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泡饮。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近现代的茶饮发展及现状”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近现代的茶饮发展及现状”相关知识！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在开发传统茶饮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了现代科技手段，使古老的茶饮文化得以推陈出新。深入细致系统的科学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茶饮技术，为大众的健康生活服务。
民国时期的茶学家吴觉农、胡浩川在1934年发表了《中国茶叶复兴计划》，赵烈的《中国茶业问题》、胡山源的《古今茶事》等茶学著作也相继问世，奠定了现代茶学研究的基础。尽管这批有志于茶学事业的人士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茶饮业发展十分缓慢。
解放后茶饮事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近千家国营茶场，很多省市地区都建立了茶叶研究机构、贸易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在浙江农业大学、西南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中都开设了茶学系或专业，出版了《中国的茶叶》、《茶典》、《中国茶文化》、《中国药茶大全》等数百种茶饮及药茶的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还出版了《茶叶科学》等数种茶叶学术期刊。茶学和医学机构都开展了茶饮的研究。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回归自然热，随着国际上“中医针灸热”的兴起，“茶疗热”也逐步升温。我国的一些具有抗衰老、美容、减肥功效的保健茶，红遍海内外。茶饮已被广泛用于治疗癌症、冠心病、艾滋病、糖尿病等现代疑难重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3月“云南沱茶”在西班牙获第九届世界食品评选会金像奖，同年10月“鹭江牌保健天然减肥茶”、“宝鼎牌美的青春茶”等产品获巴黎美食旅游协会评选的金牌奖。由国家卫生、外贸和科技管理部门联合组成的“中国保健国际交流推荐系统”，首次向国际上推荐了“中华枣茶”、“大宁保肾降脂茶”、“英葵减肥茶”、“盘王健齿茶”等优质保健茶。我国的茶叶出口量在1989年达到20.46万吨，位居世界茶叶出口量第二位。近年来国内各大中城市还掘起了一大批茶楼茶坊，成为餐饮娱乐界的一支新生力量。
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茶饮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必将在人类健康生活中，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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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径山及历史发展
浅谈现代径山茶文化
径山茶是历史名茶，它兴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愈1200余年历史。期间虽经曲折，然一直延绵不断。新中国成立以来，径山茶得到新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径山茶走上了恢复创新的复兴之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径山茶的1200多年历史，形成了特有的径山茶文化。
根据《辞海》注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时，文化的结构包括了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层次。联系当前社会上热议的茶文化，它应该是包括制茶和饮茶的文化，应该包括上述的四个层次。那么，我们所谈的径山茶文化，也自然应该包括径山茶的制茶、饮茶的文化，并据此形成了径山茶所特有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
一谈起径山茶文化，人们自然会谈到古代的法钦在径山植茶并采以供佛，陆羽“更隐苕溪”著述《茶记》、《茶经》；也一定会津津乐道古代的“茶禅一味”理念及其所打造的径山茶和径山寺的兴盛历史文化，并因此引来几代封建君主辛临径山所带来的辉煌；更会引经据典去挖掘体现“茶禅一味”、贯彻宗教礼仪的《禅苑清规》，适应寺庙和宫廷饮茶方式的“径山茶宴”及以此为源头的“日本茶道”。从浩瀚的史海中，人们钩沉出了径山茶的辉煌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并把径山定为“陆羽著经之地、日本茶道之源”。这些，都是值得现代径山人和径山茶从业者引以为荣的，也需要现代径山人和径山茶从业者把径山茶深厚的文化传承下去。
然而，走过1200多年的径山茶，目前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它的制作工艺得到了创新，茶叶的形态已从原来的沫茶、饼茶、碎茶，演变成了以卷曲型毛峰为代表的现代径山茶；饮茶的对象己经从寺庙的僧人、皇宫的贵人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通百姓；它的功能已从古代的和尚僧侣用径山茶这一物质以 “茶禅一味”理念坐禅做“功课”，演变成为现代人迎客奉茶、人际交往甚至劳作之余解渴的绿色饮料；径山茶的加工制造，也已经从粗放原始的作坊式生产，发展到了具备当前食品生产要求的企业化、工厂化生产了。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再把径山茶称作“径山禅茶”，甚至刻意去加工制造所谓的“径山禅茶”；不能再把径山茶文化狭隘的理解为“径山禅茶文化”，甚至荒唐地提出要弘扬“径山禅茶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径山茶恢复创新发展的历史和成就面前，我们应该总结并提炼现代径山人和径山茶从业者在传承古代径山茶文化基础上创造的现代径山茶文化，使之服务现代社会并得到弘扬和传承。
笔者认为：如前所述，我们应该在挖掘和传承古代径山茶文化的基础上，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层面去总结提炼现代径山茶文化。
从物态文化层面来看，现代径山茶具有它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精湛的制茶工艺。径山地处东天目山余脉，径山茶基地的山体特征、地理纬度、土壤条件、气候因子，为径山茶独特的品质特点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径山茶之“径山毛峰”，又具有它独特而精湛的制作工艺，使之外形细嫩显毫、色泽绿翠，内质嫩香持久、滋味鲜爽，汤色嫩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用玻璃杯冲泡一杯径山茶，就会品尝到它的真色、真香、真味及其真态。从上述特点可以领悟，这“四真”所传递的自然本色，构成了现代径山茶物态层面的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看，现代径山茶具有它恢复创新发展的特有历史轨迹、品牌创建的艰辛历程、行业组织的鲜明特征、管理制度的完善规范。从1978年开始恢复创新的径山茶，既传承了古代径山茶的特色，又突破了传统，没有此，就没有现代的径山茶。同时，从恢复创新径山茶开始，径山茶行业就坚持品牌创建不停步，几乎囊括了斗茶、评茶比赛的各种最高荣誉，还不断攀登品牌、名牌的高峰，从而于2010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随着径山茶产业的发展，径山茶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日臻完善，协会所有成员共同享用“径山茶”商标品牌并从中共享品牌创建带来的发展成果。与此同时，径山茶行业协会所特有的统一基地认证、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标识包装、统一品牌宣传、统一市场营销、统一行业监管的“六统一”管理制度，更使径山茶的社会影响力、公众认知度和市场信誉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就是弘扬现代径山茶制度层面的文化。
从行为文化层面来看，人们在品尝现代径山茶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特有的行为方式。现代径山茶已经不再是寺庙僧侣们坐禅专用的饮品了，也己经不再是皇宫贵族们特别享用的奢侈品了。现在，所谓的“禅茶”只能是极少数僧侣的“自我陶醉”，“径山茶宴”也只能是一种表演。现代径山茶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成了人们养生的健康饮品，人们不但用径山茶消暑解渴，更在品饮径山茶过程中享受健康和快乐。它已经成为人们交友的媒介，人们客来奉上径山茶，会友品茗径山茶，探亲赠送径山茶；在农村，邻里之间用径山茶“打茶会”、饮“烘豆茶”已经成为一种享受。它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需品，人们在茶馆或咖啡馆里边品茗径山茶边商谈业务、会见好友。它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人们有纠纷需要调解时，双方坐下来喝一杯径山茶谈谈话、消消气；有困难需要倾诉时，喝一杯径山茶缓缓神、平平心。总之，在现代社会中，径山茶已是人们健康快乐的饮品、礼尚往来的礼品、交友商谈的必需品。现代社会人们饮用和消费径山茶的行为习惯，已经在行为文化层面给了径山茶文化新的诠释.
从心态文化层面来看，恢复创新发展径山茶的实践和人们饮用消费径山茶的行为习惯，赋予了径山茶新的精神内涵。径山茶恢复创新三十多年来，经历了恢复和创新现代径山茶的艰苦努力，经历了整合品牌、抱团发展的观念转变，经历了品质不断提升、品牌不断攀登的发展历程。三十多年实践的历史，既体现了现代径山茶人“传承历史、开拓创造”的理念，又诠释了“自强不息、抱团发展”的精神，更反映了“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境界。径山茶的品质特点，向人们传递了“真色、真香、真味”的真诚品德。品饮径山茶，冲泡时，人们观赏着朵朵茶叶象天女散花般徐徐下降，享受着愉悦的观感；品茗时，感受到“清静、和谐、舒畅、愉悦”的心境。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传承创新的时代理念、严谨规范的管理特色、自然本色的真诚之心、和谐愉悦的心情境界，难道不是现代径山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吗？
中国现代茶艺的发展
茶道始见于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茶道"一词。由此可见，唐时茶道已在王公贵族中广为流行，并形成了一定的茶道程式。而唐代贡茶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宫廷茶艺的形成与完善。所以，茶道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饮茶实践过程中，根据茶的特性，以及与饮茶紧密相关的饮茶环境、茶具配置、冲沏技能、品饮艺术入手，再结合地方风俗、文化特点，总结出来的一套饮茶礼法。它代表了主人对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种亲和与敬重。各种形式的茶会和习俗，如唐朝宫廷的"清明宴"茶会，宋代?
目前茶文化界对于茶艺的分类比较混乱，有以人为主体分为宫廷茶艺、文士茶艺、宗教茶艺、民俗茶艺，有以茶为主体分为乌龙茶艺、绿茶茶艺、红茶茶艺、花茶茶艺……，还有以地区划分为某地茶艺，甚至还有以个人命名的某氏茶艺（茶道），不一而足。茶艺是饮茶艺术，岂可以人、以地区分类？难道有的茶艺专供表演？有的茶艺只能待客？事实上茶艺是两者兼而有之。不同的茶类、同类的不同种茶可以有相同的饮法，又岂能以茶来命名茶艺？至于某氏茶艺，非茶茶艺更是荒诞不经。
笔者非常赞同陈文华先生的观点："如果我们承认茶艺就是茶叶的冲泡技艺和饮茶的艺术的话，那么以冲泡方式作为分类标准应该是较为科学的。"[14]笔者也曾指出："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发、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15]茶艺的分类标准首先应依据习茶法，茶道亦如此。依习茶法，中国古代形成了煎茶道（艺）、点茶道（艺）、泡茶道（艺）。日本在吸收中国茶道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文化形成了"抹茶道"、"煎茶道"两大类，两类均流传至今，且流派众多。但中国的煎茶道（艺）亡于南宋中期，点茶道（艺）亡于明朝后期，仅有形成于明朝中期的泡茶道（艺）流传至今。从历史上看，中华茶艺则有煎茶茶艺、点茶茶艺、泡茶茶艺三大类。
茶艺分类标准第二应依据主泡饮茶具来分类。在泡茶茶艺中，又因使用泡茶茶具的不同而分为壶泡法和杯泡法两大类。壶泡法是在茶壶中泡茶，然后分斟到茶杯（盏）中饮用；杯泡法是直接在茶杯（盏）中泡茶并饮用，明代人称之为"撮泡"，撮茶入杯而泡。清代以来，从壶泡法茶艺又分化出专属冲泡青茶的工夫茶艺，杯泡法茶艺又可细分为盖杯泡法茶艺和玻璃杯泡法茶艺。工夫茶艺原特指冲泡青茶的茶艺，当代茶人又借鉴工夫茶具和泡法来冲泡非青茶类的茶，故另称之为工夫法茶艺，以与工夫茶艺相区别。这样，泡茶茶艺可分为工夫茶艺、壶泡茶艺、盖杯泡茶艺、玻璃杯泡茶艺、工夫法茶艺五类。若算上少数民族和某些地方的饮茶习俗--民俗茶艺，则当代茶艺可分为工夫茶艺、壶泡茶艺、盖杯泡茶艺、玻璃杯泡茶艺、工夫法茶艺、民俗茶艺六类。民俗茶艺的情况特殊，方法不一，多属调饮，实难作为一类，这里姑且将其单列。
在当代的六类茶艺中，工夫茶艺又可分为武夷工夫茶艺、武夷变式工夫茶艺、台湾工夫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武夷工夫茶艺是指源于武夷山的青茶小壶单杯泡法茶艺，武夷变式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单杯泡法茶艺，台湾工夫茶艺是指小壶双杯泡法茶艺，台湾变式工夫茶艺是指用盖杯代替茶壶的双杯泡法茶艺；壶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壶泡茶艺、红茶壶泡茶艺等；盖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盖杯泡茶艺、红茶盖杯泡茶艺、花茶盖杯泡茶艺等；玻璃杯泡茶艺又可分为绿茶玻璃杯泡茶艺、黄茶玻璃杯泡茶艺等；工夫法茶艺又可分为绿茶工夫法茶艺、红茶工夫法茶艺、花茶工夫法茶艺等；民俗茶艺则有四川的盖碗茶、江浙的薰豆茶、江西修水的菊花茶、云南白族的三道茶等。
中华茶艺的分类可用图示如下：中国现代茶艺，发展成为规范化操作程度的要算是台湾茶艺。台湾茶艺，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百姓与众多茶艺馆紧密结合的一种大众饮茶消费的形式。应用的器具主要包括茶船、茶壶、茶荷、闻香杯、品茗杯、茶托、茶巾、随手泡等。
中国大陆的茶艺大多以表演形式出现的，如陕西仿唐宫廷茶艺、上海仿清文茶艺、云南三道茶茶艺、福建乌龙茶艺、浙江龙井茶茶艺、湖南擂茶茶艺、江西禅茶茶艺、山西五台山佛茶茶艺等等。但与生活紧切结合，所以比较接近实际，不像日本茶道那样过于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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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茶吏饮发展及历史介绍
宋代因承唐代，饮茶之风更加普及。宋代梅尧臣《南有嘉茗赋》说：“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鲞铺”中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宋代开始，茶就真正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代饮茶，基本上仍因循唐代的准则，将这—高雅的享受更加发扬光大，这和宋代理学的清谈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对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津津乐道。宋代茶法中已经不再于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当时存在着“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这使得茶特别为民间所重视，至今，民间相亲时，还流传着宋代时就已形成的习俗——让女方奉茶给来为男方相亲的亲友。
此时有关茶的著作主要是宋代蔡襄的《茶录》，另外“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也以帝王之尊，亲著《大观茶论》二十篇，虽然它和蔡襄的《茶录》有多雷同，但仍不失为研究茶道的珍贵文献资料。
宋代文人中有很多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都著文立说来赞茶。此时关于茶的吟咏可谓藻墨丰富、举之不尽。其中苏东坡与蔡襄“斗茶”，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是茶史上的一段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
“墨茶之辩”说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司马光问苏东坡：“茶与墨相反，茶欲白（白茶），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东坡脱口而出一句：“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可谓妙人妙语。还有一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故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作了8个茶饼，并以雅号“石岩白”命名，其中4个送给了蔡襄，另外4个赠与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之后，蔡襄自福建返回京城造访王禹玉府第，王禹玉以最好的茶招待他，蔡襄品过后很诧异地问道：“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可谓此道中的行家。
此外，宋代时，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总结出了“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自此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发扬广大，到了江户时代形成了无数流派，并且融人到了日本人的精神中，并和宗教与礼教相结合发展出了“日本茶道”。
宋朝带给“茶文化”最大的影响，应是把“茶”的范围扩大到了四大汗国空前广大领域中。当时，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北抵北冰洋，西达西亚以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然并无元代茶事的史料记载，但在元曲之中却可见“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之类的语句，可见茶在当时寄托了隐逸之情，其普遍性已达到和酒、饭并列的程度。
明朝茶史茶叶发展及饮介绍
明代的茶风更加繁荣昌盛，其原因有这样几点：明初年首都南京所处的江南一带一向就是盛产茗茶的地方，注重科举的政策使得文士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居于首位，而文士一向视茶与琴、棋、诗、画一样为必备的素质。朱元璋本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茶课税很轻，由于利厚，民间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很高，茶商也很乐于贩运茶叶。明代《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明代茶饮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明代延续宋代的政策，以茶来怀柔四方，即“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政策性贸易，这也是明代对于茶的重视的一个原因。
明代，在重科举政策的影响下，文风大盛。崇尚风雅的文士，在吟风弄月之时，常常以品茶助兴，这种风气早已形成，当时的名士袁宏道在他的《袁中郎全集》中说道：“茗赏者上也，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曾经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他回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是当时文士和茶关系的代表。而当时的著名画家也多有以“茶事”为题之作，如文徽明之《烹茶图》，沈周之《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圈》，仇英之《松亭试泉图》，唐寅之《品茶图》等，明代的茶书著作有四十余册之多，许次纾的《茶疏》是其中的代表。明代的茶肆经营较为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从户内发展到户外，并不时有“点茶”、“斗茶”之会举行，大家相互较量技术高下的风尚大为盛行。
明代，在制茶工艺上发明了“炒青法”，在炒青法发明之前，茶叶的制作采用的是“自然发酵”，而炒青法发明之后才逐渐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由于制成的茶已经逐渐从团茶演变成散茶，因此对唐宋时期的茶法有所增补或删除，主要是从原来的煮茶演变成了泡茶，程序因此被缩减，不过，当时在普遍采用“泡茶”方法的同时，“煮茶”法并未消失，而仍有沿袭，只不过在器具和过程上更加简便罢了。
宋元时期的茶叶发展及茶饮文化历史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 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潮州工夫茶的渊源、发展和现状
一、引言
潮州工夫茶，亦称潮汕工夫茶。两者同源同义。古潮州郡治，覆盖现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区及潮安、饶平、澄海、南澳、潮阳、惠来、普宁、揭西、揭东九县，还远及丰顺、大埔、焦岭县等。追溯潮州茶事，偶有关联，故以“潮州工夫茶”命题。
有关潮州工夫茶的主要著述有：黄挺《潮汕文化源流.潮汕工夫茶》、陈香白《潮州工夫茶概论》、曾楚柄(潮州工夫茶)等。还有其他作者的专文见之报刊或丛书。而在此前，另一重要著述，潮籍学者翁辉东的《潮州茶经--功夫茶》，在茶界中却鲜为人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近期有黄挺等几位作者在专著中引为附录，才为众人所知。
翁辉东(一八八六-一久六三)，广东海阳县金石人，字子光，曾任潮州韩山师范学监，代校长，后专心于著述。编有乡土教材《潮州乡土历史》、《潮州乡土地理》；著《潮州民俗志》、《潮州文物图志》、《潮州金石考》等。《潮州茶经》，作于一久五七年清明，以抄本行世。
翁氏《潮州茶经》，较为全面反映潮洲工夫茶的概貌，吸收唐、宋以降历代先贤论茶精苹，融大潮地产茶铭区、嗜茶品类、取水掌火、茶具、冲泡、啜饮、寻韵等基本内容，总结成简洁的文字。规范的程式。工夫茶就是从择茶到冲泡全过程“求粗、求工”，并由此体味工天茶的“味云腴，食秀美，芳香溢齿颊，甘泽润喉吻，神明凌霄汉，思想驰古今”的“三昧”境界。
二、潮州日工夫茶的特点《潮州茶经》问世已有四零多年，它在总结和发扬潮汕茶俗文化方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潮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交汇融合的特殊地域，潮州茶俗文化的形成便是特例之一。
潮式工夫茶的特点，第一是在开放、多元中形成鲜明的个性。从技茬的观点和物质的观点来衡量，始终是开放的、多元的，由于开放，就有吸取相创造。
工夫茶“四宝”：“宜兴紫砂壶，景德镇若琛杯，枫溪砂桃，潮阳红泥炉”，还有“潮阳颜家锡罐”，“潮安陈氏羽扇”等，即是一例。饮茶的“茶品”，甚至种植的茶树品种、单丛，也是多元的、开放的。潮州工夫茶有它的鲜明个性，走进哪家哪户，茶盘家伙一摆,不用问，便是工夫茶，如翁氏所说“潮人所用茶具大体相同，不过以家资有无，精粗有别而已”。有了“大体相同，精粗有别”，就有“雅俗共赏”的基础。翁氏在序言中说明白：“无论盛会盛宴，闲处独居，商店工场，下至街边路侧，豆棚瓜下，每于百忙当中，抑或闲情逸致，无不借此泥炉砂挑，擎杯提壶，长斟短酌，以度此快乐人生。”潮州工夫茶以“精细”的工夫“收工夫茶之功”，就是鲜明个性中的“特质”。
潮州工夫茶特点之二，是运用工夫茶艺追求“真美”。好茶好味，“酽、热、香、滑”，人各一杯，不玄虚，不造作，平易自然。翁辉东《潮州茶经》对传统工夫茶艺的择茶、选水、备具及冲泡法有如下概述：
一.茶之木质，(有名区、品种、制法之别)“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安溪，在品种则为奇种、铁观音”。
二.取水：(本之陆羽《茶经》)“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其下”，潮人嗜饮之家…诣某山某坑取水，不避劳云。
三.活火：“潮人多用绞积炭”(坚硬木烧的炭)，“更有(用)橄榄核炭者”。
四.茶具：茶壶(俗名冲罐)，盖瓯(代替冲罐)，茶杯(宜小宜浅。径不及寸)，茶洗(一正二副)，茶盘，茶垫，水瓶(备烹茶)，水钵(贮水)，龙缸(容多量水)，红泥火炉，砂铫，羽扇，铜著，茶罐，竹箸，茶桌，茶担(用于登山游水烹茗)，茶罐锡盒。(共一八器)。
五.烹法：
(一)始器：洁器，候火。淋杯。
(二)纳茶：先“淋罐淋杯令热”，再纳茶至罐约七八成。
(三)候汤：木之《茶说》“若水面浮珠，声若松涛，是为第二沸，正好之候也”。
(四)冲点：“缘壶边冲进，切忌直冲壶心，不可断续又不可迫促。挑宜进步倾注”。
(五)刮沫：“冲水必使满而忌溢，满时茶沫浮白，提壶盖从壶口平刮之”。
(六)淋罐:“复以热汤淋壶，以往其沫，壶外追热，则香咪盈溢于壶中”。
(七)烫杯:“烧盅热罐，方能起香”。
(八)洒茶:“茶叶纳后，淋罐淋杯，倾水，几番经过,正洒茶适当时候”，“洒则各杯轮匀，又必余沥全尽，两三洒后，覆转冲罐，俾滴尽之”。“洒茶既毕，乘热，人各一杯饮之”，“一缀而尽，三嗅杯底”寻韵，闻香。
近数十年来，与翁氏时期相比，程式依然，而茶品、取水、用火、茶具，均有新的发展。其原因，一是科技进步，潮汕单丛茶产区大大扩大。茶品丰富多彩：电器的应用，茶具型、制、花色多样化；二是闽、台、潮茶艺交流，进人新的交汇融合期。闽、台、潮工夫茶，本是“同源分流”，如今融汇，共创“中国工夫茶”。《潮州茶经》“三嗅杯底”；钱塘陈于厚。……金茎邑露只闻杯演化为台式“闻香杯”；“茶漏”、“公道壶”加进潮州茶具的行列;凤凰单秘迸人台式茶艺馆，潮汕人喜爱铁观音，冻顶乌龙。为何都属“中国工夫茶”。
三、工夫茶由来与“潮式工夫茶”探究工夫茶由来，一从茶器茶具。一从泡饮方式，一从称谓。
翁辉东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工夫茶之特别赴，不在茶之本质(指茶类)，而在茶具器皿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因此，翁氏又说：“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在泡制法则为绿茶、焙茶，在品种则为奇种、铁观音。”翁氏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了工夫茶的泡制法的初始，沿用了绿茶、焙茶的泡制法。
从工夫茶己有的茶具来看，其“萌芽期”似可追溯到明代后期，即一六世纪下半叶。
明代是我国制茶技术有较多创新的时期，绿茶的制作由蒸、焙改为炒青，饮茶方法由煮饮改为开水冲泡，随之适于冲饮的茶具型制也趋向小型、多样。
一五久七年，明代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纤撰《茶疏》有如下记录:
产茶……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
炒茶生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旋摘旋炒……。以半熟为度，微似发香，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钞置被(焙)笼，纯棉大纸，底燥焙，积多候冷，进瓶收。
秤量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独自斟酌，愈小愈佳，容水半升者，量茶五分，其余以是增减。
瓯注茶瓯古取建窑……碾茶用之宜耳。其在本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
饮啜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要小，小则再巡已终。……若巨器屡巡……何论品尝。何知风味乎。
这里，许次纾夸大绿茶的品饮，茶注小则香气氤氲，茶瓯以自为佳，兼贵于小。这个观点，在后期工人茶的品饮中是一脉相承的。
《茶疏》问世四零多年后，一***二年。明末冯可宾撰《岕茶笺》，则说得更为明白，他在论及茶壶、茶杯时说。
或问茶壶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办得趣，何也，壹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
工夫茶品饮程式的“成型期”，应在乌龙茶创制之后才得以确立。庄任《乌龙茶的发展历史与品饮艺术》一文，根据清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王草堂《茶说》和释超全《武夷茶歌》(清一八世纪)和阮晏《安溪茶歌》，推断乌龙茶创始于一七世纪中后期，即明代中后期，适于乌龙茶的“工夫茶”品饮方式也随之兴起，首先行于武夷，再及于闽南、潮州。
见之文献明确描述武夷品茶的，是清代袁枚在乾隆五十一年(七八六)游武夷天游寺僧道献茶的记载，见之于《随园食单》:
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逮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渐渐咀嚼而体味之，果然请香扑鼻，舌有余甘。
但袁枚在武夷品茶，并未提到品饮“工夫茶”这一名目。袁枚的记载距乌龙茶创制已近百年，期间有关武夷茶的品饮方式的沿变就有待于查考了。
工夫茶饮法之传人潮汕，当与茶叶商旅有密切关系。武夷品茶技艺。主要集中在寺观僧道，前述袁枚天游寺品茶即为一例。一八零四年清代姚衡《冷秀草堂笔记》转述崇安县令柯易堂的话:
言茶之至美，名不知春在武夷天助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予以金定此树…惟寺僧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商大贾求檀施。
此前(约一七五三以后)，清代刘靖撰《片刻余闻集》论及武夷茶高下，分岩茶、洲茶二种，岩茶由各岩僧道采制，远近贾客于各寺庙求购。洲茶中“芽茶为属真伪相参……惟粤东人能辨之”，说明粤东人(广东人)也是评茶能人。它如《崇安县志》(八零七)、《崇安县新志》(一久四零)、《武夷山志》(一七一零)均记录了清初至乾嘉以至***期间，“潮帮”、“厂府帮”在闽北采办茶叶极为活跃，工夫茶品饮方式传人潮汕，商旅的作用应是主要途径。
但是，“工夫茶”这一名目，由“茶名”转化为“品饮”名称，是武夷寺僧，抑或“潮帮”还不清楚，而工夫茶的品饮方式，源于闽北武夷，是毫无疑问的。
潮州工夫茶品饮方式，至迟在一八世纪下半叶就已确立了。据黄挺《潮汕文化源流》的论述，最先把“工夫茶”作为一种品茶程式的名称载诸文献的，是俞蛟的《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俞于乾隆五十八至嘉庆五年(一七久三-一八零零)任广东兴宁曲史,《潮嘉风月》记载了当时韩江六篷船上饮茶习俗，从用茶，用具，茶具到品呷等程式和今天相同。《潮嘉风月》最重要的话是：“工夫茶烹治之法……”
翁氏《茶经》在列出“工夫茶”的茶具之后，作出结论：饮茶之家，必须逐一毕具，方可称为“工夫”，否则牛饮止渴，工夫茶云乎哉?”，看来，茶具是“工夫茶”的要件之一。
潮式工夫茶，简而言之，就是：茶具用具配备精良和闲情逸致的烹制。
四、潮人饮茶的历史从潮人。识茶、种茶，惟断潮人。饮茶。
潮人对于茶的熟悉，经历了启蒙、普及、进步再普及三个阶段。
位于岭东的潮州地域，与岭南韶州(东昌、仁化、南雄等)不同，岭东不属于茶树自然分布区，近代的地方群体品种，
如丰顺乌图茶，大埔石筒茶，平远锅三茶，均带有“北种南引”的印记：叶小，抗冷，味薄。
海阳(潮安)、饶平的栽培种则带有“闽种西迁”的印记。叶大，小乔木，味厚，耐冷性一般。
茶树人工传播往往是与人口迁移同步的，潮地引入茶种，早期可能源于宋代中后期(一三世纪中期)，所以潮人识茶相对较晚，是自然条件使然。潮人“识茶”的“启蒙”阶段。即由宋代至明代初期，由闽人移潮和人仕潮州的官宦阶层推动的。
茶树引种，以饶平一县最为突出。许州《广东茶叶》一久八七.一零)调查饶平待诏山下林姓族谱，林姓家族是在宋代淳拓年间(一二五零年)从福建福清迁进的，大约在乾隆十五年(一七五零)从福建引人“黄茶”(武夷茶?)种于沙米坝，此前，己有当地“土人”在待诏山种茶。又据饶平柏峻乡刘姓族谱第六代(一六八四)后从台湾带回乌龙茶种籽种于柏峻。又据《饶平茶叶志》(一久八八，末刊稿)资料，从一久世纪下半叶至加世纪，仅饶平一地，从福建引进的品种，达一六个之多。
这里，存在一个疑案，就是位于凤凰山“凤凰水仙”的来源，潮人以为是本地种，福建人以为来自福建某地，解决这个题目，都需要拿出有力证据。但无论如何，“凤凰水仙”这个群体，确是一个“宝库”，从这个“宝库”中，发掘出很多“单丛”，对潮汕茶叶贡献殊大，对“潮州工夫茶”，更是“锦上添花”。
一六世纪初期至、久世纪的二零零多年间，是潮人“识茶”的普及期，表现之一是生产茶叶，见之方志记载产地的如下:
桑浦山：一五三五年《广东通志》初稿，一六零二年《广东通志》
待诏山：一六八四年《潮州府志》，六八六年饶平县志大一七零久年《潮州府志》，一七三零年《海阳县志》
凤凰山：一六八六年、一久三五年《饶平县志儿一七零久年《潮州府志》，一久零二年《海阳县志》
惠来县：一六八七年，一七三零年《惠来县志》
丰顺县：一七四六年，一久四三年《丰顺县志》
揭阳县：一七四一年，一七七久年《揭阳县志》一八久零年《揭阳县续志》
上列，即明代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桑浦山有茶”为已知最早记录，但后期似已销声匿迹。
自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至清末，潮州各县有记录的茶名有:
待诏山茶，亦名细茶、细黄茶，产饶平。
苦茶，产大埔、丰顺。
土茶，亦名炒子茶，产揭阳。
鸟喙茶，产凤凰乌炭。
潮地产茶获得最好评价的凤凰山岛缘茶。谓：“凤凰山有峰，曰乌岽，产鸟缘茶，其香能清肺脯(清光绪二十八年《海阳县志》)”。
潮地茶产和流遮的记载，还见之茶税的记录:
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久零川清会典》有一段潮州广济桥茶税的记载：“潮州府厂济桥，每百斤细茶税一钱，粗茶税一分五厘，苦茶税九里，汇大桥税内。”这段记载说明有“细茶”、“粗茶”、“苦茶”三种。
约一七八零年，清代嵇璜等撰《清朝通典》也有类似记录：“潮州广济桥，每粗茶百斤，税银五分，细茶百斤，三钱四分，汇人桥税内报解。”“粗茶”是什么茶?是否是早期“乌龙茶”?是外茶输人还是自产?留待考。
一八***年，清同治三年(一八***)《广东通志》重刻本引述吴震芳《岭南杂记》(一七零五年前后)，有关于潮州灯节表演采茶歌的一段描述:潮州灯节……采茶歌尤为妙丽……饰姣童为采茶女……有曰，“仲春来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往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间绣出来茶人。”这“采茶歌”，是反映当地的茶产现实?还是作为娱乐从外地引进?从语气分析似是引进的，这里，权作为一种潮人“颂茶”的“娱乐”吧!
潮地产茶的“进步普及期”在一久世纪末至二零世纪五零年代达到高峰。其表现是
①清末至***末期形成茶产名区：
凤凰名茶区--凤凰单挝
新塘深坑名茶区(待诏山)--深坑单丛
石鼓坪名茶区--石鼓坪乌龙
西岩名茶区--小叶乌龙，色种
岭头名茶区--奇兰
②一久八六-一久久久年，形成现代名茶区：
凤凰茶区--各式高香单秘
石鼓坪--石鼓坪乌龙
坪溪岭头--岭头单丛
现代潮汕名茶品类，琳琅满目，岭头单丛，凤凰单丛中的黄枝香、蜜兰香、八仙过海、玉兰香、桂花香等，均为乌龙茶中的妓妓者。
潮人饮茶习俗的形成，早期可能有三个途径：一是外籍特别是江南、闽省诸地职员大仕潮州；二是宋元时代闽人迁潮；三是潮人到福建贩茶人潮。
据黄挺考述，潮州市金山南麓，残留着一处宋代摩岩石刻,刻着北宋〔一零一二〕知州王汉的《金城山诗》，其中有句云：“茶灶香龛平。”引述潮州名士吴复古赠予建茶给苏东坡，苏有书《答子野》以示道谢。“茶灶香宴平”是拟景抑或烹茶，不得而知。宋朱熹好茶，游武夷也有《茶灶》诗：“仙翁遗石灶，茶烟袅细香”，是联系写武夷景色。以上说明，北宋时代潮州己有喜茶的文士和官宦论及茶事。
明代有反映潮州茶俗情节的戏文如《荔镜记》(一五六六，嘉靖刻板)和《荔枝记》(一五八一，万历刻)，唱词中有：“安排扫厝点茶汤”句。对白中有：“端椅坐；讨茶食”，“人客，茶请你”，“***钟茶待你”等句。可见明代潮州民间茶事己经十分普及，这与宋末、元代福建移民潮州，带进茶籽、种茶技术和饮茶风俗，应有密切关系。潮州凤凰山最出名的单丛名为“宋种”，不管传说如何，却真实反映当地茶民的情结，以“宋”为贵。福建武夷有茶树名“宋树”(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引自《随见录》)。
清代中后期至***潮州饮茶达到盛期，成为官民习尚，贩茶大潮及自产茶兼而有之。清代光绪《揭阳县志》说：“山中土茶……惟山中人嗜，揭所饮啜，该建茶也。”清代光绪张心泰《粤游小识》称：“潮郡犹嗜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色。”其中有产自饶平西岩、柏峻、深坑的茶叶。
此前，从福建贩茶人潮的记载还见之清代嘉庆《祟安县志》。但也不尽是“建茶”，在官宦人家，如肖麟趾（《普宁县茶》一七四五），泡的是阳羡茶。
***期间，潮人嗜茶更为出名，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一久二一)中说：“武夷之茶，性温味浓，极其消食，盛行于广东。而以潮州人为嗜之。”徐珂撰《可言》卷十三(一久二四)说：“工夫茶，潮州所尚。”现今潮州、汕头人饮茶户年均消费巴达三.六千克，成为全国之冠。喜爱的茶品有乌岽单丛、岭头单丛、石鼓坪乌龙，有宋种、黄枝香、蜜冬香、八仙过海……与翁氏时相比已大大改观。
反思中国茶叶品牌发展现状
文章的最前面，我们先来看两个实验：
1、可乐换瓶试验
可口可乐与非常可乐的“换瓶试验”，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试验中，试验人员将可口可乐倒进非常可乐的瓶子里，而把非常可乐倒进可口可乐的瓶子里，在被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饮用了两个瓶子里面的饮料，然后要求比较两种饮料的口感。
被试者在分别饮用之后，都对可口可乐瓶子装的饮料报以赞赏，认为可乐还是“可口可乐”的好，不愧是美国百年的大品牌。而对非常可乐瓶子装的饮料表示不屑，认为国产可乐和可口可乐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这个“换瓶试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两种饮料截然不同的态度，并非来自于两款饮料的品质，而是来自于装饮料的瓶子不同的商标，也就是品牌的名称。可口可乐的名称已经深深地刻在消费者的大脑中，并且打上了“最正宗”的可乐的烙印。这样的烙印并非来自于可口可乐的品质，而是来自于可口可乐赋予的“品牌文化”。
2、普洱茶实验
当普洱茶从几元、十几元飙升到几千元、上万元的时候，有人做了一个实验。把普洱茶、绿茶、花茶和铁观音放在一起浸泡，请客户品尝赏鉴。在几乎所有的试验中，普洱茶都排到了最后，与当时市场上如火如荼的普洱大势相比，这一点显得尤为矛盾。
两个实验在笔者看来，品牌的力量是超越产品品质的力量的，在品质达标已经成为市场准入前提条件的今天，品质已经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品牌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茶行业是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行业，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最早就是从丝绸和茶叶开始的，丝绸之路除了给西方带去丝绸，更让西方的王公贵族养成了喝茶的高雅习俗。茶叶这个天赐的“神叶”，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奇妙的艺术产品。代代相传的制作技艺充满了神秘与传奇的色彩，复杂多变的制作程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越是历史源远流长的老字号，其品牌价值就越大，在这一点上，茶行业呈现出了永不改变的历史定律。其实，历史对于茶叶，就譬如茶叶对于中国一样，不仅弥足珍贵，而且意义非凡。
同时，中国茶叶行业集中度非常低，据统计，仅云南的普洱茶企业就3000多家，其他茶叶产地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年销售额过亿元的却屈指可数，知名品牌更是凤毛麟角。不产一片茶叶的英国立顿红茶年销售额在30亿美元以上，而全球茶叶产量最高的中国，最大的茶企年销售额仅1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六七万家茶厂中，注册品牌的仅有1000家左右，在总体实力上甚至敌不过一家英国立顿。
20世纪80年代，英国立顿红茶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国内的茶企警觉。经过十余年的蛰伏与市场积累，立顿突然施出强手，开始进入广州、上海等地的高级宾馆和酒店，进而生产本土化的绿茶、花茶和乌龙茶，直接杀入终端茶包的销售，甚至立顿铁观音都卖到了安溪门口——厦门。此时，中国茶行业才忽然意识到品牌提升的迫切。
近年来，云南普洱政府扛起了地域营销的大旗，通过政府的公关，将云南的普洱茶推向了巅峰，云南的普洱茶伴随着地域的“大营销”，乘风破浪，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叶的翘楚。
从普洱市的公关案例来看，对于做大一个区域性的产业来说，政府是成功的，在把当地特色资源和文化推向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做大了普洱茶市场的蛋糕，当地的茶叶企业和当地的政府都是最终受益者。
企业培训讲师谭小芳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一浪潮中，并没有看到“品牌茶”的出现，尽管出现了数家扬言要塑造品牌的普洱茶经营企业，但其操作方式还停留在做“产地茶”的层面，拜拜丧失了这一借势营销的好机会。
在中国的茶人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创业后，在中国的茶叶市场发展必须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之始，中国茶叶市场的发展，必须要依靠新的市场营销观念的指导，才能突破目前的瓶颈，才有能力与对中国茶市场虎视眈眈的国内与国际的成熟品牌进行竞争。
近现代中国茶叶外销不得不说的四个港埠
中国近现代(1840-1949)茶叶外销，经历了从独步天下的辉煌到硝烟中的衰落这样一个过程。据史料记载，早在1840年，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就达到了1.9万吨，虽然1843年减少为0.81万吨，但随后逐渐增加，在1860年时增加到5.51万吨，1870年增加到10万吨，而在1886年更是达到了13.41万吨，为历史高点。中国茶叶外销超过1886年这一数量的时候，已是将近100年之后的1984年，这一年，外销数量为14.53万吨。
在自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和现代共一百来年时间里，中国茶叶外销，不得不说四个港埠，那就是：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
中国茶虽然自17世纪即逐渐输入欧洲，但输出量的大幅增长，则是在1842年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商人纷纷来各港埠从事购茶事宜，展开激烈的购茶竞争。
虽然陆续开放通商港埠，但就茶叶贸易而言，却基本上是集中于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这四个港埠。在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段中国茶独占国际市场200来年的时间内，它们先后成为中国外销茶叶贸易的中心，在中国茶叶贸易史上留下了深重的印记。
广州茶叶贸易主要活跃时期：17世纪末期-1840年代。
1637年，英东印度公司第一次运载华茶回国。
1686年，广东的洋行制度创建。
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茶叶集中在此出口，广州成为当时茶叶出口贸易中心。
1840年代，广州港茶输出量占全国总输出量的60%以上。
1852年以后，太平天国阻断茶产区与广州的通路，使得中国中部茶转运上海，福建茶则由福州输出，广州茶输出量骤减。
上海开港之后，即逐渐取代广州的地位。
上海茶叶贸易主要活跃时期：1840年代-1870年代。
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上海对外贸易之始。
1850年代初期，因太平军阻碍内地交通，两湖茶外销逐渐由广东移至上海。
1851年，上海茶输出量占全国的46.5%，1852年上升为61.8%，以后至1859年止，一直都占45%以上。
1860年代以后，因其转运对象的多元化，所以在失去英美市场之后仍能以砖茶转运俄国而维持其输出茶转口港的位置。
福州茶叶贸易主要活跃时期：1850年代-1890年代。
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福州，1844年福州开始正式开放通商。此后九年间贸易萧条，英美资本大多集中于上海。
福州商务的否极泰来是在1853年。因太平军兴起导致福建茶无法运到广东或上海，故在1853年之后福建茶即由福州输出。
1855年以后福州崛起，茶输出量一直占全国的30%以上。
1859年，福州出口茶叶占全国出口总量的42%，居第一位。
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后半期为福建茶之黄金时代，输出量高达中国总输出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1865年以后，因重量轻质的心态导致中国茶品质开始降低，同时又因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促使茶价下降，又有印度茶、日本茶等的国际竞争，导致中国茶逐渐丧失英国市场，福州港在1876年以后逐渐失去其往昔盛况。
汉口茶叶贸易主要活跃时期：1860年代-20世纪初。
1858年《天津条约》开放汉口为通商口岸。
1860年代，汉口开港之后，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世界最佳贸易港之一。
1865年以降，汉口发展成活跃的茶叶贸易港，与上海、福州鼎足而立。
1870年代以后，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安全性高的轮船取代帆船成为外销运茶工具，航行长江的江轮大为增加，汉口的直接输出亦因此增加。
1872年，中国茶市全供给量的2/3由汉口输出。
1880年代-20世纪初期，因砖茶一枝独秀，汉口活跃景象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