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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数千年来，茶已远远超出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饮料，茶与琴棋书画一样已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成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人格力量、一种精神境界。茶文化活动逐渐成为各不同历史时期世人生活的社会活动及礼仪形式。
人类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是口嚼生食，后来以火生煮羹饮，就像人们煮菜汤一样。
在周朝，人们为了长时间保存茶叶，以作为祭品和贡品，把茶叶晒干，以便保存。在3 000多年前，巴蜀一带已用所产茶叶作为贡品。当时出现了人工栽培的茶园，四川的乐山、彭山已经成为中国的名茶产地。至汉代，茶已经成为四川民众的常用饮料。
大约三国时代，茶已由晒干收藏变为制成饼茶。三国时期，张揖的《广雅》就有这样的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就是人们将采来的茶叶先做成饼，晒干、烘干，饮用时碾来冲泡，加佐料调和作羹饮。此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阶段。
秦汉到西晋时期，巴蜀茶业继续繁盛，也是中国茶叶由巴蜀走向全国、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地理上的优势，长江中游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茶业重心继续向东南推进，随着隋朝京杭大运河的修凿和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中国茶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茶叶从唐代中期开始，已成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人们喜欢的一种饮料，茶从南方传到中原，再流传到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据史料记载，唐朝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俗均以茶叶为贵。边陲一些少数民族有了饮茶习惯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购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在《封氏见闻录》里得到佐证：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四贾如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唐朝以前虽然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种茶、饮茶的历史比较久远，但是尚无茶类专著撰刊，当时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正式学科。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叶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知识的需求，出现了陆羽《茶经》专著，茶业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独立的、崭新的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同时，吟咏茶事的诗文也大量涌现，卢仝的《茶歌》、陆羽的《茶经》和对茶征税，被后人列为唐代茶事上影响最大的3件事。唐代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饮用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用越熟练。茶宴、茶食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汇集同仁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有目的和有主题的外事联谊活动。随着唐宋朝代的更迭，茶文化随着茶业的发展开始由兴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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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干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和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茶叶的形成和发展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着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着《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着名茶人大多数是着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着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唐代的煮茶发展与文化介绍
唐代是饮茶饼的时代，主流的饮法仍然是煮来喝，但不再加调料混煮，而是提倡清饮，只加适量的盐。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
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煮茶炙茶：炙烤的目的是要把茶饼内的水分烘干，并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碾末：炙烤过后的饼茶，待冷却后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棱角。”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箩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箩约为60目，极为细密，过筛后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
煮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水了。
煎茶：当水至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舀出一瓢水来，随即环激汤心，即用茶夹在锅中绕圈搅动，量取一定量的茶末，在漩涡中心投下，再用茶夹搅动；到第三沸时，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沫”，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锅内降温，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也称“汤花”），然后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向茶碗中分茶了。
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一般每次煮茶一升，酌分5碗，趁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这就是煮茶的全过程。
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斗茶的形成及历史发展
斗茶，又叫斗茗、茗战，它是古时有钱有闲文化的一种雅玩。
何谓斗茶?斗茶，即比赛茶的好坏之意，是惠州传统民间风俗之一。
斗茶始于唐代，始创于的广东惠州，又一说为以贡茶闻名于世福建建州茶乡。
斗茶是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茶农、茶人们比新茶优劣的一项茶事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茶农、茶人所关注。唐称茗战，宋呼斗茶，名异而实同，都具有强烈的赛事色彩。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
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俱备上乘者为胜。
斗茶的场所，一般多选在比较有规模的茶叶店。这些店大都分前后二进，前厅阔大，是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也兼有房间，老板家人也住在里头。当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几个人小聚谈到茶道，也有说斗就斗的。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古旧庭院，或其家临江、近西湖的，便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或伙计都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著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
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斗茶品，二人或多人共斗，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蔡襄《茶录》)。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有两项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两者的标准是相同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
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细匀，有若冷粥面，就可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会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会成为汤花优劣的依据。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宋代范仲淹有首《斗茶歌》说得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芝兰，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宋徽宗曾说：盏以青绿为贵，兔毫为上。苏轼在《送南屏谦师》诗曰：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此诗句说明在南屏山谦师道人斗茶时，亦是使用为时人所崇尚的兔毫盏。宋朝任福建漕司(监制贡茶事)的蔡襄在奉旨修撰的《茶录》一书中，对黑瓷兔毫盏同品茶、斗茶的关系说得更明确：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火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之不用。因为斗茶先斗色，而茶色贵白、青白者受水昏重，青者受水详明。建安人斗茶，茶色以青白胜黄白。由于斗茶喜用白茶，黑白对比分明，故以黑瓷茶盏最为要用。
宋代斗茶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先用瓶煎水，接着调膏。所谓调膏，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加工好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的沸水，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调膏之前，还须温盏。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再注入沸水。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程度;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淳淳光泽，民间称其为冷粥面，意即汤花像白米粥冷后稍有凝结时的形状;汤花均匀适中，叫做粥面粟纹，像白色粟纹一样细碎均匀。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就要散退，此时盏内沿就会出现一圈水痕，以先出现水痕者为负。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page_break]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榷茶制度的理论形成和发展
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专利、专卖、垄断。《史记王宗世家》：韦昭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垄断一词最早是亚圣盂何(约前372～前289)在《盂子》中提出来的(《孟子公孙丑下》凡十四章)。在第十章中，盂子对垄断的解释：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夫马，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夫始矣。这里孟子所指的垄断，是指小商贩在市场上的小投机活动，与现在使用的垄断这个词有所区别。孟子甚至把封建统治集团中成员长期处于富贵地位的特权称为私垄断。而管仲、桑弘羊等着名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则从理论上对禁榷制度进行详细的阐述并竭力推行禁榷制度，收到了他们所理想的效果。
管仲(?～前645年)是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唯物主义者，著有《管子》一书，该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专谈经济问题的。管仲曾相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他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伦理观点的基础，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他的名言。他认为，德、义、礼都赋予一定的经济内容，他的财政思想是主张封建国家独揽大宗物资的生产经营权，以攫取利润，增加国家经济收入，有利于缩小强制性的租税，以免激起人民反抗。因此，他主张把盐、铁、鱼(当时齐国的重要行业)由国家专卖。
桑弘羊(前152～前80年)，领大司农，主张重农抑商，打击官商大贾势。他掌管汉武帝中央财政近40年，在民下加赋的原则下，很成功地解决了封建王朝十分沉重的财政困难，他的财政政策，被后世视为足资效法的典范。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吸收和发展了《管子》的经济思想。他冲破儒家子罕言利的禁区，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因此，他是商业的辩护人。担必须着重指出，他的重商理论，是设想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以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未(商)。他的经济政策是干涉主义，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发展农业生产，而又不致于加重农民负担。
桑弘羊还主张促进对外贸易，他说，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其目的，第一是想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第二才是商品交换，即以国内富余的商品去换回本国稀有的商品。
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在不增加商人和农民税斌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富裕的目的。
以往在研究榷茶、贡茶时，多侧重罗列史实或就事论事，或局限于批判其掠夺性的一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论上认识事物的本质，采取求实的态度，把问题研究得更深更透，从而克服主观片面观点，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镜，古为今用。
我国几千年的产茶历史，名扬海外。但在古代，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到了唐代，始得到迅猛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大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论和策略，指引唐代一个多世纪民富国强，虽然经历了七八年安史之乱，继而又出现中兴对期。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也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懦释道三教在斗争中和平共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三教都嗜茶颂茶。士大夫阶层的闲逸生活以茶养性，以茶育德。丈人茶道、僧侣茶道、宫廷茶道、民间茶道各显其能，互相辉映。因此，在唐王朝开发南方政策的推动下，茶叶种植业蓬勃发展，为我国茶叶产地的区域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寺院、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的商品化在农产品中占绝对优势。
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商业的繁荣。江南出现了很多大的茶商，北方出现了茶栈茶肆。有的商人缺少资本而又求财心切，竟见利忘义，挺而走险，抢劫他人财物，入山贩茶，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北方。贩运茶叶可获得厚利，茶叶贸易兴旺发达。
盛唐之后，由于政治动荡，直接管辖区缩小，税源锐减，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财税，因此，国库财源日益枯竭。
唐王朝看到茶叶生产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商人业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
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战马短缺是两大难题，困扰着皇室宫廷，故入宋以后，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飞跃发展时期，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有所扩大，产量大有增加，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茶已成为南宁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茶、他物充其值，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未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而由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了博马的必需物资。茶的政治属性已远远超过商品属性，故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北宋建都开封，受契丹、西夏军事威胁，而国家财政主要依靠东南。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开始禁榷东南各省茶叶，于汴京、建安、汉阳等地置榷货务，后调整为六个，令商人人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令民折茶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下送官及私藏者，、没入之，并禁园户(茶农)毁败茶树和卖伪茶，官吏私贩者同罪。另外，又在淮南设立十三场，在其管辖内的园户隶属于山场，山场是征收茶租、收购茶叶和贩卖茶叶的场所。这样，形成了天下茶皆禁，唯川峡两广听民自卖，禁其出境的局面。尔后，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驰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禁。
神宗即位，有所振作，力图富国强兵，采纳了王韶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打仗，需要军响，这就不可能舍近求远(东南)，故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四川成都府设立市马务，川茶官榷，卖茶博马，历史上的茶马法即从这一年开始。川茶禁榷后就一直没有驰禁，造成嘉祐四年后天下茶法既通商，而两川独行禁榷的局面。
宋代茶法，虽然作过多次改变，但概括起来，不外交引榷茶和贻射通商两种办法流行行使，在两宋期间极其复杂、曲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下）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