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上的雅安藏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蒙山，自古便与青城、峨眉并称为蜀中三大名山，以茶而闻名于天下。蒙山茶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入贡皇室，直至清末，贡茶历史达1169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佳句。
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境内的蒙顶山脉年降雨量2200毫米，全年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为雅安成为世界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传说2000多年前，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种下七株茶树，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雅州出产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南边陲运往西藏，形成初具规模的南路边茶。当时的政府曾用茶来换取西藏的战马，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由于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实行高度垄断，在茶马古道上有朝廷设立的茶马司、买马场、验茶关等机构，目前雅安境内遗留的古茶马司遗址就有六个。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官榷茶叶不仅为了买到更多的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随着互市规模不断扩大，朝廷换得马匹增多，雅安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达到近200万斤，明代增至400万斤以上。
由于历朝历代的茶马互市，就产生了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藏茶马古道；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至拉萨。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必经之路，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海螺，那些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藏茶自有记录以来，就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茶等。千百年来，藏茶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同胞一直有着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销往藏区的边茶生产。2008年，南路边茶（雅安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雅安藏茶企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雅安市还建立了南路边茶(雅安藏茶)技艺传习所，成立雅安藏茶研究中心，不断挖掘和弘扬藏茶文化。雅安市现在共有茶园65万亩，其中藏茶年产量近3万吨，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藏茶之乡。Cy316.COm
小编推荐
雅安边茶与川藏茶马古道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雅安天全茶马古道上的徽派古茶仓
歙(sh）县，是中国安徽省黄山市下属的一个县。歙县古代为徽州府治，是徽州文化及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也是文房四宝之徽墨、歙砚的主要产地，于1986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明末歙县人汪伯龄曾贷资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不久成了大富商。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推牛结客以为常。清朝康熙时，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来成茶商首领，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统一办理。
明清时期朝廷统治者继续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为了严格管制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茶叶的产、运、销，官府实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以一部分纳官，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徽商在这种茶活动中也十分活跃。
茶马古道上的徽派古茶仓
这座规模宏大的古茶仓位于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老乡政府处，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目前为雅安仅存的唯一一处保护完好的徽派建筑，标志性风格如下：
1、徽派建筑布局：该建筑为典型的徽州古民居，为四合格局的砖木结构楼房，日型建筑类型，其建筑中轴线一连穿过了五个大天井，厢房前另有两个小天井对称而建，构成了五进七星的盛大规模。而大院宅门之外，一条细小甬道的尽头，则是已经消失的商铺和库房。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辉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较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
2、采用砖雕装饰。砖雕是徽州盛产质地坚细的青灰砖上经过精致的雕镂而形成的建筑装饰，广泛用于徽派风格的门楼、门套、门楣、屋檐、屋顶、屋瓴等处，使建筑物显得典雅、庄重。它是明清以来兴起的徽派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砖雕有平雕、浮雕、立体雕刻，题材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
3、采用五阶马头墙，而且保存完好。又称风火墙、封火墙、放火墙等等，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马头墙高低错落，从外形看颇具风格，因而不仅是中国南方徽派建筑常用格式之一，也是徽派建筑的重要造型特色，曾有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之说，用以概括明清徽派建筑风格。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厅，马头墙的叠数可多至五叠，俗称五岳朝天。
徽派古茶仓的发现与未来保护
我爷爷、父亲都是天全茶厂的老职工，具有茶叶情节，偶然与曾经长期在茶厂担任领导职务的朋友，民间文物保护者高建华闲聊，得知：这个古茶仓解放后被改成粮站，偶然机会，他得知有人要将这个古建筑买来，拆为木料出售，他急忙到处奔走，筹措资金将这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买下，5.12地震使部分马头墙受损，主体建筑倾斜，他又花10多万进行了维修，基本恢复了大体原貌。
据悉，该建筑已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45个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雅安的古道文化由此将得到更权威的价值评估，将得到更为系统的保护。
茶马古道上的动人山水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在茶马古道沿途，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有时世界静得出奇，周围的大山全都沉默不语。它们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惊。那种苍凉的美、严酷的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泻而下，那水流漫漫涣涣，迅速汇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远山显露出它们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峻秀，又充满了张力。蓝蓝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除却大山大川，茶马古道沿途有的是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而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过西藏的大地，你一定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
在茶马古道一路，我们经常目睹前往圣城拉萨的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有的更将全身匍匐在地，磕着等身长头前往心目中具有极神圣意义的拉萨，他们磕得四肢溃烂，面额鲜血淋漓，但眼睛的虹彩中却充溢着宁和而确凿的信仰之光。
在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习俗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从云南向西北横上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我们把它称之为茶马古道。我敢说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域西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穿行。我的许多朋友的祖先就从这条路上赶着马帮，驮着茶叶和各种山货，来往于雪藏和云南之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十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条道路，并多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看来，马帮们走茶马古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现在，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赶马人的脑海里。为了记录并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出马帮们的传奇生涯，我采访了一些仍在世的老赶马人，我自己也曾跟着马帮循着茶马古道走过，这里只将与滇藏茶马古道上马帮生活相关的习俗作一点简要介绍。
商号与马帮：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官办驿运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
据估计，到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号有1500多家，当时每年来往于云南、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30000驮之多！
马锅头与马脚子：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出卖苦力的人。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在滇藏一线经营的大商号和马帮都有这么一种扶持赶马人的规矩：给商号马帮赶上3年马，就要分一匹骡子给马脚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挣得的钱全归赶马人。这样有了几匹骡马后，赶马人就会脱离马帮不干马脚子了，而是自己赶自己的马，做起锅头来。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汗换取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种关照赶马人的规矩。
走西藏的马帮一般找滇藏边沿的藏族作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马帮行头：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骡马行进的队伍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她们是一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马帮们的说法是，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她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她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头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一路上，赶马人随时都要检查马掌，一有损坏，马上就得钉补。马掌马钉，是马帮的常用消费品。钉马掌是相当讲究的专业本事。铺鞍垫捆驮子也同样。每匹骡子都有专用的鞍垫，走西藏的马帮因为道路狭窄陡险，捆的都是软驮。所谓软驮就是将货物装在麻袋或皮囊之类的软包装里，用绳索直接捆在骡马背上，这样既轻巧方便又灵活快捷。当然，不同的货物有不同的捆法，一般最常用的是单十字袢。铺鞍垫先是在骡马背上放一片马绨。它是西藏地方出产的，是一块长方形的毡子，四角镶花，底色有红的，绿的，上面有十字花纹，很好看。马绨上再放置麻布缝制的垫套，里面塞上毡子毛，很软和。最上面一层放的是一块叫贡布的皮子，大多用带毛的牛皮或山驴皮做成。铺垫上这些，货驮就磨不着骡马了。这些铺垫晚上也是赶马人睡觉的垫褥。
走西藏的马帮也不用楸木、楸珠来给骡马束尾，它们一方面增加了骡马的负担，另一方面容易磨伤骡马，而且坏了没办法修。所以走西藏的马帮只用麻布麻绳扭成马楸索来用，既轻便又软和，还很牢实。骡马一上路，就要戴上各自专用的用竹篾和细皮子编缠起来的笼头，以免它们一路走一路贪嘴。它们吃饭也有各自专门的料袋，像人一样，一日三餐，晚上就放到山上打野吃草。
马帮的生活方式：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搭帐篷的搭帐篷，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这样打野开亮，对野外生存的马帮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里面有许多忌讳，主要是语言上的忌讳。如筷子不能说筷子，而要说帮手，因为大快为老虎，不能提到那凶猛的家伙，像豹子的称呼也不能提；碗要叫莲花，碗跟晚是谐音，马帮们可不想晚到。钵头要说缸钵，头与偷谐音，马帮也不想被盗。勺子要说顺赶，勺跟说在云南方言中是谐音，而言多必失，那就不吉利了。同样，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骡马最怕受惊，甚至连锣锅都不能说，因为谁都怕落在江里，所以锣锅只能说饭锅。灶也只能叫火塘，大家都不想把事情弄糟（灶）但柴却是个吉利的发音，跟财相近，有时马帮过村寨还要去买一捆柴扛来，说柴（财）来了！柴来了！似乎这样就能招财进宝了。
行为上的避讳也很多。如煮饭要转锅时，只能逆时针方向一点点慢慢转；架锣锅的石头不能乱敲，连磕一下烟锅都不行；凑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凑，不能乱架乱放；吃饭时只能由锅头揭锅盖，第一碗饭也要由锅头添，添饭时更不能一勺子舀到底，要从饭锅表面一层层舀下去；添饭时还不能将饭锅搞得转动；所有的人吃头一碗饭是不能泡汤的，因为怕碰上下雨；人不能从火塘和锣锅上跨过，也不能挡住第二天要走的方向；饭锅更不能搞得打翻了
不要以为这是马帮们迷信犯傻。出门在外，顾忌自然特别多。人又不是神，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有所畏惧.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脊，严重的就逐出马帮。马帮的漂泊生活苦是苦，但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诱惑。有一首赶马调是很好的写照：
夜晚，在松坡坡上歇脚，
叮咚的马铃响遍山坳。
我唱着思乡的歌喂马料，
嘶鸣的马儿也像在思念旧槽。
搭好宿夜的帐篷，
天空已是星光闪耀。
燃起野炊的篝火，
围着火塘唱起赶马调。
远处的山林里，
咕咕鸟在不停地鸣叫，
应和着头骡的白铜马铃，
咕咚咕咚响个通宵。
我听见呼呼的夜风，
在山林间不停地呼唤，
夜风啊夜风，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心神不安？
我看见密麻的松针，
在枝头不停地抖颤，
松针啊松针，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思绪万千？
我看见闪亮的星星，
在夜空里不停地眨眼，
星星啊星星，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难以入眠？
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早上找回骡马，马吃料，人吃饭，走路，上驮下驮，扎营做饭，放马，睡觉，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但雪域高原那神奇莫测的自然景色，沿途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使得每一天的行程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现在，我已将滇藏马帮们的生涯写成了一本小书。我想尽可能真实而有血有肉地再现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些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为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路，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那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记取。
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 重走茶马古道
李锡东介绍长卷
21日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全国多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新朋旧友一相逢，话题不断，高潮迭起。
蒋秀英：再次来雅安重走茶马古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是雅安的老朋友了。为写作《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她曾经来雅考察。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走出国门，有了英文版本。不少喜欢茶马古道的人专程去甘孜州找她，询问茶马古道怎么走。
蒋秀英这次到雅安，除了和茶马古道专家们聚首，还将为即将再版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增补一些材料。
蒋秀英回忆，当初考察时，位于名山县新店镇的茶马司比较破旧，现在已经有所修整。所以，她拍摄了现在的茶马司照片，准备补充在再版的书当中。
在22日的实地考察中，蒋秀英和众多专家们参观了雅安博物馆、雨城区某藏茶茶厂、荥经县的姜家大院、开善寺、茶马古道新文段和新添古镇。
李锡东：13米长卷再现古道艰险研讨会上，当一条长13米、宽35厘米的画卷被两边的工作人员缓缓展开时，台下的嘉宾们发出了阵阵惊叹。
汉源县党研室的李锡东介绍，画卷记录了茶马古道汉源段从大相岭开始，途经飞越岭，一直到泸定约100公里的崇山峻岭，除了再现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镇等历史遗存外，还刻画了形态各异的背夫，背负茶包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情形。
这幅画卷是由汉源县文体局文化股股长陆仁泽的女儿陆小路所画。李锡东回忆，半年之前，他就开始为画作整理创作素材。陆小路先根据素材，用碳素笔画出65张单幅图画，然后拼接成的一幅图画。呈现在专家学者面前的图片是经过拍照影印后的效果。
李锡东说，希望通过长卷让众嘉宾直观地看到茶马古道汉源段的情况。以后，画卷或将在汉源县做成文化墙，让来往的客人直观了解茶马古道汉源段。
任新建：厘清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新建在研讨会上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研讨会集中了专家、学者和领导，对深入研究文化内涵、保护和开发茶马古道，进一步研究开启思考都有建设性意义。
任新建表示，自己以前走过茶马古道，也做过一些调研。他觉得茶马古道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人类为交换而开辟的通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局面。
任新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遗产受损，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路线较为清晰，研究起来现实价值较大。所以，近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热逐渐兴起。
目前，研究茶马古道的目的是纠正不合史料的部分，厘清茶马古道的历史功能和现在功能。
茶马古道上的石头村庄
这是一个承载滇西茶马古道700年历史的村庄。滇西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路线有两条：南线由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北线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本文所写的石头村，正是位于南线从普洱到大理这一条中的一个小村庄。
龙年开春，我徒步踏上了滇西茶马古道保留得最完整的凤庆县鲁史镇至塘房村这一段。
塘房距鲁史镇约6公里，沿着弯弯曲曲的古道，跟着猎奇的游人一直向上攀登，刚开始还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气喘嘘嘘，大腿酸痛，干脆拿着相机在路上拍起照片来。此时，一个村民赶着马，身上扛着百十斤重的小型农用机械，竟然在古道上健步如飞。我与他攀谈古道的历史，小伙告诉我，这段路是茶马古道赫赫有名“九曲十八弯”，到塘房村还早着哪。随后，他唱着“身着大地头顶天，星星月亮伴我眠。阿哥赶马走四方，阿妹空房守半年”的赶马调很快消失在古道的尽头。
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年(1665)，云南北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设立茶马市场后，凤庆茶叶产品开始流入丽江。20世纪20年代，大理喜州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和藏销紧茶，并在叙府(今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瓦城设立分号。而凤庆青毛茶，是“永昌祥”沱茶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当时“永昌祥”商号所生产的沱茶有三个牌子：一个是本牌沱茶，重九两二，用明前春尖制作，双江茶占60%，凤庆茶占40%；一个是副牌沱茶，重八两二，凤庆茶占60%，勐库茶占40%；还有一个是正记牌沱茶，重八两二，同样是取勐库茶香味浓郁，凤庆茶兼备外形美观之特点制成)。因此，严子祯于1928年在凤庆专设“永昌祥”商号，竞购凤庆青毛茶。到20世纪30年代末，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20多家，从此，凤庆茶由马帮沿着“顺下线”倾销各地。
沿着古道一路向上行进，阳光透过湛蓝的天空投射到山头上，让山林遍染了一层金黄色，清冽的山风吹过，卷起一层层的落叶，抬头仰望天空，干枯的树枝屹立在蓝白相间的天际，直指苍穹，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那密密的枝杈里，孕育着来年生机勃勃的绿色和百折不死的生命之魂。脚下的道路崎岖坎坷，这真的就是那条千年的古道么，千百年来，这条道路曾经是何等的繁华，过往商贾，游人如穿梭般的从它身上走过，它也曾承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和梦想，谁又能说清楚，在它身上演绎过多少感人的故事呢，世事如烟，沧海桑田，它如今就像一位耄耋的老人，静静的躺在这里，在它的梦里，是否还依稀记得那往日的繁荣以及行人如织的那些年代？如今，只有偶尔路过的徒步探险者和匆匆而过的狩猎人还能让它偶然醒来，可是，又有谁能静静聆听它的故事呢，那划过枝头的风声，是否就是它的低声哀怨。
到达塘房村，我们的目光被石头房屋豁然点亮，瓦是石板，墙是石墙，地是石地，石头做成的房子里，住着终年和石头相伴的人。
石头是塘房的财富，这里产的石头像千层的油饼，用扁锤沿石角一敲，就能起下一大块。一层一层的石板，像一本厚厚的书，层次之间不粘连，只要你乐意，就可以随意的翻阅。村民们建房就地取石，不做任何二次加工，没有污染，无需能源。石材是天然具备的，木材是自然生长的，粘接的材料无需运输。墙是石头砌的，支离的碎石，平面往外地块块砌起，不用半点沙灰水泥粘合。石墙的顶上，再架木椽，木椽的上面，再铺石板。石板从檐口铺起，块块叠压，至脊而收。石材的地基，石材的墙体，石材的屋面，天然的材料，被塘房村人巧妙利用，筑屋造房，建宅修舍。村里的老人说，这样独特的石板房，雨季，屋顶石板遮挡，水不入室。晴天，满室潮气蒸发，沿缝隙罅漏四散飘逸，室内很快又可干爽如初，居住于内，冬暖夏凉。
大块小块的石板，充当了遮风挡雨的屋瓦，参差不齐的石板，在一幢房子的屋顶上，都被派用到了最为恰当的位置。这就是塘房村人的高明，深知才尽其用、物尽其能之理。对于石板来说，再不规则的长相，塘房村人都能给它们找到最为恰当的位置。
石头垒成的房子毕竟不能建得太高大。在村里，几乎每间屋子都一般大小，而且结构也基本相同。屋子都不高，高一点的人走进屋门，可能还得稍微低下头。并且，每间屋子里都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天井，是屋子采光的重要途径。
走进一户人家，里面别有洞天，大大的天井里，有石头砌的猪圈、鸡窝，院里有长石头条搭的凳子，地面用薄石条铺成。猪圈里喂猪的槽子是石凿的，洗衣服的搓板是石板做成的，捣蒜用的也是石锤、石臼。小院里香椿、月季花、木槿花香味弥漫。
主人家在办喜事，几个小伙正往青石板上放肉，我们一问，才知道要做塘房特色菜——青石板烤肉。石板能烤肉？我有点不相信，因为石板遇火加热会炸裂，怎么能把肉烤熟？带着好奇，我到了烤肉的厨房要一睹石板烤肉的真面目。几个烧得火苗通红的炭火盆并排支在厨房里，炭火上有一块石板搭在上面，另一块一摸一样的石板压在烤肉上，打开上面的石板，果然里面夹着猪肉在烤。这种石板烤肉就是用新鲜的猪肉直接放在石板上烤成的，工艺很简单，石板烤出的肉外观看焦黄焦黄的，让人垂涎欲滴。割下一块来，嚼在嘴里，味道既香又脆，不像直接在炭火上烤出的肉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也许，这应该是人们爱吃塘房烤肉的真正原因。
石水缸是塘房人家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有，这家家必备的石水缸，样式并不统一，有的能装十多担水，有的只能装两三担水；形状上，正方形、长方形居多，当然也有正六边形等。水是从屋后的树林里用水井槽引来的，水井槽用龙竹或整棵的圆木挖成，涓涓的山泉沿着高高低低的水井槽，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坡，把塘房人家的石水缸装得满满的，做饭、洗菜时就舀水缸里的水用。村里的老人说，石水缸装的水清凉冰爽，我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一气喝下，那沁人心脾的清凉和痛快深入五脏六腑。
走在村里石头铺成的小道上，不知是否因为经年累月的缘故，高高低低的石头路也不觉得崎岖。犹如走进了时光隧道，仿佛回到了古代的世外桃源。
据史料记载，1693年农历八月十四，徐霞客从保山市昌宁县进入凤庆县城，与前往下关的马帮一道走上了茶马古道，乘竹筏渡过澜沧江，翻越骡马萎坡来到塘房村歇脚。据传，一老者还用石板烤茶热情招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有幸在另一户人家品尝到了青石板烤茶。青石板烤茶是塘房村人的一种独特饮茶方式。石板是薄片青石，质地细腻而均匀，似乎不容易找。在温火上预热十多分钟后，石板都有些烫手了。主人从竹筒里取出几小撮早已准备好的晒青茶。这可是开春第一尖春茶揉制的呢，据说是专门款待第一位踏春而至的客人。诱人的茶在青色的石板上欢快地翻滚着，烤茶最讲究火候，几个来回叶色渐渐由棕黄色变成棕褐色，整个院子也已经是茶香漫溢了。将烤好的茶叶收入备好的竹筒，所有的茶具都是竹制的，据说这样茶才更香。
老人们说，塘房是一个被茶香侵泡的村庄，当年茶马古道最盛的时候，每天来往的人像排队一样的经过。据《滇南新语》记载，在明代，凤庆就能用手工制造出太平茶、玉皇阁茶，色、香、味可与龙井茶媲美。有了这样的好茶，清乾隆26年(1761年)顺宁知府刘靖督土民修建青龙桥于镇南金马明子山脚下的澜沧江上，走过澜沧江过金马翻越黑山门，就到糖房。青龙桥连通的茶马古道上茶事不断，凤庆茶源源不断进入内地、上贡朝廷、远销东南亚，茶叶也成为凤庆人的“绿色银行”。每逢街天，悠长的山街成了各种茶叶交易的场所，那叶形平肥的“尖山云雾”、条索分明的“太华茶”、细润色正的“银毫”、秀美质佳的“特级功夫茶”……各色茶叶摆满悠长的街巷，浓郁的茶香令人心旷神怡。在茶市上，随便坐下与茶农闲话家常，都能拉出一大堆茶诗、茶经、茶文、茶德等等话题来。彼此兴致浓了，甚至会忘了买卖之事，沉浸在茶话之中。真可谓“茶中日月长，茶话情根深”。
或许正是受凤庆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熏陶的缘故，在塘房村，人们从茶园采回鲜嫩的茶叶，洗净晾干后用手揉软搓细，放进一只大碗中，再加上柑橘叶、酸竹笋、大蒜、辣椒、盐巴等佐料拌和，就成为一碗“凉拌茶”。这种茶，滋味变化多端，苦中透出暗暗鲜香，是下饭的好凉菜。有的则把采来的新鲜茶芽放进小缸里，撒上盐巴拌匀，层层压紧，腌制几个月后，拌上佐料，也是开胃佐餐的好菜。当然也有三五人相聚一起，持一杯茶香，怀一份闲情，细细品茗，渐渐境宁心净，在幽香芬芳中涤尽俗尘，享人生之无穷真趣。
塘房村子偏僻，但这里生产的茶味道好，香气浓，那香气，据说，在村庄山顶的黑山门都可以闻到。塘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制茶，能不香么？何况，四周都是茶山，即使没有烘焙茶叶，村子也被茶山的阵阵清香氤氲着。何况，村里的人家都爱喝茶，日泡茶夜泡茶，茶汤的香气不时腾挪着。几十年数百年，这里的房砖屋瓦，这里的柴门木窗也该都贮满了茶香。
特别是清明时节，村子里的人都要分捡茶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个个手指灵活，动作麻利。面对竹蔑盘里堆着的待分捡的茶叶，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男人，也变得轻柔灵巧起来。茶对塘房人受益最深，塘房人对茶的感恩也最重。茶祥和的性味熔铸成了塘房人淡泊名志的个性，他们不骄不躁，安于现状，默守着“明窗净几安居好，清茶淡饭滋味长”的格言，一生一世耕作于茶园之中。许多年来，塘房的这种个性，就像苏辙在《茶诗》中所写的一样：“枝枯叶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他们的个性已与茶的风格无异。
1927年，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艾芜南行时，也是与马帮结伴，经过云南驿、顺宁、塘房、鲁史、保山等地到达缅甸的。抗日战争期间，鲁史至顺宁驿道还一度成为抗战军需物资的重要供给线，大量的军用民用物资都从这里进出……由于塘房交通位置的重要，直至民国时期始终是中外客商汇聚的繁华村庄。
1938年秋，中国原有的红茶产区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沦陷，红茶作为重要战略出口物资货源断绝，为换取外汇，支援抗战军需，中国茶叶贸易股份公司派著名茶叶专家冯绍裘到云南开辟新的红茶生产基地。多方考察后，冯绍裘终在凤庆觅得制作上乘红茶的鲜叶，着手试制属于云南的红茶并一举成功，定名为“滇红”。首批“滇红”通过凤庆、塘房、鲁史古道、祥云，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转销伦敦，以每磅800便士的最高价格售出，立即引起世界茶界的轰动。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茶马古道。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无数“滇红人”的辛勤努力，“滇红”得以发扬光大。1996年，为了做强做大“滇红”，云南省凤庆茶厂整体改制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承担起传承“滇红”的历史重任。滇红集团出品的“滇红特级工夫茶”在1958年被认定为国家外事礼茶，1986年其作为国礼赠送来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从此，香高味纯，形美色艳，品质独特的滇红茶与印度、斯里兰卡红茶相媲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名茶。
核桃是塘房村的摇钱树，塘房村民倚山而居，每户人家房前屋后大都是核桃树。道路旁、地角边，或者半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核桃树，一棵棵，一片片，星罗棋布。我们去的时候错过了核桃树葱绿的季节，此时的核桃树光秃秃的，或多或少让人看起来有些萧条。村里人告诉我，谷雨过后，玉米苗刚刚冒出尖儿，核桃油绿的叶子就会像一双双绿色的小手，在春风中向人们飘然招手，一串串绿绒绒的花朵，倒挂在绿叶丛中，那是春天的田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八月十五核桃香”。当地村民已习惯的认为，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核桃仁渐渐饱满，可以放开嘴去品尝。在这个时候，你漫步山野，一串串又大又圆的核桃，挂满了整个枝头，远远望去，像挂满了一串绿色小灯笼。有的树枝的因核桃结得太多了，把树枝压得趴到地面来；有的挂满核桃的枝条，甚至伸进小院里。核桃青果最好吃，从树上采摘下来，用专制的核桃刀，把白胖胖的核桃仁拔出来，轻轻剥掉仁外边一层白生生的薄皮，油而甜，味道极美。
当然，最好吃的还是塘房核桃糖，塘房产大麦，当地人用玉米面、大麦芽等熬成糖稀，粘稠状，呈黄黑色。玉米是塘房村的特产，它的甘甜很能讨好塘房高海拔的土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糖稀是对白糖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在塘房却意外与核桃结亲，成为那个年代里特有的风景和味道。
走出塘房村，寻一处墙边的石凳歇歇脚，摘一束在石缝中长出的野花闻闻香，看屋前公鸡昂首阔步踱过石头的街道。夕阳西下，身边和脚下的石块静静地闪烁着岁月的印痕。我知道，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明明暗暗的沧桑，那是一种无言的石头历史，更是一种特有的村落文化，塘房以特有的魅力，支撑起了滇西茶马古道一方数百年的历史，这是一条辉煌的道路，这是一部生活的历史书籍，无论什么时候，都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阅读，永远值得我们用步伐去丈量。
茶马古道上的桥梁趣谈
茶马古道上有许多工艺独特、建造秀美宏伟的石拱桥、风雨桥（又称廊桥）、铁索桥（又称吊桥）。不少桥梁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今日尚存，泽富后人。
平凡的人民亦有伟大的创造。建筑在山远水长之中的桥梁就是这种伟大创造的最好的例证，它们饱含着地理地质、水系水文、建筑雕塑、碑刻书法、民俗心理、环境美学、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内容。一座桥梁就是一座多门学科完美结合的实物载体，一座桥梁就是一座劳动创造奇迹的丰碑。
在流失的岁月里，我们的先民创造的美轮美奂的桥梁，有的被洪水冲圮，有的因种种原因改建或撤除。大部分桥梁，已无踪影，仅在百姓中留下了一个名字。但是，这些建筑在崇山峻岭间的各类桥梁，无疑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仍有许多完美无暇地融合于山水之间。
龙坝三桥:古桥建筑的艺术瑰宝墨江的龙坝乡的八道河上有一座造型十分优美的古桥——双星桥。除双星桥之外，龙坝还有三座建筑于解放前的古桥，即建在石头寨脚一条小河上的永安桥，建在距竜巴大寨一千米左右一条小河上的竜巴石拱桥(此桥于1999年秋被洪水冲毁)，建在南大河和竜巴小河交汇处的南大古石拱桥。
龙坝地处墨江县的东部，山河纵横，交通闭塞，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蛮荒之地。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先人们却建造了四座石拱桥，不能不说是滇南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龙坝是滇南哈尼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建筑于建国前的石拱桥是当地哈尼族先民与居住在周围的其他民族共同建造的，代表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建筑文化瑰宝。
“花桥”水云间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新安乡和孟弄乡交界处，有一座建造在那卡河上游的花桥。在这远离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大山深处，当时的哈尼、彝、拉祜、傣等少数民族建成这样的桥梁，实在是一种奇迹。站在离那卡河约500米处的蚂蚁堆街的梁子上，只见那卡河从高耸云天的滑竹箐梁子轰然而下，一泄千里，河的右边是当地有名的九头山，左边是滑竹箐梁子南下的一个小山脉，两山之间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河流就在梯田间流过，在九头山脚折西而去。现在的花桥就建造在那卡河折西西去上游150米的地方。现在的花桥是一座石拱桥，是建国以后重建的，可以承载10吨以上的汽车通过。
站在花桥上，云高水长，空旷阔远。
桥之上，云去云来；桥之下，长水不息。
花桥的美丽景观。
风风雨雨涟漪桥在以普洱为中心通向昆明和中原的“茶马古道”北路上，有一座以水波命名的桥梁——涟漪桥。它是“茶马古道”进入思普境内最宏伟、美观的桥、房、亭结合的桥梁。被人们称为千里迤南古道第一桥。
涟漪桥座落在具有双子星城美誉的墨江县城南郊联珠河和清溪河交汇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墨江这个昔日“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日渐繁荣。涟漪桥已经成了县城的一部分了。
据《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志》和《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地名志》记载，涟漪桥始建于康熙初年，道光二年（1822年）被洪水冲毁，道光四年（1824年）重修。同治元年（1867年）墨江大水，又被冲毁。为方便过往马帮、商贾，他郎厅署游击将军孙世恒等邑绅捐资于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光绪二年（1876年）落成。桥身系土砖木混合结构，木梁，木板铺桥面，木架筒、板瓦屋面。桥正中魁阁楼瓦屋面为四面分水。桥身长27米，宽4米。桥中心魁阁为5.5×5.8米，高16米。河中桥墩以条石顺水方向砌成梭形，使流水顺畅，岸坡稳固。桥墩长22.8米，宽8.4米，每孔净跨8米。修桥投资共用了白银2384两。涟漪桥的特别之处是桥中心的魁阁楼是一座方形二层楼亭，并于两边的两座小魁阁楼浑然一体，青瓦粉墙，四角飞檐，错落有序，美观大方，看起来结构严谨，古朴优雅，玲珑标致。桥上的过道左右，木板相连，置有椅凳，供游人或过客歇脚休息。
古道的马帮已经远去，涟漪桥至今犹存。踏上修茸一新的涟漪桥，脚下流水波光粼粼，涟漪成调。凭栏远眺，叮咚水声，使人遐想幽思。“茶马古道”着载遥远的历史，带着普洱茶香，仍在走进你我的生活。
茶马古道上唯一用水波命名的涟漪桥。
水癸河桥从墨江县城出发，往东，穿过了紧连县城竹木森森的玉皇阁旧址后，一条山路就向大山里延伸，翻过大山，就可以看见座落在水癸河边的水癸寨了，一蓬蓬竹子和标直的棵棵棕榈树，婀娜多姿，幢幢青瓦灰墙的房子静静的卧在竹子和棕榈树丛中，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缓缓的流过阡陌田畴，从水癸寨脚流向东南。就在水癸寨脚的水癸河上，完好地保留着一座小巧古朴的石拱桥，这桥是千里“茶马古道”出思普地区的最后一座桥了，过了桥，越过背阴山就进入了云南省玉溪市的元江县。
在水癸河桥的南桥头北一侧，高高低低的立着八九块石碑，每块碑上都记载着建桥或修缮此桥的经过。最远的一块石碑，立于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最近的一块则立于1992年。除几块碑文能够清晰地辩认字句外，大部分石碑的内容已在风霜雨蚀中被风化，不能一一解读了。碑载，水癸河桥始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水涨冲圮，他郎守备李应元率士民张树宇、蒋春秀、杨恒兴等捐资重修，桥长4.3米，宽2.7米，高4米。1988年、1992年墨江县人民政府曾两次拔款修复加固，使这一古桥至今亦然发挥着作用。
忠爱桥：滇南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位于墨江县境内阿墨江上的忠爱桥，自古以来就是滇南边疆各民族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冲，是闻名天下的“茶马古道”北路上的重要关卡，常年重兵把守。忠爱桥，因建造艰巨，历史悠久，磅礴宏伟，被人们誉为“滇南第一桥。”
普洱市旧称思普地区，其域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全境以及临沧市的一部分，虽然地处边陲，远离祖国传统的中原文化，但万水千山、高山峡谷终挡不住文化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早在唐代就渐渐形成了以今宁洱、思茅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的“茶马古道”。以当时的思普为起点，通过磨黑过把边江吊桥到通关，从通关过忠爱桥上墨江后入玉溪市元江县到昆明的“茶马古道”北路自唐代以来渐渐形成。而忠爱桥（当时尚没有桥，称之为阿墨江瞻鲁平渡口）两岸因山高谷险、江水湍急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据点。此古道的大部分路线走向就是后来昆洛公路所经过的地方。
唐宋以后，因内地和藏区对盛产于思普地区的普洱茶的需求量大增，大量的商贾驮着内地的产品到思普等地交易后购买普洱茶，古道上终日人流不断，马铃不绝，仅以简易的木筏等摆渡，远远满足不了过往行人的要求。这样，在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阿墨江瞻鲁平渡口附近修建了瞻鲁平铁索桥，在铁链上铺上木板为桥面。南来北往的商贾爬山越岭，来到江边总是想歇歇脚，认为江上仅有铺上木板的桥面是远远不够的。当时，他郎城（墨江旧称）里的文人绅士们因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正在积极的筛选“他郎八景”，他们选来选去，选中了这阿墨江上的忠爱桥，如此一来多方筹资于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年）把铁索桥改建成风雨桥。改建后的风雨桥桥面长125米、宽3.2米，桥两则有伸臂木梁，下有八字形园木撑架，桥上有瓦顶，楹柱、廊阁，桥墩两面有两间飞角翘檐的瓦房，这是牌坊，牌坊上各悬着“滇南第一桥”和“长虹天际”的金字扁。人们把瞻鲁平铁索桥改名为忠爱桥，意为此桥来之不易，过往行人要忠心爱护此桥的意思。
有江，有桥，桥上有房，两端有牌坊，牌坊上有金字扁，看上去风雅多了。此及一景，忠爱桥就成为“他郎八景”之第七景“墨江锦澜”了。
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提出要在思普地区修筑昆洛公路，曾于1930年、1936年、1941年、1944年、1948年五次筹建。1936年，当时的国民党墨江县政府按户籍摊派民工，要求民工自带行李、工具、炊具及口粮修筑公路。施工期间，当时的政府只派监工，对民工衣食住行一慨不管。管工者还常常毒打民工，民工无力继续坚持下去，致使公路挖挖停停，而工程仅捡容易的地方挖，一旦碰到艰难的工程就搁置下来，所挖公路累计不足10公里，草草了事。
1951年1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政务院（现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的昆洛公路测设要点，对路基宽度、平曲线最小半径、最大纵坡、山路面宽等公路主要指标作了明确规定。昆洛公路由政务院交通部西南公路工程测设组组织施工。1951年9月，昆洛公路建设从玉溪县（今玉溪市）大栗园破土动工，1953年昆洛路全线修通。为了修建能够通行汽车的桥梁而撤除了历时121年之久的忠爱桥铁索桥，另建钢索吊桥，桥两头各置一对石狮子，乃沿用旧称忠爱桥，但赋予了“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新意。
各族兄弟姊妹在满怀信心、热火朝天地修建昆洛的1952年，中央慰问团来到当时的普洱区专员公署（1952年1月始称，辖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所在地普洱（今宁洱县），代表中央在普洱县公路工程局举行授旗仪式。授予的两面锦旗上分别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随后，题词分别拓印镌刻在忠爱桥两头的狮蹲石上。
十年后的1964年，因车辆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大吨位的车辆增多，忠爱桥钢索吊桥已远远不能满足车辆通行，另修建大跨径的石拱桥，桥全长79.53米，单跨径58米。石拱桥建成后，再次拓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题词，选用元江县因远镇的“因远石”镌刻两位领袖的手书，镶嵌在桥两头岗房（守卫大桥站岗用房）墙上。北面的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石碑，碑长1.13米，宽0.77米，厚0.08米；题词为“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毛泽东”。南面的是朱德总司令的题词石碑，碑长1.17米，宽0.78米，厚0.08米；题词为“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朱德”。
忠爱桥作为内地与滇南边疆连接交通上的咽喉要冲，自古以来都都受到各方的关注。
在忠爱桥不远的山中，至今依然能够寻访到当年精心铺设的石板古道,静静的躺卧在荒岭草丛之间。
忠爱桥头，毛泽东主席为昆洛公路题词的碑刻。
忠爱桥头，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题词的碑刻。
茶马古道上的“狗冢”
在千年茶马古道上，曾经立有一块特殊的纪念碑。这是行走在这条苍茫古道上的马帮为他们视之为兄弟的狗立下的。
这块被古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称为狗碑的石碑，位于云南省镇沅县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恩乐镇波烈村的一片密林中。因为被一个动人的民间传说所打动，新华社踏访茶马古道报道组日前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寻觅到狗碑的些许踪迹。
然而，在狗碑所在的地方，如今荒草埋没了古道，深山丛林藏匿了狗碑的踪影。记者试图寻径前往探寻，但丛林已密得如一堵绿墙，甚至连飞鸟都已无法穿行。
但是对于狗碑，当地百姓并不陌生。几乎每一个人对这块碑都记忆犹新，对爱犬义行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
恩乐镇文化站站长雷启坤是当地人，小时候还曾见到过这块石碑，并记得上面书有犬冢之类的字样。
狗碑的故事从雷启坤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就开始流传，一直传颂到今天，雷启坤说他也能够讲个大概。
狗碑中纪念的那只狗是一只藏獒，属于一个来自西藏的马帮。在耸立于波烈河上、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波烈古桥畔，雷启坤开始娓娓地讲述：大约在200多年前，一支从遥远西藏来的运茶马帮，行进到镇沅县境内，夜里露宿在恩乐镇霍家垭口一带的山林中。这是一支很大的马帮，有几百匹马。此外，跟随马帮一路跋山涉水的，还有马锅头(马帮首领)养的一只藏獒。
在波烈河附近的丛林中，马锅头夜里饮酒过度，隔日清晨上路时仍带着宿醉。一直又走了一整天的路程，当晚再次宿营时，马锅头才发现自己存放金银的一个钱袋不见了，想起来昨晚酒醉，兴许不小心把钱袋丢失在波烈河边的丛林里了。但是，庞大的马帮已不可能再折回头去寻找。
第二天清晨再次出发的时候，跟马锅头走过千山万水、一直形影不离的爱犬，那只藏獒也离奇地失踪了。马锅头派人在附近的山林中四处寻找了一遍，没有藏獒的影子。马队只好继续出发一直向普洱城的方向走去。
雷启坤的讲述到了最感人的一幕：十余天后，当马帮满驮着茶叶从普洱返回，再次穿越波烈河畔的丛林，马锅头看见了他那只失踪的爱犬--就在他曾经饮酒的大树下，那只藏獒已经尸体僵硬，尸体下紧紧压着的，正是主人丢失在这里的钱袋。
马锅头明白了：尽管附近的山林中能够寻觅到食物，但藏獒找回主人的失物，就再也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直到将自己活活饿死!
藏獒的义举感动了马帮中所有的赶马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几十个赶马人整整齐齐地低头肃立，几百匹马排成整齐的方队仰天长嘶--为一只狗的仁义、忠诚。
悲壮的丧礼之后，马帮在这里为义犬立下石碑，永志纪念。以后每逢有马帮逢路过此地，都会来到碑前驻足祭奠，并给饿死的义犬留下丰盛的肉菜。
千年茶马古道上的主角，除了赶马人和马，还有一个就是马帮的狗。雷启坤说，古道上除了连绵不断的雨雾、险恶的崇山峻岭，还不时有豺狼虎豹以及土匪的骚扰。在有时多达数百头的骡马帮中，狗负责驱散沿途的野兽，夜里马帮宿营时为主人放哨。狗对于马帮来说就是他们的弟兄。
沿着茶马古道行走，一路都有关于马帮的轶事留在民间。正如镇沅当地文化学者所说，茶马古道现在虽然成为一个旅游和文化的概念，但在当年，它是一条沿途百姓艰辛维持生计的苦路。
在茶马古道上，伴随着斑驳苔痕覆盖的石路、羸瘦的藤蔓枯树，还有驮马和看护犬的尸首，甚至不乏遭遇野兽袭击、土匪劫杀的马帮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