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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征服世界屋脊的文化之脉”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云南、四川进入西藏，一直延伸到尼泊尔、印度，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藏区，留下了缕缕茶香。这条古道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
今年是茶马古道命名二十周年。1990年，六个年轻人100多天的徒步考察揭开了这条古道神秘的面纱。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六人中的陈保亚，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现茶马古道并为其命名的经过。
发现茶马古道
1987年7月，云南大学的年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一起到金沙江边考察方言，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听其中一个人说他曾赶马到过印度。他们要亲眼看一看这条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塔城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上。这条小道仅有一尺多宽，据说顺着这条古路可以从维西走到德钦，再从德钦进入西藏，然后到达印度。但当时他们不太相信，这条不起眼的小路能通向遥远的印度。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叫塔村的地方，那里的历史遗迹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古道的问题。在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军队曾在塔村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贞元十年(794年)正月至三月，南诏不失时机地突袭了神川铁桥，摧毁了吐蕃在神川的大小堡垒，迫使吐蕃势力退出南诏，守居在神川以北今云南迪庆州中甸、德钦及川滇边界一带。战争结束后，南诏和唐朝军队把铁桥熔化，铸成了一个铁柱以表奇功。木霁弘他们看到这些历史遗迹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兵力，那些参战的士兵是怎样到达这里的呢？是不是真有一条神秘的古老通道？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经询问得知，西亚有一条商路经身毒(印度)通往云南和四川。张骞被囚十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他，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张骞推测的这条蜀身毒道(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些学者称作“南方丝绸之路”。但木霁弘和徐涌涛认为，丝绸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然而，在西南地区，什么才是这条古道主要的贸易商品呢？木霁弘在采访当地的一个叫松秀清的老人时了解到，中甸现在还流传着茶会的古老习俗。茶会就是一个以茶为媒，男女青年一块唱歌跳舞的聚会。“既然当时是拉茶赶马的，我们能不能叫茶马之道？”木霁弘后来回忆说。
通过对一些史料的研究，他们认定，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专门进行茶叶贩运的贸易通道，而他们所见过的小道正是这条通道的一部分。随后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茶马之道”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六个年轻人，拿着从中甸县志办申请来的6000元经费，带着一队马帮，牵着猎狗，从云南中甸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中甸。他们要印证茶马之道的真实存在，并在沿途进行一些学术考察。
他们这次行程经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考验，随时都要面对死亡的危险，深山的洞穴中，陡峭的岩石下，一堆堆白骨，提醒着他们行走此路的艰难。最后，他们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步行两千多公里，翻越几十座47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激流险滩，对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语言文化作了系统的考察，收集记录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拍下了三千多张纪实照片，录下上百盘民间故事和音乐磁带，采集了上千个实物标本。
考察结束后，他们把亚洲大陆上这条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命名为茶马古道，而他们则被人称作“茶马古道六君子”。那么，这条存在了千余年的中国西南贸易通道是怎么形成的呢？CY316.COM
征服了世界屋脊的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其实，很久以前，中国西南大三角地带的人就已经通过山间古道互相来往了。这里的地理情况十分复杂，山道险峻曲折，货物的运输只能靠骡马、牦牛驮和人背的方式，于是，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多靠人和马的脚力踏出的马帮古道。
在这些马帮古道上运输的物品，除了丝绸、蜀布以外，最重要的物品就是盐。盐作为人们常年生活的必需品，并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开采，很多村落都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因此，以某个盐井或盐的集散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盐运马帮古道就形成了。
大约在唐代，茶传入藏族地区。据《藏汉史集》记载，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芒波杰说，“在我患病期间不思饮食，只有饮用小鸟衔来的这根树枝泡的水比较奇妙。它能养身，是一种治病良药。”从中可以看出，茶在传入藏族地区后，最初是被当作保健药物使用的。
到了唐末，茶逐渐成为藏族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与藏族人的饮食结构有关。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气候下，为了御寒，日常所吃的多为牛羊肉、糌粑、奶制品等油脂重、不易消化且缺少维生素的食物，而茶叶成分正好弥补其不足，起到了提神化食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形成了对茶的全民依赖，一句藏族谚语最能反应出藏族对茶的依赖到了何种程度：“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意思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命！”
但最大的问题是，西藏地区本身并不产茶，只能通过贸易获取。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就已经开始茶马互市，茶叶被大量运往藏区。藏族人对茶的依赖使马帮古道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满足西藏地区的人们对茶的常年需求，那里的人就必须穿越横断山向茶叶生产地远征，茶马古道最终形成。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时代久远的古道遗迹，如众多的摩崖石刻、玛尼石堆，甚至石头上都有很深的马蹄印和拐杖的痕迹。
而这条古道上的通语西南官话则从语言的角度见证了茶马古道当年的繁荣。六君子在当年的考察中发现，横断山深处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村和草原，如加郎村，那里的老百姓对内地知之甚少，但其中一些人却能讲一口娴熟的西南官话。西南官话能在茶马古道上形成通语，只有在古道上的马帮足够多，语言和文化得以深刻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一句“你喝了没有”，可以从云南、四川一直问到西藏，甚至是尼泊尔等地的人都能听得懂。
一座“活着的茶马重镇”——丽江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走完全程。古道沿途的很多商品集散地、中转站就成了滇川藏各地马帮行走茶马古道的起点或终点，如丽江、拉萨、雅安、昌都等。其中，丽江古城因保存最为完好，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丽江位于滇川藏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历史上的滇川藏贸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都在这里汇集。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云南志》中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到了元、明和清初，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赶来的和在本地做生意的马帮。
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清嘉靖年间，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从那以后，丽江人就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西藏做生意的人叫做藏客。很多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等，后来发展到30多家。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达1200家。
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丽江逐渐成为各路马帮的中转站，在这里，大多数商号和马帮能办好一切所需的货物。据《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初步统计，当时每年来往于丽江、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二万五千驮之多。
随着大量马帮的蜂拥而至，古城的积善村中段还专门形成了卖马草的场地。古城中的马店也随之兴旺起来。马帮的兴旺为丽江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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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之茶文化谈：下关沱茶
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年度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大理从全国600多个地级以下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个“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之一。大理的魅力在于：大理地处滇西要冲，“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于此交汇，在商贸通道上构成了交叉型和双边型的商业文化，使大理成为中原、东南亚、南亚、西亚文化的交融之地，正是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的文明，使大理成为“站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不仅区位优势明显，更有独特的气候条件，享誉中外的下关沱茶就产于大理市下关。下关沱茶产地位于终年积雪的苍山之麓，碧波荡漾的洱海之滨，这里常年清风吹拂，泉水甘冽，有著名的“风花雪月”四景，是加工精制茶叶的理想环境。
茶马古道的内涵和外延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主要穿行于今滇、藏、川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的一条古代商道。他是中国藏区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融合的走廊。
茶马古道以茶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朝的樊绰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云南志——《蛮书》，其中第七卷《管内物产》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是唐代南诏国（748-937年）六诏以外的六节度之一，银生城即现在的云南省景东、辖区包括现今的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一带。“蒙舍”是南诏国中的六诏之一，在今云南巍山、南涧一带。由此可见，早在1200多年前，思茅、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运销到大理。
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至广西、贵州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到南亚、西南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
茶马古道的线路以现今西双版纳、思茅的勐腊、勐海、思茅、普洱、澜沧等产茶地为中心地扩散开来，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帮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以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
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瑭、巴塘、昌都、拉萨等地到达尼泊尔、印度。
茶马古道由来于茶马互市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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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位于茶马古道的中心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两千公里，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完全靠马帮一步一步行走，因不少路段十分艰险，单程一趟也需要三四个月，古道之难行可想而知。
大理地处滇西中部，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茶地集散地，早在唐代的南诏国，西双版纳、思茅的茶叶就已运销大理。自清末民国初起，下关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和生产加工地，云南主产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子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加工销售。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滇茶入藏一年至少一万担：“滇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公为一种商品，可称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茶马古道所说的马，最早作为运输工具在古道上显示了重要性，其后又成为一种与茶叶交的商品——茶马互市，具有了另一种价值。马在茶马古道中意义重大，为此茶马古道沿途长其以来形成了固定的骡马市场。最早记载骡马交易在南诏时期的三月街进行，骡马市场是三月街的一大特色。
大理的三月街始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中写道：“三月十五日在点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徐霞客游记》则记载了集市的盛况：“具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此为马市，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大理马在很早以前就名扬四海了，南宋王朝的战马多来自大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高宗则称赞大理马：“马之良者，不必西北”，认为大理马可以和西北马相媲美。
此外，还有洱源的渔潭会，鹤庆松桂骡马大会和丽江骡马交易会，每年都定期举行，一直沿袭至今。
下关沱茶的创制和发展下关沱茶属普洱紧压茶类，凹面看像厚壁小碗，凸面看似小圆面包，其外观精巧，曲线玲珑。其加工演变过程源于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1902年由下关“永昌祥”商号成功定型，至今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追溯下关沱茶的起源，可以从史料记载中窥见一斑。明代谢肇浙《滇略》卷三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己有普洱团茶的生产了。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载：“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清人张泓《滇南新语》亦说：“普茶珍品，则有毛尖、牙茶、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妆资，故名。”从清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女儿茶的各种特征：1、鲜叶采摘时间（雨前）；2、重量（四两重，约合125克）；3、形状（团茶）；4、制作时的散茶的用料（芽茶，仅次于毛尖的珍品普洱茶）；5、名称的由来（少女将这种自己采制的高档普洱团茶卖出后，积攒私房钱，用作购买出嫁时的嫁妆。）由此可见，到了清代则更具有下关沱茶的加工雏形了。
与下关沱茶最为接近的是“月饼形”团茶，此茶由景谷县私人茶坊制作，于1900年运销下关后并且在下关制作，又称“景关茶”。“永昌祥”下关茶厂在原有形状上加以改进，既吸取了“月饼形”团茶的小巧和便于运输，又充分考虑到了防止团茶因过厚而内生霉变，以及在运输贮藏过程中的后发酵因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小碗臼形下关沱茶，她的最大设计特点是：能使团茶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增大表面积。如此精巧的设计，既保证了紧压团茶的良好透气性，防止团茶因过厚而内生霉变，又增大了团茶凹凸面与空气的接触，能有效地促进其缓慢地有氧自然发酵过程，对生料普洱团茶的后发醇十分有利，能使其长期贮藏，历久弥珍。这一经典的创新设计于1902年完成，既秉承传统，又启迪末来，对往后的云南沱茶蜚声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永昌祥的下关沱茶一经问世，很快在滇、川、藏等省打开销路，其它商家见沱茶厚利可图，纷纷投资经营，下关一时成了众商家角逐沱茶的大战场。在抗战结束前，下关有大小十八家茶厂，其中，以永昌祥、茂恒、复春和、成盛、洪盛祥商号开办的茶厂规模较大。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永昌祥在商战中稳扎稳打，力挫群雄。该号的：“松鹤牌”沱茶不仅非常重视质量，而且促销、防伪方式新颖。如：在一定批量的沱茶中，都可找到附有一根标有商标的金黄色丝带的沱茶，顾客每积足十根丝带，便可到经销店换取一斤茶叶。
在四川，“松鹤牌”下关沱茶备受推崇。陈邦贤《自勉斋随笔》记载：“在四川一带饮茶之风盛行，以沱茶最多，沱茶又以下关的沱茶为最上品。茶味颇浓，颜色呈金黄色，而且耐泡。”《云南通史长编》记载：“全川人士，盛称永昌祥下关沱茶，村镇茶肆，亦以其名标榜。”沱茶产于下关却在四川出名，纯属有缘。在川、滇方言俗语中，人们习惯将团块状的固形物称为“坨”。起初，永昌祥下关茶厂生产的普洱紧压茶主要有：主销四川叙府（今宜宾）沱江流域的“碗形”销往康藏的“带柄心脏形”两种规则。以销区定名，前者称为“叙府庄茶”后者称“紧茶”。由于下关“叙府庄茶”销川后，经沱江水冲泡，色、香、味俱佳，当地人为的表达对此茶的珍爱，遂将“沱江水”与“下关茶”进行文化联系，雅称之为----“沱茶”。“坨”与“沱”一字之改，使人们在品尝下关沱茶时很自然的联想到下关茶的清香，回味起沱江水的悠长。时至今日，四川一直是下关沱茶的主销区，当地爱茶者仍对其情有独钟，无不与茶文化的传承有关。
除产品质量过硬外，永昌祥在经营中十分注重诚信，一诺千金。特别是与藏胞交易中，相互承诺，一年半载中不立字据却从不失信，因此深受藏胞信任，在商界中赢得了尊重。
下关茶厂的前身为“康藏茶厂”，1950年正式定名为：“云南省下关茶厂”，1955年永昌祥、复春和、茂恒等商号的茶厂被并入下关茶厂。如今的下关茶厂在继承和发展永昌祥下关茶厂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对选料、拼配、压制、包装等各个环节进行改进，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在保持沱茶传统色、香、味、形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开发研制出下关沱茶系列产品，花色品种齐全。基本上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济效益显著。目前，下关茶厂主要使用松鹤、宝焰、南诏、感通、三道等注册商标生产多种精制茶。其中以传统的“松鹤牌”沱茶，“宝焰牌”紧茶，“南诏牌”七子饼茶，在广大消费者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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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普洱沱茶的研制及其保健功能古代滇南的银生府为云南主产茶区，而普洱古属银生府。滇南之茶均集散于普洱府、然后远销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而著称。因此，历史上所指的普洱茶，实际上是以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加工整理而成各种云南茶叶的统称。现代的普洱茶是将晒青毛茶经过后发酵处理精制而成的，畅销港、澳和东南亚，以及法国、日本等地，深受消费者欢迎。
当今，普洱茶分为散茶和蒸压成型两大类。压制成型的普洱茶，依形状不同，分为碗形的普洱沱茶，长方形的普洱砖茶，和圆形的七子饼茶等。云南沱茶（外销）是下关茶厂以传统的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开发配制的新产品。原料采用云南茶树大叶群体良种加工的晒青毛茶，经拼配、筛制、发酵、蒸揉而成。该产品1975年开设由下关茶厂试制。1976年在广州商品交易会上首次亮相，并获得外商的好评，达成批量出口。100克规格的外径8.3厘米，高4.3厘米，此外还有3克、250克等规格，1995年开始生产云南沱茶袋泡茶。主要销往法国、英国、德国、卢森堡以及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国内外对下关沱茶的保健功能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临床实验，验证了下关沱茶在减肥降脂方面的神奇效果。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内科心血管组临床使用云南下关沱茶55例与使用疗效较好的降脂药物安妥明治疗的31例对比，沱茶的疗效高于安妥明且无副作用。
1987年10月17日，《香港时报》和《欧洲时报》同时报道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云南沱茶研究报告：法国国立健康和医学研究所进行的临床实验表明，中国的云南沱茶使20名血脂含量很高的病人两个月内血脂下降了22%。法国奥尔赛营养生理研究所的吕冬教授研究表明：“云南沱茶中有数种不详物质，可溶于水，有促进新陈代谢、平衡和节制胆固醇的奇效。”
法国巴黎圣安东尼医学院临床教学主任艾米尔·卡罗比医生研究证明，常饮云南沱茶有减轻人体重，降低人体中类脂化合物、三酸甘油脂和胆固醇含量的作用。对降低人本血尿酸比例也起一定作用。凡饮用云南沱茶的40%以上的病例有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对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的病例效果更显著。
法国亨利·芒朵医院和另一个医院证明，云南沱茶对减重有帮助，对脂肪代谢作用明显。那些一个月每日喝三碗茶水的人，其血脂的含量下降了13%，它能使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降低。
结束语下关沱茶是1902年创制于“茶马古道”要冲——大理下关的一个传统名牌产品，由于其特殊的加工工艺和茶叶品质，加之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下关沱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加工条件，使其外形独特，滋味醇厚回甘，问世后历百年不衰，享誉海内外。曾3次荣获得云南省优质产品称号；3次荣获国家银制奖；3次荣获世界食品金奖；2002年获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国家原产地产品注册证，是目前云南省茶叶行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其产品销往国内17个省区和港澳台地区，外销欧美、日本等国。该产品不仅是天然保健饮料，还具有医疗效用，有减肥茶、美容茶、益寿茶之美称。
茶马古道的文化特征
古代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分为三条。一条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一条为南方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则是“海上之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条官方商道,兴于汉而盛于唐。一谈起“丝绸古道”就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大漠驼队、黄沙万里的场景。汉唐时期我国的许多精美华贵的丝绸便由此道源源不断地运至中亚与西亚各国。与茫茫沙海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之道”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另一通道，很多学者甚至称其为“海上陶瓷之路”。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绮丽多彩的名贵瓷器，就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中国也是茶的故乡，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
而在众多民族里，藏族对茶的依赖可以用“嗜茶”来形容。藏族居住在高寒、缺氧、干燥的高海拔地带，常年以牛羊肉为主，没有蔬菜。恶劣的环境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就这样以马、古道为载体的马帮商队穿过崇山峻岭，翻越雪域高原，不畏艰难重阻的把普洱茶带到了西藏。同时也赋予了普洱茶独特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三条通道，同丝绸之路、海上之道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道，一条商道，更是一条民族融合与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汉地与藏地，云南与内地，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的国际性大通道，是云南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古代的茶马古道共有7条，它们细分为：
1、滇藏茶马道：普洱——景谷——镇沅——景东——巍山——漾濞——丽江——中甸——德钦——拉萨——尼泊尔、印度
2、滇京茶马道：易武——普洱——昆明——昭通——成都——西安——太原——北京
3、滇缅印茶马古道：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瑞丽——缅甸——印度——阿拉伯国家
4、滇川藏茶马道：成都——雅安——康定——昌都——拉萨
5、滇越茶马古道：易武——老挝丰沙里——河内——海防——南洋、香港
6、滇东南亚茶马古道：普洱——思茅——景洪——勐海——打洛——缅甸——印度——西藏
7、滇茶山古道：西双版纳——思茅——临沧
茶马古道孕育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它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旅游探险通道
云南是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在茶马古道沿途就居住有二十多个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与居住区域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与特性。而茶马古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只是经济交往那么简单。
古道跨越的地域广阔。在这一旅途中，茶马古道串起了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同时，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赋予了“茶马古道”鲜明的文化特征。
第一、茶马古道文化的血亲性。云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从高黎贡山、云岭山脉到澜沧江，位置的分布都呈现出同一山水，“身处”两境的现象。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形成了血亲性，茶马古道也成为联结两地的大动脉。
云南的傣族与居住在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老挝的佬族也具有这一特征，属于血亲民族。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都与佛教有关联、语言基本一致，都出自梵文、泼水节是他们必过的重要节日、均有纹身的习俗。这些都是血亲性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他们的服饰、建筑与舞蹈方面就分别不同了。
第二、茶马古道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在两个高原之间来来往往，文化交流互相渗透。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认为，丽江之所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形成滇藏、川藏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跟转经、朝圣的香客有关。
神圣和世俗有时候的确分不开。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时也是转经朝圣的道路。一些虔诚的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的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神异的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今天，在茶马古道上仍处处可见难以计数的玛尼堆、转经房和大小寺庙。
茶马古道所经地域，可以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见的天地。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及历史沿革，更由于众多民族生息于此，于是造就了这一带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扩散性和融合性的特点。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高原上的二十多个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等，加上各地各民族间密切的往来，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就如万花筒般缤纷杂呈，气象万千。
第三、茶马古道文化的特异性。
由于“茶马古道”文化是流动着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与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小中甸、乡城、盐井都还留有纳西村，这些村的风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烧猪毛（刹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取“新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开梯田、打渠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那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存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茶马文化”特性——流动。
第四、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茶马古道多盘延于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制约了大西南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中丰润着自己的文化。由于茶马古道的开拓使封闭的文化有了向外交流的机遇，使一些世居民族的文化有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外来文化也和世居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夜郎自大”“黔之驴”的故事，就是无知自大与闭塞心理的生动描述。
现在“茶马古道”的名声与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云南，借助茶马古道把普洱茶文化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部拓展开并形成影响力，这就是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木霁弘（云南大学教授）彭丽丽
“茶，南方之嘉木” 由南向北的文化征服
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里，茶虽然排在最后一位，但它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却牵动着重大的历史进程。
是的，也许很少人想到，通过贸易、宗教与文化交流，这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小小树叶，它不但征服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民族，还促成了美国的诞生，推动了英帝国的崛起，加速了清帝国的衰败。
可以说，茶叶之路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茶，已经成为中国这个茶叶帝国的一种象征
生于南方兴于南方的中国茶
唐代陆羽《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中国是发现与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云南等地至今仍生存着树龄达千年以上的野生大茶树。四川、湖北一带的古代巴蜀地区据历史记载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
沿隋唐大运河北上的茶文化
隋唐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沟通，使北人与南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风俗习惯也互相影响。没有这以社会背景，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恐怕是漫漫无期。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运河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南北各地加速了文化融合的进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盛唐，北方百姓才较广泛地接受饮茶文化。
繁荣的唐宋经济与中国茶文化的成熟
唐代以前，我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的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方，但这种局面在中唐已逐渐改变。入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迅速崛起，南北经济差距首次有了重大改观，宋代东南地区已成为新的文化重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与文化一方面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要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布罗代尔也指出，植物饮料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唐宋茶文化的扩展一方面以南方文化的迅速发展为背景，而一方面也与茶业经济的发展有本质联系，不能单纯归结于南方文化的崛起。
小小茶叶征服世界
茶真是神奇的东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被这小小的树叶征服了。
我见过土耳其首都大街上背着铜壶穿梭在人群中卖茶的情景，当卖茶人弯腰倾茶入杯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茶对于这个国家多么重要。
茶之伟大，在于它把人生艺术化了，虽然只是在品茶那一会儿，但那片刻的优游用周作人的话说可抵十年尘梦。我曾欣赏过日本人繁复而精致的茶道，但我觉得北京的胡同里蹬三轮车的车夫蹲在树阴下，拧开泡着茉莉花茶的玻璃瓶，微啜一口时，那才是茶的伟大境界。
茶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既可以解渴、提神，又可以优游寻梦。它把实用和艺术，雅与俗连成一片，消解了其中的界限，因此茶也打破了各阶层人之间的界线，在上至王侯下到屠夫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在茶面前，英国女王的下午茶与成都茶馆中老媪的盖碗茶是平等的。都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恒。
从阿拉伯人那里，西方人知道了茶。自从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中国的茶输往欧洲，欧洲人就被茶迷住了，乃至于需求量越来越大。到了18世纪-19世纪，茶叶竟成了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核心产品。仅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65年-1794年的30年中，他们进口的中国茶叶占其贸易额的75%以上，19世纪上升为90%以上，最后，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18世纪，荷兰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5%是茶叶。
对于美国，可以这样说，若没有茶，有没有美国就难说了。我们知道独立战争把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而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起源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简单地说就是1773年英国殖民当局要收茶叶税，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爆发了冲突，他们爬上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将342箱茶叶倾入大海。英国当局派兵镇压，于是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年，英国人投降，美国诞生。
茶马古道沉淀的茶文化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
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以产茶地的傣族饮茶而言，他们对茶的加工一般是摘大叶进行粗加工，也是就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热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都是茶的本味而略带糊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区，并为产茶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法。由此产生的一些茶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少变化性。布朗人把新采的嫩茶尖干焙好，趁热放入竹筒，置火塘过进行烘烤，待竹筒的皮烧焦后取出，以备喝水时饮用，其味兼有茶竹之馨香。同时布朗族还有饮酸茶的习惯。他们把嫩茶放入锅中煮沸，随即置有阴暗处半月进行发酵，发酵之茶又倒进竹筒埋于地下四十余天，取出便成。云南“凤庆”是“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春茶会”，其中有名的“顺宁茶”、“凤山春蕊”，备受当时内地茶客的亲睐，马帮贩此多得厚利。明代徐霞客所品“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其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茶便显出其“艺术性”，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这里所饮之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便用开水冲沏，所冲之茶，头道清，二开三开味道溢出，茶之香气遍入心扉，味道醇厚苦中带甜。沧源佤族饮茶则多是高浓缩的茶叶。据说他们喝茶时，用一大沙罐放在火塘正中，水滚以后，约放半斤绿茶，一直煮到茶水只剩几口为止，方才饮下，味道非常，茶汁极苦，但回甜效果极佳，饮之则能除百病。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南诏大理的上层社会用此作成宫廷茶点。史称，每当上层贵族进行盛大庆典及宴饮贵宾之时，首先便要用三道茶来款待。随后“三道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现今的白族人民凡遇嘉庆佳日或招待贵宾时仍用其作为上等饮品。“三道茶”用云南绿茶的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具体加工的程序是：首先把茶及配料放入小砂罐在火上烤，一直到略成黄色时冲入少量滚沸之水，然后斟进陶茶盎，再冲少许开水即可饮之。晕时再把砂罐加满开水。每斟一次称为一道，一般以三道为限。每何况示各有千秋，头道苦，二为甜，三则回甜。当然，饮好茶定要有好泉，大理白族用于“三道茶”的水，多是苍山脚下的名泉－－银箔泉之水。“三道茶”的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情趣。保山昌宁的“磨锅茶”，确是“老茶罐”所嘉好的高档饮品。制作时，把新采的上好嫩叶放入锅中杀清，温凉之后，再行反复揉制，随即再入锅中多行磨揉，而后铺在蔑垫上吹风晾晒，让叶梗上所含孕的水汽渗入叶片内部，又在锅中反复焙磨，直到每片茶叶形如米粒，晶亮如黑玉时为止。此茶制作独特，未开汤时香气早已透人肺腑，冲入开水后，异香扑鼻，并有扑扑之声而出，真是“声、色、味”俱全。据称昌宁的联席乡有棵直径一尺四寸，树幅两丈一尺多的古茶树，可见云南产茶之早和产地之多。滇西北藏族用茶则又有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因而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汗倒进酥油桶，再加入酥油、盐及欺了香料，使一“搅棒”来回的茶筒中上下抽动，让其混合成“水乳交融”状，沥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许多的热卡，就能越高山，跨草原。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确也构成了滇西北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
滇西北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无独有偶，据《尔雅注》所载，当时的人把做成饼状的茶叶捣碎，并加葱、姜合在一起煮成“茶粥”。唐代饮茶时尚放少许盐。后发展到“淹茶”，就是反茶叶冲成粉末，加上其他香料，再用水冲开。宋代，把茶捣粉状，即冲泡来喝。明代以后就只喝本味茶了，这就是今天的泡茶之法。
印度人饮茶之风从中国西藏而得。其音“茶”读为“贾”。最先中国云南茶由西藏到锡兰，而后传到印度的比哈尔及孟加拉等地方。茶叶一到印度便很受欢迎，加之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属甚多，茶有提神醒脑之功能，无疑给参禅念经的和尚增添一付“醒脑剂”。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铜、铝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因而成了很多印度人民的“早点”。
“茶”以一植物，被人受用，得人培植，繁衍，成为众人的饮料，进而由于它有清凉、清心提神、醒睡除烦、涤热去痰、清肃胃肺、明目解渴的特殊功效，备受人类爱戴，成一代“名饮”，可谓名重一时，形成世界级的“文化”，这些都同滇域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人文景观有关。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茶”饮法文化的不同变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分离与连接的文化特性。
从茶马古道文化说起
茶马古道是指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延至民国。
湖南也有自己的茶马古道，只是许多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了。
唐朝时，益阳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之誉；明清时，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况。安化茶多经陆路、水路销往北方边疆地区或国外。从益阳城区至桃江、安化沿线，存留有众多茶行、茶亭、茶书、茶碑等遗迹。近年来，这条古道在多方努力下，已成为了湖南旅游新热点。
如安化一般的茶马古道，湖南还有不少。比如衡永古道，从衡州经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秦筑驰道，汉开峤道，经捷岭南。唐、宋、元、明驿传邮递，代有兴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古茶道，只是现在知道的人少了。衡州茶盛于唐宋，陆羽《茶经》多次提到衡州茶。宋《膳夫经手录》也称：衡州衡山茶，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祁阳浯溪碑林有安南（越南）人阮辉莹《题石镜诗》和宋元广西、云南文人书家碑文可佐证之。
茶马古道的繁盛，说明了湖南古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达。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发生在茶陵境内，故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另外，中国茶道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也出自湖南石门的夹山寺。
与一些兄弟省市比较起来，湖南近年来茶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历史名茶产量少，市场占有率低，茶树良种普及率低等。
要让湘茶品牌更响亮，除了加强规划、整合资源、提升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好文化牌。茶被发现、发展、应用的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茶文化也是这样。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产茶大省，湖南还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代表湖南茶叶的形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茶叶交易市场；没有一家如湘茶博物馆的去处，让人来了解、挖掘、研究、推介湘茶文化；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一个茶馆业行业协会，茶馆，作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易和交融的场所，明显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湖南茶文化建设的滞后。
安化成功开发茶马古道，把茶文化和茶叶产业建设相结合，借文化扬名、靠旅游造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已知和未知的茶马古道外，湖南还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遗产，亟待挖掘和整理；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宣传推广形式，亟待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独特的称谓，是自然风光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商贸通道，希望我们的湘茶文化也能被打造成一条新的特殊的茶马古道，把我们的湘茶带到更远的地方，传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里。（曾衡林）
茶马古道：沉淀的茶文化
茶马古道是怎样形成的?这必须从茶的兴起及传播说起。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
丽江重拾茶马古道文化
昔日马帮驮茶成就茶马重镇，今朝普洱神韵香满丽江。为期四天的2011和谐之旅－－绿色云茶惠万家活动暨第二届丽江绿色名优茶博览会于近日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举行。
市人大副主任和世华、杨忠义，副市长杨静全，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奚丽宏等领导出席开幕仪式。
杨静全在致辞时说，丽江是茶马古道重镇，滇藏贸易及南亚次大陆贸易的桥头堡。丽江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演绎出众多名人茶事，留下了无数茶文化胜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年900多万的游客拉动了丽江商贸发展，目前有来至全国的近千户茶商在丽江经营。丽江茶叶市场的兴盛既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成为提升丽江旅游业，实现二次创业的重要内容。茶博会的举办，即可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又可让更多的客人了解丽江、了解丽江的茶叶市场。
据悉，本届茶博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53家，本次博览会将继续秉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茶文化，倡导茶为国饮，发展茶业经济，传承茶马古道精神，打造茶马古道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茶文化市场，引导绿色健康消费，促进云南茶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升丽江文化旅游内涵力争开发成旅游的又一优势产品，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强丽江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深化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战屡，为实现丽江建设国际金品旅游胜地的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