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宋代的茶商与护城之战”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小编推荐
历史故事：茶商与护城之战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茶商捐助玉树 绿城爱心潮涌
第二届紫砂艺术节即将于5月8日开幕，在郑州茶叶批发市场，茶商们停下忙碌的会议筹备工作，排着长队，来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茶商解囊援助灾区4月24日上午，河南省茶叶商会、管城回族区工商联的领导们和近500名茶商，来到郑州茶叶批发市场，纷纷为玉树灾区捐款。
“作为茶商，我们衷心希望能给玉树同胞一些帮助。”90后的郑州茶商甘明星，拿出这两年积攒下来的3万元，相继投入了捐款箱。郑州茶叶批发市场的茶商张祖春，在工作人员的极力劝说下，才勉强在记录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不少茶商带着孩子赶来捐款，“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让他们更好地感受社会大家庭的力量”，一位父亲说。
此时正值收茶季节，很多茶商在外地采购，他们或亲自赶来，或委托朋友向玉树灾区的同胞献上了爱心。据工作人员介绍，还有近百名茶商，从外地打回电话，要求捐款。截至当日下午5点，捐款数额已达十余万元。
本次“心系灾区，情暖玉树”爱心募捐活动，由河南省茶叶商会、管城回族区工商联、管城回族区工商分局紫南工商所联合举办。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姬霞敏说：“本次捐助活动收集的捐款将通过慈善总会和民政部门捐给受灾地区，全额用于抗震救灾。”
精品紫砂大师与您共赏此外，笔者从第二届紫砂艺术节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0河南第二届紫砂艺术节”，将于5月8日在国香茶城开幕。本届紫砂艺术节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河南省茶叶商会联合主办，河南国香茶城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本届紫砂艺术节在首届紫砂艺术节的基础上，在省市各领导的支持下，将结合河南省紫砂业的发展状况、特点和实际需求，以“弘扬文化共享艺术品味紫砂”为主题，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为己任，增强两地合作，共同推动宜兴紫砂文化在中原大地的传播。
本届紫砂艺术节共设120个展位，还将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鲍志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季益顺、吕俊杰等带着紫砂作品亲临现场，届时在紫砂艺术节期间，将开展精品紫砂壶现场拍卖活动，“这些精品紫砂壶起拍价将在千元以上，有的甚至在万元以上。”
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姬霞敏表示：“相信2010河南第二届紫砂艺术节将成为加强河南宜兴两地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进一步推进两地交流合作向前发展，同时，此次作品义拍的款项将捐给玉树灾区，援建学校。”
多彩活动邀您参加同期还将开展国大师论坛――诚邀业内专家、企业家针对紫砂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探讨；参赛作品评比――展开一场公平、公正现场评比，共同鉴证中国紫砂行业充满生机的新生代；明清紫砂精品展――带我们回忆紫砂行业往日的风采；紫砂现场制作表演――揭开紫砂壶手工制作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现场领略紫砂工艺奇特的艺术魅力；紫砂摄影大赛――用镜头去捕捉紫砂异样的光彩。
同时本届紫砂艺术节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的河南茶行业、紫砂行业等相关领域，让更多的消费者、爱茶者、收藏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品味、鉴赏紫砂作品。
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宋代饮茶之风大兴,这使得茶叶的大量生产成为必需。李觏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潘)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又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2]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已经普遍化、平民化了，而且当时人们对茶树的生物特征的认识大为提高。赵汝砺云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菱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茶园户、茶农根据茶树喜疏松、肥沃土地的特性，注意对茶树耘治和施肥，以利于茶树的栽培和产量的提髙。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产茶。而临安府的茶叶产量在东南诸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辖9县有6县产茶,其中名茶就有余杭径山寺之龙井茶以及西湖龙井产地所出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等。
南宋时期，临安府茶叶生产已属商品化生产，其生产形态多样，类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这些农户中不仅有个体小农，还有部分地主。南宋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封建政府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农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生产。临安府所辖各县多丘陵山地，宜于农户广泛栽种茶树，而且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髙于粮食作物，从亊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所以不f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副业。
第二类是茶叶生产专业户茶园户。茶园户中的一部分是由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转化而来的。由于生产茶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着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茶叶生产也由副业的地位上升到了主业。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经济地位亦较悬殊。小的茶园户或称之为茶农，除在采茶繁忙季节外，一般不雇工。规模较大的茶园则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是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通过茶园以榨取茶租。这里也就产生了部分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这是农业生产中封建租佃关系在茶叶生产中的反映和表现。其二是雇工经营。有的茶园主招雇人工进行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与加工;也有的茶园主将部分茶叶分配给小作坊主加工，然后向他们收取制品，付给一定的报酬。茶园主主要是依靠剥削茶工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而起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显然是货币关系，与封建租佃制关系不同。
第三类是寺院经营的茶园。寺院种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寺院占有大量山地园林;二是寺院大量僧侣为茶叶生产、加工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宋代寺院拥有雄厚的资本，寺院比一般农户占有更多的田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工商业在宋代特别发达，经营工商业易于获取巨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寺院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日益活跃。当时两浙地区寺院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据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断。这些都使得临安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现象。《咸淳临安志》就有寺院经营茶园的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
寺院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焙制都由专门寺僧承担。小寺院古地较少，资本不足，产量不多，所产茶叶多半用于自己消费,其茶叶商品率不髙。至于占地较多、资本雄厚的大寺院和中等寺院，其用于自己消费和献佛馈赠的茶叶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用来供应市场,其茶叶商品率较髙。即使在茶法严密的情况下，寺院茶园所产茶叶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走私到市场中去。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防。茶叶生产成为大中寺院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以上,对南宋临安府存在的三种茶叶生产类型做了横向的剖析。其实，上述茶叶生产者是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茶叶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才能最终投放到市场。茶叶采摘是制茶工序的开始，它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质量。唐人陆羽的《茶经》对茶叶的采摘已十分重视。指出，采摘之时，须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间，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只待天气晴朗的早展乘露而采。宋人则更加讲究，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資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采茶时还要注意操作要领和技巧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则多温易损。W宋代采摘秋茶反映出当时茶园已由粗放管理向精耕细作管理转化了。
茶叶采摘后，晴择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W选择肥嫩茶芽，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冻害和病虫害茶叶、老叶及残破之叶，称为捡茶。捡茶之后便进人制茶阶段。宋代茶叶按其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腊茶和草茶两类。腊茶即片茶，指为团跨者，草茶又分为散茶和末茶等。但宋代的茶叶加工方法未能统一,各地对茶叶的加工各行其是，先进与落后的加工技术同时在各地出现。
宋代茶叶的焙制方法基本承袭唐代。唐代的团、饼，宋代称片茶。其制作大致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几个程序。在片茶的制作技术和工艺上，宋代有很大突破。一是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人则更重视蒸和焙。因此，宋代蒸茶便是制茶的重要程序之一其操作要领是:把洗净的茶芽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淸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色赤而不胶。二是捣，，的工序,唐时用杵臼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效率低。南宋临安地区则普遍用水力研磨加工茶叶。用水磨研茶，较之用杵臼的人工捣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茶叶的成本必然降低而质量更有保证。三是团、饼的拍制艺术，尤其是饰面,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精致至极。这样的精品当然价值昂贵。南宋时一夸之直(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1](二这也只有帝王才消受得起。因此南宋时期制作更多的是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散茶、末茶，散茶和末茶在局部地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临安地区就以出产草茶为主，它矽加工技术比蜡茶要简易得多。蒸而不捣者为散茶，捣而不拍者为末茶。余杭径山寺的龙井茶就有蒸、碾、焙、干、研、末的,称为抹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除蒸淸散茶外还出现了炒青散茶。据日本资料记载，光宗赵佯绍熙元年(1190年)，荣西和尚来我国留学，将釜熬茶制法引进日本，这说明宋朝当时已有炒青制法。当然这种焙制方法还未普及，当时临安府仍以蒸清散茶和末茶为主。
宋代饮茶方式与茶用具
宋代的茶具一改唐代的古朴典雅的特点，而是比较注重细节的修饰，以富丽堂皇为上。他们把茶具也作为了一种装饰品，使之成为了一种摆设。不仅用这些精美的茶具来喝茶，还将它摆放或收藏起来作为装饰增加美感。北宋的时候开始兴起一种茶具就是用金或者银做成的，有手柄，也有出水的出水嘴，就像我们现在所用的俗称吊子的这样一种器皿。之所以宋人们要改用这种既有手柄，又有出水嘴的茶具是因为当时的饮茶风气与习俗决定的。
因宋代饮茶方式已经由过去的煎茶转变为点茶，这促使饮茶越來越精致化，且对茶具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宋代宫廷盛行饮茶，促使饮茶在宋代的全面兴盛。这不仅体现在越来越精致的北苑贡茶，
宋代茶具与茶事相适应，五大名窑争奇斗艳，继唐代南青北白格局后出现了色彩缤纷的瓷艺世界。陶瓷器皿的用途远不止于茶事，而通过茶具倒可窥见陶瓷工艺之美的鳞爪。
因宋代茶品推崇白色为贵，为了黑白分明，所以能够衬托出汤花之美的黑釉茶盏最受宋人青睐，黑釉盏种类有很多，如兔毫盏、油滴釉碗、玳瑁盏等。
藏茶用具
宋人贮藏茶叶，通常是把茶放到茶瓿中复烘后，用箬笼或其它窗口收藏。蔡襄《茶录》曰：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瓿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当时人们认为箬叶与茶性质相近，不至影响茶味，且具有一定的防湿作用，故适合包茶。对于日常饮用之茶叶，宋代一般用木盒、陶罐盛茶，富贵人家则喜用银盒装茶。
碾茶用具
被唐人，宋人忽略的碗托，盏托，一般都是由与碗，盏同样质地的陶土烧制的。
但出土的建窑兔毫盏，油滴大碗都没有匹配的盏托，原因可能有二：
可能一：建窑盏坯较厚，直接端拿也不烫手;
可能二：是兔毫盏之类的建盏用的不是同样材料所制的次质盏托，而是像《茶具图赞》中的，漆雕秘阁一样，用的是榉木盏托。
罗茶用具
茶被碾成末关后，需过罗筛匀，宋与唐一样匀用罗。
但宋人对茶罗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因为宋代点茶要求茶末入汤轻泛，而罗细则茶浮，所以茶罗以绝细为佳。
生火煮水工具
1.唐代生火用具比较多，有风炉，灰承等
2.宋代基本上只有一种，茶灶或茶炉。
3.盛水而煮的器物，宋代茶书中只有一种，汤瓶。
实际中还有，水铫，茶铛，石鼎。
4.唐代茶经中只有(金复)一种，但诗文中还有铛，鼎，茶瓶，水铫等多种。
点饮用具
宋点茶用具两种：茶匙和茶筅。
北宋前期中期用茶匙，后期用茶筅。
茶匙
唐代茶具中就有长柄与短柄匙勺两种，长柄的是搅拌茶汤用的，短柄匙勺则是用双取茶末的则，也有专门取茶的荷。
蔡襄《茶录》：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
茶筅
茶筅形状类似于细长的竹刷子，筅刷部分多用根粗梢细剖开的众多竹条。这样可以在以前茶匙击拂茶汤的之上同时对茶汤进行梳弄，使点茶的进程较受点茶者控制。
清朝的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泾阳的茶商们
泾阳茯砖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带给西域人们身体的需求，它带去的更多的是和平和交流，也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带领下，繁荣了泾阳的商业文化，由泾阳砖衍生出来的泾阳商业活动频繁，并由此发展壮大了陕商地位。
“跑马溜溜的山上，几朵溜溜的云，端端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这首耳熟能详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的美丽，这座位于四川北部，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城市，为藏文化与汉文化接壤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可在康定城，有一条非常著名的陕西街，这是陕西商人进藏的最好见证，而在众多商人中，泾阳砖的商人占据大多数。
陕西街在康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便有陕西人入驻康定，与边区少数民族进行商业往来，其后人大多定居康定，这便是陕西街的雏形，盛唐时期，吐蕃与唐朝交流频繁，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进藏，为偏远的藏区带去产自中原的茶叶，其中茯茶的特性与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不谋而合，在藏区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嗜饮成风，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而且藏族同胞还根据自己的口味以茯茶为原料制作成了符合当地口味又富含营养的酥油茶，至今每日必饮酥油茶，可见其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以泾阳砖的特殊地位和地理优势，逐渐形成了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陕商泾阳帮，控制泾阳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据记载，当时生产贸易泾阳砖最有名的“木氏茶号”，由泾阳回族创办，总号设在泾阳，分号遍布四川、康定、甘肃、青海等地，是当时经营泾阳砖最大的商号之一，而在泾阳周围的三原、咸阳、临潼等地的大多富商，大多都是以经营泾阳砖为主。
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泾阳茯砖茶以原料问题曾一度中断，很多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商号或停业或倒闭。后陕西的回民大起义，大商号囤积的泾阳砖又被掠夺一空，再次让很多商号倒闭瘫痪，直至左宗棠率军平息，重振西部贸易，泾阳茯砖茶这才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泾阳帮再次活跃起来。以康定为例，在康定做茶叶的商号总共十家，而泾阳人在康定创办的泾阳茯砖茶商号就达到6家，基本上垄断了康熙汉藏的茶贸易活动，陕西街也在此时兴盛起来，最终形成以陕西人为主的的贸易集散地。陕西商人中，起初仅仅是以泾阳茯砖茶为主，后来扩大了经营贸易范围，所经营物品也类目繁多，包括日用品、纺织品等。繁忙场面不言而喻，马队一路从湖南湖北等地出发，将上好的毛料一路运到泾阳，再由泾阳的商号和茶人制成泾阳茯砖茶，然后再一路向西南、西北等地进行贸易活动，运送商品的马队驼队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将一块块盛开金花的泾阳砖送到边区各地。
位于自贡市的西秦会馆，也是陕商在边区进行贸易而留下的见证，会馆始建于乾隆年间，当时的陕西商人在自贡市以及周边进行茶叶和盐的贸易活动，因陕西人忠厚朴实，不拘小节，勤恳踏实，安稳踏实、互帮互助，因此慢慢的在各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并慢慢的独占鳌头。但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成就，使陕西商人更加的团结，因而继续保持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遂筹集巨资兴建了西秦会馆，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陕商会馆。
除了在西南地区之外，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以及北部的银川、榆林、鄂尔多斯等地，还有很多陕商在从事这边区贸易活动，因泾阳砖独特的功效，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可替代的位置，泾阳砖的商号们也在上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被西北边区少数民族同胞称为边商，边商中，佼佼者多如牛毛，他们将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所需要的茶叶、纺织品、丝绸等运到边区，用边区的牛羊马匹换之，再将马匹等运回西安，以泾阳为中心经营泾阳砖的商人们没日没夜地赶着商队穿越戈壁沙漠，子承父业，几代人都奔波在这些茶马古道上，其中最盛行时期边商多达二万多人，就泾阳砖一项，年销售量达到数十吨，这些边商们父子兄弟，代代相传，为泾阳砖的传承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代天台山的茶与茶文化
天台山产茶最早记载是，东汉末年葛玄植茶于华顶。此后随着陈太建七年智者大师入天台山潜修，创立佛教天台宗，并大力提倡饮茶参禅，种茶饮茶之风渐行，至唐宋时期已是“云雾茶园遍山皆有”。
宋代天台山茶区分布唐·陆羽《茶经》称：“茶……生赤城者与歙同。”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风土门》载：桑庄《茹芝续谱》：“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载：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
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登天台山，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敞，潜心钻研禅学，并亲身体验万年寺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回国后于公元1241年著述《吃茶养生记》。
2005年发现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
综上，宋时，天台山已形成华顶、万年、石梁、国清、天封、紫凝、玉山等几个茶区。沿天台山脉海拔400～700米的台地上已遍布茶园。
宋代天台山制茶工艺据宋代的《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和《大观茶论》等书所述，中国制茶工艺在宋时主要是由唐时的蒸青饼茶演变为“名冠天下”的龙凤团茶，制作十分讲究，基本工艺分：采、拣、洗、蒸、榨、研、造、过黄等几道工序。
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宋代天台山禅茶文化宋代是天台山历史上茶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茶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尤其是石梁“罗汉供茶”更是其特出代表。
唐宋以来，修持于天台山诸寺庙的僧人遵循智者大师“以茶参禅”、“以茶供佛”的法诲，寺庙周边必种茶树，开辟茶园，并设“茶头”专管茶事，设“茶堂”专供招待客人喝茶。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庙不可缺少的茶事活动，“以茶供佛”更是寺僧每日必做的功课。
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以茶供佛”的经过：“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
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这就是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在宋时名扬中外的“罗汉供茶”。该茶最早详细记载于《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书中记下了罗汉显灵的灵异奇迹：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
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
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
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后来传到了日本。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日本僧人道元登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后扩展至日本其他寺院。日本宝治三年(公元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罗汉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并记载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研习佛法期间，曾两次目睹“罗汉供茶”灵瑞事迹，写有“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现感异花于茶盏中”的记录。
经成寻、葛闳等人宣扬，石梁“罗汉供茶”名扬中外，苏轼、罗适、贺允中、王亚夫、宋之瑞等均有诗题咏，地方官也曾多次上表朝廷。宋仁宗在闻悉罗汉显灵诸事后，大喜不已，专遣内使张履信持《供施石梁桥五百应真敕》至天台山，诏曰：“闻天台山石桥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使赏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五百斛，银五百两，御衣一袭，表朕崇重之意。”皇帝为佛茶奇迹颁诏重赏，史所罕见。
实际上，石梁“罗汉供茶”，是天台山寺庙僧人以茶供佛与宋代流行的“点茶法”的巧妙结合。
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煮(煎)茶过渡到点茶，即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盏)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盏)中加以调和，最后分茶饮用。
宋代诗人陶谷在《舛茗录》中说：“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石梁“罗汉供茶”正是这种“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茶百戏”点茶艺术在以茶供佛中的巧妙运用。当时国清寺僧人处谦还把这种“茶百戏”点茶艺术带到杭州表演，苏轼观后，赞叹不已，在《送南屏谦师》一诗中写道：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怒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可见，天台山寺僧们为以茶供罗汉而练就的“分茶”艺术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诠释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
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色、香、味是我们在评定茶叶品质和品茶时常用的术语，然而，《供祖茶会法语》中却说：“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更是把评茶、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性具实相说”和“圆顿止观说”紧紧结合在一起，从天台宗佛学理论角度诠译了“茶禅一味”的真谛。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深谙佛教天台宗的唐朝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窥见到“茶禅一味”的真谛所在：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一啜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在诗中不但首次提出中国“茶道”的概念，而且阐述了茶与天台宗修持理论的互为作用，一饮养身，二饮养心，三饮便可达到体悟大道的境界，而且指出天台山是唯一体会其中之味的地方。
晋茶商
编者注：晋商与茶叶的传播，可谓是不可跨过去的历史，晋茶商与茶叶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无论是《乔家大院》，还是最近在拍摄的《大盛魁》，作为重要出口物质的茶叶，都在晋商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鲜有人知的晋商大户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开创了近代茶叶的万里茶路。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学术界多有争议。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伍湘安经过考证，认为万里茶路起源于湖南安化。湖南黑茶茯茶网刊登此文，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资讯，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及原文链接。
晋茶商与安化黑茶
--"万里茶路"源起安化
伍湘安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安化·413500）
"万里茶路"是由晋茶商开辟的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动脉，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和文化史，它的历史意义可与"丝绸之路"媲美。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目前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太平天国（1851年）以前是福建省的武夷山，太平天国后，晋商转向安化从事茶叶贸易，安化才成为"万里茶路"新的起点。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应是安化。明万历23年（1595年）安化黑茶定为朝廷官茶后，晋茶商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明末清初就已来安化办茶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2008年5月18日～25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山西大学、山西晋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大型文献记录片《万里茶路》摄制组，在安化进行了为期8天的拍摄活动，安化境内大量与晋茶商有关的实物和史料，以及居住在江南、酉州等地的晋茶商后裔，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兴趣，摄制组成员认为：万里茶路的起点，安化提供的物证和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已出版发行的《安化黑茶》和将要出版的《黑茶之源》，对晋茶商与安化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安化县位于湘中偏北，产茶历史悠久，"先有茶、后有县"，明嘉靖《安化县志》记载："惟茶甲诸州县"，"早在汉朝属长沙，时称两梅山，有上梅山和下梅山之称。"宋熙宁5年（1072年）开梅山置县，上梅山是新化县，下梅山为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
《中国茶经》记载："湖南黑茶"原产地在安化。千年黑茶源自安化，唐·五代"其色如铁"的"渠江薄片"就是早期的安化黑茶。"黑茶"之名仅于湖南安化见之，为什么"安化黑茶"不习惯叫"安化茶"？因为明嘉靖3年（公元1524年）在安化首次出现"黑茶"一词，从这时算起，安化黑茶也有480多年历史。安化芽茶在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就定为贡茶；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定为朝廷官茶。明末清初，晋陕甘等地茶商纷纷来安化办茶，在清代茶行、茶号最盛时达300余家，形成了"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繁华茶市景象。以苞芷园、小淹、边江、江南、洞市、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东坪、马辔市等茶马古镇为起点，是"晋帮茶商在安化当地设庄制茶，经加工精制之后，运往汉口，经河南、山西转销西北各地或经张家口发至恰克图。"（摘自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梁四宝、吴丽敏教授《清代晋帮茶商与湖南安化茶产业发展》），开辟了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万里茶路"，从此安化茶远销西北地区和俄国，造就了大德诚、长裕川、大德兴、大德丰、永聚祥、大盛魁、大玉川、巨盛川、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等一代商贾。
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详细记载了山西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从祁县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到樊（今湖北襄樊）计水路345里；再从樊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口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至边江（安化境内）计水路255里；或不走汉口而由樊至常德，由常德再至益阳，计水路340里，再由益阳至边江抵安化境。以上陆路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近三千里。若再从安化办茶后返回，经山西走西口（包头），或走东口（张家口）运至恰克图，万里茶路的终点是俄国的圣彼得堡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安化黑茶与晋茶商的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最早来安化收购黑茶的是晋茶商，据清同治《安化县志》33卷·时事记记载："晋帮茶商赴安办茶始于明末清初，"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皆西北商人也"，"国初"即清初。安化黑茶定为明朝官茶后，晋茶商越过产茶的四川和湖北，就是看好了安化所产之茶原料品质好，才来安化办茶行、茶庄。安化最早加工茶的茶行苞芷园就是晋茶商办的。在晋茶商之后，才是陕甘等地茶商来安化办茶，时称他们为"西帮"。在安化县城东坪镇黄沙坪桥口一口保存完好的古茶钟，是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晋陕茶商庆贺桥口关帝庙竣工而铸造，至今有240多年历史，钟上铭文清晰可见："今信大清国山陕两省众商人等捐资善铸洪钟一口重一千余斤，于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十三都桥口关帝庙永远供奉，乾隆贰拾捌年岁在癸未季春月孟旦。"这是晋茶商与安化茶叶交流重要的历史物证，是晋陕茶商乾隆时期就在安化办茶的历史见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山西曲沃茶商与安化茶人在乾隆年间创制的天尖茶、贡尖茶、生尖茶等，由晋茶商带回山西做为礼品送给上层人士、绅士及亲友，后成为朝廷贡茶，其加工制作工艺延续至今，已成为"安化黑茶"产品中的精品。
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山西"三和茶号"在清嘉庆末年来安化办茶。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三和茶号"在道光百两茶（公元1820年）的基础上，与江南边江裕盛泉茶行刘姓兄弟创制了"花卷茶"，有"祁州卷"、"绛州卷"，后俗称"安化千两茶"。通过不断改进，现在"花卷茶"有十两、百两、五百两、千两等系列，特别是"安化千两茶"以外形古朴大器,制造工艺特殊，茶叶品质优异，保健功能显著，茶文化底蕴深厚，享有"中国茶文化的化身"和"世界茶王"的美誉。为保护历史传统品牌，安化县茶业协会已成功注册了"安化千两茶"商标，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于2008年6月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安化黑茶"系列产品，由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共同创造，这是晋茶商在安化留下的茶文化历史实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据田庄乡高家溪谌氏家族族谱记载，高马二溪茶叶品质好，为防假冒，在清嘉庆23年（1819年）由晋茶商雕刻印板，委托当地人谌信介经手印制引票送黑毛茶，这块雕板原物保留至今有近190年。清同治年间晋商与谌氏在酉州合办的"晋丰厚"茶行牌匾保留至今，还有天一香、天来香、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大玉川、巨盛川、晋安等老茶号都与晋茶商关系密切。现在随处可见的古茶碑，如：清雍正8年（1730年）苞芷园的茶叶禁碑，以及众多的古茶亭、古茶桥、古门楼、古雕花门窗等茶文化历史遗存，都是晋文化与安化黑茶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只有让历史实物说话才是真实可信的，回眸历史，是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明末清初就开辟了"万里茶路"，"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在安化，而且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安化茶叶历史品牌--"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都是晋文化融入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安化茶文化的发展。没有晋茶商在安化的历史，就没有晋茶商与"安化千两茶"、"三尖茶"等黑茶品牌的创造，就没有安化黑茶的辉煌历史。只有恢复和发展晋与安化的密切联系，着力推介"安化黑茶"，弘扬晋茶商和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茶文化，才能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才能使安化茶产业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