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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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饮茶饼的时代，主流的饮法仍然是煮来喝，但不再加调料混煮，而是提倡清饮，只加适量的盐。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
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煮茶炙茶：炙烤的目的是要把茶饼内的水分烘干，并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碾末：炙烤过后的饼茶，待冷却后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棱角。”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箩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箩约为60目，极为细密，过筛后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
煮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水了。
煎茶：当水至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舀出一瓢水来，随即环激汤心，即用茶夹在锅中绕圈搅动，量取一定量的茶末，在漩涡中心投下，再用茶夹搅动；到第三沸时，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沫”，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锅内降温，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也称“汤花”），然后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向茶碗中分茶了。
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一般每次煮茶一升，酌分5碗，趁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这就是煮茶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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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饮的进一步普及和贡茶的发达密切相关，由于民间和宫廷的共同参与，掀起了一个高峰。
⑴茶饮的广泛盛行
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比屋之饮，也就是家家户户都饮茶的意思，可以照见唐代国都长安等地饮茶的普遍程度。除了两都并荆渝之间以外，饮茶之风也是同样盛行，这种情况以《封氏闻见录》中记载的最为典型，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茶饮已经深入民间，成为生活之必需。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和来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
⑵文人介入，诗文吟颂
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是诗歌中的茶诗创作。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在唐诗中，有关茶叶的作品很多。比较着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琴茶》，齐已的《谢湖茶》、皎然的《访陆处士羽》等。这些茶诗的形式有古诗、律诗、绝句等，内容包括了名茶、茶人、煎茶、饮茶、茶具、采茶、制茶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也成了研究中国茶叶历史的宝贵资料。
⑶茶叶专着的出现
众所周知,公元780年前后陆羽撰写的《茶经》三卷，是中国第一部茶叶专着，它标志着茶学系统的确立，在推动茶饮继续扩大的同时，也开创了茶叶专着撰写的先河。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着。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陆羽及其《茶经》的历史功绩
陆羽着《茶经》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陆羽是中国的茶圣。《茶经》是中国茶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唐代及唐代之前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茶经》建立了茶学的基本框架结构，直接促进了茶叶生产和饮用的快速发展。
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唐代煮茶讲究三沸
不过，尽管茶叶在周代就已经大量种植，但在汉代以前，茶叶是被当做一种蔬菜，跟葱、姜、橘皮等煮到一起来吃的，王建荣表示，这是茶叶的蒸煮羹饮时期，真正饮用是从魏晋南北朝才开始的。而茶文化的兴盛，则要到唐代。
唐代人讲究煮茶，首先是要制作茶饼，当时已经细分为七道工序—采、蒸、捣、拍、焙、穿、封。具体的做法是：采摘新鲜的茶叶，放入甑釜中蒸，然后把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它拍制成团饼，以炭火焙干后，用竹篾穿起来封存。
煮茶的时候，要把团饼茶拿出来，放在火上炙烤片刻，然后放入茶臼或茶碾中碾成茶末，再筛过，符合标准的茶末放在茶盒中备用。唐人是用釜来煮茶的，先在釜中装适量的水，水煮到初沸的时候，加点盐;到二沸的时候，舀出一瓢水放置在旁边，把茶末投入到水中继续煮;三沸的时候，再把舀出来的水倒回去，叫做“止沸育华”，这时茶就煮好了，再用越窑的青瓷茶盏或邢窑的白瓷茶盏盛装。王建荣表示，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沸腾的程度，釜是敞口的，可以看见气泡的大小，一沸“如鱼目微有声”，二沸“如涌泉连珠”，气泡一个个连起来了;三沸为“腾波鼓浪”。
正是在这种茶道的兴起中，唐代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着作—陆羽的《茶经》。而陆羽又通过理论总结，尤其是在“四之器”、“五之煮”和“六之饮”中，列出了一系列工具，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使得饮者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进入一种澄心静虑、怡情悦性的境界，从而使喝茶从解渴式的粗放型饮法向细煎慢啜的品饮型饮法过渡，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活动。
唐代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唐代的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唐代宫廷茶俗的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