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道。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真谛。 同时，佛教为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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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佛教 佛教为茶道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禅茶一味：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道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茶道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茶道真谛。
同时，佛教为茶道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茶道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茶道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茶道与佛教的禅茶和禅茶诗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二、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2.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3.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三、“禅茶一味”的意境要真正理解禅茶一味，全靠自己去体会。这种体会可以通过茶事实践去感受。也可以通过对茶诗、茶联的品位去参悟。下面的四幅对联与四首茶诗很有趣，对理解“禅茶一味”的意境有一定帮助。
茶联四幅
1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苏东坡;
2一勺励清心，酌水谁含出世想，半生盟素志，听泉我爱在山声。--招隐寺内;
3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洛阳古道一茶亭所书;
4一卷经文，苕霖溪边真慧业，千秋祀典，旗枪风里弄神灵。--上饶陆羽泉联;
茶诗四首
1.题德玄上人院杜荀鹤(唐)
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
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
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
我虽未似师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
2.与茶亢居士青山潭饮茶灵一和尚(唐)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北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3.失题陈继儒(明)
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
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
点来直是窥三味，心后能翻赋百篇。
欲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
4.茶与中国文化发展赵朴初
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读了这几首茶诗、茶联，您能从“禅”中闻到“茶”香，能从“茶”中品出“禅”味么?
禅茶佛教中的 禅宗与茶道参悟的真谛
禅茶：佛教中的茶文化
林清玄在《煮雪》中写道，传说北极的人们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故事美得动人心魄，《红楼梦》中煮雪烹茶大抵也是如此吧。炉上的沸水噗噗作响，茶叶上下翻卷，便听见壶口飘荡出的词句。那是茶人酝酿了一个冬天的独白，文火一烧，就烧出了下一个春天。
饮茶的人，大多熟悉四季变迁对茶性的影响。倘若说茶是益友，那么茶器就是邻人了，品茶则是与善人交游。茶席之上，壶为主人，杯为宾客，宾主酬唱次第有序。四时茶饮，亦各有不同，春采明媚之茶，夏取静心之茶，秋日最宜淡泊之茶，冬天煮一壶温厚的老树茶，执一卷书，便可与夕阳安然相望到暮色沉沉。
明代人将在花园中品茶列为十大最煞风景的事之一，《瓶史》的作者袁宏道却说花下品茗是大雅之事。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品茶实际上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吧。日本的仓则行洋在《艺道的哲学》中说，“茶道是茶至心之路”，“茶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仓则行洋的话不无道理。茶道与宗教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心灵之道。茶道这门生活艺术承载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文人僧侣创立和发展了茶道，并将茶道与佛教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心灵的宗教。
中国的茶文化诞生于“泛神论”的文明之中，因而具有宗教文化的基因。对于农耕时期的茶农来说，陆羽是他们的职业神，茶树是自然崇拜物，茶寮、茶室、茶肆在功能上近似宗教场所，茶客与茶师则仿佛宗教徒与教职人员。这样的类比或许不太恰当，但毋庸置疑的是，茶道内含了宗教文化的基因。
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发展了日本的“草庵茶”，他在“禅茶一味”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千休利告诉弟子，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问及“茶道的秘诀”，千休利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秘诀。千休利作为一代宗师，对于茶的体悟，竟然只是平平常常的“可口”二字。
近日，茶人之间逐渐流行“素茶席”的布置。茶席上摒弃一切庞杂之物，一切以最舒适为准，不加任何多余的器具，越简单越优雅。茶席随心性而置，省下了繁杂的器物，茶道本身回归到对茶的品味，这时候的“可口”才显得有滋有味。对于嗜茶之人来说，唯有“可口”之茶，方有“可心”之味。当茶客喝下一泡好茶而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的味道，并不厌其烦地烹茗煎茶，企图一次次找回那“可口”、“可心”的感觉。
但敏锐的茶人很快会发现，每一个茶芽、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绒毛都有不同的重量和触感。即使是同一种茶叶，在烘培、发酵等方面也会有着微妙差别，泡茶时水温、时间的差异，也使每一口茶都有着决然不同的香气和色泽。于是，茶人恍然大悟，过去的“可口”已然逝去，把握手中这一杯茶的滋味，以及此时喝茶的心境，才能品出“可心”的茶之真味。
茶人将茶室视为修心的道场，可心之茶亦可“道”。正所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世俗常规的规定忘却，保持一颗不卑不亢、不矫揉造作的虚静之心。茶人怀着平常心，茶具也变得自如，一张石板、一块粗布皆可做茶席，一只残损的陶器入席亦有风骨。冬日采一枝梅花，夏日置几枚红果，安放在茶席之侧，颇有几分韵味。随手插的茶席花艺，小而不艳，清新简洁，茶香游走在枝叶的间隙，曲直疏朗间，正是一份平常之心，一份禅意茶趣。
禅宗赵州禅师常以“吃茶”棒喝求法者，以使求法者明心见性。有一位僧人到赵州拜访禅师，禅师问来访者“新近曾到此间么？”来访者回答说“曾到”，禅师回答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又问来访者，来访的这位僧人回答说“不曾到”，赵州禅师淡然如故，答一声“吃茶去”。后来，寺院的院主问禅师，“为什么曾到也说吃茶去，不曾到也说吃茶去？”赵州禅师便呼一声院主，院主答应一声，等着禅师道出个中原委。禅师缓缓答道：“吃茶去”。
禅师是禅的参悟者，他们透过一声棒喝、一杯香茗来传承心的顿悟，张扬禅的思想。在禅者的思想深处，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文字去阐述，只能依靠心与心的契入。时过境迁，赵州禅师回答“吃茶去”的刹那已经逝去，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情景去聆听这一声棒喝，参悟禅者的心灵智慧。大约这一声“吃茶去”便是茶人与禅者的“道”，它像一扇半开半掩的哲学的门，里面洋溢着的是生活的禅意。茶，在修身养性时融通了禅意；禅，在日用平常处淡泊自守，恰似茶性。禅与茶，正是走往心灵的方式。
中国的僧人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在坐禅时可以提神，二是在饮食过饱时可以帮助消化，三是可以抑制欲望。茶因为有这“三德”，被认为有利于丛林修行。在丛林修持者的心目中，禅与茶本是一味功夫，茶道从禅宗而来，并以禅宗为皈依。泽庵宗彭的《茶禅同一味》中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茶室是茶人修心悟道的道场，禅茶交融，可契悟迦叶会心一笑，祖师拈花之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茶是最朴素的生活之道，是人人都会的禅修。一泡茶，不同的人便能泡出千百种滋味。当茶主对众落座，打开壶盖观察茶炉上水的温度，茶客的肃穆与庄严亦流溢到空气中。摆开茶具，开始温壶，从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茶则微微颤动，随着一双有故事的手安然落入壶中。几番沉浮，几番温洗，茶叶出汤，茶客闻香、品茗，茶汤周旋唇齿，自然入喉，舌底鸣泉如饮甘露。这时候，茶主与茶客的脸上，都显出无欲无求的表情来。一场茶的禅修，已然入心。
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是15世纪时奈良称名寺的一位僧人。每至茶会，田村正襟危坐于草庵，细细品味各种茶艺，捕捉茶道之中传来的佛法大意。终于，在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偈中，田村有所顿悟：“佛法存于茶汤”。
田村断言的“佛法存于茶汤”，并不是说佛法就是简单的品茶，而是要在烹茶、品茶的过程中，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怀着一味清净心，才有可能从茶中获得禅悦法喜。不仅仅是茶道，生活之中处处皆有禅意与禅境。懂得佛法或者茶道的人，应该是生活得非常愉悦轻松、自在洒脱的。“禅茶一味”的交融，使中国禅宗在走向生活化、平民化的过程中，更具有随性洒脱的风格，从而使禅宗在中国百姓中具有持久的活力。禅宗与茶道参悟的真谛，何尝不是对生命与人生的肯定呢？
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 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 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 茶画、茶歌以至，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 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
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 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
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茶禅文化传入日本，于是而有日本之“”；传入英国，于是而有伦敦“午后茶”；传至欧美，竟有所谓“基督禅”者。茶禅文化影响世界文明，实深广远。茶禅是文化之缩影，“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见各国不同文化之内涵与时代精神。茶禅又是文化之泉源，儒家以茶规范仪礼道德；佛家以茶思惟悟道；艺术家以茶书画诗文；评鉴家以茶审美鉴赏。茶使人类精湛思想与完美艺术得以萌发创造。茶禅文化可以兴、观、群、怨，小至怡情养性、应对进退，大至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诚目前改革开放、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之所必需，亦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之所当务。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生前素心淡泊，好茶乐道，观世界文明发展之趣势，感祖国茶禅文化之渐替，念我祖本师之慈怀，阐茶禅一味之真谛，爰倡茶禅学会，以期联络同道，致力于新中华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茶禅文化于新时期，启迪理想，护持道德，开发文化，纲维纪律，盖亦为经济建设中心添砖增瓦、搭桥铺路之一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朴老希望广大“茶人”与有志“茶文化”之士，能将已濒湮没的中国，发掘整理，恢复继承，发扬光大。中国茶禅学会遵循赵朴老的遗愿，也正为此而努力。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并不局限于佛教文化，但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而一以贯之。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饮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动之需要（儒家谓为食息眠，道家谓为精气神，佛家谓为色息心，藏密谓为脉气明点，实质一也），法门即有如来禅、秘密禅、祖师禅三大体系之类别。禅定有种种分类，此种分类，是从色息心上分，色息心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修持有所侧重。如来禅着重息法，断惑证真，转识成智；秘密禅着重色法，入我我入，即身成佛；祖师禅着重心法，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禅定亦因三大法系而展开。茶与佛家这三种禅定都结下不解之缘，赋予了茶禅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使世俗间的饮茶活动逐步升华为佛门的。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四禅八定的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与后来祖师禅的参禅、行住坐卧都是禅是不同的。坐禅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等药性药效，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所以茶与禅修结合，乃极自然而必然之事。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盖由戒生定，由定证慧也。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唐代，多与佛教食法相关，称为“吃茶饭”。唐用茶饼，故需煮饮，如煮饭然。丛林谓过午之后饮食为小药， 故茶又谓为茶汤，如药汤然。所以赵州公案说“吃茶去”。
唐代寺院饮茶助修，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此可见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以致形成民间转相仿效的饮茶风俗。而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百丈清规》。佛教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创定。《百丈清规·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 ……”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百丈禅师有：“吃茶、珍重、歇”三诀，唐皎然饮茶诗有“三饮便得道”之语，刘珍亮谓饮茶具“十德”，《五灯会元》载有所谓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更是寺院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如浙江径山寺即有近千年的茶宴史。藏传佛寺，一般都举行茶会。十九世纪中叶，大喇嘛寺曾举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法会，有时持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茶不但与显教，而且与密教；不但与汉传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上说这些都是坐禅饮茶的，也可说是修如来禅的“坐禅”。 就在坐禅饮茶的盛行之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印度来到中国首都长安传播密教。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供。如金刚智忌辰，举行千僧供，玄宗赐茶一百一十串（唐代系饼茶，故可用线贯串），以供斋用。大兴善寺文殊阁上梁，代宗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惠果大师于贞元六年(76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归时，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贞元十四年，惠果入内道场，赐绢一匹，茶十串。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供养茶赐茶为供佛施僧的高级礼遇。法门寺地宫供奉物中，有唐代系列茶具一套，系唐僖宗自用以供佛和大阿贽黎者（僖宗排辈第五，乳名“小五”，茶具墨书有“五”字略号，是最珍贵的皇室茶具，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的茶具。现存法门寺博物馆）。日本文献记载，台密宗祖最澄及永忠和尚，遣唐回国，带茶种植于比？山麓。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天皇称赞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至今还为日本常用之茶。又广东江门传说密宗一行大阿贽黎曾在江门白水暂住，日种山茶，夜观天象（一行为中国大天文学家），进士陈吾道建茶庵寺，并为一行塑像立碑。凡此均可证明茶与密宗的法缘关系。密教修法，供品很多，六供、八供、十供……等等。用茶作为供品，则是中国唐代而且是唐密所创用的。供养有外、内、密、密密四层。例如茶与水：
茶：外层是药料，内层是定中甘露，密层是禅味，密密层是常乐我净； 水：外层是水大，内层是甘露，密层是红白菩提，密密层是大悲泪水。
又茶有四重隐显：
外：待客之茶内：谈心之茶 密：结盟之茶密密：禅密之茶 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圆珍“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由此可见茶与密寺及密宗行人之关系。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其药师像与东密《觉禅钞》心觉的左手持钵右手持锡杖的唐本药师像完全一样，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药师法为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尽管显密详略不同，但传承迄今不绝。药师法是了生脱死，以药物为体、以性空为性来认识人生而改造人生现前脚下立地起修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修药师定。修药师定，就是教人明于自己色息心之所由具以及如何用此色息心之所具而做顶天立地之人。亦即教人如何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也。药师定者，秘密禅之禅定也。它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妙，以大食法（消化生理）修色，解决食色问题；以安般法（循环生理）修息，解决呼吸问题；以入寤法（大脑生理）修心，解决睡眠精神问题，实为现前做人做事之生活禅也。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由于人身色息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因此如来禅的坐禅、秘密禅的密禅与祖师禅的参禅是相互联系，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而逐渐开显的。所以在坐禅饮茶、密禅供茶、参禅茶味三者既有彼此相联的共同点，又有先后不同的差别层。修祖师禅的“茶禅”（即茶禅一味）的是到宋朝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后形成的。也就是说，茶由禅兴，茶由坐禅饮茶到茶事融入佛事，列进宗门法规，乃至以茶作为密教供品，用以供佛斋僧。法门寺的茶供养、圆珍的“吃茶饭”，甚至赵州三呼的“吃茶去”，以茶作为妙传心印的载体，茶修禅修一体，茶味禅味一味，茶密禅密一体，这就完成了中国佛教三个层面，色息心三法相即、空假中三谛圆融的中国。也就是坐禅饮茶的、修密供茶的和用茶印心茶禅一味的。饮茶的，主要是饮茶调息，摄心入定，心息相依，安般守意，进而止住自心流注，臻于住息息住，心一境性。供茶的，主要供茶作观，作空性观，周遍明了，入本不生际，乃至离边大中观，常乐我净。印心的，主要是味茶净心，自心现量，远离四句，甚至念住无念，见本来面目。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辗转传至日本高僧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吃茶养生记》。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大应之后继有几位禅僧至中国习并成为茶师。后大德寺一休和尚将之法传弟子珠光，乃融日本文化之特色，创出富有东瀛风味的日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千利休改良而普行于民间，称为千家流，倡导“和敬清寂”的精神，即日本现在的里千家。现在日本已有数流矣。山上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珠光禅师说：“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心国）太平。”传说珠光禅师捧茶拟饮，老师一休举铁如意一声断喝，将其手中茶碗打得粉碎，珠光猛然有省。一休再问禅意若何，珠光答谓“柳绿花红”， 一休印可。珠光专以保任所得，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千利休也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而“之秘事在于打碎了山水、草木、茶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一片白露地，就某些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境界，也还只是浅层次的般若境界，还未臻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还只是“缘起性空”的中观见，还不是离边的大中观见。提高来说，这一片白露地，就是大圆满的如来藏，就是原始觉性、内在光明、本来面目，就是“如来藏中有如来”的“本始基”，就是法尔清净的“本不生际”，也就是脱离任何边执的“常乐我净”。这就不是世俗谛中“茶即禅，禅即茶”的“茶禅一味”，而是胜义谛中无修无证、非茶非禅、非不茶不禅、不可言诠、不可思议的本际明相的“茶禅”了。入难入之楞伽，住无住之本际，达摩的二入四行，曹溪的一花五叶；祖师西来意，将心与汝安，欲了此中味，请你“吃茶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道无器不现，器无道不明，所以也不完全离开茶艺。中国茶禅文化的影响除传承至日本的外，余波所及，现在流行于欧美的所谓基督禅、午后茶，韩国的茶礼，台湾的茶馆茶艺，以及大陆的工夫茶、盖碗茶，形形色色的表演，都只能说是茶艺，而不是。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茶艺，只是在茶的“色、香、味”上做工夫，引发刺激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享受、品尝、韵味，总使人们跟着感觉走。高一层的顶多也只是提高到理性意识上去分别、体会、执着某种感觉提供的思维境界或审美境界而已，并不能使人们真正在心灵上升华到一种体认事物本来性空的境界。（这里指的是“茶艺”有局限性，而不是说饮茶人的修养，茶人的修养是不受此限的。此乃另一问题，应行别论。）则是在心灵上用功，通过茶的物质性功能去作空性观，体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外境对象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因缘和合，是虚幻不实，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实体可得，没有永恒不变的实物存在，一切享受都只是自我意识的执着和陶醉，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心识和外境都是污染了的。就是要你通过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的历程中，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你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你自心本来清净的现实而已。那时，同样饮茶，同样“色香味”，搞茶艺的会跟着自己感觉走，而修的，则跟着自己清净的心灵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才能真正得到茶饮的法乐和法益哩！
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佛教对茶文化有何贡献
自古高僧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佛教与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浅论佛教与唐宋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以神农时代开始算起，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大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
而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则可以追溯汉代，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是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如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而他们两个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而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两晋南北朝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到了唐朝终于形成了中国茶文化。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学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代禅宗就十分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禅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就选茶作为其饮料。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
唐代僧人所饮的茶有“茶苏”之称。《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在临漳照德寺修行，“时复饮茶苏一二升。”
如果说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那么宋朝则进一步地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并将思想感情融汇进去。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称、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佛门的饮茶随着世俗饮荷也渐渐讲究起来了，各寺院都设有“茶堂”，茶堂西北角有一鼓即“茶鼓”，东北角则为“法鼓”。专门有一管烧水煮茶的“茶头”和尚，有的寺院门口还设有“施茶僧”。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有很多品目：1、奠茶：供佛、菩萨、祖师；2、戒纳茶：僧人按受戒时间先后排序喝的茶；3、普茶：寺人共同煮饮喝的茶。不仅名目不同，茶的质量也不同，上敬佛，中待客，下自饮。
可以说当进入到宋代这个茶文化高度发展的辉煌时代，佛教与茶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表现得更为密切。这种影响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僧侣促进了茶艺的发展
宋代对茶的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在对茶艺的追求上，将它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如斗茶、分茶的兴起），茶技发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创造出了茶的艺术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此热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对品茶方式的贡献。以分茶为例：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陶谷《清异录?茗苑门》有“茶百戏”条记：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七，别施妙决，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荷百戏’。”
当时人也称这一技艺为“汤戏”。而这种独特的艺术美的创造，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僧人的贡献。宋代斗茶、分茶方面的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门，谦师就是其中留有记载的一个：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12月27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东坡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史学家刘（分＋攵）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福全和尚则是另一个留有记载的分茶高手。陶谷《清异录·茗苑门》“生成盏”条：“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神通之艺也。”
其次，佛门中人对茶的种植与品种发现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寺院都遵循一条祖训：“农禅并重”。“山中别无产，衣食取与茶”，可见制茶、售茶对僧人的影响，许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产于洞庭水月院山僧，原名“水月茶”。乌龙茶中名品武夷岩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顶山茶制作，采集也由僧人经手……。
二、茶加强了佛门与世俗及对外的文化交流
“牢系鹿几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宋代的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请许多的文人名士前来赴会。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点茶――闻香――饮茶――评茶，气氛融洽，这样就使得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机会，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径山茶宴”。径山，位于天目山东北高峰，处于浙江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时十分有名，宋孝宗亲自御笔题额“径山兴盛万寿禅寺”，从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禅林之冠”，而茶宴也举办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另外，除了正规的茶会、茶宴之外，宋代的许多文人私下也乐于与僧人结交，以茶会友，以茶问道，如苏轼、黄庭坚等文人，还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诗词。
茶，也促进了中原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本）森本司郎《茶史漫话》认为茶传入日本，有两人非常关键：一是753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带去茶叶）；二是最澄法师在804年即贞观20年来到中国浙江天台山，专心学法，也对当地寺院采茶区进行了学习，带回茶树树苗到日本，并种植于近江地区台麓山，这在日本被看作植茶第一人。另空海也带回茶籽，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这时茶主要流行于日本的上流阶层与僧人之间。
茶东传日本的又一高潮就是宋朝。1168、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遍访各地，居住达年二十四年之久，在1192年回国时就携带茶树种籽，并亲自种植，到晚年根据在中国考察的情况及自己在日本种茶经验而写成《吃茶养生记》（1241年），全国开始推广饮茶。至此，日本开始饮茶习惯，并养成以“和、敬、清、寂”为根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可见，茶对促进宋王朝与日本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茶也由佛门弟子带到了朝鲜。
三、佛教精神融合的产物――茶道
如果仅仅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待佛教对宋代茶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表面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肤浅的认识上，我们将难以触及到宋代茶文化深刻的内蕴，要想真正全面地了解这个茶文化异常繁荣辉煌的特殊时代的独特之处，在谈宋代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时，就不能不谈“茶道”。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样使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追求愉悦，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教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时，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工具，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发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融，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体味美好的韵律，使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饮茶可得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则禅林公案。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饮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据《指月录》载：
“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吃茶去”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到了宋代，受程朱理学从小事出发去挖掘真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饮茶风尚中便少了一些富贵堂皇，多了一些书卷气，侧重于陶冶情操。对茶的风格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认为茶具有一种理性的灵光，赋予茶凝重端庄的人格。《东坡志林》卷十记载了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一段与茶有关的理性思考：
司马温公（光）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苏轼：“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
公曰：“何谓？”
轼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公笑以为是。
曾几《东轩小室记事》：“烹茗破碎镜，柱香玩诗编……闻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可见，当时的文人将饮茶、写诗与参禅相提并论。
宋王朝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军事力量上的脆弱却造就了雅文化的高度发展，而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融合到一起，充满理性色彩的清雅凝重的茶文化，则使它足以傲视其他任何时代，与唐并称为盛世。可以说此时茶文化与佛教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无论是外在的技艺，还是内在的思想追求方面都达到了整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巅峰！
茶叶与中国佛教的传播
茶叶与中国佛教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