和港澳同胞常将普洱茶当作养生妙品。
普洱茶有其独特的加工工序,一般都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堆捂等几道工序。鲜采的茶叶,经杀青、揉捻、干燥之后,成为普洱毛青。这时的毛青,韵味浓峻、锐烈而欠章理、毛茶制作后,因其后续工序的不同分为熟茶和生茶。经过堆闷转熟的,就成为熟茶。再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贮放,待其味质稳净,便可货卖，贮放时间一般需要3～5年。生茶是指毛茶不经过堆闷工序而完全靠自然转化而成为熟茶。自然转熟的进程相当缓慢,至少需要5～8年。完全稳熟后的生茶,其陈香中仍然存留活泼生动的韵致,且时间越长,其内香及活力亦发显露和稳健,由此形成普洱茶做新茶卖旧茶的传统。
普洱茶的品质优良不仅表现在它的香气，滋润，滋味醇厚，主要供藏族同胞饮用。游牧民族主食肉类，俗谚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可见普洱茶对降低血脂自古即有明证。人们选购、饮用茶叶一般是求新不求陈，但是黑茶类中的某些茶，如云南普洱茶、湖南黑毛茶、广西六堡茶等，它们都是陈茶香气好，新茶香气差，当然也不是说越陈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