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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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宋朝
中国在宋朝(公元960年)就有在上等绿茶中加入龙脑香(一种香料)作为贡品，这说明在宋朝已能利用香料薰茶。到宋朝后期，有恐影响茶之真味，不主张用香料薰茶。蔡襄《茶录》中云：“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正当不用。”但是这已是中国花茶窨制的先声，也是中国花茶的始型。
始于明朝
明朝是中国茶类大发展时期，已废团茶为散茶，大量生产炒青、烘青、晒青绿茶，为花茶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花茶窨制方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茶引花香，以益茶味”的制法。据明朝顾元庆(1564-1639年)《茶谱》的“茶诸法”中对花茶窨制技术记载比较详细：“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始摘其半合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而一停花始称。如木樨花须去其枝蒂及尘垢、虫蚁，用磁罐一层茶一层花相间至满，纸箸扎固，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又如“莲花茶，仅日末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挚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焙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对花茶的窨法，原料选择、取花量、窨次、焙干等原始的窨茶法，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与现行的工艺原理是相通的，这时的花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花茶。但其量是不可多得的。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一书中就有“茉莉可薰茶”的记载，证实了茉莉花茶明朝就有生产。
成于清朝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福州已有大规模茶作坊进行商品茉莉花茶生产。当时福州的窨制茉莉花茶运销华北，特别是津、京地区，走海路由福州运至天津，转口北京，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因此说福州是中国茉莉花茶的发祥地。有了商品就有了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这时北京涌现出不少茶庄，“京味”指的就是福建茉莉花茶特有的韵味。
加工发展
150多年茉莉花茶加工的历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加工工艺不断发展沿革：①在窨花方式上：从陶罐窨→箱篓窨→囤窨(地面窨)→机械窨;
②方法上：从花一层，茶一层→手工拼和→机械自动拼和;
③干燥上：蒸煮焙干→铁锅炒干→烘笼烘干→机械烘干。
现有工艺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和茶叶科技工作者共同创造的，它适应客观的要求是科学的，但也存在着落后的一面。1976年商业部下达研制自动窨花机，并已通过有关部门鉴定，适用于生产。2002年研制出一台日产80-100担茶叶的自动窨花机。可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产品质量，是比较理想的窨花机械，应该广泛推广使用，彻底改变花茶窨制手工作业的落后面貌。
生产历史
雨花茶
中国花茶的生产，始于南宋，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最早的加工中心是在福州，从12世纪起花茶的窨制已扩展到苏州、杭州一带。明代顾元庆(1564-1639)《茶谱》一书中较详细记载了窨制花茶的香花品种和制茶方法：“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之香气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但大规模窨制花茶则始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到1890年花茶生产已较普遍。花茶是中国特有的茶类。主产区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省，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广东、贵州等省、自治区亦有发展，而非产茶的北京、天津等地，亦从产茶区采进大量花茶毛坯，在花香旺季进行窨制加工，其产量亦在逐年增加。花茶产品，以内销为主，从1955年起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东欧、西欧、非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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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茶道”的发展历程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我国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
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
台湾乌龙茶的发展历程
乌龙茶是台湾茶业发展的肇基者，目前台湾的植茶面积23000公顷，年产茶叶23000公吨，乌龙茶的种植面积占45%，即达10000公顷;乌龙茶年产量占65%，即15000公吨。乌龙茶是台湾的主要茶类。台湾茶业的发展，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茶叶一直是台湾的重要经济产物，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台湾的命运曲曲折折，历经不同阶段的移民，不同背景的政权统治，台湾岛在未开发前，孤悬海外，除了少数原住民外，是沿海渔民、流亡人士的栖护所。十五、六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先有荷兰、西班牙的分占台湾南北，又有英国、日本两国不断觊觎，到了17世纪中叶(1661年)，明朝遗臣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在郑氏23年的统治中，汉人为台湾的开发奠定基础。
1883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大陆沿海的同胞以各种方式纷纷移民而来，直到1895年日本割据台湾为止。在清政府212年的统治期间，台湾人口大量增加，台湾茶叶也因此根植下来。1810年(清朝嘉庆15年)，福建茶商柯朝，将茶籽试植台北县，获得成功，于是台湾植茶就此传播开来。
1858年(清朝咸丰8年)，英法联军攻击中国，迫令缔结天津条约，规定台湾府为国际通商口岸，当时的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Manthesonco.)曾派人到台湾来收购乌龙茶的粗制品。
1868年(清朝同治7年)，英国商人约翰杜德(JohnDodd)深感台湾粗制乌龙茶，每年运往福州从事加工精制，再行包装以备运销，诸多不便。因此杜德氏乃聘请福州茶师，购进制茶器具，来到台北，从事乌龙茶的精制试验，获得成功，隔年，1869年(清同治8年)，杜德氏将127860公斤的台湾乌龙茶以福摩沙茶(FormosaTea)的标记，装载了两艘帆船直航美国，大受欢迎，这是台湾乌龙茶首次运销国际的第一人。
1873年(清同治11年)，台湾乌龙茶蓬勃发展，五家洋行在台北争购乌龙茶，使台茶售价节节升高，每60公斤乌龙茶从15元跳升到30元。当时台北一般茶商，莫不利市三倍，因而刺激各地之茶农，更加努力增加茶叶生产，开创了乌龙茶的黄金年代。据连雅堂先生所著《台湾通史农业志》中：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路日广，自是以来，茶业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
1881年(清光绪7年)，台湾乌龙茶遭受世界茶业不景气影响，再加上台北之五家洋行认为台湾乌龙茶价格昂贵，无利可图，乃中止收购，致使乌龙茶有行无市，陷于困境，号称清代乌龙茶业之碰壁时代。当时，台北一般茶商，鉴于乌龙茶之市况，日趋不景气，于是迫不得已，将台北大稻埕一带之滞销乌龙茶，大部分运往福州，改制包种茶，普通称为花香茶。而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吴福源先生，亦渡海来台，独资经营源隆号茶庄，开始制造这种具有花香的包种茶，此为台湾乌龙茶改制包种茶之由来，台湾从事包种茶制造之先声。不久，泉州府安溪县的商人王安定、张占魁两人合办建成号茶庄，从事经营包种茶之贩卖。包种茶在台湾也就渐渐与乌龙茶并驾齐驱了。
清代台湾经营茶业者，设馆收购茶叶，称茶馆，茶馆的重要地位仅次于茶农，盖以当时台湾之茶馆，不单为毛茶的收购者，而且也是加工精制者，负责毛茶的收购再行加工精制，也经营外销箱茶的制造。茶馆又分两种：一为从事乌龙茶的茶馆称番庄;一为从事包种茶的茶馆称铺家;另外，兼营乌龙茶和包种茶的茶馆，称乌龙包种茶馆。
1895年(清光绪21年)，日本统治台湾以后，台湾乌龙茶的市场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代之而起的是具有花香的包种茶。危机也是转机，乌龙茶为求解脱困境，逐渐在制造技术上求突破，彰显出乌龙茶的特色，于是以四分之三发酵的制造方法，具有果香味做为乌龙茶的主要特色，市场的反映很好，乌龙茶再度得到市场的肯定。而高级乌龙茶所特有的熟果香气，带有蜂蜜甘的滋味，外形黄、白、红三色相间，犹如婉约的东方美人，若加上一滴白兰地酒，更是芬芳迷人，因此，又称为香槟乌龙茶、东方美人茶。到了1923年，三井公司更设立新式工厂，专门制做四分之三发酵的乌龙茶，销往美国，颇受欢迎。
台湾茶之初期发展史，唯独乌龙茶发其光辉。其后，虽有后起之包种茶，继而走红之红茶，随后抬头之绿茶，但历经百年，乌龙茶犹仍稳占台湾四种茶叶外销之首位，永不凋谢，实乃台湾茶中之寿星。乌龙茶自1869年输出区区数万公斤之后，到1879年，不过十余年，就一跃输出达五百余万公斤，至1885年竟突破八百余万公斤，到了1893年，达到最高峰，总计983万余公斤。直至1920年，台湾乌龙茶的外销始暂挫于包种茶，虽然如此，但乌龙茶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至战争结束，台湾光复至今五十年来，台湾茶业以外销为导向的茶叶生产，发生了旋乾转坤的变化，外销市场节节倒退，至1990年以后台湾茶叶生产已不足供应内需市场，每年要靠大量的对外购买茶叶来满足岛内市场。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茶叶对外贸易史仍然没有中断，乌龙茶每年仍维持有一千多吨的出口量。
“千两茶”名字的发展历程
据了解，黑茶的基本工艺流程是杀青、揉捻、渥堆、干燥。黑茶主要供边区少数民族饮用，所以又称边销茶。黑毛茶是压制各种紧压茶的主要原料，各种黑茶的紧压茶是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兄弟民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黑茶因产区和工艺上的差别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四川边茶和滇桂黑茶之分。目前在我市市场主要是湖南安化黑茶，其价格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千两茶是黑茶中的翘楚，是安化的一个传统名茶，以每卷(支)的茶叶净重一千两而得名,因其外表的篾篓包装成花格状,故又名花卷茶。花卷茶也是黑茶品种之一花砖在历史上的叫法。现在，很多人喜欢收藏价格不菲千两茶，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投资。千两茶之所以走俏，原来千两茶是20世纪50年代绝产的传统工艺商品，由于海外市场的征购，从2000年开始风靡广东及东南亚市场，其声誉之盛，已不亚于当今大行其道的普洱，被权威的台湾茶书誉为茶文化的经典，茶叶历史的浓缩，茶中的极品。
茶马互市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湟源--茶马互市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茶艺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程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艺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乃解”，茶文化是人类在生产食用茶叶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首先使用的，用来概括品茗艺术而有别于“茶道”一词。我国食用茶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所谓的“神农尝百草”，就是将茶树幼嫩的芽叶和其他可食植物一起当做食物。后来人们在食用过程中发现茶叶有解毒的功能，就作为药物熬成汤汁来喝。从西晋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四川地区的一些文人介入茶事活动，开始赋于饮茶文化意味。西晋著名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诗中写道：“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州。”认为芳香的茶汤胜过所有的饮料，茶的滋味传遍神州大地。
西晋文人杜育的《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正面描写品茶活动的诗赋。诗中除了描写茶树生长、采摘等情况外，还提到用水、茶具、冲泡等环节，特别是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形容它像冬天的白雪和春天的鲜花(“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可见，茶汤在此时开始成为品尝的对象。
但是只有到了唐代陆羽手里，中国人的饮茶才从食、喝、饮，发展提高到品的阶段，终于将饮茶变成一门生活艺术。陆羽在《茶经》中，对茶叶的医疗保健功效仅是一笔带过，明确提出“茶之性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将品茶上升到道德修养的高度，并且对唐代的煮茶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从选茶、用水、茶具、烘茶、碾磨、筛粉、煮水、加盐、点水、分茶到品尝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形成一套完整的茶艺程式。特别是对茶汤泡沫的培育、欣赏异常重视，进行仔细的观察，将泡沫称为汤华，薄一点的称为沫，厚一点的称为饽，细一点的称为茶，采用了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泡沫之美丽：像枣花漂浮在圆形的水面上，像深潭回转或小洲弯曲的水面上漂浮的青萍，像晴朗天空中浮动的鱼鳞云，像飘动在水湄之上的绿钱，像坠落在尊俎之中的菊花。饮茶而对泡沫如此讲究，显然不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而是从视觉的审美愉悦出发，一碗涌动着泡沫的茶汤在陆羽面前成了充满艺术韵味的审美对象，因此才灵感勃发，浮想联翩。可见唐代的饮茶已经成了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艺术。
同样，唐代的诗人们在品茶之时，也同样不是为了生理上的满足，而是追求精神世界的审美愉悦，这从他们大量的茶诗中都着重对色、香、味、形及意境的欣赏可以得到证明。钱起的茶诗《与赵莒茶宴》可以作为代表：“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自此以后，历代的茶人们都有同样的自觉追求，宋代茶人还将茶汤的色香味称为“三绝”(苏轼：“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他们在品茗过程中讲究茶汤“色香味”的同时，还主动追求更高层次上的审美意境，在宋代茶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范仲淹)。“夜啜晓吟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宋庠)。“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梅尧臣)。
品茶到了明清，更是让文人雅士们提升为高雅艺术，因为明代废除了蒸青饼茶，盛行散茶冲泡，对茶叶的色、香、味、形更加重视，无论是茶、水、具、境、泡、品每个环节都有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功夫茶艺的形成和成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据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记载，他在游福建武夷山时，寺庙僧道向他献茶：“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种小壶小杯冲泡、小口细品的品茶方式就是后来盛行于闽粤地区的功夫茶艺。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品茗艺术，它是随着时代的演替而与时俱进的，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生活化和艺术化的品茶方式。简称之为“茶艺”。“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首先使用的，用来概括品茗艺术而有别于“茶道”一词，这是台湾茶人的一大贡献，因为将“茶艺”从“茶道”之中剥离出来,有利于品茗艺术的健康发展.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茶道”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体现和追求的道德精神。对泡茶提“技艺”，是因为它除了具有艺术性之外，还具有技巧性。对“品茶”提“艺术”而不提“技艺”，是品茶时技巧的成份很少，主要是茶汤入口之后如何去欣赏、体会美妙的艺术境界。茶艺是茶文化的核心，只有在茶艺的操作中才能体现茶道精神。有了茶道精神的观照，茶艺才有精神、品位和神韵。有了茶艺和茶道，茶文化才有载体和灵魂。
由于茶艺的发达，历代茶人对茶叶的要求精益求精，导致名优特茶生产高度发达，制作力求精美，采摘越来越早，不但讲究香气、滋味、而且追求色鲜和形美，因而只能用手工采摘炒制，很难使用机器，致使中国今天的茶叶生产不容易迅速实现机械化。这是至今中国茶叶生产总量和出口量都不如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个重要原因。
茶艺确实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甚至直到今天还对中国茶叶加工产生深远影响。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充裕和满足，而且更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满足。
茶马古道悠悠历程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茶马古道的悠悠历程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茶马古道的风雨历程
思普区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己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逎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蓭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蓭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兵五名住守。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蓭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蓭寨子。茶蓭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蓭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