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潭乌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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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晚饭过后在邻家董双双(男女主人皆姓董，故有此戏谑)的小院里闲聊品茗几乎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
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的确，今年济南夏日的夜晚比较凉快，我们四个人泡一壶老茶，在普洱的醇香中，聊聊工作，聊聊生活，聊聊儿女，一个晚上就那么不知不觉倏忽而过。
某天，董大夫(女董)搬出了家中的相册，那些黑白的记忆或有斑驳,或有残缺,直让我们感叹似水流年不舍昼夜。其中有张他的儿子董俊杰小时候在老家拍的一张，小小孩穿着红色碎花的棉裤，站在大窗户前，阳光倾斜地洒在他的面前，画面温馨、自然。让我的妻惊讶的是那条红色碎花的棉裤，几乎和我女儿小时候穿的一条棉裤一模一样，她们都是莱阳人，共同的生活印记在这张照片上就可见一斑。两个小小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因此际会，可巧我们又搬到了他们住的这个小区，我的妻和他们夫妇居然又来自同县，真的是因缘聚会。如今两个小小孩一个在上海交大求学，一个在电子科大(成都)求学，留下我们四个“老人”在济南共同期许他们的成长，在品茗中体味日月之长和淡然人生。
壶里乾坤大，茶中日月长。古人吟唱惜时如金，时间曾摧毁了多少美人，打败了多少英雄，却独独成就了一片茶饼。“茶中自有天下”，人生三味尽在其中，茶的味道与人生相近，也与哲学相近。我想，其实人生就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那些快节奏的忙碌生活，都不是我们所真正追求的，而只是赢得从容生活的一种手段。每个人都宛若一片茶叶，或早或晚要融入这变化的大千世界。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学会忙里偷闲，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老茶，在普洱的醇厚茶香中，静静品味和领悟人生。
有月亮的晚上，我总会端着茶杯凝望她一刻，看那弯弯的月牙，它亏去的部分是不是丢给了过去的时间?人生在世，求淡雅之美，淡名，淡利，无争，无夺，就像这盏无味而至味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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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长茶”饮
新加坡是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华裔占总人口的76%，又有着被英国殖民统治百余年的历史，这种人口构成和历史背景，使得新加坡不仅有中国茶、英国的下午茶，而且还有一种新加坡独特的“长茶”。所谓“长茶”，就是把泡好的红茶加进适量牛奶的一种奶茶。喝这种“长茶”，往往不是以饮茶为主，而是让自助式的吃点心占据了主导位置，因此对这种“长茶”的质量要求并不高，饮茶者倒是更看中茶博士的茶艺表演。
茶博士的倒茶表演堪称一种纯熟的技艺。茶博士一手拿着个大茶罐，一手拿着茶杯，一上一下，两手间隔1米左右。他们将奶茶从大茶罐里倒进茶杯里，再从茶杯倒回大茶罐里，这样反复7次，就意味着红茶与牛奶互相融合一体了，这种倒茶表演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在反复倒茶的过程中，奶茶半点都不会外溢，更不会飞溅到茶客的身上，因之许多饮茶客与其说是来喝茶，莫如说是来观赏茶艺表演的。
由于新加坡华裔比例大，中国的茶艺也很有市场。有些专门经营中国茶艺的茶馆很红火。来这里饮茶的，不只是华裔，还有很多来这里旅游或经商的人们。他们聚在茶馆里或消遣，或谈生意，或叙旧，已经成为人们喜欢前往的社交场所。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之中茶入日本
我国的饮茶历史源远流长，而茶文化更是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而历史上，中华茶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这其中就包括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茶中无日月，寒尽不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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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喝茶，因为喝茶的时候我可以忘记时间，可以在一种莫名轻松的气氛下，从容的、自由的整理自己走过的岁月，忘记一些不开心，记取一些感动自己的瞬间，等这些瞬间的影像在脑海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会欣然，发自内心的露出笑容。
在现实生活中，在影视剧中，我们已经见过了太多主人公因为某些事而“借酒浇愁”，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酒入愁肠愁更愁，这种借酒浇愁是一种很消极很被动的方法，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是一种对自身的麻醉，饮鸩止渴，人只会比以前更加纠结，更加不开心。而喝茶就不同了。
喝茶的时候，人是清醒的，远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不在乎岁月的流逝，在茶香中立足一个从容安静的角度，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会发现那些个困扰自己的问题，远不如之前自认为的那样严重。这样不断品茶，不断静静思索，不断有所感有所悟，饮茶的时候，岁月的流速跟外界是不同的，一个弹指的时间，心头就会浮现很多想法，越喝茶，内心越从容安静，这些想法中有益的成分就会越来越多，负面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而这整个过程，对自己而言就是一次洗礼。
佛家总会讲顿悟，我认为饮茶就是为顿悟创造条件，静能衍发智慧，什么都放下，智慧就会不请自来。茶中无日月，寒尽不知年，茶中醒来，生活中迎来的便是盎然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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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中日茶风的分野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18世纪晚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一家人新年团聚时喝茶聚餐的情景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此生偌长的光阴里 只因有茶
只因有茶，不停的在行走茶路。时间久了，便会有一种“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的感觉。
只因有茶，每日满满正能量。我始终相信，生活因有茶而变得精彩，生活因有茶会对每一个明天充满希望。
只因有茶，学会了记录点滴感动。时光若水，无言即大美。日子如莲，平凡即至雅。茶水洗心，心如明镜。或许，你会在每个清晨醒来，对镜梳妆，素颜静默，心始终如莲，安静绽放。只是，再也与过往无关，仅有的只是现在，在一盏茶的光阴里，徘徊，记下一点一滴。
只因有茶，都想开间茶馆。在某个临水的地方，不招摇，不繁闹。有一些古旧，一些单薄，生意冷清，甚至被人遗忘，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还有那么，那么一个客人。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将一盏茶，喝到无味;将一首歌，听到无韵;将一本书，读到无字;将一个人，爱到无心。
只因有茶，愈喜独坐在绿苔滋长的窗前，泡一壶闲茶。不去管，那南飞燕子，何日才可以返家。不去问，那一叶小舟，又会放逐到哪里的天涯。不去想，那些走过的岁月，到底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如果可以，只愿做一株遗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
只因有茶，遇见爱的温馨。喜欢闲暇时，煮一壶茶，品一盏清欢，留一份淡然萦于心间。生活在这热闹繁琐的世界里，容我修一段清喜的时光，坐在每个晨起暮落的光阴里，将日子轻描素写，用缕缕情怀铭记下生命中，遇见一份爱的温馨情动。
只因有茶，爱有来生。“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只因有茶，全国结友识友，祖国处处有亲人，得缘而聚，此生偌长的光阴里，不再凉薄和寡淡。。。。。。
长坡村“马路”不单是“茶马古道
长坡村的这条马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昨天，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认为，虽然暂未能找到相关史料记载，但据长坡村村民的口述来看，这条道路至少承载着茶马古道的商道功能是可以采信的。周重林介绍，目前学界对茶马古道的考证才进行到大的线路方面。例如从版纳出发的马帮要经过宁洱、墨江、元江、玉溪，最终进入昆明，这样的路线图之下，可能会有一些分支道路。长坡村的古道，目前还能搜集到老一辈村民的口述，多方采访求证后形成的结论是可以采信的，对这样的历史，采信口述是可以被学界认可的。
《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社特邀记者曹黎明对这条马路进行过实地考证。他透露，将会对这条马路专门出一本书，他初步阐述了对这条古道的考证结果。
其中，曹黎明认为，这条马路的准确表述应该叫迤西大道。它不单是一条简单的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出入昆明的重要通道。从这个意义来说，可以把这条路称作从古代至1939年以来唯一一条通往滇西的公路。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木霁弘认为，曹黎明的说法是正确的，楚图南的书中也提起过迤西道。目前，云大茶马古道研究所正在云、贵、川、藏等省份考察茶马古道，准备将所涉省区的茶马古道打包申请世界遗产。长坡村的古道被水泥路覆盖，这确实挺可惜的。希望能保护的要尽量保护起来，沿途桥梁、周围景观若都能保护起来就更好。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古时候的普洱茶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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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名遍天下。很多人都对普洱茶的历史非常有兴趣，但是过去的文字对于现代人又太多生涩。所以我也是翻阅了很多相关记载，找到一篇清代学着阮福写的《普洱茶记》相关译文，希望能成为很多人在喝普洱茶与朋友交流的谈资：
普洱茶味道厚重，北京人尤其喜欢。福来滇查考《云南通志》，对其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只是说普洱茶产自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处茶山，但倚邦，蛮砖出产的茶叶味道最好。福来滇考证出普洱府古代是西南小数民族居住的极边远的边境地区，历代都没有归附朝廷。檀萃写的《滇海虞衡志》说：我曾经对何时有普洱茶抱有疑问。北宋范成大说，北宋朝廷逃往江南时，他曾经在桂林的静江看见用普洱茶换西藏马匹的贸易，这就是说云南没有茶叶。李石写的《续博物志》声称：普洱茶产自银生等山，可随时采摘，混合胡椒姜片煮沸了饮用。普洱这个地方古代归银生府管辖，西藏饮用普洱茶，从唐代时已经开始了，只是宋朝的人不知道罢了。至于在桂林用茶换马，是因为防止茶叶换的是云南的马而已。李石也是南宋人。本朝顺治十六年平定云南，头领那酋归附朝廷，很快受到法令诛杀。元江通判历经各地，以其管辖的普洱等六大茶山，设普洱府并派兵分别驻防。思茅同知驻地思茅，思茅离府衙一百二十里。
所谓的普洱茶，并非普洱府辖界产。大概是产自普洱府下辖思茅厅的辖界内。思茅厅有六处茶山，分别是倚邦，架布，嶍崆，蛮砖，革登，易武，这种说法就跟《通志》记载的名称有些不同了。福来滇又查阅贡茶备案帐目，获知每年进贡的茶叶列在布政司库铜息的项目下。动用支出经费为一千两白银，由思茅厅领取银两然后转交采购，其中还包括购买放置茶叶的锡瓶、缎匣、木箱等的费用。茶叶在思茅，思茅当地收集新茶的时候，必须用三四斤的新茶才能折算成一斤干茶。每年准备进贡的茶叶有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还有瓶装的芽茶，蕊茶，木匣装的茶膏，一共有八种。思茅同知领取银两受命办理。
《思茅志稿》说：府衙辖地革登山有一棵茶王树，比其他的茶树都要高大。当地人要采摘茶叶时，先准备酒礼祭拜。书中还说茶叶产自六处茶山，茶味因土壤的特性有所不同，生长在红土或者土中混杂着碎石的茶叶味道最好，有消食散寒解毒的功效。在二月期间采集茶心中特别细白颜色的茶叶叫毛尖，作为贡品，进贡后才允许民间贩卖。采集后蒸煮，揉搓成为圆饼。茶叶微微打开还保持鲜嫩的，叫芽茶，在三四月采集的，叫小满茶，在六七月采集的叫谷花茶，外形大并且圆的叫紧团茶，外形小且圆的叫女儿茶，女儿茶是妇女在下雨前采集的，也就是四两重的团茶;商贩买卖的外面细里面粗的茶叶叫改造茶;在揉搓之前先择出的黄色硬挺不卷曲的茶叶，叫金玉天，茶叶牢固粘结在一起的叫疙瘩茶。味道非常厚重很难得到。种茶的人家，细心除草养护，如果茶树旁边生长草木，那么茶味很次不好卖，如果和其他的东西放在一个器皿里，就会沾染上东西的味道也就不很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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