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历史和发展。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榷茶制度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专利、专卖、垄断。《史记王宗世家》：韦昭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垄断一词最早是亚圣盂何(约前372～前289)在《盂子》中提出来的(《孟子公孙丑下》凡十四章)。在第十章中，盂子对垄断的解释：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夫马，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夫始矣。这里孟子所指的垄断，是指小商贩在市场上的小投机活动，与现在使用的垄断这个词有所区别。孟子甚至把封建统治集团中成员长期处于富贵地位的特权称为私垄断。而管仲、桑弘羊等着名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则从理论上对禁榷制度进行详细的阐述并竭力推行禁榷制度，收到了他们所理想的效果。
管仲(?～前645年)是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唯物主义者，著有《管子》一书，该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专谈经济问题的。管仲曾相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他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伦理观点的基础，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他的名言。他认为，德、义、礼都赋予一定的经济内容，他的财政思想是主张封建国家独揽大宗物资的生产经营权，以攫取利润，增加国家经济收入，有利于缩小强制性的租税，以免激起人民反抗。因此，他主张把盐、铁、鱼(当时齐国的重要行业)由国家专卖。
桑弘羊(前152～前80年)，领大司农，主张重农抑商，打击官商大贾势。他掌管汉武帝中央财政近40年，在民下加赋的原则下，很成功地解决了封建王朝十分沉重的财政困难，他的财政政策，被后世视为足资效法的典范。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吸收和发展了《管子》的经济思想。他冲破儒家子罕言利的禁区，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因此，他是商业的辩护人。担必须着重指出，他的重商理论，是设想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以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未(商)。他的经济政策是干涉主义，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发展农业生产，而又不致于加重农民负担。
桑弘羊还主张促进对外贸易，他说，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其目的，第一是想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第二才是商品交换，即以国内富余的商品去换回本国稀有的商品。
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在不增加商人和农民税斌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富裕的目的。
以往在研究榷茶、贡茶时，多侧重罗列史实或就事论事，或局限于批判其掠夺性的一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论上认识事物的本质，采取求实的态度，把问题研究得更深更透，从而克服主观片面观点，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镜，古为今用。
我国几千年的产茶历史，名扬海外。但在古代，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到了唐代，始得到迅猛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大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论和策略，指引唐代一个多世纪民富国强，虽然经历了七八年安史之乱，继而又出现中兴对期。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也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懦释道三教在斗争中和平共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三教都嗜茶颂茶。士大夫阶层的闲逸生活以茶养性，以茶育德。丈人茶道、僧侣茶道、宫廷茶道、民间茶道各显其能，互相辉映。因此，在唐王朝开发南方政策的推动下，茶叶种植业蓬勃发展，为我国茶叶产地的区域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寺院、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的商品化在农产品中占绝对优势。
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商业的繁荣。江南出现了很多大的茶商，北方出现了茶栈茶肆。有的商人缺少资本而又求财心切，竟见利忘义，挺而走险，抢劫他人财物，入山贩茶，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北方。贩运茶叶可获得厚利，茶叶贸易兴旺发达。
盛唐之后，由于政治动荡，直接管辖区缩小，税源锐减，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财税，因此，国库财源日益枯竭。
唐王朝看到茶叶生产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商人业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
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战马短缺是两大难题，困扰着皇室宫廷，故入宋以后，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飞跃发展时期，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有所扩大，产量大有增加，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茶已成为南宁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茶、他物充其值，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未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而由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了博马的必需物资。茶的政治属性已远远超过商品属性，故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北宋建都开封，受契丹、西夏军事威胁，而国家财政主要依靠东南。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开始禁榷东南各省茶叶，于汴京、建安、汉阳等地置榷货务，后调整为六个，令商人人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令民折茶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下送官及私藏者，、没入之，并禁园户(茶农)毁败茶树和卖伪茶，官吏私贩者同罪。另外，又在淮南设立十三场，在其管辖内的园户隶属于山场，山场是征收茶租、收购茶叶和贩卖茶叶的场所。这样，形成了天下茶皆禁，唯川峡两广听民自卖，禁其出境的局面。尔后，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驰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禁。
神宗即位，有所振作，力图富国强兵，采纳了王韶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打仗，需要军响，这就不可能舍近求远(东南)，故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四川成都府设立市马务，川茶官榷，卖茶博马，历史上的茶马法即从这一年开始。川茶禁榷后就一直没有驰禁，造成嘉祐四年后天下茶法既通商，而两川独行禁榷的局面。
宋代茶法，虽然作过多次改变，但概括起来，不外交引榷茶和贻射通商两种办法流行行使，在两宋期间极其复杂、曲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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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page_break]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中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下）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榷茶-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唐代以后各代所实行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起始于唐。《旧唐书·穆宗本纪》载，长庆元年(821)，“加茶榷(茶叶专卖税)，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表明此时中国某些地区或已开始榷茶。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王涯为相，极言“榷茶之利”，乃置榷茶使，征购民间茶园，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结果民怨沸，推行不久，因王涯被诛而废止。
榷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始行于宋代初年。乾德二年(964)，“令京师、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县)并置场榷茶”，开宋代榷茶之始。乾德三年，又以苏晓为准南转运使，“榷薪、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宋朝开始设立的这些榷货务和山场，经不断调整变化，最后至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六个榷货务是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真州(今江苏仪征县)、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汉阳、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和蕲州的蕲口；江淮间所设的十三个山场是薪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的商志愿、子安等。榷制规定，园户生产茶叶，先向山场领取“本钱”，采制以后，除交纳租税和本钱的茶叶外，余额也全部交售给山场。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宋代榷茶的政策或制度，由于其政权长期处在一种动乱中，所以变化很大。如开始榷茶，只限江淮、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嘉祐四(1059)，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元年又复榷东南茶)；至熙宁七年(1074)，“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在原来不榷茶的川峡地区，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又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后只须交付金帛，雍熙(948)后，由于军需紧缺，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刍于边塞，然后按值付券兑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就是北宋榷茶中一度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再如徽宗以前榷茶制度变化多而乱，崇宁四年(1105)，推行引法，榷制才相对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短引二种。短引限于产地邻近州县出售：长引在商人纳银钱和边粮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贩销指定的较远州军。
南宋、元、明和清代前期，虽有时也实行税茶或其它榷茶方法，但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引制。如元朝，在长引、短引外，只增加一种专门批发给卖零茶者的“茶由”。明清时，分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近。腹引限销内地，边引运销边疆，土引专行土司所领地区。清咸丰(1855-1861)后，因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腹地设栈开厂，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征收厘金或其它捐税所替代。
宋初的茶叶法令和榷茶制度的模式
宋初榷茶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草创到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体现为一系列茶叶法令的颁布。先是建隆三年(962年)刘湛奉诏榷茶于蕲春,开始对从蕲春北销的江南茶叶实行官府的垄断经营。
随后在乾德二年(964年)，将榷茶的范围扩大为所有的江南北销茶，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商人经营茶叶，需入金帛京师，指引诣沿江给茶。在确立官府对茶叶垄断经营的同时，还颁行私茶法：民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杖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也就是在乾德二年实行的榷茶制度，是由沿江的三个榷场(即榷货务)垄断收购自江南的北销茶，商人经营茶叶，先向京师榷货务输金帛，换取算买茶叶的凭证：引，然后持引去沿江榷货务算买茶叶。
在乾德三年(965年)之前，榷茶制度还仅仅是针对由北宋境外销往境内的茶叶，而对北宋境内的茶叶，也即淮南茶，并没有实行禁榷制。对淮南茶禁榷之议，始于乾德三年。如果说之前禁榷江南茶主要是为了防止南商操纵中原利权，禁榷淮南茶则是因为宋政府从榷茶中得到了好处，为了充实财政而实行的。且南北茶法不一，不利于榷茶制度的推行。史载乾德三年九月，苏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后又增加了光州、山场改为十三。淮南茶的禁榷与禁榷江南茶一样，都是由政府统一收购和批发茶叶。其不同在于，由于淮南在宋朝境内，所以政府的千预不仅体现在茶叶流通环节，而且涉及到茶叶的生产领域，淮南榷茶有了关于园户的规定：对于茶叶的生产，置吏总之，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淮南榷茶体制运行的流程是这样的：政府先向园户发放茶叶生产的茶本钱，园户生产茶叶，首先应当先向国家交纳赋税，可以用交纳一定数额的茶叶代替;园户用茶输租后，余茶悉数卖给国家，由就近的山场收购，国家支付的对价就是预先发贷给园户的茶本钱。茶叶由十三山场收购后，统一批发给商人经营。商人经营茶叶，先在京师的榷货务纳金帛，然后持引去淮南的十三山场领取茶叶。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后，把施行于淮南的这一园户管理制度推向江南。
宋灭南唐后，在江南曾一度沿用南唐旧法，官市茶十之八，余二分复税其什一，然后给符，听其货鬻。也就是把园户生产的茶叶，一分为二：官府收购园户所产茶叶的十分之八：对剩下的那十分之二，在收取该份额的10%的税后，可以自由买卖。对于前面的那八分，当然是榷茶法，而后面的二分也属于广泛意义的榷茶，因为政府实际上对该部分收了茶税，如同唐代的税茶法。但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且听其货鬻与官府收购后再批发给商人的价格，肯定是有所差别的，这样就与在江北实行的全面榷茶相冲突，以至于商人旁缘为奸，逾江涉淮，颇紊国法。于是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从江南转运使樊若水之请对江南茶实行全部禁榷。江南茶法调整如下：
其一，诸州所产茶折税输租如山场，即一如淮南茶法，园户所产茶叶在折税输租后，由官府就近设置的山场将余茶统一收购;
其二，增加了榷货务的设置，由原來的沿江三榷货务增加为八个(后又减为六个),以便于适应江南全面榷茶的需要，榷货务的职能是批发由江南各州军买茶场收购来的茶叶;
其三，相对于乾德二年，减轻了私茶的处罚。私自贩卖茶叶十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妇人配为针工，民间私茶减犯人罪之半，榷货务主吏盗茶贩鬻钱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同时还增加了园户私自毁坏茶树的处罚：园户辄毁其丛株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太平兴国二年茶法的调整，统一了南北榷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闽越相继归入北宋，自此，除了广南、四川外，榷茶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即《宋史》卷一八三所描述：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宋初确立的榷茶体制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
其一、政府与园户之间。在产茶的江淮闽浙荆湖诸路，将茶叶生产者编制为园户，设官置吏，统一管理。园户作为专门的茶叶生产者，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合同的法律关系。园户生产茶叶，首先有权获得由政府发放茶本钱，以此作为茶叶卖给政府的对价。而园户所产的所有茶叶，不管是输粗所用，还是折税所用，还是卖给政府，最终都垄断在政府手中，商人若要经营茶叶，只能从政府手中批发。园户负有交出全部所产茶叶的义务，若匿不送官的，以私茶论，按照所隐匿茶叶的价值处以严厉的刑罚：而且园户应尽量保证茶叶的产量，如果私自毁败茶树的，要按照这一部分的产量，以比照私茶处罚，这样园户和政府之间除了横向的合同关系之外，还有纵向的管理关系，其与政府之间的产销关系具有强制性。可见园户对于自己手中的茶叶并没有现在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产权关系不明确。园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因为这种买卖不是双方的合意，是一方的意思的强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因为这种雇佣也具有强制性。他们之间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政府组织园户种植茶叶，向园户发放茶本钱作为酬劳，园户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只具有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
其二、政府与商人之间。政府的茶叶经营机构由京师榷货务、沿江六榷货务、十三山场组成。园户所生产的茶叶，在淮南，由十三山场就近收购并批售;在其他诸路，由政府就近设置买茶场收购，然后运往在沿江设置的六榷货务，由六榷货务批发给商人。这三个机构相比较而言，十三山场兼有收购和批发功能;沿江六榷货务不从园户手中直接收购茶叶，而只是接收由其他诸路的产茶州军的买茶场收购来的茶叶并批发。二者是并行并立关系。而设置在京师的榷货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也就是说京师榷货务的职能是收钱和发引，不负责茶叶的具体出纳。商人经营茶叶的，先向京师榷货务(在东南各地政府也可以)纳钱交款，以射六务、十三场茶,京师榷货务根据商人的要求，区别其所要买的不同场、务的茶，发给不同的买茶凭证。商人持该凭证(引)到沿江榷货务或者十三山场去领取茶叶。这里的引，既有代金券的性质，同时又是商人经营茶叶的许可证。在这里，政府首先充当了一个商人的角色，它把从园户那里买来的茶叶，批发给茶商，这与一般的商人行为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买茶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它与茶商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即茶叶买卖合同关系。商人买茶包括两个行为：先纳钱买引，后持引领茶。交易过程其实在第一个行为就实现了，持引领茶是双方履行合同义务。这个合同关系与一般的合同不同，具有特殊性，即它给商人设定了附加义务，商人买茶后，必须按照交引所指定的地点销售，否则要受到惩罚，这与今天的知识产权法中的许可使用颇为相似。在商人买茶过程结束后，政府与商人之间仍然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商人按照规定向政府交纳商税，违反了茶法要受到政府处罚，而且政府也打击私贩，保证守法茶商的正当利益。
其三、以刑法来保障榷茶制度的实施。这包括对园户和茶商私自交易的处罚、园户私自毁败茶树的处罚、聚众持械贩易私茶的处罚、主管经手茶叶的官吏监守自盗擅自贩易的处罚，以及对巡防卒私贩茶的处罚，区别上述各种情况，性质轻重有别，并以贩易茶叶的数量确定不同的量刑等差，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私茶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宋初的榷茶走的是一条官购商销的间接专卖的路子。由于在这种制度下，商人需要向政府纳钱取得交引来领取茶叶，于是被称为交引法或者入中法，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界定的结果。在这一体制下，政府连接在园户和商人中间，增加了茶叶流通的一个环节，通过对茶叶的低价收购和高价批发来获取专卖利益。由于茶叶牢牢的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对私茶进行严厉的处罚，再加上一系列保证茶叶产量的措施，有利的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可以说，宋初的榷茶是相当成功的。
茶叶的形成和发展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着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着《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着名茶人大多数是着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着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销茶易马，戍边抑戎的宋代榷茶制度
榷茶制度，是指由官府对茶叶实行专卖管理的制度。其最早始于唐代，唐文宗时，宰相王涯推行过榷茶制度，但在王涯被杀之后，榷茶制度也被废止。而榷茶制度的真正实施则是在宋代。之后元、明、清的榷茶制度，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制度，直到清代咸丰年间才逐渐被取代。
榷茶制度流程
1国家在产茶区设立榷货务(宋官署名)和山场。
2山场辖区内的茶农生产茶叶，必须先向山场领取本钱。
3茶叶采制后，将与本钱对应的茶叶交纳，余下的茶叶也必须全部交售给山场。
4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和山场务交付金钱，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榷茶制度时间
公元964年，宋王朝开始明确实行榷茶制度，起初这一制度仅限于江淮、东南一带，但随着国家财政压力吃紧，熙宁七年，朝廷打破四川的特区地位，在川陕地区增设提举司，对四川茶叶实行榷茶制度。随着榷茶制度的不断变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在太平兴国年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六务十三场，处理各地茶政。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代所完善的榷茶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赞赏和仿效，元、明、清的榷茶制度，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制度。直到清代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半壁江山割据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内地通商的影响，榷茶才被征收厘金或其他捐税所替代，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