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古六大茶山历史文化及发展的介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古六大茶山历史文化及发展的介绍”相关知识！
位于勐腊县象明彝族乡境内的孔明山，当地人称“龙谷岩”（海拔1788米），这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安定南中的传说有关。在《新纂云南通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中，其上可俯视诸山，俗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叫孔明山。”民间流传，古代的龙谷岩山上，风大无比、飞沙走石，刮起来令人无法睁眼。诸葛孔明来到龙谷岩，见此情景，设坛祭风，大山得孔明智慧，山风平息。后来龙谷岩就有了孔明山和祭风台的名字。
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相传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南征，途经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士兵们因水土不服，一个个患了眼疾，看不清脚下的路，于是在大山中迷失了方向。诸葛亮情急之下把手杖捅入山坡上，刹时间，奇迹发生了。
诸葛亮的手杖活了，竟然生根、发芽、长叶，变成了葱绿的一株茶树。诸葛亮摘下茶叶煮水让士兵喝。茶水有明目之功效，士兵们喝了茶汤后很快恢复了视力，走出了大山。从此，南糯山上便有了茶树，这里的少数民族就把此树称为“孔明树”，将此山叫做“孔明山”，尊孔明为“茶祖”。
后来每逢农历七月十六日，在孔明生日的这一天，当地的人们都要举办“茶祖会”，高悬孔明灯，载歌载舞，对月品茶，寄托思念。
其实，古六大茶山早在三国以前就种植有野生古茶树，三国以后即有少量的茶叶作为商品交换贸易，到了晋朝，茶叶商贸逐渐得到发展，唐、宋时期已形成茶叶种植基地，茶马互市渐成定制。明洪武年间，古六大茶山被划为一个单独的行政管理区域。清朝中叶，茶山贸易空前鼎盛。
古六大茶山于元朝初步形成，茶园超方亩。明朝时茶园面积进步扩大。到了清朝年间，茶同栽种面积超过10万亩，尤其是清乾隆至咸丰年间，是古六大茶山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最为鼎盛的时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古六大茶山在清朝末年及民国时期逐渐走向衰亡。
当时的古六大茶山有三座半分布在倚邦附近，有一座半分布在易武，有一座分布在今基诺山。茶叶产量以易武为首，倚邦启次，朝廷所需贡茶，由思茅厅负责在倚邦、易武采办。
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古六大茶山又恢复了“万亩茶山万担茶”的丰盛景象，展现出昔日茶贸兴盛的风采，易武茶山成为今天最著名的茶文化之山。
勐腊，是一句傣语，汉译为盛产茶叶的地方，也叫茶乡或茶水河流经的地方。传说，很早以前：佛祖释迦牟尼来到勐腊传教讲经时，当地信徒殷勤献茶给佛祖品茗，佛祖便赐名勐腊——茶乡。
历史上，古六大茶山除攸乐茶山在今天的景洪市境外，莽枝、蛮砖、倚邦、革登、慢撒五大茶山都在勐腊县境内。明、清两朝的贡茶也多在勐腊县境内的五大茶山采收加工。
历史上著名的制茶重镇倚邦、易武也都在勐腊县境内，当年用石板铺设的茶马古道仍有迹可寻，依稀可见。
倚邦街，一是明清两代声名远扬的一个山乡集镇，有“普洱茶博物馆”之称，在明末清初就扮演着普洱茶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
倚邦街位于勐腊县象明彝族乡北部，如今是村公所所在地。倚邦街在史志中简称为“倚邦”，是历史上古六大茶山的中心。
倚邦街有一块保存在村支书家里的清朝牌匾，匾上刻有“福庇西南”四个镏金大字，左边落款：护迤西道事前署普洱府思茅同知加三级记录十次功。牌匾右刻：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季夏之季。“福庇西南”表明作为清朝贡茶产地之一的倚邦在西南地区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倚邦村公所门前靠放着三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石碑，分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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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六大茶山历史渊源
对普洱茶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普洱茶走向鼎盛达到“名重天下”的时期。翻阅清代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关于普洱茶的记载几乎都是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六大古山即今西双版纳澜沧江东岸的勐腊县以及景洪市境内的倚邦、易武、莽枝、革登、攸乐。为什么清代的史书总是是说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呢?普洱茶和六大茶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追溯到明清时期的西双版纳即车里宣慰司以及清雍正年间那场震撼南疆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运动——改土归流。
车里宣慰司
车里宣慰司是一百多年前西双版纳的称呼，包括今西双版纳全境加上普洱市的思茅、六顺、整董以及老挝的勐乌、乌德等地1729年以前都属于车里宣慰司的管辖范围。车里宣慰司的前身为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是元朝中央朝廷与1293年在云南南部边疆设立的一个土官自治地方政权。无论是元代的的车里路军民总管府还是明代的车里宣慰司其管辖范围都要远大于今西双版纳。
1729年之前车里宣慰司有十二个版纳，包括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而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从明洪武十七年至1950年止一直称为车里宣慰司。到了1729年改土归流之后将车里宣慰司辖区内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划归为普洱府。所以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有承接、并存的历史渊源，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与普洱茶有割不断的关系。
研究、考证普洱茶历史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要关注，改土归流是这两个政权发生改变、出现承接并存的起因和缘由，而六大古山之所以被史籍反复记载与改土归流有很大关系。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代中央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行动，长达数十年。简单的说，改土归流就是封建中央要剥削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士官们的各种权利，派中央朝廷委任的各位流官(主要是满人、汉人、蒙古人)来管理各位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权体制，改各地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为府、州、县、厅。而改土归流的提出者实施者是鄂尔泰。
鄂尔敏上任云贵总督时，由于贵州苗族和云南乌蒙,东川等地的少数民族抗清活动频繁，变向雍正皇帝提议改土归流,并得到雍正皇帝的大力支持,在他上任的两年内便将贵州苗族地区及云、贵、川交界地区的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全部改流。再想扩大改土归流的范围时，反抗的少数民族在起义失败后退到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六大茶山藏了起来。起初由于车里宣慰民族团结且一直处于归依顺服的态度，鄂尔敏正想着以何种理由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时，住在莽枝山的麻布朋因气愤妻子与汉商通奸便将其杀害，此事本属于合法事件，却被汉商反咬，诬告麻布朋杀人。鄂尔敏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清军进山抓捕麻布朋。至此清政府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的大幕正式拉开。
因麻布朋引起的六大茶山战争结束后，鄂尔敏成立了普洱府将原来归属于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澜沧江以东的普腾、勐腊、思茅、勐捧、勐乌、整董六个版纳规划为普洱府直管，并在攸乐设立同知，建攸乐城。但是由于其管理方式出现问题，致使六大茶山战事不断,直到1735年,滇南少数民族的起义完全平息，同年云南茶法正式颁布，普洱府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做了调整，即:三庭一县一厅(思茅厅(包括六大茶山)、威远厅、他朗厅、宁洱县、车里宣慰司)。
虽说改土归流具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和大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使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加穷苦不堪，但是它成立了普洱府，是普洱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普洱茶从由车里宣慰司到普洱府的转变，让茶叶买卖由土司垄断茶商放贷转为持“茶引”购茶，进贡茶则由既贡缅甸王又贡天朝皇帝转化为只贡天朝皇帝，普洱茶的制作技术,加工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茶法的颁布也保证了普洱茶的规范管理、计量统一、纳税准确、运销通畅。简单的说普洱府改变了普洱茶、提升了普洱茶。
在鄂尔泰进行改土归流时，虽说车里宣慰司管辖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反抗和起义，但是并不能否认车里宣慰司的首领们在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安危时牺牲地区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
深刻的了解了茶的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品味出茶的真谛。
宜兴红茶历史文化及发展
宜兴红茶历史发展
汉史以名，三国以盛
东汉年间，宜兴红茶已在汉家史书《桐君录》中得名，书中有言“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而其中的晋陵即指宜兴，后更有汉王到宜兴茗岭“课堂艺茶”的趣史；到三国孙吴时代，孙权曾居阳羡为政，对其极力推崇，固宜兴红茶兴盛于江南，美曰“国山茶”。
誉满唐年，诗颂文撰
唐朝年间，无论市坊乡野还是权贵宫廷，宜兴红茶已是誉满天下，茶圣陆羽亦在《茶经》中大加褒扬“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更另其名重一时；唐风好文，卢仝、杜牧、白居易、皇甫冉、陆龟蒙、张籍等诗文大家，都因深谙宜兴红茶而诗颂文撰诸多，特别是亦有“茶圣”之称的卢仝的一句“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更是将宜兴红茶的文化底底蕴趋向极致。
宋间紫砂，明清人家
宋朝年间，苏轼曾居宜兴，深研宜兴红茶在饮用中与紫砂茶壶的交相辉映之趣，并将其心得录于后人，对宜兴红茶文化和紫砂文化归于一统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下生产和经营上的逐步成熟，宜兴红茶已经成为百姓人家中的生活必需品，深入乡里，享誉民间。自然孕育，技艺雕琢
宜兴红茶乃自然孕育之佳茗，固所产之地必然先天独厚；而宜兴红茶亦为隐世璞玉，更需后天技艺精心雕琢。得春谷蕊宜兴红茶，凭靠着“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境，再加优质茶田500余亩，以及风雨适度，晴阴协调，固能够集先天之大成；又倚设备之精良、人力之精干、技艺之精湛，妙手天成饰雕琢，更令茶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不事源水，入沸弥香
宜兴红茶在浸泡饮用时无需繁多的茶工琐事，一不事源水，虽以软水为佳，但对于其他浸泡用水的来源亦是处之泰然；二不需洗茶，宜兴红茶因其叶芽细嫩，所以第一泡的茶水即能饮用；三不计沸度，只要是沸腾过后大约85度到90度的水温即可取用，入沸仅需二十秒，弥香悠然即若岸芷汀兰，更兼有解渴降温、提神醒脑、解毒利尿、除腻化积、减肥养颜、抗衰增寿、降压控脂等功效。
紫砂为器，相依成趣
清人汪文柏曾在《陶器行》中写道“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即是美誉宜兴出产的紫砂壶，而在品茗宜兴红茶之时，若能深谙紫砂为器的相依之道，聚味、增香、保温、保质，故而成趣成景，既是宜兴红茶文化的瑰宝之一，亦是平添饮茶间的唇齿增香。
藏茶历史文化及发展
藏茶是少数民族中近六百万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又称为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与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黑茶，藏族谚语说：“旦夕不可暂缺”。
从古到今，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销茶等。是采摘于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雨极高山，当年生成熟茶叶和红苔（高山小叶种），经过特殊工艺精制而成的全发酵茶。从产地定义：历史上雅安为西康省省会，管辖现归属四川省的康巴地区（后藏），现四川省雅安市八县蒙顶山脉包括本山在内的十多个高山优质茶园；是专为西藏及周边藏民聚集区生产的小叶种全发酵砖茶主要源头；
从需求上定义：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强辐射，居民生活必须摄入高脂肪、高热能食物以适应自然环境，藏茶成为调和和分解油腻、补充维生素的必需品。高海拔地区不产茶，所以要从汉区贩茶到高原，就形成了藏族生存的补给线（茶马古道、南路边茶），藏茶也称为藏族同胞的生命之茶；
从民族物质互补上定义：历代历朝都将藏茶作为替换战马和节制藏族同胞的锐器，曾一度使茶成为政治需要的砝码，到明代洪武年间最为严厉；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地位提高，藏茶又成为连接民族友谊的桥梁；以金尖和康砖成为民族团结茶主流；
从经济上定义：因为藏区在历史上货币杂乱，加之社会形态处于农奴阶段，以物易物是交易主流，藏茶按条（竹篾长条，有10kg/条、5kg/条）比值论价交易，又因为藏茶贮存越久，价值越高，藏族同胞把条茶囤积起来，成为储蓄的主要方法，往往在物质匮乏、经济萧条年代将条茶当货币使用；
从生产工艺上讲：藏茶是各种制茶中最为耗时、最为复杂的流程茶类，一般要经过和茶、顺茶、调茶、团茶、陈茶五大工序和三十二道工艺，约六个月左右，依古法炮制出品，标准藏茶褐黑有光，具有红、浓、醇、陈四绝特色。
由于藏茶是黑茶的鼻祖，其制作工艺极为考究，而且由于持续发酵（反复发酵）的原因，所以极具收藏价值，她是古茶类中收藏值较高的茶种。
藏茶的历史源流
有文字确切记载出现在《宋史》上，但从西藏的其它典籍中考证，自西藏出现藏文字以来，茶就是经常出现的内容之一，西藏史记载的传说有两种。
一说是唐代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久病卧床。一天，藏王依窗休憩，忽见一只小鸟飞来，口衔一根嫩枝。藏王命宫役取来熬水，服下后，固疾竟不日而愈。藏王遂派人按此树枝四处寻找，终于在临近汉区的高山上找到了茶这种植物。
另一说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带三件宝物：茶叶、丝绸、笔墨。自此，藏茶和中原文化逐渐与藏胞的饮食起居融合，形成了今天独特的藏文化。
总之，藏茶的历史随着中原和西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藏茶的发展在元朝统治西藏时期达到鼎盛。公元1206年，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率骑兵直指阿里，西藏归降。成吉思汗去世后，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将甘肃、青海及原西夏属区封给他的二子阔端，阔端将藏茶引入蒙军,蒙军的金戈铁马，将藏茶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这也是中国茶（black tea）在欧洲的发端。
直到今天，从中国运去的砖茶仍然是中西亚最为认可的正品“茶”，藏茶流传迄今，至少有上千年历史。因为藏茶成为藏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以它作为控制西藏的“利刃”。这种区域封锁和交易专断性（榷茶制）,使得这种千年古茶在汉区也变得异常珍贵。
雅安藏茶企业和产品介绍
瑞福生苗溪私家茶庄园，坐落于雅安天全县大坪山，属于蒙顶山系，海拔1300米高山。始建于1953年，茶山占地3万亩，茶园3000多亩，这些古茶树60年来在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生长，被四周2万多亩原始森林层层包裹，终年云雾缭绕。 与世隔绝，宛若仙境。
这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年均降雨量1500—1800毫米，森林覆盖率90%，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世界顶级水平，拥有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天然环境。
茶园采用立体生态循环模式科学管理，有机茶品质高。为探索茶行业营销发展新方向，推出了私家茶叶庄园认购新模式，以高品质原生态高山有机茶叶为基础，从种植、生产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实现全程跟踪，为茶园主提供定制化的贴心服务，打造茶行业可持续发展产业链。
历时三年（2011—2013），公司基地管理团队通过对茶园改造和种植生产管理实践总结制定了有机茶园基地生产管理标准体系；创建了中国首个茶叶庄园管理新模式：立体生态循环茶园。
一杯干净好茶是瑞福生一直的坚持，茶叶从种植到制作坚持生态古法，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千亩茶园品类有每年春季采制的绿（古芽）、红（古韵）、黑（血统藏茶）。高标准的品质要求使茶叶辨识度非常高，返璞归真！还和国家老年委合作定制适合老年人的生态藏茶。
福鼎白茶的历史文化及发展
福鼎有这样一个传说，太姥山古名才山，尧帝时，有一位蓝姑在此居住，以种蓝为业，为人乐善好施，深得人心。她常用将所种的绿雪芽茶作为治麻疹的良药，救活了无数小儿。人们感恩戴德，把她奉为神明，称其为太母，这座山也因此名为太母山。到汉武帝时，派遣侍中东方朔到各地授封天下名山，于是太母山被封为天下三十六名山之首，并正式改名为太姥山。古白茶的诞生与福鼎民间流传的太姥娘娘之蓝姑传说不谋而合。
也有学者认为，白茶的起源至少在唐朝之前。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七之事》曾引用《永嘉图经》的一句话：“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椽教授在《茶业通史》中指出永嘉县南三百里是福建的福鼎（唐为长溪县辖区），系白茶原产地。可见唐代长溪县（闽东）已有“白茶”品种。民国《太姥山全志》的作者卓剑舟诗中有“闻道郑渔仲，品泉兰水涯，可曾到此洞，一试绿雪芽”之句，郑渔仲即宋朝史学家莆田人郑樵，从诗中可以看出卓剑舟认为宋朝的郑樵曾品饮过“绿雪芽”白茶。另据央视报道，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曾经创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1000多年前的茶叶，更让大家惊奇的是，这些千年以前的茶叶还是茶叶中少之又少的极品白茶。尽管福鼎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但是史书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以至于很少人了解白茶的历史悠久。
明代田艺蘅所著的《煮泉小品》中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生晒茶沦于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其中“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就是白茶的加工方法，这也表明白茶的品质接近自然，品质良好。这是有关白茶生产与品质的较早历史记载。后来，明代闻龙在《茶笺》（1630年）进一步追述“田子以生晒不炒不揉者为佳，亦未之试耳”。这种“不炒不揉的制茶方法”，正是当今白茶制法的特点，即将“取芽”、“生晒”、不炒不揉融为一体。
明清时期，太姥山茶（尤其绿雪芽）的声名更盛。明代谢肇淛《太姥山志》里多处提到太姥山产茶。明代陆应阳在《广舆记》中写道：“福宁州太姥山出名茶，名绿雪芽。”清初周亮工《闽小记》、郭柏苍《闽产录异》、吴振臣《闽游偶记》、清邱古园《太姥山指掌》等文献中都有关于“绿雪芽茶是也”的记载。民国卓剑舟著《太姥山全志》时就已考证出：“绿雪芽，今呼白毫。香色俱绝，而犹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惊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国外，价与金埒。”太姥山一片瓦寺（鸿雪洞旁）的僧人至今仍沿用古法制作绿雪芽（现已由丹井茶室一阙姓居士打理），每年架梯到鸿雪洞顶采摘野生茶树的芽，晾晒成茶后待客，成品如白毫银针。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当地田野调查，普遍的观点认为福鼎是中国白茶的原产地，其生产白茶的历史悠久。福鼎白茶贸易也是历史悠久。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鼎沙埕港设贸易口岸，出口茶叶。清嘉庆初年，“白毫银针”被誉为世界名茶，是英国女王酷爱的珍品。1910年起，“白毫银针”畅销欧美。清末民初时，福鼎白茶已远销欧亚39个国家和地区。《太姥山全志》曾有记录：“运售国外，价与金埒。”2011年，在西泠印社春拍场上，有数品民国四年（1915年）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精茶”原装登场，1915年英文印鋻宛然尤在。其中，福建的马玉记白茶荣获当年巴拿马万国会的金牌奖章，此款参展茶采用精选芽尖制成，虽时光流逝百年但其茶身的白毫依然清晰可见，保存之完好堪称奇迹。根据福鼎点头柏柳村梅伯珍（梅筱溪）在民国时写的《筱溪陈情书》中所记，福建马玉记白茶都是由梅筱溪提供的。
种种资料表明，福鼎产茶历史悠久，茶史遗存丰富，一些古籍记载和论述无不彰显着福鼎白茶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福鼎茶叶的演绎文化历史，正是中国茶叶发展史的缩影。因此，品饮白茶，是个缅怀祖先勤劳智慧、体验悠悠古典情怀的过程。
古六大茶山趣事
古六大茶山趣事
位于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历史悠久，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一页，古茶园里，几百年的老茶树随处可见，当地人已经无法准确地说明这些老茶树的栽种时间，只知道最老的茶树是“武侯遗种”。1700多年以前，诸葛亮带兵南征，渡过沪水，深入不毛，的确到过滇南一带。然而，是否到了西双版纳，现有的史料却无法加以佐证。但是，居住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是习俗、建筑、地名、民间传说，很多都与诸葛亮又关。比如：傣族过“泼水节”的时候要放孔明灯，相传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的；傣家居住的竹楼相传也是根据诸葛亮帽子的式样建筑；在攸乐古茶山和革登茶园中间有一座孔明山，传说诸葛亮在山上种下了茶树；民间还传说傣族妇女穿的“筒裙”就是根据诸葛亮的衣袖而缝制的。古茶园与诸葛亮的联系就更多。笔者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走访了六大茶山的老茶农，就六大茶山地名的来历进行了专门的收集和整理。
民间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使用计谋，七擒七纵蛮夷首领孟获，平定了滇南，为了安抚人心，诸葛亮带着农具、布匹、茶种遍访滇南各土著民部落。在其走过的地方，留下了很多东西作为纪念，六大茶山名称就是根据诸葛亮留下的物品而得名的。据说，诸葛亮走到了一座有土著民族居住的大山，看到那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非常合适种茶，就撒下了茶种，并在山上埋下了一面铜锣，当地的土著民族为了纪念诸葛亮，故将诸葛亮撒下了茶种的山称为“有锣山”（攸乐山），居住在山上的土著民族也改称为攸乐族（现称：基诺族）。诸葛亮离开攸乐山向东南方向走去，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了现在的象明乡新发村，在山下撒下了茶种，并亲手种下了一棵茶树（后人称为茶王树）。离开时，诸葛亮将自己用过树的一幅“马镫”埋于山上，当地人就将此山称为“搁镫”（革登）。买好了，马镫，诸葛亮向南走了半天的路程，拜访了摆夷首领，将带来的布匹、茶种留了一部分给摆夷人，还将一面“铜铓”埋在了茶树旁，摆夷人就将此山命名为“铓置”（莽枝），诸葛亮亲手种下的这棵茶树被后人称为“茶王树”。诸葛亮告别了摆夷首领，顺山而下到了现在的曼庄，应当地人的要求在山上撒了茶种，并将军中打铁用的一块铁砖埋在撒过茶种的山上，当地人为了表示非对孔明的怀念，就将此山叫做“蛮砖”（曼庄）。一路走去，孔明到了现在的易武一带，受到了当地部落的盛情邀请款待，诸葛亮将带来的农具送给了当地的人民，教他们如何使用农具来提高生产力，将带来的茶种撒于周围的山上，并在刮风寨后面的大山上于部落首领一起种下了一片茶树。孔明在此停留做客，并要求帮助种茶，孔明即吩咐正在撒茶种的随从“慢撒！慢撒！！”，然而茶种已经所剩无几，孔明只好派人快马回去再取茶种，在离开的时候，将山命名为“慢撒”（今易武一带）。诸葛亮到了现在的倚邦，将运来的茶种撒在了山上，并将一个军中打更用的“木梆”埋在山上，当地人就将此山叫着“一梆”（倚邦）。然而，回去取茶种的人比较粗心，将小叶种茶仔当作大叶种运到了倚邦。所以，现在倚邦古茶园以小叶种居多，而其他五大茶山都是以大叶种为主，对于诸葛亮南征时所做的一切，后人有诗赞曰
羽扇纶巾拥碧幢，七擒妙策制蛮王
至今溪洞传威德，为选高原立庙堂
民间关于六大茶山地名的传说，听起来觉得有一些牵强，也没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能证明诸葛亮本人到过西双版纳。但是，《三国演义》第九十回写道，平定滇南以后，长史费炜进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王；目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尽服。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皆乎之为慈父；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誓不再反。书上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后来是否有人留下，已经无法进行考证。
诸葛亮与六大茶山的地名问题，在《普洱府志-故迹》篇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旧时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铓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总之，六大茶山古茶园与诸葛亮又很深的渊源。
(2)倚邦茶山碑文
清朝期间立于倚邦古茶山的茶石碑文经历岁月沧桑的洗礼，有的文字已经很难辨认，无法辨认的字就用“0”来代替，先将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块较完整的碑文记录如下，以供鉴赏和考究。
准生普洱府分防思茅抚0加五级记录十次0为赏示永远遵守按茶抽收以保贡典而全民命事本年三月初九日据倚邦禀报称0查明属倚邦采办茶民屡遭回禄前经具禀在案继因瘟疫甚行采丁三0其二是以二十五六两年土弁应征贡茶钱粮无力早完维蒙前府宽办缓征二土弁误工之最准免午夜深思以前如此难办后何完约至正月内传集通山目民会议别无筹画概言惟有按茶抽收银两添办贡茶钱粮按茶抽收其银原出目民等有茶园之人于客商原无因涉客商买茶各将所抽之银扣在买价之内土弁与通山目民回忆如此办理等情禀请出示前来查该弁妥议处理且仿照易武抽收之式如果商民两便准即永远遵行除禀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应该土弁目民人等遵照自示之后等办理抽收银数比照易武纳倚邦四分之一每担抽银三钱则倚邦纳易武一分之四每担准应收银一两以资办茶公用在山收银在思收0该土弁按照每担收银公费毋得外加苛索等尚有售卖人等并无刻苦致籍词估抗准其禀解赴弊辕研治如该弁格外苛抽亦准禀呈查办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遵刻泐石
(3)易武“石屏会馆”的断案碑
易武在普洱茶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百年来，因茶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时有发生。在原“石屏会馆”右侧，竖立着一块高1.3米；宽0.7米的石碑，被后人称为：“断案碑”。这块碑立于清朝道光十八年冬月初十（公元1838年）。全碑共有1142个字，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当年易武茶叶生产的史实。
易武是古六大茶山之一，在贡茶的交纳，茶叶的买卖和茶税方面存在的争端很多，有时候其矛盾还十分的尖锐。针对当时茶叶价格偏低，而茶税过重的情况，茶商张应兆与肖升堂、胡邦直等人看到各种苛捐杂税太多，易武的茶农已经不堪重负，茶叶产量年年下滑的情况，上书易武士官，要求减轻茶叶的税收，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不断提高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士官不予采纳，反而借代禀思茅之机，将张应兆的两个儿子监禁起来，并加以刑罚。张应兆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又相约吕文彩一起到普洱府状告易武士官，受到了普洱府的高度重视。普洱府正堂黄主讯断了全案，谕易武士官：“听其民便，不得苛索”。并提高了茶叶的价格，减轻了税收。鉴于士官滥用职权的情况，还同时规定了办公行膳的限量。
为了不使易武士官滥派茶税，或着日久复辙，张应兆等人就在“石屏会馆”内立了此碑，将整个案情刻在石碑上，以便让士官遵守，让世人铭记。
断案碑记小引。
窃维已甚之行，圣人不为，凡事属已甚，未有不起争端也。 如易武春茶之税，每担收壹两柒捌钱，已甚竭极。故道光四年，兆约同萧升堂、胡邦直等上控，求减至柒钱贰分，似于地方大有裨益。乃道光十七年兆之二子张瑞、张煌幸同入库，兆到山浼，易官论茶民帮助此须，似合情理。奈王从五、陈继绍不惟怂恿易官不谕，且代禀思茅、罗主差提刑责，掌责收监伊等之伙党暴虐，额外科派概置不论，兆又约同吕文彩等控经。
南道胡大人蒙批仰
普洱府黄主讯断全案烦冗
将祥
道移思扎饬易官遵奉
缘由勒石以志不朽云
谨将署普洱府正堂黄主祥上移下文卷定章录刊于左
查此案前经敝
署府审看得石屏州民人张应兆、吕文彩等先后上控易武土弁伍廷荣、曾字识、王从五、陈继绍等，年来诡计百出，伙党暴虐，额外科派各情一案，缘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藉石屏州，于乾隆五十四年前宣究招到文彩等父叔辈，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
贡典，给有招牌已今多年，无谓前茶价稍增，科派尤轻可以营生，近因茶价低贱，科派微重，张应兆等即以前情赴宪辕卖控，奉扎下府，遵即移案，证遂一查讯条款内辅土弁，字识等拆收。
贡茶，系奉思茅厅谕该首目，以二水充抵头水茶，本年剖银叁百两，系买补头水茶，嗣后二水行禁革。易武私设行具，讯系管押罪人，但不得妄拿无辜，其抽收地租仍照旧例。 易武一案，上纳土署银贰钱，以作土官办公养膳，一钱存寨内办公。如该土弁赴江、赴思夫马照旧应办，仍邦供顿银叁十两，自曼秀至曼乃各寨，仍照旧上纳土署银叁钱，赴江、赴思夫马供顿使费，以及吃茶肆担，各寨揉茶银拾两，祭龙猪四口，水火夫一名，永行禁革。易武土弁，因公出入夫，不得过二十名，马不得过十匹，该土弁无事不得出寨，及黑夜行走，遇有公件许用火把夫二名，马一匹，如遇江上派钦，仍照通山分剖，由思由江回署，各首目拴线，只许用鸡酒。镯听其民，便不得苛索酒课(每年每个瓶子)上纳叁分，不许任意派收，又加派茶价银伍两减免，不得派收，该土弁有事需银借贷，听其民便，不得逼借。至通山应办江干银三佰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差脚尾巴银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照旧办理，责成各寨客会收祭通山站所听其民自裁。叉李洲、李增兄弟三十七两，讯系李洲畏烟瘴央王从五等催人抵李洲赴江工银，黄金熔银贰拾两，钱肆千文，讯系因张占甲板扯张义成银四十两，讯系因使大等子，又贾小四诈车上驷银拾两，讯系因张应兆父子住宿车上驷家，车上驷畏罪给贾小四之项均已罚入庙内，修庙修路。并将土差贾小四责惩，俱已遵断具结存案，请免置议缘奉。批饬理合，请讯断缘由具文详请
宪台府赐查核批示销隶，实为公便等性奉
批查此案，既经该署府提集原被人讯断明确，两造俱已久服。如祥准其销案，叩即查照，并移思茅厅知照，此缴等因奉此，当经移知前厅饬遵办理在案，兹奉批前因合再录看，移知为此。合关贵厅查照迅即扎饬该土弁遵办，毋得玩违。 该民人等，亦毋得借词藐玩，均于查究切切须至关者。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移思至十二月十七日，扎饬易武内云该土弁得再行违断监派并将遵断缘由先行据实禀覆核夺，奈王从五、陈继绍硬不代禀，恐日久仍蹈前辙因立碑为记。
道光十八年岁在戊戌孟冬月望十日张应兆同合寨立
(4)曼撒茶山之“茶王树”
曼撒位于勐腊县以南，南起“茶王树”；西接曼洒；东到秤杆梁子，都是茶山。曼撒茶山属于六大古刹山东的主要茶区之一，过去在弯弓大寨还有一座大庙，庙门口有“石狮镇白虎岭”。相传在“茶王树寨”旁边有一棵“茶王树”是“武侯遗种”，一水可以产茶一担另一只（一担等于150老斤；一只等于75老斤），老茶树主干于1917年前后枯死，从其根部长出三叉新枝，直径都在30公分以上。
1975年11月23日，原云南茶叶协会副理事长蒋铨和易武乡干部张绍儒、曼洒村民张六四以及杨家寨农民段小康等四人，前往深山查访“茶王树”旧址，一行四人于早上9点从杨家寨启程，过湾弓河，翻越小山后进入大森林，到达“白茶园”，看到很多生长在高大杂木树林中的老茶树，属于小叶种，嫩叶背后茸毛极多，故称为白茶。走过“白茶园”，翻过山梁子，过茶王树河、金昌河、勐醒河，达到茶王树林已将近天黑，看到整片茶林都是高达二丈以上的老茶树，均为栽培型茶树，大的有一抱以上，最小的也有碗口粗。第二天，对两棵较大的茶树进行了测量，其一，树根部周长104cm，分为四叉，周长分别为24cm、33cm、31cm和54cm，其二，根部周长120cm，从根部分出四枝，直径分别为43cm、43.5cm、26cm、33cm。据其推测，这些老茶树应该在55代以上，与勐海南糯山800多年“茶王树”周围的树龄差不多。
在六大茶山中，几乎每山都有大茶树，直径都在40cm以上，树高有的超过20米。大茶树的存在与发现，对研究六大茶山的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研究大叶种普洱茶的原产地展示了有力的证据。
(5)奇特的“茶王树”
据茶山老人时代相传，在革登衬衫上有一棵栽培型大叶种“茶王树”，是当年诸葛亮种下的。在清朝光绪年间，这棵大茶树每年可年产干茶六至七担之多，每季产干茶约二担，真乃茶树中的稀有之物，世间罕见。可惜的是，这棵大茶树在民国前就已经枯死了。这棵大茶树的具体位置在新发村背后的高山顶上，当年就很少涉足。
曹仲益，倚邦土司的最后一代传人，“文革”前是西双版纳州建设科副科长。1963年，曹仲益回家乡探亲，路过新发村，于是约新发村陈小二一起前往查看大茶树遗址，到了山顶一看，老茶树干枯的树干已经被白蚁吃尽，只留下一个很大的洞穴，经测量：洞穴一方为270cm；另一个为325cm，旁边还有当年茶农祭拜的石碑数堆。从其洞穴的大小来看，可以想象此树之大，实属世间罕见的大茶树，不愧为“茶王树”，如果成活至今何止千年。
除此之外，据革登山的老茶人说，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革登茶山的八角树和另一个山梁上还有大茶树，都是每年光春茶一季就能产一担干茶的大型茶树，民国中期被傣族民族放火烧死了。
(6)易武“落水洞”村大茶树
易武落水洞村的大茶树属于该村李家所有，据李老太讲，其祖上从石屏迁来已经有六代人历史了，在其祖上迁来以前，落水洞的山上就有老茶树了，刚来的时候是帮别人种茶，从第四代开始才有自己的茶园。
李老太今年已经74岁了，她说在其很小的时候，这棵大茶树就在山上了，基本上也是现在的大小，没有长达多少，起码有400-500年以上的历史了，在这棵老茶树旁边还有两棵小一点的大茶树，2002年被勐腊县城建局的人挖走，种在勐腊县城广场。
另外，易武民间传说，易武一带在汉朝就已经有茶树了，孔明公来的时候才教当地人如何采茶、制茶、饮茶的方法。所以，易武人称孔明为茶祖，每年农历7月23日是孔明的生日，茶农们就要集会纪念，当地人称之为“茶祖会”
关于易武普洱茶的形状，多年以来，人们发现的易武产品都是圆茶。砖茶要以勐海的“可以兴”茶砖为最早的砖茶。但据《西双版纳文史资料》记载，在民国初期，易武乾利贞茶庄的老板就制作过方茶，其产品主要是运往泰国销售，可惜已经无法找到实物了，否则被称之为砖茶之王的可以兴砖茶就要退居第二了。
(7)石屏茶帮
清朝末期和民国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倚邦街的制茶业逐步落后，而易武街却是茶庄林立，制茶业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生意兴隆，倚邦、莽芝、革登、曼庄等茶山的内运外销，声势浩大，有的马帮一走就是百匹马，相隔几条山箐都能听到马帮的铃声。
在往来的马帮和茶商中，石屏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将易武的茶叶、棉花等运往石屏，再销往昆明等地。茶叶运到昆明后，不可能马上销完，只好将茶叶堆放在客栈的货仓，或者堆放于商店内。由于茶叶包装体积大，占仓位多，又不能与其他货物堆放在一起，更不能受潮，必须有专门的仓库，这样一来，茶叶的仓储费用就比较高。为了石屏茶商的共同利益，茶商们相议，在昆明购置房产，作为石屏茶商在昆明堆茶成交之所，购房资金由石屏在昆明经销茶叶中的担酌收费积累中支出。光绪二十年石屏茶商在昆明文庙街购买瓦房一院，上层正三间瓦楼房，下层正间平房，天井两侧有耳房，占地200余平方米。取名为“石屏茶帮”，正楼供“陆羽牌位”奉为茶祖，还专门请清朝光绪葵卯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提书板联一对
上联：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玉茗香浓，金兰谊永
下联：与三五朋友乡风共话，茶楼梦绕，华浦春回
横批：云根文彩
茶的起源及历史文化介绍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利用茶的国家，茶叶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打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书卷，几乎从每一页中都可以嗅到茶的清香。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唐代陆羽的《茶经》不仅系统地总结了种茶、制茶和饮茶的经验，而且将儒、释、道三家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融入茶事中，把茶事活动升华为一种充满中华民族特色的高雅文化，即中国茶文化。
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为了辨别草木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外考察休息时，用釜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釜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釜里的汤水，却惊奇地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这种叶子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发现这种植物具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透明的肚子，但凡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之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现在的“茶”。
古人赋予“茶”字很多美好的含义，其中有两种解字说法流传最广：第一种，以“茶”
字象征长寿。“茶”字的草字头与“廿”相似；中间的“人”字与“八”相似；下边的“木”则可分解为“八”和“十”。将由“茶”字分解出来的“廿”加上“八”再加“八十”等于108。
因此，古代文人把108岁的老人称为“茶寿老人”。久而久之，“茶”字被用来代表长寿的意思。第二种，以“茶”字倡导回归自然。“茶”字可分为草字头以及“人”和“木”三个部分，“人”在草之下，木之上，即为茶，爱茶人将其解为：人在草木间，孰能不饮茶，同时也有倡导人们回归自然的意味。
关于茶的最初的记载见于晋代常璩着的《华阳国志》，其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的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编者注：“荼”是茶的早期称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茶作为祭祀历史文化及发展
祭嗣
祭祀在中国古代是天大的事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有道理的。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和天，除去其中的迷信成分，我们可以知道祭祀在培养共同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方面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没有对祖先、对上天的祭祀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个民族的形成。
由于祭祀如此的重要，自古以来它就为朝廷和家族所重视，并因此成为传统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在祭祀中的使用，应该是在它成为饮料之后的事情，因为祭祀之物大多是死者生前使用或喜爱的东两，只有这样才合乎事情发展的规律。所以在东汉之前，至少在此时的北方，茶还没有进入祭祀当中。大约到了晋代，以茶待客逐渐兴起，以茶为祭也可能出现在这时。
到了南北朝时，茶作为祭祀之物正式记载开始出现。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武帝本纪》中记载，齐武帝萧赜于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下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千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以茶为祭可能最初起源于民间而后为齐武帝萧颐吸收到丧礼中，因此这并不是以茶为祭的开始。
以茶为祭的对象可能原先只是祖先，后来才推广到了天地、自然现象，以及道教的神仙、佛教的佛、菩萨、罗汉等。《神异记》中讲到过有个叫虞洪的人偶遇丹丘子（传说中的仙人），应其所请以茶“因立奠祀”。这些记载只代表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广泛地用茶做祭品，据认为还是全国一统的隋唐时期，这时茶饮之风逐渐盛行，李郢的诗句中有“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准复见；十里皇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这恐怕就是和清明的祭祀有关吧。
作为祭品的茶其礼节要比一般的茶礼虔诚和讲究。在朝廷的祭典中，所用的都是进贡的上好茶叶，在一般寺庙中敬佛时，也都设法以最好的茶叶敬奉，《蛮瓯志》说：“《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我国古代，主要有三种用茶作祭的形式：一是在茶碗、茶盏中注入茶水；二是不煮泡而只放干茶；三是不放茶，而只置茶壶、茶盅作象征。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写道：“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奉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在宜兴的明代县志中此事也有记载。意思是明太祖朱元璋喜欢喝顾渚茶，于是朝廷定下惯例，在每年的清明前二日到奉先殿用茶祭祀的时候，采用焚烧的形式。
浙江名茶历史文化及发展
浙江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区之一，全省除四个县外，都出产茶叶，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本省出产的茶叶，以产区不同，分为杭湖茶、平水茶、温州茶、遂淳茶四大类。尤其是杭州龙井茶和平水珠茶，是我国特有的茶叶品种，畅销国内外，声誉更著。
茶叶含有茶素(咖啡硷)、单宁、芳香油、植物性蛋白质、果素、叶绿素等成份，泡饮后有提神、解渴、利尿、消食、去痰、醒酒和防治坏血病等功能。茶树的种籽还可榨油，树材质地细密、坚固，可供雕刻。
我国发现茶树，已有四千六百多年历史。浙江的茶树，是从云南一带，经过四川，沿着长江传过来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在唐、宋以前，茶叶的产区和品种，以现在的长兴县一带所产的“紫笋茶”为最佳；其次是越州(今绍兴平水茶区)一带，以会稽(今绍兴)的“日铸茶”和余姚的“瀑布茶”最有名；雁荡山龙湫背出产的“雁山茶”，号称“雁山五珍”之一，也是珍品。现在杭州龙井茶的主要产区――梅家坞，据传六百年前还是个荒山野坞，后来从天目山逃难来的姓梅农民夫妻两人加以开垦，才逐渐发展成为村落。这里山势较高，茶树接受紫外线特别强烈，沙土含矿物质较多，茶农“炒茶”，火候掌握得适当，因此，龙井茶具有色绿、香郁、味淳、形美的特点，而闻名于全国。
浙江名茶，历代都要向皇帝进贡。如“紫笋茶”，唐代时要“岁贡一万串”(每串一斤重)，“会昌(841-846年)中，至一万八千四百斤”。由于“贡茶”数字巨大，唐代宗大历五年(771年)，湖州府便“建草舍三十间”，“置贡茶院”，这可以说是本省第一个茶叶制造所。到了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贡茶院又于武康新建“东廊三十间，……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生产规模更大了。与此同时，皇宫里还规定，第一批“贡茶”必须在清明节前送到京城。因此，每到制茶季节，仅湖州一府，就要调集“役工三万人”，进山采制茶叶。同时，还要广征钱粮，以制造“龙袱、旗袋、篓杠、包索”和盛置泉水用的银瓶。茶农和“役工”们在重重压榨下，苦不堪言。特别是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茶农的生活更加凄惨。像梅家坞，解放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茶园，为三户地主和五户富农所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茶农，只有一些土质贫瘠的零星茶园。茶农梅阿祥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竟含泪悬梁自尽。
1933年，本省茶园面积曾达到五十六万七千亩，茶叶总产量为四十九万一千担。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之下，茶园不断荒芜，至1949年解放时，全省只剩茶园三十一万八千亩，年产量只有十三万二千担。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茶农们积极改进茶园的栽培管理，采取了茶园防冻、四季施肥、扩种绿肥，以及早耕、深耕、深削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推行多次采摘、四季采茶的新办法，使本省茶叶生产获得巨大发展。1953年，全省茶叶产量就上升到三十八万七千多担；1958年，茶园面积扩大到八十二万多亩，茶叶产量达六十四万二千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现在，全省茶园面积将近一百万亩，茶叶产量不断增加。茶农生活也就愈来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