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谷花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勐腊易武古镇与滇藏茶马古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勐腊易武古镇与滇藏茶马古道”相关知识！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当时滇、川地区的商人使用马车运输茶叶，到藏区交易马匹及其他物资。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其中的滇藏茶马古道，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普洱茶主产区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古镇，经普洱市，转大理，由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再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茶作为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wWw.cY316.COM
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易武古镇为了走商的效率，在清朝道光年间，由地方集资投劳，以易武茶区为起点，修筑3米宽、240多公里长的青石板路。每逢产茶旺季，外来客商上万人；而当地的大茶号也有自己的马帮，可谓是商贾云集、骡马塞途。易武古镇及沿途的一些小镇，现今还保留着许多斑驳的石板道，路面被马匹踏出了一道道凹陷痕迹，让人依稀看到马帮的络绎不绝和古镇茶市的兴旺。这些历史的印记，正是普洱茶友们不断发掘、弘扬茶文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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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滇藏茶马古道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通向西域的主要商贸通道，而茶马古道分滇藏和川藏两条路线。
据史料记载，滇藏茶马古道早在唐代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于军事目的。相传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与南诏王阁罗凤联合了20万兵马，分兵三路准备进攻成都，欲在成都建立东府。为此，吐蕃军队在横断山脉艰难地开辟了几条网状的栈道，用以输送军队。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成为云南最强大的封建集权统治者，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时，吐蕃与大理国的贸易不但没有间断，反而因大理国与宋朝建立大型的互市而有所扩大。当时大理国主要向内地输送马匹、牛羊、鸡和刀、毡子、甲胄、漆器等工艺品，还有一些麝香、熊胆之类的珍贵药材，从内地可获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中药材、金属工艺品等。吐蕃则从贸易中获得了用以制造农牧工具、刀具的铁以及茶叶、布匹、糖等商品。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麽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了势力，不断向吐蕃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至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麽些人取代了大理国在吐蕃的贸易地位，与吐蕃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确立了麽些人在滇西北地区商贸中转站的地位。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麽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
此后，历代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通商渠道。
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三）
古道隐苍茫
1992年初，我来到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重要集散地并作过勐腊县（镇越县）府的易武镇。从镇长任上退下但仍在主持地方志编撰的张义先生，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候亲眼所见并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由于滇西抗战的影响，茶马古道被长期阻断，藏族地区严重缺茶，战争才一结束，来自中甸、德饮的藏族马帮就蜂拥而至，一个马队就有一百多匹牲口，将六大茶山的茶叶搜罗一空，甚至连多年的老茶叶也全部买走，他们付的藏银洋多得无法计数，只好堆码在桌面上一摞一摞地数个大概，油灯下，那些沉甸甸的银洋压得桌子吱嘎作响
易武及思茅一带的人们都把马帮来往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许多路段都由当地有名的茶庄茶号出面出钱，修桥铺石，在山间密林中蜿蜒伸展，直达远方。这些路至今仍在。
其实在宋代，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及至元世祖忽必烈由西昌、丽江奔袭南诏，进一步打通了滇、川、藏间的道路，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明、清两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明末，云南各族人民进行了十七年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西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人滇，达赖喇嘛立刻遣使要求恢复茶马贸易。据载，仅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销西藏就达三万担！滇藏山道在那时已名正言顺地成长为一条茶叶商道。
至民国年间，据《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记载：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如何的繁忙和热闹。
抗日战争中后期，这条古道更成为中国大西南后方唯一的一条国际商道，难以计数的物资通过世界屋脊源源不断地流来淌去。
就这样，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造就了茶马古道。而古道上经济物质的大量交流，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裁体，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但由于各种缘故，主要是由于茶马古道的不可思议的艰难险阻和遥远漫长，这条古道被人们忽略忘却，对它的研究开发几乎是一个空白，古道在静默中浸透各种神秘苍茫；曾经在古道上来来往往的马帮们一个个故去，他们的生活也早已掩埋在逝去的时光之中。在这条路上，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它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它那无尽的奥秘。
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七）
确证生命的真义
美国著名探险家约翰．戈达德说得好：人们往往度过了一生却从不知道挖掘巨大的勇气、力量和忍耐是怎么回事。而我发现，当你想到你肯定要死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尚未发掘出的力量源泉和你从来没有梦想过要拥有的支配权力。当你在发掘它们，那就可能使你的灵魂得到升华。对我来说，每次踏访茶马古道的征程，就是一次找死的旅行。茶马古道超乎寻常的艰险，正可以使你发现自己身上巨大的勇气、力量和忍耐，正可以使你的灵魂得到升华，正可以确证你生命的真义。
茶马古道串联着的几大经济区域不仅对那些经商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所包容的异常丰富多彩的人类学和民族文化也不仅仅令学者专家瞩目，这一地带那沧海桑田变化万千亘古未语的神奇地貌同样会令地质学家、生态学家们着迷。茶马古道沿途地区的动植物及各类物产更是特别的丰富和奇异，格外令人神往，是博物学家梦寐以求的宝地。
但最根本的是，这一大片地域别具魅力，令人心醉。茶马古道不仅拥有亚热带的莽莽丛林和美如仙境的湖泊、变幻无穷的云海和超逸飘缈的山岚，更横跨汹涌咆哮、姿态万千的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岷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等世界著名的大江大川，经过气势恢宏、惊心动魄的虎跳峡，神秘莫测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和无数雪岭冰峰，最后转上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地方。
那是一个令人顿生虔城的宗教感情和泛起各种奇思妙想的地方。在那儿，轻易便可沉人一种超然的静寂，在那静寂中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呼吸和热呼呼的鲜血在体内奔涌的声音。循着山谷间和草原上泥土的浓重碱味儿，就能碰撞到一串串古老而新奇的谜语，那里面有鹰，有雄健的牦牛，有高山牧场里哔啵作响的火苗，有山腰间翻卷迷朦的云雾，有满天云雀的啾啾鸣叫，还有酷峻的雪峰后闪闪烁烁的星星
最令人兴奋激动的是那澄净的蓝天、宁静的湖泊、峻峭的山谷和那五彩斑斓的原野，因力它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最能让人体味到生命代价的崇高和人的各种潜能及真正价值。
这是一片令人惊讶和振奋的土地，是一片能够无边宽容和无限赐予的土地
茶马古道就在这片大地上穿过。它像血管一样使这片大地富于生命和活力。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条古道网，因为它实在太不可思议太艰险了，艰险得让人们极少去接近它、认识它。
茶马古道正在呼唤着人们的了解和重视，正在逐渐吸引着人们惊奇的视线。曾在这条古道上活跃过的马帮的生活，也将以其传奇色彩，以其冒险精神，以其激动人心的事迹，永远流传于世。
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二）
流动的血脉
中国大西南区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纯粹的恶梦，而山道的险峻曲折，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只适合马帮的徒步运输，这也正形成了茶马古道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完全是一条用人和马的脚力踩踏出，用有血有肉的生命之躯辅就成的道路。
大致说来，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这么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在两条主线沿途，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
1990年，跟着都吉赶的马帮在滇藏川大三角区域一趟100天走下来，我才真正领略到茶马古道的魅力。那异常险恶的生存条件，那长达数千公里，来往一趟需耗时四五个月的漫长旅途，造就了马帮们为人称道的冒险精神，这种冒险不只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且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以及亲密无间的合作等等一系列美德。马帮身上不乏这些东西。这也正是茶马古道的迷人之处。
当然，马帮们冒死来往于茶马古道，主要是为了贸易获利。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得进行相应的贸易交流，于是，为了丰厚的经济实利，马帮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马帮运输的壮观景象。这正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族古谚唱道的：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来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连性命也不顾了。就是这千千万万马帮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的来来往往，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生命大动脉，成为大西南地区的联系纽带，成力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这些马帮集中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往往就成了后来的城镇。
过去我们对经济需求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认识得太不够了。在民间，这样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记载或人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
普洱茶与滇藏间茶马古道的兴盛
摘要云南、西藏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等商品的交通线，近代以来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出现，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朝以普洱府、顺宁府为主要产地经营的大叶种茶，种植、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同时运销西藏等地，西藏的骡马也赶到云南销售,“茶马古道”由此形成并趋兴盛。
关键词茶马古道普洱茶滇藏
人们所说云南与西藏间的“茶马古道”，是近代以来对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交通线的雅称。既称“茶马古道”，历史上必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关联。茶马古道应具备以下特征：商队交易的商品当以茶叶、马匹为主；官府参加道路有关的贸易管理，并提供沿途茶马互市的地点；若无特殊情形，茶马互市递年持续进行，并对道路两端以及道路沿线的居民和城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这些特征为线索，以下对滇藏间茶马古道与普洱茶的关系，茶马古道形成兴盛的过程等试为考述。
一、清代普洱茶兴起，为茶马古道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清代茶叶、马匹成为该道运销的重要商品之前，云南与西藏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清代普洱茶兴起并大量运销西藏，西藏的马匹等商品进入云南，这条道路乃被称为“茶马古道”。进一步来说，清代茶叶、马匹成为云南与藏区贸易之大宗，普洱茶的兴起为其关键。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迅速堪称繁盛。其中有相连成片的茶树林。这些茶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些属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茶叶，主要是供佐食，或以为药物。唐代云南始有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①]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采之茶主要供蒙舍诏（南诏）贵族享用，采摘、加工亦无成法。
今滇东南所产大叶种茶，明代尚不出名。《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提到云南。[②]明人许次纾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五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③]《万历野获编》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滇略》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可见天启元年以前，滇东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④]清初，达赖喇嘛奏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奏疏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言“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⑤]可为证。
清代普洱茶兴起并趋繁荣，与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清廷积极支持与加强管理有关。
唐宋时北部游牧民族流行喝茶，籍以解腻帮助消化，明代更盛。《明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⑥]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西藏之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联络达赖喇嘛为以后谋反做准备，乃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受吴三桂唆使，奏请在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⑦]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商品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吏前往西宁购买，难免有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又说：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籍以沟通与西藏的联系是实。获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销往西藏。[⑧]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持续销藏，逐渐创出名气。时人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⑨]
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下令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停办。[⑩]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得以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又增加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1]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叶贸易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产地同列。[13]
清朝积极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云南治理的重点，从靠内区域移至边疆与僻地。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区迁移。为禁止迁徙朝廷屡颁通告，但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耕牛相号召，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4]
雍正六年（1728），朝廷对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改土归流大规模展开。平定其地后，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原则，结束澜沧江内外地区土司的封闭统治，解决了“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隐患，也为内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产地创造了条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还与饮茶习尚的改变有关。明代饮茶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茶叶是否耐泡、滋味淳厚与否便被看重。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茶叶味酽耐泡，这些特点适应了沸水冲饮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即有助消化、驱风寒的功效。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15]《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还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定积极支持的措施。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17]乾隆年间，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规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茶山的范围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
雍正七年（1729），朝廷设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等处土司，六大茶山乃纳入普洱厅所辖范围。[18]普洱地区乃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颁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开始，朝廷颁给云南3000份茶引，下发各茶商行销办课。[19]清廷规定每年进贡普洱茶。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开支，思茅府每年领银1000两，办理贡茶的采收转运。[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迁居云南，因腹地大致人满为患，乃赴山地、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地区。时有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流民，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尤以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因“微瘴”为害。[21]每年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22]
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所采古树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试种新茶并获成功，随后大量种植茶树。《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23]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做法，对所种茶叶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以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较佳。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称为“毛尖”，以充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既毕，官府乃许民间采摘、贩卖茶叶。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称“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谓“女儿茶”。[24]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亦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备赠亲友或卖往藏区等远方。[25]
二、茶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间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为分界，“茶马古道”的前身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时间甚早。
宋熙宁六年(1073)，陕西诸蕃与北宋关系紧张，宋朝战马的来源趋紧。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国商议买马。峨眉进士杨佐应募前往。杨佐一行经虚恨(今四川峨边)、束密入大理国，行至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见里堠碑，其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26]
里堠碑所记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北至大雪山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27]《元史》亦称：“巨津州(治今丽江县西北巨甸)，……今州境实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诏、大理国联系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时，吐蕃势力到达洱海地区，联合姚州诸蛮击杀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蛮书·山川江源》称：大雪山(即今丽江、巨甸之间北面的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可知此道达今拉萨附近。天宝十三年(754)南诏与唐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与吐蕃往来的要道。
蒙元时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七年(1270)，“大理、善阐、金齿等处宣慰司，呈准差来立站，使臣带木歹亦只里等文字该与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买到铺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于西番小当当地起立马站毕”。[29]记载所说在大理、善阐(今昆明)、金齿(今云南保山、德宏一带)等处立站，当指在今昆明经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驿传。这一线是云南重要的交通线。同时设站的还有察罕章(今丽江)至西番小当当(今云南德钦)的道路。元代开通的察罕章、小当当道，明代仍然存在，并对走向有所记载：洪武时明太祖颁诏：“今闻有路自碉门(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场径抵长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30]明太祖所说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设站的察罕章、小当当一线，在这条道路所经的云南辖境。
蒙古军较早开通北至大雪山道，与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线和宋末战争的形势有关。蒙古宪宗二年(1252)，为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王弟忽必烈领命出征云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盘山。以后至临洮并进入吐蕃地区。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后，分兵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今云南中甸)路入，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道兵，经白蛮（今四川宜宾地区）以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过大渡河、金沙江，经丽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来时路线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复开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当时今川东仍为宋朝所有，今贵州、广西一带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的战场。因此，恢复云南至上述地区的旧道尚无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为征讨云南的蒙古军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开战场，经西北通达上都亦较有利。在较长的时间，北至大雪山道是云南联系上都与内地的主要通道。宪宗四年(1254)，蒙元在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麦良任其职。至元七年（1270）元立察罕章、小当当驿站，至元八年立丽江宣慰司，[33]以加强对置站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后，使臣、行人至云南多途经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军破大理国的次年，善阐人李姓法师经吐蕃赴内地求学，留居25年方归云南。[34]宪宗八年（1258），安南国王“纳款”，驻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讷剌丁“乘传入奏”。[35]中统二年(1261)，居今德宏地区的金齿蛮十人，经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开平觐见。[36]同年，兵部郎中刘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1269），张廷珍被任命为安南国达鲁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区也为蒙元所较早据有。宪宗七年（1257），蒙古军于成都立署，以刘黑马“管领新旧军民大小诸务”。宪宗八年，蒙古军攻占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于吐蕃西川界立宁河驿站(在今甘肃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经丽江、晏当(大当当)或小当当过吐蕃地区，会于长河西口，再经碉门、雅州至成都，向北经忒剌和宁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认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线，起自大理止于吐蕃，元代设置的上述驿道，是对唐代旧道的进一步拓展。
蒙元重视对北至大雪山驿道的管理。至元八年（1271），元朝“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当”。[40]至元二十三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奏请数事，第三条是“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诏议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42]当当(旦当)地处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对其如此关注，说明经过当当驿的北至大雪山道，在元代前期仍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云南发生的事件，大都与北至大雪山道有关。至元七年，云南王忽哥赤被云南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人毒死，大理等处劝农官张立道遣人经吐蕃北上告变。忽必烈闻知，命断事官博罗欢等“驰驿”至云南处理此事。博罗欢等行至吐蕃界，遇从囚狱中逃出的张立道出亡于此，遂同还大理，诛宝合丁及同谋者。[43]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奉世祖之命到云南建立行省。他先至大理，询父老诸生安国便民之要，[44]也是经北至大雪山道进入云南。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新打通前代通往四川的清溪关等旧道，沿途设置驿站。自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省并以中庆(今昆明)为省治，云南的政治中心从今滇西移到滇东。以后，由云南赴内地多走清溪关道、石门关道，以及至元二十八年拓开之由中庆经普安(在今贵州普安以西)达黄平的驿道，北至大雪山道不再是云南官民前往内地首选的道路。但元中叶至明、清，北至大雪山道仍可通行。明人说：“由临洮南入，渡丽江石门关，南经大理入滇。”[45]
三、确定从大理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考察若干因素
“茶马古道”南段的情况较为复杂。考察南段即从大理南下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方能确定。
关于普洱茶的产地。清人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46]道光《云南通志》称：“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习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47]《思茅厅采访》则言：“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嵋崆、蛮砖、革登、易武，气味随土性而异。”普洱府所属有六大茶山，方周800余里，为清代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但史载对六大茶山的地望却有不同的说法。据雍正六年（1728）云贵总督鄂尔泰奏疏：经详查普洱一带地方形势，“车里所属十二版纳并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东南一带。”[48]可知六大茶山虽具体的名称不同，但均位于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的东南面，即今思茅市的东南部与西双版纳的部分地区。
另据清代《幻影谈》：“普洱茶，亦滇产之大宗也，元江、思茅、他郎皆有茶山。”[49]除普洱府所属之六大茶山与今西双版纳部分地区外，元江（今云南元江）、他郎（今云南墨江）也出产普洱茶。张泓《滇南新语》称：“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50]张泓于乾隆六年（1741）入滇，亲历边陲见闻甚广。他说乾隆时木邦一带产茶甚多，但叶粗味涩，其味自劣。木邦茶商假冒普洱茶之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木邦指今云南临沧市与缅甸相连地区。既称木邦产茶之地与普洱府相近，可见包括木邦乃至顺宁府（治今云南凤庆），至迟清代中期亦为重要的产茶之地。顺宁府的辖地，包括今临沧市与思茅市的西南部。近人罗养儒之《云南掌故》说：普洱茶以产于迤邦（在今云南景洪东北）的雨前茶最佳，大都运往四川销售。其次是产自六大茶山之一攸乐山的攸乐茶，颜色明艳如同红茶。较有名的还有产于顺宁的凤山茶。[51]所言与上述记载相合。
从出产普洱茶的普洱府、木邦北部与相连的顺宁府，通往云南北部、与普洱茶销售有关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清代所称之“云南入京道”，即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黄平入京的驿道。具体走向是自今昆明经贵阳、镇远、沅陵等地至北京，为元代以来云南联系内地的通衢。罗养儒称：清光绪年间云南所产之茶，本省享用与运往省外，约各占产量之半。云南贡茶入京始自康熙朝，“康熙某年有旨，令云南督抚派员支款，采买普洱茶五担送京，供内廷作饮。”以后演为定例，每年贡茶一次，进贡数量逐渐增加。[52]凡由云南采购入京的贡茶，为朝廷所指派，云南官府负责购置并押运至京，专供统治上层享用，因此不具有民间贸易的性质，亦无马匹交易的情形，因此所经道路不宜称为“茶马古道”。
从云南腹地至今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道路。该路线有两种走法，其一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即明代所说的“贡象下路”。据明代的记载，[53]沿“贡象下路”由景东至镇沅府，行二日至普洱，又行四日至达车里宣慰司（治今景洪），由车里往西南可抵八百媳妇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老挝宣慰司（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至乃摆古莽酋之地（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该道是云南南部诸族与徼外势力，向明朝进贡驯象必经之路，明代以前该路为民间便道。
第二种走法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此道首见于元代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在今元江），以后继续征讨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途中经过车里。[54]在思茅县小橄榄坝澜沧江整控渡口，近年发现记载元军此次出征的摩崖石刻。出征元军所走的道路，是经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这是民间存在的便道。至正元年（1341），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发生争执，酿成动乱，朝廷命云南行省平定。行省慑之以兵，继行安抚平息事态，寒赛为向朝廷表忠心，乃增纳租赋，并在车里北上道路的部分路段设驿传。[55]据记载：元代临安路(治今通海)辖有矣马洞、落捉、建州三站。[56]建州疑即建水州（治今云南建水），为最南面之一站。至于元江、普洱、车里在元代是否置站，未见其他记载。明代云南府(治今昆明)至元江因远驿(在今元江以西)的道路，设有晋宁、江川、通海、曲江、临安、宝秀等六站。[57]乾隆初年，乃有在今普洱至西双版纳道路置驿的确切记载。
清代是否有普洱茶运抵藏区相关道路的记载？回答是肯定的。《清一统志》称：普洱茶山普洱在府之境。其山产茶，性温味香，异于他地所产，人称“普洱茶”。据《滇程记》：自景东厅行100里至者乐甸。再行一日至镇沅州，又行两日至车里宜慰司，继行二日至普洱山。[58]所言自景东厅（治今云南景东）经者乐甸（治今镇沅东北恩乐）、镇沅州（治今镇沅）至车里宜慰司，当指商队由大理至景东达车里购茶的道路，此道沿行明代之“贡象下路”。商队在至车里的行程中，沿途分别赴各产茶地区。
明清时云南商队或以骡马运输为主，但个人肩挑、背驮之短距离转运，在某些情形下亦较普遍。明人王世性说：镇远（今贵州镇远）系滇货集中之地，为水陆之会。“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59]所言为云南至镇远道路的情形，但运输“皆肩挑与马骡之负”，在西南边疆尚普遍存在，因路途转运艰辛，商队多选走较短的路线。以后情况逐渐改变。光绪初年，在云南及出省的商队中，形成四川、临安（今云南建水）、迤西（包括腾冲、大理鹤庆与喜洲）等三大马帮。大型马帮货丰人众，骡马甚多，对道路状况、饮食住店、旅途安全等均有较高要求。因此，运输普洱茶的马帮（尤其是走惯临安一线的临安马帮），选走由今景洪经普洱、元江、建水至昆明、大理这条较为平坦、旅店等设施较为齐备的驿路，可能性也很大。
从滇东南出发北上的两路商队，汇集于今大理市下关。一些商队在此将驮运的普洱茶复蒸，加工为砖茶等紧压茶。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60]上世纪初，下关的制茶业已有较大规模。1920至1930年，有德瑞利、溪记、复义和十余家商号在下关建茶厂。上世纪30年代后，又有茂恒、复春和、成昌、洪盛祥、宝元通等商号建厂。下关商家除加工沱茶销往四川、饼茶运销滇西北外，还大量生产砖茶销往西藏，1944年，下关生产砖茶约100万斤，约为块状茶生产总量的1/2。永昌祥、复春和等商号，从凤庆、云县、临沧、景谷、西双版纳购进散茶，在昆明、下关茶厂加工为紧压茶，普品运销丽江、维西、拉萨等地。[61]
自下关继续北上，通过北至大雪山道，运输普洱茶的商队进入藏区。据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议准：云南之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发给商人，许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之中甸等地行销。官府负责稽查盘验，由邱塘关并金沙江渡口照引查点，按则抽税。官府填发部引，商人赴中甸通判衙门呈缴，分季汇报。未填之余引，由丽江府年终缴还有司。[62]可见清朝对普洱茶的运销管理十分严格，对符合规定的商队，按月发给准许营业的茶引，设关稽查盘验，按例抽税；未填发的余引，事毕须缴还有司。
关于从大理经丽江到巴塘（今四川巴塘）的道路，清人倪蜕称：由大理至丽江府，北行至阿喜（在今丽江西北），渡金沙江至木撇湾，过喇止罗、喇咱姑、桥头、哈巴罗、罗丝湾、土官村、十二栏杆、一家村、拖木郎、小中甸、箐口、中甸、奔子栏等处，再走西路或东路至巴塘。[63]乾隆十八年（1753），云贵总督硕色等上奏：
鹤庆、丽江二府与四川之巴、里二塘及西藏各寨相连，该地夷汉商民多有贩卖茶、烟、布匹、杂货，常在四川巴、厘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属之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或与藏来之番商，或与川属之夷客易换毛褐、氆氆、黄连等物，远者二三十站，近则不过三四站。其赴藏路径，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浪沧江，俱由四川之巴、厘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盘诘。[64]
云贵总督硕色等称“茶马古道”沿途重要的集镇，有云南的鹤庆、丽江，四川之巴塘、里塘，沿途的大小集市，有巴塘、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以及西藏所属的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这条道路由云南赴西藏，“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商队至中甸后分两路，一路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路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过金沙江（方按：奏疏误为浪沧江）进入西藏。云贵总督硕色等说夷汉商民贩卖之物，有茶、烟、布匹与杂货，西藏的番商及川属之夷客，则运来毛褐、氆氆、黄连等物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奏疏陈述交易的商品未提到骡马。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中甸等地试行茶马互市，获准理由便是云南以茶叶换取西藏的马匹，但施行情形未见记载。吴三桂镇守云南，每年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马，以后在北胜州等地举办茶马互市，即以输入藏马便利为由。推测三藩之乱平定后，云南官府往西藏购马受到限制。而滇藏民间的骡马贸易则兴起较晚。康熙朝至乾隆后期，记载滇藏贸易的史籍仅提及普洱茶等商品，未言骡马交易。
清代后期，云南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货物，集中在下关待运西藏，西藏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则从下关运往云南各地。云南方志称在茶马古道沿线，一些集市发展为设有固定店铺的常集，每日均行交易。一些集市或以某些商品为特色，如中甸称“药市”，丽江称“骡马市”及“药市”。嘉庆至咸丰年间，大理地区开办三元、裕和等大型商号，这些商号拥有马帮，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往来各地做生意。中甸、德钦等地的藏商，每年则派有数百匹驮马的马帮，至思茅、普洱等地购运普洱茶，这一时期交易骡马已属常见。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人称滇藏间之“茶马古道”，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等因素有关。
云南植物资源丰富，很早便有成片的茶树林。唐代有南诏贵族采茶供饮的记载，但长期以来未形成规模化的种植与消费。明代云南见于记载的茶叶，主要是昆明的太华茶与大理的感通寺茶，产量有限。清初吴三桂坐镇云南，会同西藏的达赖喇嘛，奏准于今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今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成为销往各地商品茶的原料。普洱府是商品茶的主要产地，其茶乃称“普洱茶”。清代普洱茶发展为云南的“大钱粮”。
茶马古道的前身形成很早。由大理经丽江达西藏的北部路段，宋代称“北至大雪山道”，开通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蒙元统一云南，在北至大雪山道设驿站，明代此道仍可通行。对自大理北上、经鹤庆、丽江至四川巴塘贩茶的道路及相关情形，清代有较详细的记载。从大理南下普洱茶产地的南部路段，大致有两条支线，其一为明代所称之“贡象下路”，明以前已有该道通行的纪录。走向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商队沿途分赴各产茶地区。其二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至景洪的道路。其道见载于元代，历朝陆续设站。凭借清代形成的茶马古道，清后期至民国时期，云南、西藏间的茶马贸易达到较大的规模，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①]（唐）樊绰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190页，中华书局校注本，1962年。
[②]（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户部·茶式》，第8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③]（明）许次纾撰：《茶疏·产茶》，载《茶经·附录》，第126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所言之五华茶，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的太华茶
[④]（明）谢肇淛撰：《滇略》卷3《产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⑤]（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⑥]《明史》卷80《食货志·茶法》，第194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⑦]《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⑧]（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⑨]《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18《茶谱》，《四库全书》本。
[⑩]《清史列传》卷7《蔡毓荣传》，第43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
[11]（清）《康熙帝为准请复开鹤庆等地贸易互市事给达赖喇嘛敕谕》（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0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12]《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第1030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3]《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4]光绪《云南通志稿》卷39《田赋·事例》，雍正十年条引高其倬奏疏，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15]（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卷下《团茶》，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卷6《普洱茶》，第205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
[17]（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第6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点校本，1992年。
[18]《清史稿》卷74《地理二十一·普洱府》，第234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9]（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20]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
[22]（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23]（民国）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植物类·普洱茶》，第5919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25]（清）张泓撰：《滇南新语·滇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26](宋)杨佐撰:《云南买马记》，（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第653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27]《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28]《元史》卷61《地理四》巨津州条，第146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29]《永乐大典》卷19417《二十二·勘·站·站赤二》，引《经世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30]《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31]《元史》卷4《世祖一》，第5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元）程文海撰：《平云南碑》，载（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24，第81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32]《元史》卷154《郑鼎传》，第36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3]《元史》卷61《地理四》，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条，第146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4]（元）杨载撰：《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04《宗教考四·雄辩》，第5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新排本，2007年。
[35]《元史》卷209《安南传》，第46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6]（元）王恽撰：(中堂事记·中)，载《秋涧集》卷81，《四部丛刊》本。
[37]《元史》卷4《世祖一》，第70页；《元史》卷5《世祖二》，第9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8]《元史》卷167《张庭珍传》，第392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9]《元史》卷60《地理三》，第14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0]《元史》卷7《世祖四》，第1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1]《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28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2]《元史》卷17《世祖十四》，36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3]《元史》卷167《张立道传》，第391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民国）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76《忽哥赤传》，第5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44]（元）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载天启《滇志》卷240《艺文志》，第81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45]（明）张机撰：《疏通水陆以达朝贡议》，载天启《滇志》卷25，第86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46]（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47]道光《云南通志·物产四》卷70《普洱府》，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48]（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
[49]（清）己巳居士撰：《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50]（清）张泓撰：《滇南新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51]（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9《滇中出产物品之丰富》，第31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2]（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18《解茶贡》，第66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3]（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卷16《贡象下路》，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54]《元史》卷132《步鲁合答传》，第320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55]（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11《官师志·元江府》，第39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56]《永乐大典》卷19423·22勘《站·站赤八》，引《经世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57]（明）黄汴撰：《一统路程记》卷3《云南布政司至所属府》，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载，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8]《清一统志》卷486《云南志·普洱府》。
[59]（明）王世性撰：《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贵州》，第1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
[60]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第22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1]陈延斌：《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第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6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63]（清）倪蜕撰：《滇小记·藏程》，《云南丛书》本。
[64]（清）《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为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奏事》，（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易武茶马古道的古文化
古茶园
易武至今还有古茶园11430亩，主要分布在麻黑、高山、曼洒、曼乃、曼腊等几个地方，全乡各个地方均有零星分布。位于麻黑村委会的古茶园最具代表性，茶园面积4700多亩，有茶树56.4万余株，这片茶园均为老茶树，从明朝初期起就开始在这里种植，在清雍正至道光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末和民国不间断地补种，增种，由此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古茶座
易武茶产业的发展，在漫氏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国内外战争、社会动乱、天灾人祸、方针政策的影响，时而兴旺发达，时而冷冷清清，在清嘉庆、道光时期茶业发展达到顶峰，易武茶区(包括漫撒茶山)茶民众多，茶商云集，茶庄林立。主要茶庄有：同兴号，大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易武建立最早的茶庄，与同庆号、乾利贞、同昌号多年形成四强之势。其他茶庄还有东和祥(义兴祥)、泰东祥、宋兴昌、元泰丰、鸿庆号等。
古民居
明洪武年间，中原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石屏。明末清初，“六大茶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发展茶业的巨大优势，吸引了部分石屏等地人迁入易武。清乾隆年间至道光年间，易武土司用窑泥制造砖瓦坯，造瓦窑烧砖瓦，建盖四合院民宅，其建筑结构和布局与江南各地略同。易武现存的古民居一般是砖土木结构，即房屋结构用木质穿斗，外墙用砖石打基石，上面用土夯筑山墙，房顶用筒瓦铺盖的四合院。为正堂两耳的二层楼房，正大门前是用青石铺设的正方形天井，正面上房为堂屋，堂屋两边为主人卧室，每边用木板隔分为里间和外间。长辈多住里间并铺没有地板，中间为堂屋，作为祭祀活动和接待亲戚朋友及设宴席专用，有时用于粮米加工的临时作坊。楼上用木板相隔，有的用作堆放家什用具，有的用作接待远亲留宿之用。正房下左右建有二层楼的耳房，下面为灶房，楼上一般作粮食储藏室。房屋一般是坐北朝南或因地形而为坐南朝北，屋脊两端翘起，左端微高，右端稍低，意为：左青龙、右白虎。整个民宅建筑风格和各种花纹雕刻及禽鸟图案，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公家大园
该大园被认为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是茶文化在易武的见证。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易武、倚邦、攸乐、曼撒、曼砖、革登70%的茶叶均在易武集散，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约400余年的10株大榕树紧紧围绕着公家大园，树冠高大，枝叶茂盛，仿佛在迎接八方来客。榕树的根系当时还被马帮运茶出发前用来栓马。
2006年，在易武原关帝庙旧址仿照关帝庙建筑风貌，建成“普洱茶古六大茶山茶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951.9平方米，馆内收藏有石刻碑文、木匾、清代字据契约和当地老百姓祖传的制茶、泡茶、马帮驮运茶的工具，各茶庄、茶号生产的茶叶样品，有关茶文化历史书籍等计364件。
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和普洱茶的原产地，易武在清朝光绪年间，一度是云南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茶叶生产、加工和集散之地。各种商号、茶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商业繁盛，马帮不绝”就是对易武古镇那时的真实写照。
茶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而且还促进了其他(传统)产业，如：种植业、加工业、纺织业、商业、交通的发展。使易武呈现出“商旅民工云集、店铺茶庄林立、骡马、牛帮塞途”的繁荣景象。
大量汉人迁居易武种茶、制茶、卖茶，既恢复和发展了茶业；由于当地土著民族与汉族共同居住、共同耕作、共同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汉族的花灯艺术、教育形式(私塾)、酱菜加工、农具制作、建筑技艺(四合院)、纺织技术等大量先进的汉文化传人了易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四）
尚未打开大门的宝库
我们多次循着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走过长达数千公里串连起无数山谷、平坝和村寨的古道，它让人体味到一种中国西南部特有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慑人心魄的内核：那从远古至今天延续着的土著血脉文化，那包孕着的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那么多丰富而复杂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那多彩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令我们瞠目结舌。
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少精彩论述。费孝通先生认为，滇、川、藏走廊蕴藏有十分丰富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应该花大力气去做。罗烈赫也指出：西藏麋集了许多族源不同的民族，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尤其是童恩正先生曾反复论证，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很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这是人类自身至今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木里，到云南德钦、中甸以及丽江，构成了一系列石棺墓分布带，无论葬式还是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的文化就已经相互联系，并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西南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它又感受到了来自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
茶马古道正是这样一条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抉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研究这条古道及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助于们对西藏地区与祖国大家庭关系的认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一区域地形极为特殊，气候、物产也因之相差甚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使自己的文化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农业、畜牧来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等又带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都是急待探索的问题。
许多谜底可能就在茶马古道上。
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一）
历史悠悠的茶马古道
每次打开地图，我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山脉西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方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上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我敢说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
踏上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石板上嵌有的二寸多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铁索吊桥和圆木架成的悬臂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设而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岩下，时时可见森森白骨，我将在本书中写到的主人公赵应仙老先生当年就亲眼见过整架整架架在大树上的白骨，那是雪山洪水卷走骡马后留下的杰作。许多岩洞、道旁被火焰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拆着无数代马帮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沿途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
中华民族拥有一个地理上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有雪岭大漠，东、南部临无际沧海，西、南面则是大山大江横亘。要发展，要交流，就必须打破地理环境的拘束。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联接地域文化，打通对外交流途径的道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在想，大约二千年前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那儿突然看到产自中国汉地的邛竹杖等等，会是怎样的惊讶。他据其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蜜，由天山南北两路过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对外交通途径。于是，雄才大略，个性豪强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105年两次用兵云南，征服了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大理、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使古道一带的地域第一次纳人了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其实，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藏族先民及氐羌族系中的各族群已经分布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各族先民之间已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并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及至唐时，樊绰在其《蛮书》中就清楚提到了由滇入吐蕃的道路，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云南本是山茶科植物的家乡，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巴达山及勐腊县易武、象明山区以及思茅一带发现的一批家培和野生的被人们称之为茶王树的大茶树证明了这点。它们的树龄在800年以上。1980年在巴达发现的野生大茶树，初步鉴定树龄达1700年。而据历史文献载，1，200多年前南诏时的银生、开南节度辖区（即今云南元江以南地区）内已盛产茶叶，是闻名遐迩的普洱茶产地。
也就在这一时期，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东发展的一支到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据藏族典籍载，他们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顿使它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的生活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