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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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随着唐帝国强大的国际影响和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国的茶香、茶艺，远播海外。
大唐皇帝在六迎佛骨时，曾将一套价值无与伦比的宫廷茶具，奉献给法门佛祖。1987年4月3日，这批稀世珍宝重见天日，立即引起世界轰动。这说明，唐代已是我国种茶、饮茶以及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茶叶逐渐从皇宫内院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因此无论是宫廷茶艺、宗教茶艺、文士茶艺和民间茶艺，不论在茶艺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操作程序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饮茶之道。
唐朝人到底是怎样喝茶的？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西安福宝阁根据我国茶文化专家、学者的研究，及陆羽《茶经》的记载，艺术地复原了大唐茶韵，其中包括清平茶、大唐贵妃茶、大唐文士茶、大唐禅茶、大唐民俗茶等，让今人了解了大唐的茶文化。
大唐君臣清平茶说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邀请大学士李白品尝全国各地进贡的新茶贡品之事。李白诗性大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大唐君臣清平茶程序繁多，分为备器、鉴赏茶饼、炙茶、碾茶、筛茶、候汤、投盐、舀汤、置茶兑汤、分茶、敬茶、闻茶、观色、品茶、谢茶等十六个步骤，是盛唐时期的宫廷茶艺。
长安汇萃了大唐的茶界名流文人雅士，他们办茶会、写茶诗、著茶文、品茶论道、以茶会友。高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世使君》一诗中就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唐代饮茶诗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所论述的七碗茶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喝了七碗茶就能变成神仙。
文士茶道分为备器、净手、焚香、礼拜、赏茶鉴茶、鉴水、烹茶、闻茶、观色、谢茶等。受邀参加茶会的文士用弹琴、吹笛、舞剑烘托茶会气氛和答谢主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宫廷茶具，证明唐代佛门禅茶已经非常兴旺。钱易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唐宣宗曾问一位130多岁老僧，吃了什么药能这么长寿？
老僧说没吃什么药，唯一的嗜好是饮茶。法门禅茶是佛教中的一种茶道，是禅师茶艺、佛门品茗的高雅艺术。茶道程序繁多，分为礼佛、净手、焚香、备器、放盐、置料、投茶、煮茶、分茶、敬茶、闻茶、吃茶、谢茶等。
所谓吃茶是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成粥吃，在唐代已经非常流行。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了这种吃法。
大唐时期茶道的出现表明，饮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境界，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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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们如何饮茶
唐代茶的饮法是煮茶即烹茶、煎茶。根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茶叶生产过程是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千矣。饮用时，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烤炙，然后用茶碾将茶饼碾碎成粉末，再用筛子筛成细末，放到开水中去煮。煮时，水刚开，水面出现细小的水珠像鱼眼一样，并微有声，称为一沸。此时加入一些盐到水中调味。当锅边水泡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这时要用瓢舀出一瓢开水备用，以竹夹在锅中心搅拌，然后将茶末从中心倒进去。稍后锅中的条水腾波鼓浪，势若奔涛溅沫，称为三沸，此时要将刚才舀出来的那瓢水再倒进锅里，一锅茶汤就算煮好了。如果再继续烹煮，陆羽认为水老不可食也。最后，将煮好了的茶汤舀进碗里饮用。前三碗味道较好，后两碗较差。五碗之外，非渴其莫之饮。这是当时社会上较盛行的饮茶方法。
因茶叶有不同种类，所以还存在另一种方法，将饼茶舂成粉末放在茶瓶中，再用开水冲泡，而不用烹煮，这是末茶的饮用方法。
唐代人喝茶要放葱姜盐 把茶饼碾成粉末后煮
品茶是我国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饮食文化，古时候的人们是怎样喝茶的呢？日前，“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在武汉博物馆展出，80余件历代茶具展示了不同时代的茶文化。
我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至5000年。唐以后，“茶道”大行，饮茶之习风靡全国。到了元明清三代，饮茶习俗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古老帝国的茶叶出口贸易也逐渐达到了鼎盛。
此次展出的茶具，既有新石器时代的茶史遗存，也有明清御窑茶具遗珍；既有盛行于唐、五代的银质茶具，也有风靡于两宋的青瓷茶具，更有名满天下的明代宜兴紫砂……以江苏镇江地区出土的历代茶具为主线，以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嬗变为支线，力求为观众充分展示中国古代茶具制作工艺的巧夺天工，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内涵。
有趣的是，通过这些不同时期茶具的演变，也可以了解历代的饮茶方式。比如唐代的大都是银质茶具，据镇江博物馆副研究员刘丽文介绍，与现代不同的是，唐代流行煎茶或煮茶，把茶饼碾成粉末，放适量的盐、姜、葱等作料，在茶锅中煮。这次展出的就有两件唐代银质的国家一级文物，分别是唐代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和鎏金双鹦鹉纹银盖盒，刘丽文介绍，这两件文物可能是用来放置茶饼和茶末的。此外，同批出土的还有煮茶用的提梁银锅、银风炉以及银匙、银箸等。
明清时期，以泡茶为主，茶具的制作、材料都有一定的规范，品种包括陶瓷、漆器、玉器等，以盖碗为多，一般茶具的外壁题有皇帝御制诗。记者也看到了一些珍贵的器物，如清康熙黄釉海水龙纹瓷方托盘、清乾隆款御制三清茶诗瓷碗、清乾隆斗彩团花纹盖罐等。还有用玉、翡翠、玛瑙等制作的茶杯。此次展览至11月30日结束，市民免费参观。
唐代寺僧与茶
寺庙大都建筑于名山之上。因此，自古有“天下名山古寺多”的说法：而寺庙又庙庙种茶，于是“名山出好茶，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也一直是茶人们所认定的观念。因为，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
西山兰若试茶歌刘禹锡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齐已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郑巢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慈恩寺塔下避暑刘得仁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宿溪僧院曹松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游报本寺牟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李嘉佑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武元衡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赠上都先业大师李中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唐代诗人李白与茶
李白（公元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因喜欢饮酒故有“酒仙”之称，此外，还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除了饮酒作诗夕卜，李白也是饮茶和茶文化的爱好者，其所作名诗：“生怕芳茸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夜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尤如茗茶之芳润，千古留香。
李白天宝三年（公元744〉，在金陵偶与族侄僧人中浮相遇，其侄赠诗与仙人掌茶，李白即以-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作为答谢。在唐代众多诗歌中，这是一首早期的咏茶诗，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留下了-段极其宝贵的资料。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诗中写道：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名仙鼠。千岁以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生长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示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有青莲居士李白也。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月日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息。根柯洒芳津，采服润滑肌。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以拍红崖夜。举世未见之，此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此诗是一首咏茶名作，字里行间无不赞美饮茶之妙处。李白在诗中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仙人掌茶的独特之处。前四句写景，得天独厚；后八句写茶，好的生长环境培养了其上乘的品质；最后八句写情，并抒怀。李自获得仙人掌茶十分开心，在序文中写道，以后的髙僧大隐能够知道这种茶，就是由于中孚居士和李白本人啊！
据悉，名闻遐迩的仙人掌茶是-种佛茶，而出产该茶的玉泉山早在战国时代就被誉为“三楚名山”，此山山势巍峨，磅礴壮观。这里空中云雾弥漫，地下乳窟暗生，山麓右侧有-清泉喷涌而出，清澈晶莹，名曰“珍珠泉”。泉边的玉泉寺是中国佛教的着名寺院之-，早在隋代开皇年间由智者国师等创建，也是天台宗的重要祖庭和禅师北宗神秀大师传禅的专用道场，与江苏南京的栖霞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山东长清的灵岩寺并称为“天下四绝”。此外，玉泉寺还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传说当年智者大师驻锡时，关公显灵，向大师乞求归戒。由此，关公则成为保护伽蓝。护正祛邪的护法神，有时又被尊为“武财神”。至今，玉泉寺附近还有显烈祠等相关古迹。
文前提及到玉泉寺内这位中孚禅师是李白的宗侄，他既通佛理又喜欢饮茶，常年在乳窟中采茶后制成仙人掌茶，以茶供佛，并招待四方宾客。中孚禅师游金陵栖霞寺时偶遇李白，遂以仙人掌茶相赠，李白则以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作答，便有了以上的茶坛佳话。多年灾，李白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于众多品种的茶也可谓是见多识广，但是他依然唯独对仙人掌茶特别青睐，足以证明仙人掌茶的不凡魅力所在。
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清代人制茶工艺
程雨亭积极鼓励学习、推广西方人制焙之法。西方人不喜欢中国手工搓制的红茶，于是程雨亭建议购置碾压机器做红茶。但国人不会用机器，请洋师傅花费又很多。昔年英国人戈登、福琼来中国四处寻找茶工以帮助英国，现在风水轮流转，到了茶叶故乡向英国人学习制茶之时。程雨亭很欣赏朋友对他的劝告：振兴茶务，宜拨巨款，派商出洋，学习泰西制焙之法。一面速购机器，翻然更新。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带领一群人远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考察茶业，这群人中有在浙海海关担任副使的英国人，也有翻译、茶工等。四个月后回国，写出了《考察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改良内地茶业简易办法》等禀文。
郑世璜带着问题去考察，他看到，华茶落后，有自身不思进取之问题，也有客观原因，其根本在于机器与手工的生产力截然不同。
1907年，郑世璜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他把从印度、斯里兰卡所学到的经验落实在南京，江南植茶公所对中国后来的茶园影响深远，今天我们看到整齐有序，条块分割，中间有茶沟的茶园，就来自于郑世璜昔年的推广。但这个公所因辛亥革命被中断，今天踪迹难觅。
1910年，上海《大同报》主笔英国人高葆真摘录翻译了英国人高怡所写的《种茶良法》，主要便是围绕茶园种植技术。高葆真回顾了华茶进入到英国的历史，也道出了华茶由盛而衰的原因。他总结为三点：一是华茶无统一经营，小商家往往见小作伪，不顾大局，常有徇私舞弊作风；二是华茶制作过程不干净，与他国卫生之法相悖；三是华茶味淡薄，华茶一磅，仅能烹五加仑水，而印度茶，加水七加仑半都还味尚浓。
反观1877年胡秉枢为日本人所写的《茶务佥载》，种茶部分匆匆带过，却建议日本绿茶也加滑石粉，因为绿茶易受潮，不能长期储存，海运后易生霉变。在谈到红茶时，他提出的建议多与人性有关，比如贿赂女工、看紧掌秤人，都与人的劣根性有关。
而郑世璜在印度看到的是偌大的工厂，不过十几个工人。机器制造，规避了太多人为的因素。
程雨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西方的所谓以碾压成法，是中国的旧制制茶法。他找到的依据是，《明史食货志》八十卷上说的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他慨叹，年久制茶手艺失传。西方之新法，不过是中国之旧法。程雨亭比较了锡兰印度茶与华茶的区别，认为锡兰茶较之华茶，色香味较胜，还耐泡。
中国茶不再扮演中国向世界输送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角色。甚至，就连瓷器另一项华夏帝国的古老贸易，也因为欧洲找到替代品而同样走向衰落。直到某一天，中国惊讶地发现，我们一年茶叶的收入，还不及英国立顿公司一年收入的一半。
唐代的饮茶历史与《茶经》
茶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经巴蜀顺长江而下。历经数千年蒙昧混沌，兴亡盛衰，终于来到了茶圣陆羽生活的唐代。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其时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唐代海陆交通发达，政治、文化影响远远超出国界。
史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从隋朝到唐、宋时期大约经过了六百多年，这是我国古代茶文化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大大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唐代茶已成了主要的商品之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名茶、贡茶也开始出现了。正是在这一时期，茶始有字，茶始成书，茶始销世，茶始征税。唐代饮茶风俗，品饮技艺都已法相初具，并深深影响到后世。而陆羽《茶经》的问世，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在南方饮茶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茶在北方也迅速传播开来。佛教禅宗的兴盛与影响是饮茶风由南方迅速扩展到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反映得十分充分。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人皆许饮茶，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
唐代茶事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朝廷贡茶的出现。唐代宫廷大量饮茶，又有茶道、茶宴多种形式，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十分重视。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代宗在浙江长兴顾渚山开始设立官焙(专门采造宫廷用茶的生产基地)，责成湖州、常州两州刺史督造贡茶并负责进贡紫笋茶、阳羡茶和金沙水事宜。史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说法。每年新茶采摘后，便昼夜兼程解送京城长安，以便开清明宴。唐李郢的诗句：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就是说的这事。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把茶文化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
陆羽字鸿渐，又名疾。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公元733--804年在世。陆羽身世坎坷，是个弃儿，后为精于茶道的智积和尚收养，少年时先后遇到贬官至竟陵的李齐物与崔园辅，受到赏识与培养。安史之乱后，陆羽流落湖州，后隐居苕溪。先后结识了湖州刺史大书法家颜真卿及好茶的诗僧皎然等。陆羽于此时乱中求静，躬身实践，遍游江南茶区，考察茶事。他以自己平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
陆羽被后世茶人恭称为陆子，关于陆羽茶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则被称为陆学，而茶商们则把陆羽奉为茶神。
《茶经》是一部论茶的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
《茶经》全书十章，分一之源论茶的起源;二之具论茶的采制工具;三之造论茶的采制方法;四之器论茶的烹煮用具;五之煮论茶的烹煮方法和水的品第;六之饮论饮茶的风俗与科学的饮茶方法;七之事论述古代有关茶事的记载;八之出论全国的名茶的产地;九之略论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下省略茶叶的采制和饮用工具;十之图则指出《茶经》要写在绢上挂在座前，指导茶叶生产制作。
在唐代，饼茶仍是当时制茶主要的形式，只是在中唐后，由于陆羽的倡导，开始由加料的羹煮发展成清茶的烹煮。采来茶后，先放入甑釜中蒸，臼杵捣碎后，拍成团饼，焙干以后，用荻或篾穿起来封存。饮用时，再碾碎，过筛，入釜烹煮。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唐人煮茶的资料，这里有典型唐人煮茶场景。
一九八七年五月，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宝塔地宫皇家宫廷系列茶具的出土，再次向世人证明了陆羽茶道的存在。
三分解渴七分品，以陆羽为代表的唐代茶人更伟大的功绩还在于他们首倡了品饮艺术，完成了茶从解渴式粗放型的饮法趋向细煎慢品艺术型饮法的过渡，使饮茶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一种文化。
陆羽在《茶经》提出的一系列从煎到饮的理论、一系列工具、一整套程序，目的就是为了引导饮者在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进入一种澄心静虑的境界，将精神注入茶中，使饮茶活动成为精行俭德，陶冶性情的手段。从而开中国茶道之先河，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茶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带到了西藏。
茶叶作为大宗商品销往中国边疆，也始于唐朝，新唐书陆羽传：回纥人朝始驱马市茶。这是中国历史上历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的茶马交易的开始，茶以贸易商品的形式传入西北、西南、蒙、藏一带。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最澄禅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经，拜道邃禅师为师，翌年归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籽，试种于日本滋贺县。
次年，最澄的徒弟空海相继入唐，又把茶籽及制茶工具(茶石臼)带回日本。
自此，中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使茶文化成为独特的东方文化之重要内容。
唐代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