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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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好茶者在静心品茶中，似乎是讨厌政治，也不喜欢过多谈论政治的话题，更多愿意讨论禅机、文化艺术或日常生活中轻松的话题，而事实上，茶在我国的历史上，如同新中国建国后乒乓球被作为外交载体一样，最早从唐代开始，用“以茶治边“的方式，也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用途，这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探讨。
自唐代以来，由于朝廷对外作战和防御的需要，需要大量的马匹，而产马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区，又需要茶叶、盐等生活必须品，于是，产生了“茶马互市”的贸易，为了政治统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到宋代时候这项贸易被朝廷强化为一项政策并形成制度，制定了茶马贸易具体实施办法，规定茶马交易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在依照朝廷规定并在朝廷指定的机构进行交易，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段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历史，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责难，将其称为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边疆地区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
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居民来说日常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他们对茶有特殊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许多谚语也可以看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可见茶在高寒边疆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宋代设立了茶马交易管理机构，对茶马交易规定非常详细，例如，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价格。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因此，尽管当时限制茶马的一些交易，但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
虽然茶被用作政治用途，但客观上讲，茶马互市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扩大了茶、马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发展，带动了边疆和内地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科学和文化艺术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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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由来于茶马互市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茶马互市的演变
河州人的饮食起居既不同于中原农区，也不同于高原牧区。河州人也像豪爽的牧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他们的肉做得比牧人精细、讲究，做出了许多名堂。比起牧人，他们文雅有余，他们不会用刀从锅里捞着吃血肉，不会拿着高度白酒当啤酒喝。但他们又嫌中原人不够豪爽，一两肉能做出好几盘肉菜，就着一杯清茶、一碟花生，喝二两酒就不胜酒力烂醉如泥。
他们睡农家大炕骑牧人大马;他们吃农家油糕穿羔子皮大衣;他们吃手抓喝酽茶吃大馍喝麦茶;他们上马用藏刀下马用快枪
河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散发着高原牧人的粗旷，也渗透着中原农人的精明。他们生活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他们生活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河州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
在唐朝或更远的时期，吐蕃人将膘壮的马匹从草原上一批批赶到河州，卖给中原商人。或者吐蕃诸国将大批的马通过河州上贡给中原的统治者。而后从河州采购大量的生活用品运到牧区，在吐蕃采购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便是茶叶。大约在唐德宗年间，南方的茶叶开始外销到这儿。吐蕃人因为茶叶易消化肉食，接受了茶叶，并且很快成为吐蕃人不可缺少的饮料。
可以说，茶马交易的时间很早。但直到宋末，这种茶马贸易才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宋朝在河州设置了茶马管理机构。而茶马互市的真正繁荣，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王朝将茶马贸易制度化、系统化，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抓，并采取了国家垄断的经营方式。明洪武七年，明王朝在河州设立茶马司，设大使、副使二员。茶马司的主要职能是收放茶斤，招易番马，给以边操。茶马司成立的第二年，正式由政府主导在河州开始茶马互市，互市地点除了规定关口之外，主要集中在积石关，也就是现在的积石山县大河家。同时，韩家集、别藏、沙马关等地设立了市场。明政府以布帛、茶叶，西蕃诸部以马，双方交换。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明人郎瑛在所著的《七修类稿》中写道：
茶马互市是摘山之利而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所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为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能由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郎瑛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发上述议论的，虽然明王朝当初设立茶马司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诸蕃考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使河州成了汉、回、藏各民族贸易往来的中心、物资主要集散地。
从明朝以后，河州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贸易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善于经商的回族为主，以藏、汉等其他民族为副。他们跨江渡河，走南闯北，活跃在中原大地，活跃在高山密林。他们连同他们的后代，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长途贩运为生。到了民国，这个群体依然承担着物资交流的重任，人们称之为脚户。这些脚户，用他们的双脚，在古道、陡壁、大漠、古驿、黑店、雨雪中，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他们辛酸生活的花儿，至今还在传唱。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和时间则是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的。
据《明史》记载，设立河州茶马司的时间是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当时，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到了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在秦州(天水)的茶马司已无互市，迁到了西宁。1413年，又设立了甘州茶马陕西行都司地。
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为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由此可见它的权力之大。
茶马司设置以来，根据情况随时不断调整，由明初的四大茶马司发展为五司。明神宗时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设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明代在茶马贸易管理中，还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以保证明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之目的。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
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明朝实行的正是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的纳马番族，每三年钦差近臣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到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之内，共有珍珠、鸿化、灵藏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政府纳马的职责，通过河州的茶马司与汉族地区进行茶马互市。
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而在这种由官方垄断控制的茶马交易中，深受盘剥之苦的仍是广大少数民族。在当时的茶马交易中，将马分为三等。上马最高时可换到120斤茶，下马最低时可换20斤茶。通常情形下，上马价为80斤，中马为60斤，下马为40斤或者更少一些。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在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可见这种茶贵马贱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剥削之重，加之运茶之道上设卡交钱，层层盘剥，使番民不堪重负，纷纷外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正常发展。
茶马古道起源于 “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是指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互进行茶马互市时所形成的商路。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辽东、晋北等地。晋北、辽东等地马市开设时间较晚、较短，几乎不太受重视;西北部的茶马交易道路被融会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中;从青海到拉萨的茶马交易路线一直被称作“唐蕃大道”。
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两条茶马古道则是自唐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青藏、川藏、滇藏公路通车前仍在发挥作用，即从四川、云南翻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到达拉萨，并一直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的茶马交易之路———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普洱茶产地的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经由大理、丽江、迪庆、昌都、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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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
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如今马帮运输只是被用作公路运输的补充和乡村间的短途运输。事实上，许多公路就修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茶马古道已成了历史。
“茶马互市”起源说
生活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藏区居民，因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摄取大量的脂肪和热量，其主要食物是糌粑、奶类、酥油和牛羊肉，但是糌粑太燥热，奶类和肉类脂肪过多、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藏民为分解脂肪、防止燥热，于是需要靠茶叶来帮助消化和分解热量。同样，内地的军队和民间役使因为征战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多良马，于是，这样各取所需的茶、马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就是茶马古道的起源。
茶马互市起于唐，兴于宋。《滴露漫录》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了。宋朝的统治者们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并提倡，人民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广更远。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茶马互市在唐朝开始。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由于西夏、辽国等切断了唐波古道，川藏古道成为内地前往拉萨的主干线。
元代，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续加强驿道建设。为利益驱使，走私者大量出现。
清朝时茶马互市的规模更大，茶马古道的滇藏古道基本成形，康熙时批准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形成了茶马古道的北道，叫做川藏商道。
清末民初，茶商大量增加。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茶马古道在全盛时期时，来往于丽江至拉萨之间的马帮的牲口由四五千头，发展到一万多头。
“茶马互市”的由来
一条完全凭借人和马踩出来的连接四川和西藏的千年古道，在岁月的蹉跎中，今又流芳。一幅幅当年的老照片，让人陶醉和惊讶，它的神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解读。
茶马互市的由来
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在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由于青藏高原干燥、高寒、缺氧，藏民饮食以糌粑和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可以弥补其饮食结构的不足。据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唐茜介绍，虽然藏区不产茶，但与之毗邻的四川雅安却是茶叶之乡，川藏商贾就利用双方的特产，做起茶叶与马匹交换的生意，正是这些客观条件，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从而形成了川藏间互利互惠的商业交易通道。由于茶文化的繁荣和旅游业的发展，川藏茶马古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
雅安蒙顶山是著名的茶文化发源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7棵茶树，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蒙顶茶从唐至清一直是中央朝廷祭天祀祖专用茶，历代名人留下了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的美誉，其茶叶品质优良，加工生产边茶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藏区的信誉很好，经过上千年的饮用，藏族人民对雅安边茶情有独钟。由于雅安丰富的茶叶资源和悠久的边茶加工历史，使雅安在古代就成为我国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才使得雅安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和主干道。
据史料记载，在北宋时期，朝廷战马缺乏，李杞就入蜀置买马司，并在各路设置官茶场，如今的雅安蒙顶山还保留着大片皇茶园，朝廷就是用皇茶园里的茶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及藏族同胞交换战马，从而使茶马互市生意更加兴隆，逐步形成一种固定的官方制度和军需政策。雅安境内的茶马交易场所当时就达四处之多，分别是雅州博马场、宝兴灵关博马场、碉门博马场和黎州博马场，其交易规模居全国之首。明洪武四年(1074年)朝廷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分别建茶马司，对茶马交易进行管理，雅州茶马司就是专门负责川茶与藏马的交易。
雅安名山的茶马司，是中国现存惟一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司遗址，它的历史体现了古代川藏地区贸易交往的频繁，见证了我国西南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友谊。
关于川藏茶马古道的线路，四川省作家协会杨绍淮认为主要分为三段，其源头在四川雅安，先从雅安出发到打箭炉(今康定)，再从康定到西藏拉萨，最后从拉萨经江孜、日喀则、亚东到不丹、锡金和尼泊尔。
古道上的背夫和马帮
一条完全用人和马踩出来的茶马古道，用茶马精神铺成的传播文化文明的古道，路上的每一个拐子窝痕，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天全县二郎山下的甘溪坡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幺店子，其《古道背夫铭》记载：藏区多用牦牛，滇地古有马帮。惟天全一带，既无天时赶牦牛，也乏地利走马帮。往返古道者，惟有人力。互市不止，运输不废，遂有背夫声名远扬。
川藏茶马古道沿途高山峻岭，大河交叉。据统计，从雅安出发到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有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
从雅安到康定，最主要的运茶方式是依靠人力背负。背茶的人，在当地被称为茶背子，一般由十人左右组成一组，通过揽头开具保单、缴纳手续费后，就可以到茶号背茶。背夫用的工具是简单的背架和背垫，手上的拐子，既可作杖，又可支撑背架。他们用背架背着沉甸甸的茶包，穿梭在古道间，日久天长，古道上的青石板也就布满了深深的锥印。
据专家考察，荥经县安靖乡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坑窝，就是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在当年那个完全依靠人背马驮的年代，汉藏人民用智慧和勤劳，共同筑就了这条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线路最长、沿途最艰辛的茶马古道。
每年冬季，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通常男背夫可背150斤左右的茶叶，女背夫也能背120斤以上，在弯弯的山道上，背夫们的山歌声、口哨声和拐子的杵地声完美结合，就像奏出的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千古绝唱。路上歇气就到哨凳上，没有的地方就把背架歇在拐子上。由于劳动强度极大，五步一嘘，十步一拐，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峻的山道，不少背夫甚至遗尸荒野，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微薄的回报。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10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从而导致运费高涨，当把茶卖给藏民时，价格已经高得出奇。
除背夫运输外，最常见的就是用骡马驮运，在唐宋时期，汉源县的建昌马，由于个头小，耐力好，行走快，善登山涉水，被誉为天马，为商家所看好。晚清时的骡马帮分为汉骡帮和藏骡帮，汉骡帮的运费一般比背夫背贵20%，但信用较差，时生弊端；而藏骡帮因沿途放牧，支营设帐，并备有武器，虽时间较长，但信用较好，能顺利把货物运到目的地，商家多愿雇佣。
这些平凡的背夫和马帮，用生命铺就了这条逶迤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千年古道，他们过险山，涉湍江，将川、藏地区息息相连。虽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取代了昔日的茶马古道，但其迷人的文化底蕴、独特的自然景观，备受人们的关注。
日前，雅安市举行了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其间，展出了由云南文化名人殷晓俊先生捐出的160多幅茶马古道老照片。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是1904年由法国驻重庆、昆明总领事方苏雅先生在四川、云南、西藏一带拍的，后经殷晓俊先生从法国高价购回，在蓉城展出期间曾轰动一时。
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勤晋表示，用茶马古道把姜家院子、邓通铸钱、凰仪拐子窝、清溪古城墙、文庙九襄石牌坊等景点串联起来，完全可以打造成世界级的茶马古道文化旅游圈。
昔日的川藏茶马古道，以及那些深深的拐子窝和马蹄印，早已被杂草淹没和青苔覆盖了，背夫们苍凉的山歌和马蹄声也早已销声匿迹。今日的川藏公路，一辆辆满载边茶的汽车正源源不断地来往于川藏各地，一条崭新的川藏茶马古道，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继续记录着川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传奇商道“茶马互市”
这条充满神秘和布满奇险的古商道，同时也是一条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边茶文化的贸易古道。千百年来，它曾为促进藏汉地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铸就沿线藏、彝、汉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一条坚实的纽带。如今，昔日辉煌繁荣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迎来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雅安市茶马古道研究保护中心成立后迅速启动相关工作。茶马古道则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公元前53年，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蒙顶山上，茶祖吴理真栽下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棵茶树，由此也开创了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由汉而唐，而至宋、元、明、清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一群群背夫一队队马帮将一包包边茶运至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公元1954年12月25日，著名的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崇山峻岭间逶迤盘亘千年的茶马古道人力畜力运输时代宣告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川藏茶马古道其实蕴涵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和故事
千里川藏贸易
宁可三日无粮
不可一日无茶
在我国的藏区，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在藏族地区，人们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都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同茶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国家级评茶师李洪奇说，实际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过去根本无法离开对茶叶的需求。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加上交通条件不发达，高原地区普遍缺少新鲜蔬菜，人们每天都需要饮用茶叶来分解牛羊肉等高脂肪、高蛋白类的食物，并从中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脚下一双鞋爪子、背上一个背夹子，手里捏着汗刮子解放前，在雅安至康定的茶马古道上，背夫跋山涉水，翻越著名的大相岭、飞越岭、二郎山等，背着沉重的茶包子经泸定走进藏区。
在密林之中，一队队马帮也驮着茶包逶迤而行。
1939年春夏，中国电影之父、著名摄影师孙明经就用他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一幅幅经典的茶马古道情景。在他之前，法国外交官方苏雅、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俄国人顾彼得、化学家路得那爱德等西方人士，都曾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留下一张张黑白的茶马古道照片。
在天全县著名的茶马古道驿站甘溪坡，当年的茶背子李忠全老人回忆他在茶马古道上背茶包的情形时说，他18岁起就开始背着边茶去康定，一直背到1951年。当时背夫背茶是很普遍的，光是甘溪坡就有四五十人!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沙哑的嗓音，和着浑厚的唱腔，唱出了茶背子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与苦难。
在荥经的新添古镇，在大相岭上的凰仪堡，在汉源的泥头驿、化林坪、飞越岭，一直到泸定、康定，再随着康定锅庄里的马驮子，一包包藏茶被运往藏区。
在高原的帐篷里，藏民们为远到而来的客人们端上一碗碗香甜的酥油茶;在茶叶产地雅安，采茶、揉茶、搓茶、溜茶、蒸茶、晒茶，捡茶、打包一道道工序，把川藏两地的人们紧密地连结起来。
作为中国的藏茶之乡，川藏咽喉雅安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茶号和茶商。
仅仅在清朝时期，雅安的天增公、孚和、义兴、裕兴、公兴等茶号，规模都十分庞大，几乎整个藏区都有他们销售的茶叶!在雅安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家茶厂的工人说，他们祖上几辈人都是做茶出身。
古道藏马换边茶
茶马互市奏响
汉藏贸易最强音
相关资料记载，我国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盛于宋、明，止于清代，存续1000多年。《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品带进藏区。相关史料还记载，最早的茶马互市是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宋以来朝廷对茶叶实行垄断，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雅(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
从雅安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朝时期，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
一位资深南路边茶专家说，除此之外，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随着泸定铁索桥的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康定)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经此道。
专家介绍称，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康定)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每驮重50公斤)。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四川的茶叶由此开始成为交换马匹的货源，在雅安(雅州)、汉源(黎州)、天全(雕门)设立易马场易马，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统治者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了以茶治边的目的。
千年文化筋脉
从人力畜力运输
走向机器时代
拐子窝深深地嵌进石头里。茶马官道上，铺路石被马帮踩踏得溜滑。自从宋代以后，每年茶叶数量多达数十万引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藏区。
在名山县新店镇，作为目前唯一存世的古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著名茶马司内，人们约略能够领略当年茶马互市的风采。
专家介绍称，建成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2年)的茶马司过去专司茶马互市事宜，属成都府路统领，筹集边茶上交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与藏民族为主的各民族以茶易马公务，其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重50公斤)之多，当时茶马司接待民族茶马贸易通商队伍人数，有时每日高达2000余人。
解放之前，雅安城内天增公、孚和等茶号占据了城中大片的地盘。各茶号厂房、仓库和马店子等设施一应俱全，各路采办云集。
在川藏大路茶的官道必经之地荥经县，当年从乐山洪雅迁居到此的姜氏茶人，创立了享誉康藏的仁真杜吉品牌边茶，生意盛极一时。
从荥经至汉源，新添站、箐口站和黄泥堡三个驿站沿着当年南方丝绸之路而去，即从荥经县城出发后沿荥河南岸至花滩，折而向西经石佛寺后进入安靖、凰仪，然后翻越著名的大相岭进入汉源清溪境内。
在汉源，宜东古镇和三交乡的幺店子(旅馆)里，经此路过的背夫和马帮天黑歇脚后，黎明又启程翻越化林坪去往泸定、康定。
自始阳而至碉门、康定，在天全县境内，当年用于烘干茶叶的石炕头，把背夫身上受雨的茶叶烘干再行转运。背夫前仆后继，戴月披星，古道蛇行大荒，商家不绝如缕
两片茶叶，染绿世界。
一条古道，人畜接力。
事实上，川藏茶马古道远远不只有一条道路。在这条干道的沿线山野之中，许多条密密麻麻的支道、小道，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桠附生在它的周围，条条道路通向藏区。2011年8月，在雅安举办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介绍说。
雅安市雨城区严桥古镇的一位村民说，过去每年只要到了茶商前来秤收大茶的时候，当地家家户户皆出去采摘茶叶。茶叶经过传统的手法制作成熟茶，然后被销往藏区。
过去藏茶运输，全靠人力和畜力到了1954年底川藏公路打通后，茶马古道从此迎来了汽车运输时代!雅安一家茶厂长期负责藏茶销售的经理说，如今在当年的茶马古道线上，一车一车的藏茶通过公路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运进藏区。
众多古道遗存
亟待得到
有效保护开发利用
重走茶马古道，追寻茶马历史烟云。
相聚雅安的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们发现，从雅安出发到康定、昌都、西藏的茶马古道上，处处保留着极为珍贵的遗址和遗物。
蒙顶天盖寺、蒙顶甘露古井、茶祖吴理真的故事传说，以及皇茶贡园遗迹，在氤氲的雨雾中隐隐地散发出古道源头的气息。
在山野城镇之间，古茶厂、古茶园、古驿站和集市，古碑记刻石以及古寺院、古遗址，宛若一条珍珠链上的珠子熠熠发光。
在雅安市博物馆内，古代茶具、茶器和收集来的丰富文物，则向人们讲述着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和重镇的昔日荣光
茶马古道沿途的各类遗存，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其多元文化的特点使它成为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一位茶马古道研究专家说，川藏茶马古道作为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大型商贸交通体系，它蕴含着的自然与人文信息，已经成为汉、藏及其他民族浓厚传统友谊的见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川藏茶马古道各路段的传统功能和风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部分地区的古道正在逐渐消失。
川藏茶马古道，现在亟需得到有效保护。
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
曾是长城边防线上重要驻军城堡，后又成为张库大道上重要商业城镇的张家口堡，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区的发祥地，从2009年起，张家口市对这座已有580多年历史的古堡进行修复保护。日前，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古堡基本恢复明清风貌。
张家口堡最初是明朝的军堡，清朝开通大境门(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以后，这里逐渐由军转商，有外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42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旱码头”。经过500余年的历史沧桑变迁，这座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交融的古老城池，重现了往日的生机。
修复工程耗资8000万元据新华社、中国网、《河北日报》报道，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朝隆庆五年起，张家口长城外形成了在历史上被称为“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清代开通大境门后，从张家口通往蒙古、直至俄罗斯的被称为张库大道的国际商道开始形成并兴盛数百年，与大境门相距仅6里多地的张家口堡由“武城”逐渐演变成重要商业城镇。
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建筑文化表现出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等交融的多元化特点。现在的古堡占地约23公顷，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目前有20条街巷、478处院落保持了原有格局，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重点院落有93处，包括当时的行政衙署、驻军机构、寺庙、洋行、票号、民居等。
从2009年起，古堡所在的张家口市桥西区启动了古堡保护修复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8000万元，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堡内8条街巷，及文昌阁、玉皇阁、抡才书院、康熙茶楼等11个重要景点进行了整治和修复。
据介绍，接下来张家口市桥西区将逐步对堡内93个重点院落进行全面恢复，并深入挖掘古堡以洋行、票号为主的金融史，恢复堡内各类金融机构建筑，将古堡打造成为以明清建筑、中外金融等为主题的博物馆。
张家口市因古堡而得名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这座与张家口市同名的军堡，与其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所谓张家口堡，人们大多会猜测这里最初可能是张姓家族统治下的军事要塞，这种猜测不无根据。作为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堡正是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主持建立的军堡。
当时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现在进出堡子共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是后人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口，所以得名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建成100年后由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一小门。
既然是屯兵重地，张家口堡的构造十分坚固，城堡四角各有一戍楼，东南门楼和西城墙上有?望和御敌功能的重檐阁楼，堡内有协镖署、中营署、守备署，常年驻扎着为数不少的军队，因此有“武城”之称。建堡之初，堡内的大多建筑为官衙、官邸、豪商私宅，民居、街市在明朝后期才陆续建成。
张家口堡曾先后隶属于万全县以及宣化府，直到清雍正二年才正式设立了行政建制，与当时的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口北三厅”，可见其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政府在长城上开小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明末清初，因张库大道的发展，才促使张家口堡和来远堡连成一片。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一些地产商人在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这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张家口市桥东区。
“张家口”一名的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永乐十八年，文曰：“是年，张家口建巡抚台”。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现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巩固边地，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迁民于翠屏口。由于移民中有大量的张姓，渐渐地人们便把“翠屏口”改叫为“张家口”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城堡北面的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加之军堡由指挥张文所筑，故名之曰“张家口”。
“茶马互市”让古堡“军转商”明朝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被辟为蒙汉“茶马互市”之所，主要贸易地点是大境门外的西沟，即“张库古商道”的起始点。张库古道发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明清，从大境门起始，经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达俄国的圣彼得堡，绵延2700多公里，素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
“茶马互市”开辟后，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只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制容器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票号林立是有名的“旱码头”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形成了各地商贾在大境门外贸易到张家口堡置业的格局，张家口堡从单纯的“武城”转向兼有商贸功能的中外驰名的边境贸易城市。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六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从此更加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堡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当时曾有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达42家。当时各种贸易商号达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华北第二商埠”和“旱码头”。
相传康熙在古堡内喝过茶在紧邻东门大街东口的路南，一座二层楼阁的屋顶长满了蒿草，青瓦间长满了青苔。但那气势如虹的飞檐和图案精美的窗棂，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据刘振瑛介绍，那里便是清中后期有名的大玉川茶庄。当时，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堡直通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中原大批的茶、丝绸、食盐、瓷器等物资，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大草原的，而蒙古的皮、毛、蘑菇等也通过这里销往中原各地。
如今大玉川茶楼已经修复并叫为“康熙茶楼”。这个“康熙茶楼”还有一段富有传奇的民间故事。
康熙三十六年(1693年)，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噶尔丹。正月底，康熙抵达张家口，住进设在大境门城下来远堡中的行帐。二月初七这天，康熙主仆二人从“永镇门”(东门)进入堡子里东门大街转悠着，感觉口渴，便找了一座茶楼。
康熙二人细看茶楼内桌椅布局非常奇特。周遭摆放着十几张八仙桌，每桌四把椅子。而中间一张八仙桌却孤零零地摆在茶楼中央。片刻，一位老者将茶送上。康熙问道：“这屋中的桌椅为何这般摆布？”老者微笑着答应：“今天是二月初七，恰逢我这茶馆聚会赏冰的日子。”康熙听着来了兴趣，请老者坐下，道：“何为赏冰？”老者清了清喉咙道：“小老儿舍下有一稀罕对象，它能预测事务，算来距今已三十余年，年年以此图测定天气，无一不准。此外还有一绝，每年十月初七冰坨的景致似乎与朝政有关，只是冰图深奥费解。
这时，客人到齐。老者从后院将盖了红绸的瓦盆放在茶馆中央的八仙桌上，轻轻揭去红绸。
但见那冰坨之上，竟是一片汪洋。树木、房舍半淹水中，犬羊人马俱在水中挣扎，看来是洪涝水患之年。
康熙二人告别老者，骑马回营。康熙命人多多备置油布、毛毡之类的防水用具以及生姜、红糖等防潮祛寒药物。后来的草原征战，果真洪涝成灾。提及此事，众官兵无不叹服圣上英明。
此后，康熙帝总爱到张家口微服私访，私访的时间又大都在冬春季节，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要从这冰坨的图画中寻找治国之策，安民之本。现今，人们流连盼顾于繁华的街市，想必也忘记了清朝康熙曾经品过香茗、观赏过“宝贝”的大玉川茶楼了。