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都历史。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宁德：三都良港与茶叶贸易”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叶作为我国传统主要出口商品，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1604年我国茶叶就首次销往荷兰。
蕉城区三都澳，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八日成立福海关，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赢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和昌盛。半个多世纪中，这个对外通商口岸，以茶为最大特征，使这一输出港口闪烁着世界良港的勃勃英姿。
当时，三都澳出口的工夫红茶多销英、俄及欧洲各国，绿茶销往我国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白茶多输往港澳等地。在福海关存在的50多年中，茶叶贸易，经历了4次兴衰历程：第一次是1899－1914年;第二次是1915－1922年;第三次是1923－1930;第四次是1931－1949年。许多年份，茶叶出口量占全省输出总量的半数以上，最高年份是1923年达142829担。
闽东在福建产茶历史属最悠久，名茶辈出，茶类繁多，品质优异。早在唐朝中叶始制茶。宁德建县前(933)西乡(今洋中一带)天山茶区就采造腊面贡茶;明代有源于唐朝的宁德天山茶(含支提茶、贡品芽茶)，福鼎太姥绿雪芽等名茶;清后期又有坦洋工夫和白琳工夫红茶、白毫银针等名品。可谓茶区古老，名品源远流长。
由于地理环境上优势，使这里成为闽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天山茶原产地蕉城区洋中镇章后、际头一带山区有一条古大道，系宁德沿海通往古田、建州(现南平地区)的必经之路，大大地便利了茶叶输出。清代闽东茶叶进入全盛时期，茶叶为当地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及出口商品，成为福建的大茶区。闽东自海运开禁后，大大便利了对内、对外贸易，促进了茶叶的更大发展。1988年，闽东各县茶叶汇集于三都澳年产计达30万箱(折15万担)。抗战时，产茶占当时全省70%，新中国成立前尚占67%左右。可见，三都澳四周的闽东茶区，为三都澳出口茶叶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货品。
与此同时，作为三都澳福海关所在地的蕉城，其茶叶产制贸易情况更非同一般。据文献记载：天山茶的前身支提茶在明代前已负盛名，清时名列闽东榜首。清后期，由于三都海上交通发达，福州花茶的兴起，支提名茶供不应求，天山茶区采制大量绿茶输出国内外，从此，天山绿茶得以扬名，蜚声中外。
小编推荐
欧洲茶叶贸易之旅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
如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膳夫经手录》中还记录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主是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我国的茶叶生产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据《封氏闻见记》中有记载：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争额甚多。可以肯定，当时的茶叶发展主要是持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具体来说，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诗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原意是刻画商人因忙于生意，而使商人妇独守空闺。但我们亦可以从中看到：在浮梁(即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浮梁是当时的一个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当然，我们仅凭这瘳瘳的几个字是无法作为凭据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说法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所载一致。虽然是如此说，然我们的读者仍是有疙瘩难以解开，毕竟现在的景德镇没有多少年来茶难道在唐代时竟能如此兴盛?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长恨歌》和《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的真实性，甚至会生出这是不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而作的夸张?的疑问。我们可以相信，这里面不乏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上述的记叙大体上还是可靠的。
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修正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地所产的茶，它包括了地处浮梁周边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这并不是想当然的观点或一家之方，我们可以从刘津反著的《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得到证实：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
至此，我们可以确信，浮梁的确是当时的茶叶集散中心。
我们来看看当时浮梁茶叶交易的盛况。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张途所著的《祁门县新修门溪记》中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银缗索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细心的读者和茶人或许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有关的茶叶的文献有误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大精细，所以陆羽证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带或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六大茶山茶叶贸易的三次起伏
六大茶山茶叶贸易的三次起伏。第一次衰落：清朝中后期，清政府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第二次衰落：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茶叶参假，倒了销路。第三次衰落：1958年，茶区所有的茶叶几乎都是用来制作绿茶和红茶。
第一次衰落：清朝中后期，清政府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使农民不堪重负，茶农的经济利益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茶商也无利可图，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好另走他途，茶农们纷纷丢弃茶园另谋生路，六大茶山的茶叶产量逐年下降。到了清朝末年，由于地方混乱，盗匪蜂起，交通阻塞，商旅畏途，茶叶经营无销路，制茶商号纷纷倒闭，过去那种茶商云集、马帮络绎不绝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六大茶山的茶叶贸易也一蹶不振。
第二次衰落：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内地的汉族商人又逐渐进入茶山购买茶叶运至越南的莱州销售，运输全靠马帮和牛帮，牛帮运送一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随着茶叶销量的逐年增加，六大茶山才慢慢开始复苏，过去的一些茶号又开始恢复了茶叶加工。在倚邦，除了过去已经有的庆丰号、庆丰益号、元昌号、恒盛号等老茶庄外，又新增加了园信公号、惠民茶庄、升义祥号、鸿昌号等茶庄。但是，老茶园没有完全得到恢复，茶号虽多，但产量有限，每年只有两千担左右，茶号之间相互抢购毛茶，一些茶农为了眼前利益，乘机制造了部分假茶，被买方发现，名茶倒了牌子，销路再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六大茶山第二次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大茶山的普洱茶第二次兴起后，产品主要是运到越南的莱州进行销售。当时越南被法国占领，法国人看到中国的普洱茶在越南很受欢迎，唯恐市场被中国人控制，便任意加重了普洱茶的进口关税，引起了中国茶商的抗议。随之，法国人即下令禁止中国的普洱茶在越南销售，并强迫中国商人将运到越南的普洱茶全部原路运回。中国商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私下与当地华侨商人协商，勉强将茶叶收下，仅收取了一点返回的旅费。茶商回国后，马帮和牛帮的主人又来追讨运费，茶商们只好变卖家产还债，茶号再次纷纷倒闭，茶市一派萧条。至此，六大茶山出现了大萧条。这就是六大茶山普洱茶第二次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二。
在六大茶山普洱茶第二次兴旺的同时，勐海茶区的茶叶贸易也处在热火朝天之中，其产品主要是通过缅甸销往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四川、西藏等地。二战期间，国内局势不稳，道路运输困难，极大制约了茶叶的销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占领了缅甸，勐海茶区的外销通道被堵死，刚刚建成的佛海茶厂不得不忍痛撤离，私人茶庄多数也倒闭。
从民国二年到民国二十四年，六大茶山的第二次兴起走过了二十余个春秋，最后还是在时局和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再次走入其生命的低谷。
第三次衰落：1949年以后，内战结束，国内形势趋于平稳，各级政府对恢复老茶园，促进茶叶生产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从1952年开始，茶叶生产开始再次复苏，一些老茶庄又开始了普洱茶的加工。到了1953年，全国进行了工商业改造，私营茶庄实行了公私合营的运行体制。由于受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茶叶被列为统购统销的商品，六大茶山和勐海茶区所生产的普洱茶由政府统一收购，并按照上级的计划和指令进行调拨和销售。私营茶庄的茶叶只能零售，不得批发。1955年农村实行合作社，1956年底至1957年农村纷纷成立了人民公社，六大茶山的私人茶庄被彻底解散，随之而来的是遍及所有产茶区的国营茶叶收购站、初制所。1958年，茶区所有的茶叶几乎都是用来制作绿茶和红茶，主要供应国内市场，部分红茶也出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工艺加工的普洱茶已经很少有人问津。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传统的普洱茶加工工艺被放弃了，对普洱茶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停止了，六大茶山的古茶园大多数被荒废，靠近村寨的老茶园被进行改造，按照规定的标高进行砍伐，使之符合新式茶园的高度，六大茶山的生态茶产量在逐年下降。
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保障市场的需要，从1964年开始，西双版纳开始种植高密度的新式茶园。1975年，西双版纳又开发了一大批新式茶园。到1982年，全州的新式茶园已经达到了32000亩。由于新式茶园产量高，老茶园的生态茶产量低，所以老茶园慢慢的也就无人过问了。到目前为止，在六大茶山范围内，仍有老茶园16000余亩，新式茶园8000余亩，仅勐腊县的易武、象明、曼腊就有老茶园13873亩，新茶园6100余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六大茶山古茶园在休眠了30多个春秋以后，再次焕发出了它独有的光彩。如今的六大茶山是家家采茶，户户卖茶，茶商络绎不绝，茶叶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宋代成都平原的茶叶消费与茶马贸易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一天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唐代的茶商和茶叶贸易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91】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92】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93】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4】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95】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96】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97】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98】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99】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100】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101】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02】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10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104】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105】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106】这些商人为了对抗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107】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108】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109】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110】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111】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112】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113】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114】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115】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116】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117】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118】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119】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20】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121】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122】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123】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124】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125】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126】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127】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128】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129】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130】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注释：
【91】《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92】《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93】《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94】《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95】《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96】《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97】《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98】《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99】《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100】《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10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02】《唐会要》卷84《杂税》。
【103】《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104】《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05】《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106】《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10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8】《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109】《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110】《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11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2】《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113】《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115】《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16】《鉴戒录》卷4。
【11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118】《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119】《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120】《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121】《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122】《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3】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124】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125】《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12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27】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128】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9】《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130】《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茶叶贸易，沧桑千年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维吾尔族祖先)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1500余年历史，大体可归纳为四个贸易时期：
公元475-1644年的一千余年，是以物易茶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外销。
中国茶叶最早输出在公元473-476年间，由土耳其商人来我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被认为是最早记录。
唐代，于公元714年我国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以后中国茶叶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输往西亚和中东地区，东方输往朝鲜、日本。
明代(1368-1644)是中国古典茶叶向近代多种茶类发展的开始时期，为清初以来大规模地开展茶叶国际贸易提供了商品基础。
郑和七次组率船队，出使南亚、西亚和东非三十余国。同时，波斯(今伊朗)商人、西欧人东来航海探险旅行，及传教士的中西交往，把中国茶叶文化传往西方，为以后的华茶大量输入欧洲作了宣传和舆论准备。
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历史
茶叶贸易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关键角色，是人们解读世界近代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1657年茶传入英国。不到一个世纪，英国中产家庭买茶的费用高过了买食物的费用。茶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伦敦刊登广告的商品”。当茶点成为英国工人的饮食习惯时，茶就不仅是大众的消费品，而普遍成为恢复工作体力的要素。不少学者认为，茶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鸦片战争。
1773年11月，为反抗英国对北美税务法令，波士顿居民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在“波士顿港口今晚将成为一个茶壶”喊声中，340箱茶叶落入大海。这次倾茶事件埋下诱发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独立不久的美国以开发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第一艘直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满载回国，其中主要是茶叶。以至美国史学家休斯开玩笑说：“在美国的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村庄，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去装运茶叶。”
茶的产出折射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取代封建农村经济的历史必然。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18世纪初，茶叶占荷兰买入中商品的74%;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茶叶占中国商品的90%以上，其商业利润为英国国库年收入的10%。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中国茶叶贸易完全崩溃，一度失去与原产国相应的传统输出大国的地位。
1693年清廷理藩院对俄使团，对开设茶路口岸的要求曾做出这样的答复：“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事应无庸议。”形象地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认世界中心、物产自足、闭关轻商、排斥国际贸易的心态。断送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机。所幸中华民族在后来200年中幡然醒悟，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世贸组织，走入国势与世界经济相互依托、和谐发展的时代。
中国茶的输出历来是和平诚信，共通互利的。1745年9月,专为承担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而打造的瑞典哥德堡号第三次返回故土时，在临近母港不足1公里处沉没。所载700吨中国商品，370吨是茶叶。1986年哥德堡人将打捞出来的200多吨茶叶中的一包送回中国，供广州博物馆展出。
茶溶于水，茶亦融入世界文明。人与茶的不解之缘决定茶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将作为永远活着的文明，伴随人类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