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出名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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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跟海上茶叶之路有什么渊源呢？昨日，记者采访了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泉州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何融融，他讲述了泉茶旧事。
宋元时期以进贡为主
他说，福建产茶的文字记载，最早见诸泉州南安县丰州古镇莲花峰石上的摩崖古刻《莲花茶襟太元丙子》，其中太元丙子即公元376年，说明莲花峰茶早在晋代就已产生了。
宋元时代，泉州港以刺桐港之称闻名于世。泉州也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元代曾与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航运兴盛，于是有了东方第一大港和海上茶瓷之路之称。当时的茶为饼茶，与后来的茶不同，多以进贡为主，少量出口。
泉州九日山的石亭绿、清源山的宋树茶都是饼茶的一种。明代正德年间，莲花峰建石亭（今仍存），称不老亭，因亭名通俗，茶也就称石亭茶，因属绿茶，故称石亭绿。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石亭绿畅销南洋群岛各地，甚至远销英国伦敦。而清源茶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在唐玄宗时期御史中丞封演的《封氏见闻录》中有相关记载。
因修建泉州洛阳桥而为人熟知的蔡襄其实在茶艺方面也有贡献。何融融先生说，《茶录》是蔡襄作于宋皇（1049-1053年）期间，但其主要对象为北苑茶。
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兴盛
何会长说，明清时期，乌龙工艺形成，首先在闽南，粤东兴起。《澳门图说》中记载：万历29年（1601）西洋利玛窦来到中国，始居澳门，他将获得的茶瓷等器物，贩往各番。
另一位泉州文史学者王老先生告诉记者，19世纪，清朝郑成功时期闽南地区的茶叶大量远销海外。19世纪至20世纪，泉州安溪华侨茶商活跃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对于当地的茶市场呈现垄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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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主要国家的饮茶文化
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这些国家人民，受华人饮茶风习影响，历来就有饮茶习俗。饮茶方式也多种多样：既有饮绿茶、红茶的，也有饮乌龙茶、普洱茶、花茶的；既有饮热茶的，也有饮冰茶的；既有饮清茶的，也有饮调味茶的。平时可见到的几种特色饮茶方式，现在要介绍以下几种：
（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就是人们一边吃肉骨，一边喝茶。肉骨，多选用新鲜带瘦肉的排骨，也有用猪蹄、牛肉或鸡肉的。烧制时，肉骨先用作料进行烹调，文火炖熟。有的还会放上党参、枸杞、熟地等滋补名贵药材，使肉骨变得更加清香味美，而且能补气生血，富有营养。而茶叶则大多选自中国福建产的乌龙茶，如大红袍、铁观音之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人们在吃肉骨时，必须饮茶。如今，肉骨茶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食品，肉骨茶的配料也应运而生。在新加坡、以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一些超市内，都可根据自己口味买到自己喜欢的肉骨茶配料。
（二）泰国北部地区的腌茶，与中国云南接壤，这里的人们有喜欢吃腌茶的风俗，其制作腌茶的方法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制作腌茶的方法一样，而且都通常在雨季腌制。腌茶，其实是一道菜，吃时将它和香料拌和后，放进嘴里细嚼。又因这里气候炎热，空气潮湿，而用时吃腌菜，又香又凉，所以，腌茶成了当地世代相传的一道家常菜。
（三）印度尼西亚的冰茶，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一日三餐中，中餐比早、晚餐更重要，饭菜的品种花样也比较多。并且他们有个习惯，不管春、夏、秋、冬，吃完中餐以后，都要要喝一碗冰茶。冰茶，又称凉茶，通常用红茶冲泡而成，再加入一些糖和作料，随即放入冰箱，随时取饮。
（四）越南的玳玳花茶，越南毗邻中国广西，有些饮茶风俗与中国广西相仿。此外，他们还喜欢饮一种玳玳花茶。玳玳花（蕾）洁白馨香，越南人喜欢把玳玳花晒干后，放上3-5朵，和茶叶一起冲泡饮用。由于这种茶是由玳玳花和茶两者相融，故名玳玳花茶。玳玳花茶有止痛、去痰、解毒等功效。一经冲泡后，绿中透出点点白的花蕾，煞是好看；喝起来芳香可口。
晋茶商
编者注：晋商与茶叶的传播，可谓是不可跨过去的历史，晋茶商与茶叶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无论是《乔家大院》，还是最近在拍摄的《大盛魁》，作为重要出口物质的茶叶，都在晋商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鲜有人知的晋商大户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开创了近代茶叶的万里茶路。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学术界多有争议。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伍湘安经过考证，认为万里茶路起源于湖南安化。湖南黑茶茯茶网刊登此文，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资讯，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及原文链接。
晋茶商与安化黑茶
--"万里茶路"源起安化
伍湘安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安化·413500）
"万里茶路"是由晋茶商开辟的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动脉，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和文化史，它的历史意义可与"丝绸之路"媲美。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目前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太平天国（1851年）以前是福建省的武夷山，太平天国后，晋商转向安化从事茶叶贸易，安化才成为"万里茶路"新的起点。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应是安化。明万历23年（1595年）安化黑茶定为朝廷官茶后，晋茶商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明末清初就已来安化办茶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2008年5月18日～25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山西大学、山西晋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大型文献记录片《万里茶路》摄制组，在安化进行了为期8天的拍摄活动，安化境内大量与晋茶商有关的实物和史料，以及居住在江南、酉州等地的晋茶商后裔，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兴趣，摄制组成员认为：万里茶路的起点，安化提供的物证和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已出版发行的《安化黑茶》和将要出版的《黑茶之源》，对晋茶商与安化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安化县位于湘中偏北，产茶历史悠久，"先有茶、后有县"，明嘉靖《安化县志》记载："惟茶甲诸州县"，"早在汉朝属长沙，时称两梅山，有上梅山和下梅山之称。"宋熙宁5年（1072年）开梅山置县，上梅山是新化县，下梅山为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
《中国茶经》记载："湖南黑茶"原产地在安化。千年黑茶源自安化，唐·五代"其色如铁"的"渠江薄片"就是早期的安化黑茶。"黑茶"之名仅于湖南安化见之，为什么"安化黑茶"不习惯叫"安化茶"？因为明嘉靖3年（公元1524年）在安化首次出现"黑茶"一词，从这时算起，安化黑茶也有480多年历史。安化芽茶在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就定为贡茶；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定为朝廷官茶。明末清初，晋陕甘等地茶商纷纷来安化办茶，在清代茶行、茶号最盛时达300余家，形成了"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繁华茶市景象。以苞芷园、小淹、边江、江南、洞市、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东坪、马辔市等茶马古镇为起点，是"晋帮茶商在安化当地设庄制茶，经加工精制之后，运往汉口，经河南、山西转销西北各地或经张家口发至恰克图。"（摘自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梁四宝、吴丽敏教授《清代晋帮茶商与湖南安化茶产业发展》），开辟了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万里茶路"，从此安化茶远销西北地区和俄国，造就了大德诚、长裕川、大德兴、大德丰、永聚祥、大盛魁、大玉川、巨盛川、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等一代商贾。
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详细记载了山西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从祁县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到樊（今湖北襄樊）计水路345里；再从樊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口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至边江（安化境内）计水路255里；或不走汉口而由樊至常德，由常德再至益阳，计水路340里，再由益阳至边江抵安化境。以上陆路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近三千里。若再从安化办茶后返回，经山西走西口（包头），或走东口（张家口）运至恰克图，万里茶路的终点是俄国的圣彼得堡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安化黑茶与晋茶商的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最早来安化收购黑茶的是晋茶商，据清同治《安化县志》33卷·时事记记载："晋帮茶商赴安办茶始于明末清初，"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皆西北商人也"，"国初"即清初。安化黑茶定为明朝官茶后，晋茶商越过产茶的四川和湖北，就是看好了安化所产之茶原料品质好，才来安化办茶行、茶庄。安化最早加工茶的茶行苞芷园就是晋茶商办的。在晋茶商之后，才是陕甘等地茶商来安化办茶，时称他们为"西帮"。在安化县城东坪镇黄沙坪桥口一口保存完好的古茶钟，是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晋陕茶商庆贺桥口关帝庙竣工而铸造，至今有240多年历史，钟上铭文清晰可见："今信大清国山陕两省众商人等捐资善铸洪钟一口重一千余斤，于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十三都桥口关帝庙永远供奉，乾隆贰拾捌年岁在癸未季春月孟旦。"这是晋茶商与安化茶叶交流重要的历史物证，是晋陕茶商乾隆时期就在安化办茶的历史见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山西曲沃茶商与安化茶人在乾隆年间创制的天尖茶、贡尖茶、生尖茶等，由晋茶商带回山西做为礼品送给上层人士、绅士及亲友，后成为朝廷贡茶，其加工制作工艺延续至今，已成为"安化黑茶"产品中的精品。
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山西"三和茶号"在清嘉庆末年来安化办茶。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三和茶号"在道光百两茶（公元1820年）的基础上，与江南边江裕盛泉茶行刘姓兄弟创制了"花卷茶"，有"祁州卷"、"绛州卷"，后俗称"安化千两茶"。通过不断改进，现在"花卷茶"有十两、百两、五百两、千两等系列，特别是"安化千两茶"以外形古朴大器,制造工艺特殊，茶叶品质优异，保健功能显著，茶文化底蕴深厚，享有"中国茶文化的化身"和"世界茶王"的美誉。为保护历史传统品牌，安化县茶业协会已成功注册了"安化千两茶"商标，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于2008年6月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安化黑茶"系列产品，由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共同创造，这是晋茶商在安化留下的茶文化历史实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据田庄乡高家溪谌氏家族族谱记载，高马二溪茶叶品质好，为防假冒，在清嘉庆23年（1819年）由晋茶商雕刻印板，委托当地人谌信介经手印制引票送黑毛茶，这块雕板原物保留至今有近190年。清同治年间晋商与谌氏在酉州合办的"晋丰厚"茶行牌匾保留至今，还有天一香、天来香、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大玉川、巨盛川、晋安等老茶号都与晋茶商关系密切。现在随处可见的古茶碑，如：清雍正8年（1730年）苞芷园的茶叶禁碑，以及众多的古茶亭、古茶桥、古门楼、古雕花门窗等茶文化历史遗存，都是晋文化与安化黑茶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只有让历史实物说话才是真实可信的，回眸历史，是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明末清初就开辟了"万里茶路"，"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在安化，而且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安化茶叶历史品牌--"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都是晋文化融入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安化茶文化的发展。没有晋茶商在安化的历史，就没有晋茶商与"安化千两茶"、"三尖茶"等黑茶品牌的创造，就没有安化黑茶的辉煌历史。只有恢复和发展晋与安化的密切联系，着力推介"安化黑茶"，弘扬晋茶商和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茶文化，才能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才能使安化茶产业再创辉煌。
清朝的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泾阳的茶商们
泾阳茯砖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带给西域人们身体的需求，它带去的更多的是和平和交流，也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带领下，繁荣了泾阳的商业文化，由泾阳砖衍生出来的泾阳商业活动频繁，并由此发展壮大了陕商地位。
“跑马溜溜的山上，几朵溜溜的云，端端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这首耳熟能详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的美丽，这座位于四川北部，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城市，为藏文化与汉文化接壤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可在康定城，有一条非常著名的陕西街，这是陕西商人进藏的最好见证，而在众多商人中，泾阳砖的商人占据大多数。
陕西街在康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便有陕西人入驻康定，与边区少数民族进行商业往来，其后人大多定居康定，这便是陕西街的雏形，盛唐时期，吐蕃与唐朝交流频繁，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进藏，为偏远的藏区带去产自中原的茶叶，其中茯茶的特性与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不谋而合，在藏区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嗜饮成风，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而且藏族同胞还根据自己的口味以茯茶为原料制作成了符合当地口味又富含营养的酥油茶，至今每日必饮酥油茶，可见其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以泾阳砖的特殊地位和地理优势，逐渐形成了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陕商泾阳帮，控制泾阳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据记载，当时生产贸易泾阳砖最有名的“木氏茶号”，由泾阳回族创办，总号设在泾阳，分号遍布四川、康定、甘肃、青海等地，是当时经营泾阳砖最大的商号之一，而在泾阳周围的三原、咸阳、临潼等地的大多富商，大多都是以经营泾阳砖为主。
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泾阳茯砖茶以原料问题曾一度中断，很多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商号或停业或倒闭。后陕西的回民大起义，大商号囤积的泾阳砖又被掠夺一空，再次让很多商号倒闭瘫痪，直至左宗棠率军平息，重振西部贸易，泾阳茯砖茶这才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泾阳帮再次活跃起来。以康定为例，在康定做茶叶的商号总共十家，而泾阳人在康定创办的泾阳茯砖茶商号就达到6家，基本上垄断了康熙汉藏的茶贸易活动，陕西街也在此时兴盛起来，最终形成以陕西人为主的的贸易集散地。陕西商人中，起初仅仅是以泾阳茯砖茶为主，后来扩大了经营贸易范围，所经营物品也类目繁多，包括日用品、纺织品等。繁忙场面不言而喻，马队一路从湖南湖北等地出发，将上好的毛料一路运到泾阳，再由泾阳的商号和茶人制成泾阳茯砖茶，然后再一路向西南、西北等地进行贸易活动，运送商品的马队驼队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将一块块盛开金花的泾阳砖送到边区各地。
位于自贡市的西秦会馆，也是陕商在边区进行贸易而留下的见证，会馆始建于乾隆年间，当时的陕西商人在自贡市以及周边进行茶叶和盐的贸易活动，因陕西人忠厚朴实，不拘小节，勤恳踏实，安稳踏实、互帮互助，因此慢慢的在各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并慢慢的独占鳌头。但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成就，使陕西商人更加的团结，因而继续保持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遂筹集巨资兴建了西秦会馆，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陕商会馆。
除了在西南地区之外，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以及北部的银川、榆林、鄂尔多斯等地，还有很多陕商在从事这边区贸易活动，因泾阳砖独特的功效，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可替代的位置，泾阳砖的商号们也在上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被西北边区少数民族同胞称为边商，边商中，佼佼者多如牛毛，他们将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所需要的茶叶、纺织品、丝绸等运到边区，用边区的牛羊马匹换之，再将马匹等运回西安，以泾阳为中心经营泾阳砖的商人们没日没夜地赶着商队穿越戈壁沙漠，子承父业，几代人都奔波在这些茶马古道上，其中最盛行时期边商多达二万多人，就泾阳砖一项，年销售量达到数十吨，这些边商们父子兄弟，代代相传，为泾阳砖的传承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扣冰也曾“吃茶去”
一个盛世行将就木之际，往往大师辈出。中国历史走到唐末、五代，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彻悟人生、参透佛法的高僧大德。在这接踵走来的队伍中，有两位以茶参禅的禅师，他们就是北方的赵州古佛（778-897）和南方的扣冰古佛（844-928）。在那个信息传递十分笨拙的年代，他们虽然同时身居南北，遥隔三千里茫茫关山，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悟出了“茶禅一味”之道，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垂范禅林。两位禅师把精深奥妙的佛法禅理简练成一杯茶，把从容、超越的生命境界淡定成一杯茶，供后世慢慢品饮，也使得不产茶的赵州和盛产茶的武夷同样因禅茶而闻名天下。
扣冰古佛，武夷山吴屯人，生于唐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八日，俗姓翁，名乾度，法名藻光，河西节度使推官翁承钦之子，传说其母梦辟支佛感孕而生，又因其“夏著衣褚，冬则扣冰而浴”而被称为扣冰古佛。古佛自十三岁出家后，精于修行，常在荆棘荒蛮中打坐，“虎踞左右，弥猴供果，朱雀衔花，群物侍伴”。先后参晤禅月贯休、雪峰义存、鹅湖大义、鼓山神宴诸大禅师，在山心庵（今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因“天心明月”启悟，成为一代参透禅学真谛的大师，并被闽王尊为国师，名列《五灯会元》、《高僧传》等史传之中。古佛超乘的道行和长期的修持与喝茶是分不开的，正如古佛道场瑞岩寺对联“扣禅扉，动心弦，万法仙宏开觉路；冰壶影，静澄怀，刹那灵山映瑞岩”所描述的一样，古佛一生氲氤在武夷茶的沉香中，扣冰沐浴，借冰煮茶。正是茶和冰涵养出他超越僧俗两界的生命奇观和那颗恒定千年的“壶里冰心”。
928年，闽王把八十五岁的古佛延请到福州，拜以国师。《五灯会元》记载：“闽王躬迎入城，馆於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槖子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意思是说闽王招待古佛时，古佛提起茶橐子问闽王说：“大王会茶道吗？”，闽王说：“不会”。古佛说：“人王和法王真是生活在不同的境界啊。”当时世风日下，处处物欲横流，在古佛眼里，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是衡量一个人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的尺度，这恬淡的言语也是古佛“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法华经譬喻品》）的自性流露。闽王极度崇佛，对国师言听计从，所以从此就倡导“吃茶”之道，主张“以茶净心，心净则国土净”，于是在建安（今福建建瓯）设“龙焙”，促使北苑茶迅速风行天下。
曾流行一时的“漱口茶”
古人没有口香糖，那么，饭后如何清除口中异味和齿间残渣呢？这里要说一说另一种被人们遗忘了的茶俗漱口茶。《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了贾府，当晚贾母在自己房内设便宴款待外孙女，便提到了漱口茶：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林黛玉)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茶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府是贵族之家，讲究特别多。黛玉家虽然也是饭后饮茶，但无以茶漱口之习，只好入乡随俗，也照样漱了口。《红楼梦》提到漱口茶的地方，还有第二十八回、第五十四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七回等处。可见，漱口茶在清代以前是一种在诗礼之家流行的高雅茶俗。
漱口茶的功用，《考槃余事》中讲得很清楚：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涤之，乃尽消缩，不觉脱去，不烦刺挑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讲道：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胃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深得饮茶之妙。可见，饭后以茶漱口是一种讲究口腔卫生和口腔保健的科学方法。难怪那年元宵之夜，以贾母为首的太太小姐们吃完宵夜，撤去残席，外面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便随意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第五十四回)呢。
茶马古道之南道，即南亚的通道
茶马古道之南道，即南亚的通道
南道，即对老挝、交址(越南)、遏罗(泰国)、甘蒲(缅甸)东南亚诸国，也可出缅甸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国际茶马古道。掘(宋)杨佐《云南买马记》中记载：大云南绎前有《里猴题》，东至戍州、西至身毒国，东至交址，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之详。文中记载的交址，即越南，身毒，即天竺，今印度，说明云南在唐宋时已有交往。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四川成都出发后.走清溪关道入云南，经哈刺章(大理)、永昌(保山)、金齿(德宏)出境至蒲甘王朝(缅甸)、交阻(越南)，至(西双版纳)八百媳妇国返回云南，走步头道至押赤(昆明)由朱提道经焚道返回。明、清以来由于思普地区普洱茶兴盛，这条道则成为茶叶贸易之路。据西双版纳相关的文史资料记载共有三条，即东出老挝、安南(越南);南出缅甸、遥罗;西出缅甸、印度。即经思茅4日至车里(景洪)，南行8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景迈)，又西行至老挝，西南行15日至摆古，均可乘船从海路运送京城。出境经(缅甸)景栋、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至印度，另普洱至动腊，出境老挝直至越南。，向南则由普洱、劲海至老挝或普洱至蒙自到越南。从滇南出思茅、车里至国外的茶叶之路或茶马古道'已形成，印度、缅甸、遥罗、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商人均往来西双版纳、思茅、普洱贩运茶叶.这时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开远、蒙自等城市兴起，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21世纪初，最后的马帮在云南的贡山消失了，但清脆悦耳的马铃声仍在山间回荡，茶马古道留下的文化将是永恒的。
宋代茶商与护城之战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